关于编辑学的断想：试谈编辑的战略思想

打仗时两军对垒，需要战略指挥家运筹帷幄，才能稳操胜券；一个国家要治理好，也需要政治上经济上的战略思想家高瞻远瞩，才能稳步达到预想的目的。做编辑的人不过编编图书，也需要战略思想么？我说：要的，而且很需要。

笔者近来参观了几个书展，走了几家书店，又看了一些出版家的着作，深感这个问题的重要。书店和书展中，尽管图书也琳琅满目，为数不少，但总给人以重复和零碎的感觉，系统的、成套的、属于“基本建设”所必不可少的重头书实在太少以至于没有。譬如个人的全集，除了已出的鲁迅和正在出的郭沫若之外，似乎就找不到第三人了。郑振铎同志在1957年对国内出版界提出的批评——认为当时国内出版界，既没有出大部书的计划，连丛书也不大见，这样零零碎碎出书，对读者用处不大——从总的方面来说，似乎还没有过时；而他当时提出的“应该多出大部头的书”的建议，现在虽有所实行，但还是很不够的。

当此改革之际，不少同志对于经济效益考虑得多一些，也是人之常情；但作为出版单位的编辑，心目中第一位的似乎不应是眼前经济效益的多少，而应该从长计议，考虑如何为国家民族、为子孙后代多出好书，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宝库增添新的财富，至少应该考虑为本世纪末实现“四化”作些什么贡献。另外，目前我们的图书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还很弱，如何尽快改变这种状况，也是编辑应该经常考虑的。

凡此种种，都不是烂泥萝卜吃一段揩一段能解决的，都要求编辑具有战略思想，才能尽快打开新的局面。

编辑的战略思想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呢？我以为至少应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横的方面说，要从世界——至少是从全国这样的全局来考虑每一本书的编辑出版工作。长沙会议之后，地方出版社提出了“面向全国”的口号，近年来有的出版社更发出了“走向世界”的呼声，已经反映出这种战略要求，但是还很不够。表现是：事实上我们现在“走向世界”的书还很少，而且，这很少的一部分多半还是外国入主动来要或要求合作出版的，由我们主动推出去的似乎更少些。而有些“面向全国”的书，不是发扬自己的特色去填补国内和他人的空白，而是为了“经济效益”去抢人家的生意，结果有意的重复和无意的撞车层出不穷，使读者叫苦不迭。这样的“面向全国”，并不是胸有全局的战略思想指导下的产物，是不值得恭维的。

（二）从纵的方面说，每出一本书都要瞻前顾后，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一番。也就是说，要考察一下自己所编的书比历史上已有的成果是否提供了新东西，在未来的岁月里，它将处于何等的地位。古人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不朽”主要得靠出版工作来实现。因此，编辑是除作者之外，第一个参与这“不朽”事业的人，这也是编辑的责任和荣誉的所在。我们当然不能要求编辑编的每一本书都“不朽”，但是可以这样寄予希望并且因此制订相应的办法和奖励制度。坚持下去，则“不朽”之书当可望日益增多；反过来。速朽的东西就会逐渐减少了。

（三）有计划地出书，使每一本书都成为实现自己战略目标链条上的一个环节。现在我们的出版社也都有出书和发稿计划，但这与在战略思想指导下的计划出书并不是一回事。目前不少的出书和发稿计划，不过是把编辑手中的选题汇集编排一下而已，它是被动的产物，实际上是一个没有计划的“计划”。真正按照战略思想编制的计划，应该根据编辑的特长和特点，根据出版社的个性和物质条件等等因素，主动地订出选题，然后据此去寻找作者，收集资料，征求订户，百折不挠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实现它。尤其是那些颇费时日的大型丛书，更加需要这种思想的指导。商务印书馆当年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万有文库”，郑振铎为上海出版公司编的《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都是主动提出一个目标，然后一步一步地加以实现的。但是，解放三十多年来，我们从战略的高度制定计划加以实现的例子却不大多见。翻翻参加香港上海书展的目录，笔者不能不从心底里发出喟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大有好转，如有计划地整理中国古籍，出版外国名着，都是卓有成效的。上海文艺出版社接过中断了几十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续编工作，现在第二个十年的“大系”已经陆续问世了。希望这只是他们战略目标的一部分，而不是到此为止的“战术任务”就好了。

（四）在对待作者的问题上，要把眼睛盯住有成就或有希望的中青年作者。曾经有过一种不太好的风气：有些编辑对待作者是两副面孔：一方面是“‘老’正兴”、“百家争‘名’”，大家抢着拉老资格的名人的稿；另一方面，对待“无名之辈”的中青年作者则有些冷漠。现在，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但似乎没有根本改观。当然，我决不是主张排斥老作者和名家，相反，对他们应十分尊敬。不过，我认为，作为战略思想，编辑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中青年作者身上，要志在发掘和培养新的“名家”。因为，新陈代谢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中青年作者前面的路毕竟要长一些。再说，老作者和名家，他们的东西一般是不愁没有出版园地的，而中青年作者，往往会因为编辑对他一篇稿件的处理情况而改变自己一生的目标。这方面的事实是尽人皆知的，恕不一一列举了。

（五）在具体编辑每一本书的时候，要善于把自己的战略思想巧妙地灌输到作者的头脑之中。编辑的战略思想不一定为作者所理解，更不一定能被作者接受。特别是主动组织的书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除了在选择作者时更加慎重、尽量选准之外，也需要编辑巧妙地做工作，让作者愉快地接受，共同实现预定的目标。

编辑的战略思想的确立，当然主要靠编辑自身的努力。编辑要关心国家和世界的大事情，要投身到发展变化的潮流之中；要解放思想，敢于想问题、提建议；要注意不断学习和调查研究，做到知己知彼；等等。总之，编辑自己要自强不息，不以关门编稿为满足。但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关方面为编辑创造条件。譬如让编辑多到外面走走，经常参加各种学术活动（没有组稿任务也要争取参加），顺道让他们看看有关的名胜古迹，不但不要作为“游山玩水”而加以反对，而且还要加以提倡，以开阔编辑的眼界和思路。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出国的人们日益增多，希望以后出访的出版代表团，除了领导同志之外，也能适当给一些编辑，让他们也能领略一些变化中的新世界。当然，目前的条件下，出国不可能很多。补救的办法一是不妨利用“借用力量”，可以请出国的文化出版界人士和驻外使领馆的有关人员代为关心和提供有关材料；二是尽量利用资料信息，让编辑从第二手的材料中了解必要的情况。现在有些讲港、澳、台书情的材料，只有少数领导同志能看到，能否扩大一点，让编辑也浏览一二呢？据悉，湖南出版局成立了“情报室”，收集国内外的出版方面的信息供包括编辑在内的人们参考，这也不失为一条路子，我们的资料部门能否也仿效一番甚或更有自己新的创造呢？

（《上海出版工作》1985年第1期，署名：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