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章参与创办《战国策》2

4月底，沈从文写了《“五四”二十年》一文，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领导的‘思想解放’与‘社会改造’运动。当时要求的方面多，就中对教育最有关系一项，是‘工具’的运动，即文学革命……可是文学革命运动，从建设方面看，固然影响大，成就多，从破坏方面看，也不可免有许多痛心现象。新工具既能广泛普遍的运用，由于‘滥用’与‘误用’结果，便引出许多问题。从大处言，譬如北伐成功后国内因思想分歧引起的内战，壮丁大规模的死亡，优秀青年大规模的死亡，以及国力无可计量破坏耗损，就无一不与工具滥用、误用有关。从小处言，‘学术’或‘文化’两个名辞，近十年来，在唯利是图的商贾和似通非通的文化人手中，常弄得非驴非马，由于误解曲解，分布了万千印刷物到各方面去，这些东西的流行，即说明真正的学术文化的发展，已受到了何等不良影响。所以纪念五四，最有意义的事，无过于从‘工具’的检视入手。”

到5月1日，沈从文又写了《文运的重建》，文中认为：文运“遭受了这易变社会的摧残，越来越失去原有意义。比较起来社会固有了进步，文运实已堕落了……堕落的原因，一为从民十五起始，文学运动势力由北而南，由学校转入商场，与上海商业资本结合为一，文学作品有了商品意义，成为商品之一种……一为民十八以后，这个带商品性得商人推销的新文学事业，被在朝在野的政党同时看中了，它又与政治结合为一……因此从民十五以后，虽很产生了不少在商业上成功的作品，民十八以后，到民廿六为止，却并不曾产生过多少对国家有建设性的大作品……我们必须努力的第一件事，是重新建设一个观念，一种态度，使作者从‘商场’与‘官场’拘束中走出，依然由学校培养，学校奠基，学校着手……我们应当把文运同‘教育’‘学术’联系在一处，不能分开，争取应有的自由与应有的尊重，希望它在明日有个更大的发展！”

这篇文章5月5日发表在昆明《中央日报》上，因为文章反对文学“与商业资本溶合为一”和“与政治溶合为一”，被左翼作家视为“反对作家从政论”，受到激烈批评，而沈从文却坚持自己的观点，以后在其它文章和讲演中又多次重申这一主张。

沈从文整日地奔波劳累，不是教书就是写作，生活虽很辛苦，却很乐意地坚持着。5月7日，他写信给大哥沈云麓：“物价日贵，到假中即有支持不下趋势，熟人多有向四川走者，我们可无此能力，因即让孩子们入川，一行四人，至少也得路费千元，目下实无此能力也。”

情况如此，沈从文却不愿去拿一些自己不想拿的钱，此前他到长沙时，原来的老上司湘西王陈渠珍要为他谋一空头参政，月有三百五十元，他却婉言地谢绝了。

6月，沈从文发表了《向徐志摩作品学习抒情》；9月16日，沈从文发表《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一文。在后一文中，沈从文认为“鲁迅的作品，便充满与人与社会敌对现象，大部分是骂世文章。”文章发表后，聂绀弩在12月1日的《野草》月刊上发表《从沈从文笔下看鲁迅》一文，对沈从文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事实上，鲁迅与沈从文都是近一百年中国最伟大的中国作家，对国家民族，都有共同的担当和责任意识，都坚守了作家的良知良心，只是个人性格文风不同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罢了。

《阿Q正传》与《边城》，分别代表着鲁迅和沈从文，一篇是对传统中生长出来的“国民劣根性”的愤激鞭笞，另一篇是从这个传统中发掘出纯美坚毅的乡土生机。这两部小说“冰炭两极”却又异曲同工。

鲁迅曾撰写《七论“文人相轻”——两伤》等文，批判沈从文，可在他去世前三年却对美国作家斯诺说：“自从新文学运动以来，茅盾、丁玲女士、张天翼、郁达夫、沈从文和田军是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

而那时的沈从文，还没有开始写那一堆包括《边城》在内，代表自己创作高峰的作品。

就在鲁迅肯定沈从文是“最好的作家”后，1934年，沈从文在《鲁迅的战斗》一文中，又一反其惯常平和的文风，以激烈的态度彻底否定鲁迅杂文的艺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对鲁迅的人格气度也不无尖刻的嘲讽。

到后来1947年写的《学鲁迅》一文，则对鲁迅在学术研究、小说与杂文创作上的贡献都有高度的评价。

“鲁迅先生贡献实明确而永久。分别说来，有三方面特别值得记忆和敬视：

“一，于古文学的爬梳整理工作，不作章句之儒，能把握大处。二，于否定现实社会工作，一支笔锋利如刀，用在杂文方面，能直中民族中虚伪，自大，空疏，堕落，依赖，因循种种弱点的要害。强烈憎恨中复一贯有深刻悲悯浸润流注。三，于乡土文学的发轫，作为领路者，使新作家群的笔，从教条观念拘束中脱出，贴近土地，挹取滋养，新文学的发展，进入一新的领域，而描写土地人民成为近二十年文学主流。”

很明显，作为一个伟人对另个伟人的评价与争执，沈从文和鲁迅都是超越功利和自我的界限去发现对方的优劣，然后坦率地传达给众人，展示出作为一个时代最伟大作家的胸襟和见识。

事实上，沈从文这一年写的诸如《一般或特殊》、《文运的重建》、《文学运动的重造》、《“文艺政策”检讨》、《一种新的文学观》等文章，都是关于“重造文运”、“重造经典”的重要措施，他要求“抱着个崇高理想，浸透人生经验，有计划的将这个民族哀乐与历史得失加以表现。且在作品中铸造一种博大坚实富于生气的人格，使异世读者还可以从作品中取得一点做人的信心和热忱的工作，使文学作品价值，从普通宣传作品变为民族百年立国的经典。”

因为如此，他才来批判文学的政治化与商业化。在开始的时候，沈从文只是感到文学本身的不自由，便从单纯维护文学本身的纯洁性出发，没有把这种政治化、商业化的文学市场与民族的道德建构、百年文运联系在一起。他写出《边城》后，沉默了两年。

“我不写作，却在思索写作对于我们生命的意义。”

终于，思索清晰起来：“在当前，在明日，我们若希望那些在发育长成中的头脑，在僵化硬化之前，还能对现实有点否定作用，而又勇于探寻能重铸抽象，文学似乎还能做点事，给他们以鼓励，以启示，以保证他们似乎也才可望有一种希望和勇气……重造一个比较合理的国家。”

四十年代初的沈从文，己经站在了一个更高的角度，想要来延续真正的文学事业，不让文学成为时代、战争的牺牲品。因为战争总会终止，文运却要继续。

可是，“时间在成毁一切，都行将消灭了。代替而来的将是无计划无选择随同海上时髦和政治需要繁殖的一种简单范本。”

面对这样的状况，对论政不感兴趣的沈从文，也只能来关注社会国家的变动对于民族道德的建设：“制度化和专家化及新战国时代新公民道德的培养，除依靠一种真正民主政治的逐渐实行，与科学精神的发扬光大，此外更无较简便方式可采。”

早期想通过原始纯朴的乡风民俗来重建民族品德的的沈从文，这时己认识到文学移风易俗作用的有限，发现民主政治倒是迅速改变社会的一种捷径，于是一贯持自由主义思想的沈从文，把重建民族品德的手段从文学倾向了政治。

然而，当时理想、浪漫的狂潮根本不允许谁来这样冷静的观照和反思，沈从文对于重造文运的呼声终不仅被一个开天辟地的**时代所淹没，而且给自己带来了不堪的后果。

10月13日，27架日机轮番轰炸昆明，西南联损失惨重，学院男生宿舍全毁，学院办公处及教员宿舍亦有多处震坏，沈从文和卞之琳合住的宿舍屋顶和墙面局部洞穿，邻室半坍。空袭后，师范学院借昆华工校校舍上课，沈从文只好搬到文林街20号楼上居住。

作为一介文人，对于日本人的暴行，沈从文只能笔伐，12月30日，他在香港《大公报·文艺》第1000期发表，《废邮存底——给一个广东朋友》一文，谴责了日本帝国主义所扶持的王克敏、汪精卫一伙民族败类，赞扬爱国知识分子在“优秀图书馆员的薪给，不如资源委员会的门房……学有专长教授的薪给，不如昆明市的堂倌和理发师”的困苦生活中仍坚持抗战的崇高精神。

沈从文自家的生活虽然越来越拮据，他还是更愿为比自己困难的人做些事。大轰炸后，他认真地写了20条小条幅，为西南联大筹集学生特别救济金进行“义卖”，第一次“把习字和经济发生联系”。

年底了，本该是喜气洋洋的，可日本人的炸弹炸去了大家的喜气，把物资也炸得异常紧张。为了能把艰难的日子打发过去，沈从文只好让九妹沈岳萌进入西南联大图书馆任职员，有100元月薪，家庭生活可以改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