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读者2
（《全》#9，676~677页，1939年8月）对于读者的任何复信，必须诚恳详细，即令有的读者问得幼稚，我们仍然必须认真答复，不怕麻烦，诚诚恳恳详详细细地答复，如果怕麻烦，撒撒烂污，简单马虎，聊以塞责，都是本店事业上的罪人！
（《全》#9，679～680页，1939年8月）我们希望和每一个读者，都能成为互相切磋的精神上的好友，同时，我们对于读者诸友的意见，更抱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
（《年谱》下卷，1037页，1939年8月）忠诚地为读者服务，希望每一位读者都成为本刊（按： 指《全民抗战》）精神上的好友，这是本刊的立场之一，读者诸友如有所询问，我们一面（定）是抱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年谱》下卷，1052页，1939年9月）讲到读者来信的内容，真是形形色色，无所不有，有的因为夫人肚子大了，再三细问那一个产科医生好，这还容易效劳；有的因为肚子大了要打胎，那就负不起那样大的法律上的责任了。有一次我写了三千余字的一封复信，说服了一个做未婚夫而万端多疑的青年，终于玉成了他们一对快乐的小夫妻，他们于欣慰之余写信来说要把《生活》周刊作为他们快乐家庭的永远读物。有许多事，编辑当然有严守秘密的责任。
（《选》，332页，1939年12月）最初的表现是尽心竭力答复广大读者的来信，当时我们答复的热情不逊于写情书，一点不肯马虎，鞠躬尽瘁，写而后已！最盛的时候，有四位同事专门担任拆信与抄信的事情。读者和我们真做成了好朋友，不但大大小小的事要和我们商量，在海外的侨胞和在内地的同胞，还时常寄钱来托我们买东西，买鞋子，买衣料，都在“义不容辞”之列，这当然需要跑腿，选择，包寄，买得不十分对还要包换： 麻烦虽是麻烦，但是寥寥几个同事却没有丝毫烦躁或不高兴的意识，简直跑得愉快，麻烦得愉快！
（《选》，333页，1939年12月）我们一向欢迎读者对于本刊（按： 指《全民抗战》）有批评建议，我们也时时在设法使本刊的内容充实，新鲜活泼。总之： 读者的建议，只要在我们能力能够办到，无不力求进步的。最近因为有人批评本刊过于偏重政治，失去了综合刊物的多样性，也许要使一部分读者，感到有些单调，故从一百期起，我们打算纠正这种偏向。同时为了加深一般读者对政治、国际以及专门问题的研究起见，今后拟随时另刊各种专门问题的别册，提倡研究资料。想来这一定是本刊读者诸友所乐闻的。
（《全》#9，299页，1939年12月）编辑这本书（按： 指《激流中的水花》）的时候，深深地感到来信的读者诸友对于本刊的信任与深挚的友谊，这是最可珍贵而永不能忘的，我们把这本书贡献给社会，由此扩大讨论所得的效果，也就是更充分地报答来信读者诸友的深挚的友谊，这一点想来必为来信读者诸友所赞同的。
（《全》#9，324页，1940年1月）我们对读者的服务，要尽力使得所服的“务”能精益求精，要尽可能使读者觉得满意。例如我们答复读者一封信，如写得很潦草，胡乱瞎涂一阵，使读者看得很费力，便不及一封写得清清楚楚的信使读者看时很省力意思懂得很清楚。同样地拿笔写一封信，为什么不用点工夫写得清楚一些，让读者多得一点便利呢？（信的内容要写得周到，也是有着同样的重要性。）（《全》#9，704~705页，1940年5月）定期刊物也是需要经常阅读的。如《读书月报》，《学习生活》等，经常载有指导学习解释问题的文字，可以帮助自己的学习；如敝刊对于国内国际形势，经常刊载有系统的分析文字，反映各方面的社会动态，都是可以阅读的。同时，在这些刊物上，常常有新书介绍或新书出版预告，也可以作为你选读书籍的参考。
当你阅读了上述的基础读物以及经常阅读上述的刊物以后，当可有相当正确的辨别力，不至于轻易为人家的花言巧语所迷惑而走入歧途。努力向正确的理论学习，可以使自己有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认识工作的意义，预见光明的前途；可以使自己努力工作，积极向上，不致为暂时的挫折而消极颓丧。所以，正确的学习，对于一个青年实在是太需要了。（复梅林）（《全》#9，412页，1940年5月）本刊把读者认作我们自己的朋友，对读者的服务不尽（仅）是我们的天职，而且也是我们的光荣。我们当尽竭心力，帮助读者诸友解决困难。
（《全》#9，517页，1940年8月）书价提高，要影响到营业这是必然的，但这不是本店一家的事情，而是整个书业的事情；因物价提高生活困难，读者购买力减低，对精神食粮的购买力也随着减低，这不但是书业的事情，而是整个抗战经济中得以反映。
（《店讯》#99，1431页，1940年8月15日）我们要根据多数读者的意见，作为本刊（按： 指《全民抗战》）革新的指针。
（《选》，56页，1940年9月）做编辑的人好像是读者所用的厨子，所差异的，不过厨子所贡献的是物质食粮，编辑所贡献的是精神食粮。厨子要使菜烧得可口，往往要征求主人对于菜单的意见，我们现在是要征求读者对于精神“菜单”的意见，很诚恳地希望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选》，58页，1940年9月）一个人的进步当然有许多途径，但是看书确是进步的一个极重要的源泉，所以经常要看书而且要有相当计划地看书，这在以求学为主体的学校青年，固然要注意到，即以业余自我教育为补充自己的职业青年也要十分注意到的。
（《全》#9，765页，1940年12月）书报被称为“精神食粮”，“食粮”是否有益于身体，要看它的内容如何，如果把有毒质的食粮往肚子里送，那是吃得越多，为害越大，不仅仅是“苦闷”而已！“精神食粮”也不能例外，故“吃”的时候也有加以选择的必要。……不少青年朋友虽喜欢看书，却患着消化不良的毛病，喜欢看书是良好的习惯，是进步的康庄大道，但是如果消化不良，往往越看越糊涂，越看越钻到牛角尖里去，那都是所谓“不但无益，而又害之”。
（《全》#9，766页，1940年12月）写文章的人不要以为读者是易欺的，读者不都是瞎子聋子，他们也有听到正确事实和公平判断的机会，他们自己也有根据正确事实，引申公平判断的能力。所以惯于下笔胡说八道的人固然引不起读者的信任，即使平日持论比较公平，被人视为社论能手的先生们，一旦写了违心之论，或有意歪曲事实的文章，也仍然要引起读者的不满以至愤怒。在写者以为他既可以舆论权威自居，好像说出的话都可以发生意想不到的效力，其实他根本就不明白他平日所以得到人们的信服，并不是他个人有着什么魔力，全恃他的“持论比较公平”，一旦他的这个特点抽去，令人信服的因素便寿终正寝，所得到的只是人们的唾弃和齿冷罢了！
最有趣的是一篇歪曲事实的言论尽管发表了出去，读者都只注意于主笔先生为什么要写出这样一篇文章来，结果是知道了其中曲折经过的一大段故事，原来是如此这般不得不写的，于是除了一声慨叹或且还对他加上一些可怜的同情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的感想。至于曾否发生舆论的力量呢？那只有天晓得！
（《选》，65页，1941年2月）《生活》周刊的读者布满于国内外者以数百万计，由《生活》周刊发展出来的“生活书店”的读者更以千百万计，这十六年来“生活”所播种的爱国和正义的种子，所传播的进步的种子，实已渗透到整个中国的抗战建国文化。倒退的黑暗势力尽管千方百计摧残了大部分形式上的，而精神上的“生活”，即“生活”十余年来所培养的爱国、正义、进步的精神，却不是任何倒退的黑暗势力所能损其毫末，却是要发扬光大下去的。“生活”的同人虽受尽磨难，但他们在精神上所得到的安慰是无量的，原因就在这里。
（《全》#10，159~160页，1941年7月）对于所阅的“各种的书报”必须精选，重质而不重量，看一二种内容最正确最有精彩的书报，比看多种内容不很正确或肤浅的书报，要获益得多。
（《全》#10，441~442页，1941年8月）作家对于读者的意见，总是欢迎的。
（《全》#10，457页，1941年8月）通俗化的重要，我们也时常深刻地感觉到，我们希望关于各部门的重要知识，不但要选择精华，配合时代性，而且要能写得深入浅出，人人看得懂。我们的目的虽如此，但是能做到什么程度，还有待于时常注意和继续努力。
（《选》，249页，1941年9月）你仍然苦于时间太少，觉得学习赶不上工作。这种感觉大概人人都有，就是记者也有同样的感觉，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精神上也有时感到说不出的苦闷，但转念想到苦闷无用，也还是要压下苦闷，把时间尽可能分配分配。……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苦闷，第三切不可拼命，把命拼掉，什么都拉倒！（答警伶）（《全》#10，542页，1941年10月）有一次，我到他寓所去，他正在看一大堆读者来信，我问他这么多来信你都亲自看吗？他说：“像我们这样的读书人，或多或少都会脱离群众的，特别是在香港这样一个特殊的、言语不通的地方，所以我只能从这些读者来信中，了解到一些人民群众的希望、苦闷和要求。”
（夏衍： 《韬奋永生》，《忆韬奋》，440页）和韬奋一起工作过的人都知道，他办刊物的特点是抓“一头一尾”，头就是社论，尾就是“答读者问”。……他对社论或者专论的内容抓得很紧，他强调“及时、讲透、有针对性”……（夏衍： 《韬奋永生》，《忆韬奋》，440页）13. 论翻译直译和意译各有长短，这个确是一个尚待讨论的问题。但《新中国》这篇文章里，错字多至二十余字，句读也有错处，漏字也有，这是不免晦涩的大原因；为对于读者很抱歉的事。
（《选》，197页，1920年1月）现在从事译述的事，颇有蓬蓬勃勃的气象，这是一件极好的事。但我近来看见译者往往把他人已经翻译的书，拿来重译。我以为这事于精力上太不讲经济之道。正当知识饥荒的时代能把有价值的着作译饷国人，愈多愈好。应当分途并进，不宜彼此重复。有了重复，首译的人和继译的人的精力都不免不经济。现在国内对于有价值的译述，既需要甚切，欧美有价值的书又很多，有译述能力的人何不选择未经译过的书来译呢？我以为同志每要立意译某书的时候，当先留意杂志上或其他出版物内已否有此译述，然后此病可免。倘先生赞成这个意见，请将此信登入通讯栏，俾得间接与国内有志译述的商榷。（答石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