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哀与怒

看新出增订版孙犁《书衣文录》，有关后人编选的知堂的两本书，《知堂书话》及《知堂谈吃》，孙犁书衣文字都有所陈评，于是有了兴趣，查找一些资料，又翻检出两条孙犁对知堂的评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书衣文字以及他在《贾平凹散文集序》中的文字，四条评论以时间为序抄录如下：

其一。今日下午偶检出此书。其他关于鲁迅的回忆书籍，都已不知下落。值病中无事，粘废纸为之包装。并想到先生一世，惟热惟光，光明照人，作烛自焚。而因缘日妇，投靠敌人之无聊作家，竟得高龄，自署遐寿。毋乃恬不知耻，敢欺天道之不公乎！（《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书衣文字，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其二。闲适的散文，也有真假高下之分。五四以后，周作人的散文，号称闲适，其实是不尽然的。他的这种闲适，已经与魏晋南北朝的闲适不同。很难想象，一个能写闲适文章的人，在实际行动上，又能一心情愿地去和入侵的敌人合作，甚至与敌人的特务们周旋。他的闲适超脱，是虚伪的。因此，在他晚期的散文里，就出现了那些无聊的、烦絮的，甚至猥亵抄袭的东西。他的这些散文，就情操来说，既不能追踪张岱，也不能望背沈复。甚至比袁枚、李渔还要差一些吧。（《贾平凹散文集序》，一九八二年六月五日）其三。知堂晚年，多读乡贤之书，偏僻之书，多读琐碎小书，与青年时志趣迥异。都说他读书多，应加分析。所写读书记，无感情，无冷暖，无是非，无批评。平铺直叙，有首无尾。说是没有烟火气则可，说对人有用处，则不尽然。淡到这种程度，对人生的滋养，就有限了。这也可能是他晚年所追求的境界，所标榜的主张。实际是一种颓废现象，不足为读书之法也。（《知堂书话》书衣文字，一九八七年一月三日）其四。文运随时运而变，周氏着作，近来大受一些人青睐。好像过去的读者，都不知道他在文学和翻译方面的劳绩和价值，直到今天才被某些人发现似的。即如周初陷敌之时，国内高层文化人士，尚思以百身赎之，是不知道他的价值？人对之否定，是因为他自己不争气，当了汉奸，汉奸可同情乎？前不久，有理论家着文，认为我至今不能原谅周的这一点，是我的思想局限。

有些青年人，没受过敌人铁蹄入侵之苦，国破家亡之痛，甚至不知汉奸一词为何义。汉奸二字，非近人创造，古已有之。即指先是崇洋媚外，进而崇洋惧外。当外敌入侵之时，认为自己国家不如人家，一定败亡，于是就投靠敌人，为虎作伥。既失民族之信心，又丧国民之廉耻。名望越高，为害越大。这就叫汉奸。于是，国民党政府，也不得不判他坐牢了。

至于他早期的文章，余在中学时即读过，他的各种译作，寒斋皆有购存。

对其晚景，亦知惋惜。托翁有言，不幸者，有各式各样，施于文士，亦可信也。（《知堂谈吃》，一九九一年一月一十五日。）在我的印象里，孙犁对知堂的评论，似乎还有一些，但实在不好找了。这四条，前后历时几近二十年，细加研判，还是能看出一些微小的变化，尤其是对知堂的晚景，最早是恨其不去死的，而后似有惋惜、同情的意蕴了，看来人随着年龄与环境的变化，是慢慢地宽容着外部的世界。至于如孙犁说的那样，他不能原谅周，有人认为是他的思想的局限，恐有失偏颇，人的政治立场、教育背景以及成长经历不同，对于一些事物的认识，可能终生也不会有根本的变化，孙犁对待知堂的看法，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孙犁对待知堂，简单一些，到底应是怎样的看法呢？这让我想起鲁迅的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原话出自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是评论英国诗人拜伦的，“（诗人）重独立而爱自由，苟奴隶立其前，必哀悲而疾视，哀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是说拜伦对他的不觉悟的英国同胞的态度。哀与怒，在孙犁之于知堂，到底有多少成分在里边，恐怕孙犁的文字，是能表明一些态度的。

孙犁崇拜鲁迅，鲁迅刚烈，可惜短命；孙犁鄙视知堂，知堂无耻，竟得高寿，只是——寿则多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