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可以考虑取消坐班制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冲击下，许多几十年一贯制的、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东西正在受到考验，有些新的东西则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我以为编辑取消坐班制正是新旧交替时期的问题之一。

予生也晚，据说，1957年“反右”时，有人曾因为提出取消坐班制被当作“反党”而划入另册，从此再也没人敢在这个问题上说三道四了。今天政治清明，相信绝不会因为提这样的建议而横遭迫害吧？

编辑可不可以取消坐班制？我以为这主要取决于编辑劳动的性质。众所周知，编辑的工作主要是编书，其主要工作按照时间顺序可以分为：（1）书前阶段（包括调查研究、提出选题设想、落实作者，以及商讨书稿构思或提纲等）；（2）书稿加工阶段（包括审稿、退修，加工润饰等）；（3）书后阶段（包括出书后的质量检查、宣传、听取意见等）。在所有这些阶段的几乎所有的环节中，编辑劳动的特点在于其个体性而不是集体性；除了一些大型工具书（如《辞海》、《汉语大词典》等）是集体分工合作之外，大多数书稿均是由一个编辑“独立操作”，而不是一环扣一环、谁也离不开谁的“流水线”式的生产。这种“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编辑取消坐班制的客观可能性。

我们再来作一点横向比较：我国的大专院校教师和科学院、社科院的科研人员历来就是不坐班的。我不知道这是根据什么原则作出的决定，但我以为这决定是非常正确的。如果拿编辑与这些专业人员比，实在是极为相似的：按身份与学历，他们基本是在同一水平线上；按工作性质，或者是着书，或者是教书，或者是编书，不仅性质相近，而且还有着“亲缘关系”；就他们与周围人们的关系看，编辑与编辑、与出版业务人员之间相对要密切一些，但也不是“密不可分”的，而是比较松散的关系，这同科研人员与其他行政人员、教师与学生等之间的关系，也还是相近的。正因为如此，既然教师、科研人员可以不坐班，编辑也完全可以取消坐班制。认为前者不坐班是“天经地义”，而后者不坐班似乎便是“大逆不道”，至少笔者看不出有什么能说服人的理由。

编辑从坐班变为不坐班，是一个较大的变化。因此，从工作制度到工作方法、管理方法等，都必然会有一系列相应的变化，也完全可能产生一些新问题，但是，只要抓住以下两个问题妥善予以解决，新秩序是可以很快建立起来的。

首先是建立明确的编辑工作定额和责任制。可以结合当今试行的承包责任制，按照图书的品种、质量、数量、利润等，对编辑按技术职务核定定额指标及相应的责任、奖惩等，只要编辑按质、按量、按时完成以至超额完成了规定的指标，就行了，不必去问他是坐班完成的还是不坐班完成的。这里可以套用“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的“猫论”，来一句“不管坐班不坐班，能完成任务的就是好编辑”，似乎不算牵强附会。在定额的品种、数量方面，目前我国似乎是普遍偏低，如果实行不坐班，至少可以把编辑的工作定额提高百分之五十，这对于提高劳动效率，改变目前一些部门松松垮垮、人浮于事的状态，也是有一定促进作用的。

其次是建立、健全完善的检查和考核制度。编辑不坐班，如不同一定的制度配套，也容易形成放任自流、无法统一步调的局面。为此，可以设想做这样几件事：

1.建立编辑定期集中和轮流值班的制度。每人每周除一天值班外，另有一天全体集中时间，值班者负责接待和处理突发事件以及个人与其他部门的联系等，集中的那一天用于举行全编辑室或全社性的活动。

2.建立工作计划定期申报制度。编辑不坐班后，可要求他们一个月左右申报一次工作计划，明确当月的任务，以便领导掌握进度；为了避免繁琐，不一定采用书面形式，只要口头向室领导申报便行。

3.建立相应的考核、奖惩制度。如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任务的，为了需要而突击完成任务韵等等，应给予表扬或奖励；反之，则要批评或惩处。

编辑不坐班，舆论上觉得难以接受的理由主要是两点：一是担心编辑在家“干私活”；二是怕行政人员攀比，不好做工作。其实，这是完全不必担心的。首先，编辑如果任务完成得出色，干点“私活”，也无可非议；反过来说，实行坐班制，又有谁能保证编辑不在“办公室”里“办私”呢？再说，以编辑现有的收人与支出情况比，干点“私活”也是必要的生财之道，只要不影响本职工作，不但不应指责，似乎还可提倡。至于在家干家务，我看也应同样对待。家务活是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必要组成部分，“公”、“私”界限不宜分得太清。如果能在可能条件下缓解一点知识分子“超负荷”的压力，让他们能为国家多干十年二十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其次，关于攀比，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同时，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习惯之后，这个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只要看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中的行政人员对“一校（院、所）两制”安之若素，便可放心了。

总之，取消编辑坐班制是一件于国家、于集体、于个人都有利且无害的好事，在编辑工作改革的过程中，似乎很值得一试。不知有关领导将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编辑之友》198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