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术着作的出版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任务，已经并将继续在各个方面引起深刻的变化。出版行业也不例外。过去我们基于计划经济而长期形成的许多东西已经变得不能适应，相应地，许多新东西则要求我们赶快研究，赶快决策，赶快付之实行。这里只想谈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术着作的出路问题。

所谓学术着作，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界定，而是一个“模糊概念”，一般指的是有学术价值、有文化积累意义的科学、文化专着，它们一般理论性较强，题目较专门，读者面较窄，因而一般发行量不大而经济效益较差。这些书，在计划经济时，出版社往往受某种力量的强制，即使亏本也愿意出或不得不出。因此，以前虽然也有人叫“学术着作出版难”，但毕竟还是出版的多，被埋没的少。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出版社成为企业，图书成为商品，在激烈的竞争中，如果学术着作及其作者不对自己作些适应性的改变，可能会面临一种尴尬的处境。

诚然，市场经济并不是一切向钱看，特别是图书出版进入市场经济的范围之时，更不能简单地“以市场为导向”，“读者要什么就出什么”，“什么能赚钱就出什么”。那样，不但会导向邪路，而且也是对市场经济的一种曲解。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应该是激烈竞争中的优胜劣汰，只有高质量的东西才能最终占领市场。图书市场更是如此。但是，以高质量的图书取胜的背后，也还隐藏着一个赚取利润的目标，也就是经济效益的目标（当然，对图书来说，经济效益应是次于社会效益的第二位的目标，但对于企业性质的出版社来说，不能不是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着作应该设法在学术高质量与经济高效益之间为自己找到一个理想的切合点，就是说，要为自己成为“双效书”而努力。

学术书并非注定就是亏本书。许多高质量的学术着作或由于其开创性的价值，或由于其巨大的现实意义，往往能适应较广泛的读者的需要，从而有较大的发行量，并给出版社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譬如我社1984年出版的《中国历代服饰》，就因为集学术性、观赏性、知识性于一身，国内版重印了两次，近十年来畅销不衰，还出版了香港版、台湾版、法文版、英文版和德文版，日文版也在洽谈之中。虽然本书投资较巨，但不但不亏，反而为我社赢得了不小的利润。像这样的学术着作，无论哪个出版社无疑都会欢迎的。所以，学术着作的作者，当你潜心于自己的“学术”时，不但要求它是高质量的，而且要尽可能使其读者面明确而广阔，要多为读者着想，而不能仅仅想到自己评职称之类的需要。

由于我国总的文化水平不高，有些质量很高但读者面天然狭窄的着作，可能会面临两种情况。一种是有眼光、有实力的出版社仍会乐意接受，愿意以牺牲某些经济效益来求得社会效益。一种则会由于出版社考虑到经济效益差而被拒绝。按照目前许多社实际上把利润指标承包到人的做法，今后，许多高质量的学术着作将会较多地遭到后一种命运。出版社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屹立，必须有坚实的经济实力作基础，即使它的领导者愿意以丰补歉，但其数量总是有限的。否则，就将危及出版社自身的生存。因此，今后出版社拒绝出版质量很高但要亏本的书的情况不可避免地要出现，这是无可非议的。任何人企图通过在什么会上或向某个权威呼吁或指责出版社“向钱看”之类，都是不公正的，也是无济于事的。

解决这种质量高但经济效益差的学术着作出版难的出路在于：一是靠作者自己努力去筹措必要的经费，譬如科研经费、政府或群众团体的福利性基金会的资助等等。二是吁请政府和社会向那些钱多了不知如何花的集体和个人动点脑筋，让他们拿出一些钱来资助文化出版事业。据说国外有很重的遗产税，而向文化事业捐献的部分则可以免税，这使有些富人甘愿拿出钱来“买名声”，我们何不一试呢？另外，对于有些一席掷万金乃至数万金的私人和“公家”，是否可考虑强制性地加收附加税用于出版补贴，如果他们不能收敛这种阔佬作风，那就索性让他们多“花”掉一点。

以上说的是高质量的学术着作。但这类书毕竟不会太多。无论何时，那些中等水平和一般水平的学术着作总是占多数的。这类书，总体水平不太高，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不大可能引起轰动或取得大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一般也不会理想。这类书在目前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消灭，在一定程度上还可能比某些高质量的书更易于问世。因为，这些书的作者有着迫切的要求和正当的理由希望它们出版，其中又有不少的一部分作者有一定的办法筹措到费用。目前人们普遍议论的“不好不坏，又多又快”以及有关领导部门多次反对的所谓“平庸书”，就是其表现形式之一。有些同志对此深恶痛绝，企图要将它们“消灭”，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也是没有效果的。我觉得，这类书，只要作者有办法让它们问世，而出版社也乐于接受，别人大可不必去干涉，说三道四。这些书有无生命力，历史会行使它的淘汰与选择权利，用不着我们操心。至于说，这类书多了会“造成民族文化水平的下降”之类，我看也未免过分。其实，真正造成民族文化水平下降乃至污染我们民族素质的是那些屡禁不绝的“迷（信）、反（动）、黄（色）”等货色。而这种“平庸”的学术着作如果能有多一些人阅读，至少不会有什么害处，或许也有一二可取之处呢。

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术着作的出路较之以前，可能艰难些，但毕竟还是有的。大家不妨想得宽广些，不要仅仅把眼睛盯住出版社。这样就会“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

（《出版研究》199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