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翻译

13. 论翻译

直译和意译各有长短，这个确是一个尚待讨论的问题。但《新中国》这篇文章里，错字多至二十余字，句读也有错处，漏字也有，这是不免晦涩的大原因；为对于读者很抱歉的事。

（《选》，197页，1920年1月）现在从事译述的事，颇有蓬蓬勃勃的气象，这是一件极好的事。但我近来看见译者往往把他人已经翻译的书，拿来重译。我以为这事于精力上太不讲经济之道。正当知识饥荒的时代能把有价值的着作译饷国人，愈多愈好。应当分途并进，不宜彼此重复。有了重复，首译的人和继译的人的精力都不免不经济。现在国内对于有价值的译述，既需要甚切，欧美有价值的书又很多，有译述能力的人何不选择未经译过的书来译呢？我以为同志每要立意译某书的时候，当先留意杂志上或其他出版物内已否有此译述，然后此病可免。倘先生赞成这个意见，请将此信登入通讯栏，俾得间接与国内有志译述的商榷。（答石岑）（《选》，198页，1920年6月）我以为地名人名不可不把音译出来。因为译书本是预备未读过西文的人看，如果不把音译出来，要他们看西文名字，很觉得困难。……所以此处不可不替普通读者设身处地想一想。

（《全》#1，190页，1920年8月）译书不当仅替诸君增加经济着想，须自量能力，能否译出来使看的人受用，欲译何书，当然须与购稿的书局有接洽，才妥当，否则译好了没有人要，确难保不会徒劳无功，普通的办法，大概可先译一二章送书局阅看，如肯要，再译，……（《全》#1，635页，1927年3月） 至于译法方面，现在有人主张直译；有人主张意译。但是直译往往有晦涩的弊病；意译往往有与原意不符的弊病。朱经农先生说：“其实译本的好坏，不是用‘文言文’或‘白话文’的关系。要把各国文字特性不同的地方辨认清楚，然后体贴着者用意之所在，切切实实的逐句翻译出来。有些地方，原文非常简括，照字面译成汉文，辞句非常晦涩，不能传达着者的原意，那就文意之间不能不略有伸缩。”他这个意思我完全赞同；我对于本书（按： 指《民本主义与教育》）的译法也采这个态度。

（《全》#12，8页，1928年3月） 译者须对原来的事实负忠实的责任，决不能变更事实……（《全》#2，617页，1929年5月）西文的书籍，就是一本很寻常的教科书，你在序文里就可以看出，大都经过好几位有学问的人的校阅，校订，或指正的，着者特于序末志谢，可见他们对于读者很负责任。我国的着作大家好像个个都是大好老，大都是很能独立的着述，用不着请教人的，横竖倒霉的是读者，你买的时候他的大着总已印好出版，只要能出版发售，什么事他都可以不管了。至于翻译的作品，妙的更多，译者对于原书似乎可以不必有彻底的了解，对于这门学术似乎更不必有过深切的研究，只须拿起笔，翻开字典，逐句的呆译下去，看了就译，译了就印，印了就卖，卖了就令读者倒霉！

（《全》#5，455页，1929年8月）我的朋友姚颂馨先生看见我把《一位美国人嫁与一位中国人的自述》译得津津有味，又听见许多读者看得津津有味，特为介绍这本书备我接着译出来。……原书材料很好，不过笔者不免存着种族的成见，有的地方说些不相干的话，我译述的时候，只撷取他的精华，酌删他的糟粕。这是要预先声明的。

（《全》#13，25页，1929年12月）以我国出版界之幼稚贫乏，能看西文原书的当然愉快，如看译本，糟的实在太多，往往书目很好听，买来看了半天，佶屈聱牙，生吞活剥，莫名其妙！钱是冤花了，时间精神更受了无法追回的莫大的损失，我们要诚恳的希望译书的先生们稍稍为读书的人设身处地想想，就是不能使人看了感到愉快，感到读书之乐，至少也要让人看得懂。

（《全》#5，497~498页，1933年1月）于百忙中编译成这本《革命文豪高尔基》……译笔方面虽力求畅达，但为学力所限，自视仍觉腼然……（《全》#13，719页，1933年7月）现在我们所有的中文的关于社会科学的书籍，尤其是译本，往往是佶屈聱牙，一个句子几行长，使人看着摇头不懂。（其实译者自己是否真懂也是一个疑问！）于是很容易发生两种的流弊： 一种是使人废书三叹，讨厌再看社会科学的书；还有一种是虽然硬着头皮看了，死读下去，在似懂不懂之间而却自以为很懂，那更造孽很不浅！因此想到平心先生现在虽给了我们这样一本“导言”的好书（按： 指《社会科学研究法》），我们更希望他能再多抽出时间来多着或多译几本关于社会科学更深一级的好书。记者要替中国的大众文化界向平心先生作恳挚的要求。

（《全》#6，362~363页，1936年6月）西文书籍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在一书后面，常有很有系统的参考书的介绍，尤其详细的是在书末对于书内每一章的课题都有书目的介绍，这书目的介绍不仅是随便撮举几本为着者所看到的，却是就每一章的课题范围，举出关于研究这个课题所必须看的重要参考书，而且把这些参考书依着程度深浅而排列着。这样的参考书介绍，于读者有极大的帮助，由于名着者或权威所指示的这种参考书介绍，差不多就可以等于该部门专学的读书计划。读者依着这个介绍，在图书馆里简直好像是在掘金矿似的，越“掘”越有趣味。

（《全》#9，22页，1939年2月）对于任何部门的学问，如有意深造，最好能学得阅读一种外国文的能力。只能阅读本国文的人，关于外国的名着，当然也有译本可看，但是在我国译述的缓慢，以及正确译本的不易多得，阅读外国文的能力仍然是很重要的。就是在欧美各国，有志研究较深学问的人，对于一种或二种外国文的阅读能力也是很注重的。……能读一种外国文的人，读原文的社会科学的书，比读译文舒服得多迅速得多，也就是可以使读书的效率增加得多。正确的译本不易得，尤其是较深的书，常常易被译者译得“走样”，所以我甚至于感觉到仅能看译本的人看得很多之后，把许多“走样”的知识装满了一脑袋，在思想上也许不免要含有多少危机！所以我要奉劝真有志读书的青年朋友，最好能够学习阅读一种外国文的能力。这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学习读外国文，只须读得得法，一二年至二三年的努力是可以达到目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