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希望为国事尽力1

在北京，春天要比湘西来的晚，虽然是春末夏初的4月，清晨还是凉浸浸的。沈从文早早起来，坐在窗前将那篇3月时写成的《贵生》再重新修改一遍。

“贵生在溪沟边磨他那把镰刀，锋口磨得亮堂堂的。手试一试刀锋后，又向水里随意砍了几下。秋天来溪水清个透亮，活活地流，许多小虾子脚攀着一根草，在浅水里游**，有时又躬着个身子一弹，远远地弹去，好像很快乐。贵生看到这个也很快乐。天气极好，正在城市里风雅人所说‘秋高气爽’的季节；贵生的镰刀如用得其法，也就可以过一个有鱼有肉的好冬天……”

他非常认真地看着，不敢放过一个字或是一个标点符号，只要是不满意的，就一定好好地想一想改一改。

由朱光潜任主编的《文学杂志》5月1号创刊，这篇《贵生》定在创刊号上刊出，沈从文作为《文学杂志》负责审阅小说稿件的编委，对自己的文章当然要求更高。

“沈从文先生在《贵生》里仍在开发那个层出不穷的宝藏——湖南边境的人情风俗。他描写一个人或一个情境,看来很细微而实在很简要；他不用修词而文笔却很隽永；他所创造的世界是很真实的而同时也是很理想的。贵生是爱情方面‘阶级斗争’的牺牲者。金凤的收场不难想象到。乡下小伙子和毛丫头被逼死一个两个,只是点滴落到厄运的大海,沈从文先生的作品常留下这么一点悲剧意识。”

小说《贵生》刊出后，朱光潜在“编辑后记”中这样地评论说。

北京的春意迟迟暮暮，雨水稀疏短缺，绿意阑阑珊珊。想着不久便来的盛夏，沈从文抓紧时间编写教材、写作文章，继《贵生》之后，《大小阮》、《生存》、《神之再现》、《关于看不懂》等小说、评论，一篇篇刊出；然后，他开始《小砦》的写作。

这是一篇以湘西王村为背景的小说，正是他续《边城》之后，一直想写的湘西小城人生的系列小说《十城记》之一。现在终于可以动笔了，沈从文全力以赴，稿子一篇篇写出来，一篇篇在《国闻周报》上连载。

可是，日本人不让他把《小砦》这部长篇小说写完。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借口一个兵士失踪，要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无理的要求后，日军便借机猛轰芦沟桥，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吉星文团奋起还击，拉开全民族抗日序幕。

北京城的居民，闻到了浓浓的硝烟味，开始有人离开北京。7月15日，沈从文在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说：“从八日起中日即已冲突，且近在城外二三十里。目前似乎随时可以扩大至成全面战争……我个人意思绝不与此大城离开，因百二十万市民与此城同存亡，个人生命殊太小也。”

7月18日，沈从文将家搬到后门外国祥胡同十二号王府后院，在这栋原乾隆为怀亲蒙王仿苏式的庭苑中，继续他的小学教材编写和《小砦》的写作。

萧乾来看望他，谈了些“文艺副刊”的事情，不知怎么就谈起徐志摩来。

“他看着快快乐乐，却是个忧世的人。1931年，徐志摩在公园散步时遇上一老妇在乞讨，就走到她面前，详细问她什么地方人，家中有无子女，因何流落到北平来等等。他和那老妇絮絮而谈多，恳切有如亲人。后来把袋里的钱都给了她，还在沉思着迟迟不走，回到家里连晚饭的时间都忘记了。他想什么，想那老乞妇的问题，想由她引起的对社会宇宙的沉思。这些，都是我要学习并对他永不能忘记的。”

提到徐志摩，沈从文似乎有许多话要说，可就在他娓娓而谈的时候，刘祖春来了，他今天匆匆地赶到沈家，是想找张兆和借20元钱作为路费。

到北京这么些年来，刘祖春从北京大学的旁听生到正式学生，现在大学毕业，这一步步走来，在沈从文的帮助和指引下，踏上了文学之路，成为一位颇具特色的乡土作家，创作了《荤烟划子》、《佃户》、《守哨》等叙写湘西城镇、山野、水上人事哀乐的小说；同时，他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最早引他走向新思想、向往革命的，还是沈从文。

“从文到北京以后，有个习惯，凡是手头看过或不打算再翻阅的五四时期的和以后新出的书刊，照例寄给云麓。”

1990年8月4日，时年77岁、已从中宣部副部长职位上退休在家的刘祖春，写下了《忧伤的遐思——怀念沈从文》一文说。

这样一来，“云麓的家塞满了新书新刊物，完全是个五四时期的思想小小宝库……（我）这本看完了，他又带来一本新的……从他手中送来的书刊中，读到五四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作家的名字如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鲁迅、胡适、周作人和一些外国作家文学家的名字，知道中国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要民主和科学才能救中国，还知道外国有个马克思、列宁、布尔什维克、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有个共产党……我像一个十分饥饿的人吞食着云麓送来的新书刊中包含着丰富的精神食粮，在思想和认识上一下子长大了十岁，开始明白不能再走凤凰清寒人家子弟走的那条老路。”

到了北京，刘祖春在沈从文的劝说下从酉西会馆搬到沙滩住公寓，他（沈从文）“替我交了一个月的房租。临走时说，过几天我来看你，以后星期六星期天到我家里去吃晚饭。又特别叮嘱，要到北大去听课，不要忘了”。

刘祖春到北大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用钢笔将英译本的《共产党宣言》全文抄好寄给常德三中高师七班两位最要好的同学(其中一位叫金汉虚，中共党员，以后病死于湘西工作岗位上)。”

如今华北局势日益严峻，刘祖春决定奔赴山西参加抗日游击队。就在20天前，刚听到沪勾桥事变的消息时，刘祖春就向九妹表达了自己这样的打算。

那一天，刘祖春与九妹一起，沿着横跨北海与中南海的那座汉白玉雕栏石桥，肩并肩地漫步畅聊。

“华北面临日本侵略者的**，如今抗日浪潮已是风起云涌，我不能袖手旁观，应该投入其中。山西有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我要去投奔他们。只是……”

刘祖春停下来，十分担心地望着九妹。

“我什么都不怕，到哪里去都不怕。”她声音不大，却异常严肃而坚定，秀丽洁白的面孔，久久地望着晚霞衬托出来北海白塔的轮廓。

可是，到山西去参加共产党的抗日队伍，就意味着随时可能死去，自己死不足惜，而连累她……刘祖春看着九妹，心痛地说：“我没有这份权利，也没有这份勇气。”

刘祖春从张兆和手里接过钱，向沈从文道别后，来到九妹面前，半天才说：“你保重。”

九妹望着刘祖春，惊慌、痛苦，一时不知所措。刘祖春毅然转身，匆匆离去。

全国解放后，刘祖春仍然保留着从九妹那里借来的、每页都留着九妹翻阅手迹的《堂·吉诃德》英译本。他没有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却为九妹后来的命运心痛不已：

“这个性情高洁而文雅的女人，远离家乡，在大城市生活多年，念外国学堂，读外国小说，生活优越……她本应可以得到适合于她本性的那份生活，但是由于生不逢时，尝尽人间辛酸，各种偶然因素不凑巧都结合在她一人身上，使她身心完全失去平衡，对她的打击太重了。她承受不了这个巨变，结果是她用尽自己全身心的力量把自己彻底毁掉完事。这真是一个人生的悲剧。”

日本侵略者拆散了一对有情人，也终止了沈从文《小砦》的与作，沈从文夫妇资助刘祖春逃出北平投奔革命不久，8月11日晚10点，沈从文接到当时教育部的秘密通知，让他随北大、清华的教师撤离北平。

沈从文拿着通知，把目光投向张兆和。此时的张兆和，身体还很虚弱，就在5月31日，她刚生下幼子虎雏。小孩还只两个多月，正是最需母亲照料的时刻，何况长子龙朱也只有2岁多。

“你去吧，孩子太小，我们就只能留在北京了。”

“你不去，我也不走。”

“你必须走，既然国民党中央都感到你这样的人在北京会处境危险……”

“是因为写那些文章还是因为编写教材？！”

沈从文愤愤不己，他不忍离开妻子儿女，遇上危险就一个人跑开，更不是他的所为，但他终还是只得忍痛离开了。

8月12日，早上7点，沈从文同杨振声、梅贻琦、叶公超、周培源、朱光潜、钱端升、张奚若、梁宗岱等一批北大、清华的教授，乔装改扮后，结伴逃出北平，搭第一次平津通车过天津。半夜到天津后，教授们只能在车站里呆着，到第二天早上，才在法租界找到个住处。

刚喘过口气来，第二天，“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原定8月14日先到上海再转南京的计划只好取消，困在法租界的教授们只能等待机会南下。后来，沈从文在《湘西散记序》中记叙当时的情况说：

约8月21日，“却探听出有条英国商船可直达烟台。准备先去烟台，到时再设法乘汽车到当时还通行的胶济路中段，再搭胶济车就可到南京。一切得看气运。我们无从作较多考虑，都冒险上了船。还记得同舱熟人中有美术学院赵太侔夫妇、清华大学谢文炳夫妇、北大朱光潜教授、及杨今甫先生等等。”

8月27日，教授们到达南京，住进沧州饭店。“那天半夜里，恰逢日本第一次用一百架飞机大轰炸北极阁。南京方面各机关都在准备大疏散，于是我和不少北方熟人，于三天后，挤上了一条英国客船向武汉集中。我既买不到票，更挤不上船，亏得南开大学林同济先生，不顾一切，勉强推我上了跳板，随后向船长介绍，得到不必买票的优待，且在特等舱里住了四天才离开船的。”

9月4日，沈从文终于到达武昌，不久搬进为编写教科书租用的珞珈山附近原耿丹的别墅，开始继续编写教材的工作。

中秋节时，沈从文拿出张兆和9月9日的来信，反复地读着。9月9日这天是他与张兆和的结婚纪念日，他却不能与妻儿在一起。真想大声地喊儿句，或者像屈原那样问一问天！他终都没有去做，提笔给大哥沈云麓写信：

“中秋节将近，一家人分五六处同看中天圆月，尚为初次。”

耿丹的别墅座落在珞咖山前东湖畔，是一座松木小屋，因为凉台的松木栏杆上搭拼了不少“福”字，因此被戏称为“五福堂”。几个北京跑来的教授、作家，似乎根本不为日本的枪炮所动，在这里沉下心来，利用武汉大学图书馆资料继续为中国的小孩编写教材，仿佛是在编写着中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