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读《白居易诗选》

我们现在读唐诗，除了李白、杜甫而外，最熟悉的诗人，可能就要算白居易了，尽管唐已至诗歌之巅峰，诗坛亦群星灿烂，但这三位诗人，应该是最为知名的。白居易年少时即有文名，他与顾况之间的故事，妇孺皆知，所谓“离离原上草”、“长安居大不易”，都为一时佳话，甚至还有了传奇色彩。在《旧唐书》的记载中，能看到顾况对他寄予了厚望，“吾谓斯文遂绝，复得吾子矣！”现在看来，顾况的眼光还是深邃的。

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但出生在陕西渭南下邽，距都城长安亦不能算作太远，父祖辈都为小官僚，有一定文化的底蕴，他的家庭情况大致就是这个样子。他少年得志，二十九岁时就中了进士，担任周至县尉时三十四岁，算是实际上进入了仕宦生涯，也是在这个职位上，他写了有名的《观刈麦》、《长恨歌》等名篇。在官场，他以忠诚耿直且喜好进谏出名，因而总是让自己不痛快，别人亦不快意，所以岗位就像走马灯一样转得很快，江州司马、忠州刺史、杭州刺史、苏州刺史、刑部尚书等等。在江州司马任上，对他影响最大，被认为是他一生思想由“兼济”而“独善”的分水岭，但亦不能绝对地分开，从此诗人就成为一个矛盾的思想体了，因而他在《与元九书》中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讽喻、闲适、感伤是都有体现的。这亦符合他的创作观，在回顾自己早年的创作情形时，他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引文同上）“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他的诗在当时就很流传，这亦让他为之自豪，在《与元九书》中他写道：“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这在当时，应是十分罕见的情景。他的这种诗体，被称之为“元和体”，且为时人争相效仿，影响了中唐以后的一些唐代诗人，直至有宋一代而后，深远地影响着中国诗歌的创作实践。我们今天读他的《琵琶行》、《卖炭翁》等等，仍然觉得是朗朗上口的。

《白居易诗选》，顾学颉、周汝昌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三年七月第一版，繁体竖排，作为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之一种，一九八二年二月重印，发行量已至十七万五千册，成都马半丁君在旧书摊上淘得一本，万里之途，友情见赠。卅年春秋，品相依然完好，如获至宝，快意之至。《诗选》以编年为序，选诗简注，后附诗人年谱，益增大观，应算是很为经典的本子了。半丁君因公赴青藏高原做地质考察，远赠昆仑雪菊与雪莲花时，觉得有些俗气，就在厚重的礼物中又附加了这样一本唐人诗集，说是避俗而能增加些交往中的雅气，感佩之情，实难承重，亦只好在文末一并致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