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京”“海”派之争2

京海派之间的论争也只不过是主流文学之外的另一种声音，二者之所以有争论，主要是由于文化价值和审美观念的不同引发的。作为“左翼”联盟的领袖，鲁迅是站在局外人的立场来看待京海派之争的，对京派作家和海派作家，他似乎都不屑一顾。

尽管与人在争着，沈从文在争论上还是很少花力气的，他每天除了在北京编好稿件、而后寄天津报社发排，还要继续做编撰《实验小学国文教科书》的一些工作，更要进行他的作品创作。完成了《记丁玲女士》后，接着写他的另一传世之作——《边城》。

在人类的爱情、婚姻生活中，当一个生命真正让另一个生命浸入时，常常会出现不可思议的奇迹。这时的沈从文，已经掌握了描绘家乡一片宁静风光的本领，他给烦躁焦急的都市人，己描绘出了一幅幅如同家乡溪水一样澄澈而素朴的人文风俗画卷，明净而隐隐地显出一丝淡淡的悲情。

“我的作品不能到此止步，得捕捉那些**心灵的东西、那些更为甜蜜、苦涩、沉重和广大的东西，那些超出城市人道德判断的乡村故事，我要把它们纳入自己的笔端。”沈从文这么说。写下了《柏子》、《雨后》这样的小说。

素朴的情欲就是升腾起来的生命力，未开化的水手柏子和不懂诗文的四狗，被原始的热情所驱使而不计得失、不问后果；吊角楼的妓女和识文断字的女子，都会心甘情愿被这样的热情所卷裹。沈从文不满城市人的猥琐和羁绊，在极力渲染湘西那地方壮年男子的情热时，根本顾不上看城里批评家的眼色。

“我要写出一种力量，一种都市人缺失而湘西边地男女仍保存的人的力量。”他的湘西小说的长河流淌至此，开始掀起浪花。

???他继续寻找一种能够容纳更多内容的小说写作路子，能够把更复杂的思考与情绪揉入小说中去。他依然用一种平静的口吻讲故事，只是复杂了些、内容承载更多的故事，让人从中看到了湘西边地人们原始的热力，看到他们乐天知命的从容，看到听从命运摆布乡亲在默默地忍受各种痛苦呻吟。《阿金》就是这样的故事，微笑中含着一丝泪光，有些类似沈从文那时喜欢的契诃夫小说气质。

有了这么一些写作的经历之后，沈从文终于决定来写一个比较详尽系统地描述湘西风貌、把家乡风情融入那带着淡淡忧伤的故事。这时，他想起了春天时陪张兆和去崂山作一日游看见的那个奉灵幡引路的小女孩，想起了给张兆和说要写出一篇小说、一篇最好小说的承诺……他的思路从这小女孩的命运展开，很快让她就回到湘西的生活中，与一个熟悉的当地团总扯上关系，当他顺着这个思路横的竖的去联想时，突然就感觉差不多能比较详尽系统地描述心中的那种湘西风貌，那种家乡的风土人情。

这种感觉象春阳一样温热着他的心，他感到是那样的快乐，那样的温馨，于是坐在窗前，开始写作《边城》。

一个撑渡老人的外孙女，被船总的两个儿子爱上了，一种宁静的、脱离滚滚尘寰的“世外桃源”生活，展示在动**社会的城市人面前，渴望和平、向往和追求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这样一种情怀，在感动沈从文的同时，也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在这块世外桃源中，人们充满了原始的、内在的、本质的“爱”，正因为这样的“爱”，才使得川湘交界的湘西小城、酉水岸边茶峒里的“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对沈从文的这部书稿，巴金有这样的儿句话：

“《记丁玲》之后又是《边城》，他心爱的家乡的风景和他关心的小人物的命运，这部中篇经过几十年并未失去它的魅力，还鼓舞美国的学者长途跋涉。到美丽的湘西寻找作家当年的足迹。”

然而，那是一个残酷的年代，就在沈从文动笔写这一曲美丽的田园牧歌时，100万国民党军队正对第五次反“反围剿”失利的几万红军穷追猛打，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沈从文似乎不该还在说“爱”，这实在是一种很有道理的说法。但作为一个作家，他除了倡导爱，又能做什么呢？

当然，沈从文还可以来为革命呐喊。遗憾的是，作家沈从文不理解革命，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革命，他都不能理解，他只坚持他的一个原则，曾在给丁玲的信里已经说过：

“我不轻视左倾，却也不鄙视右倾，我只信仰‘真实’……争论谁是正统原近于精力的白费，毫无裨于事实。若把文学附属于经济条件和政治环境之下，而为其控制，则转动时代的为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文学无分，不必再言文学。”

沈从文这样的坚持不能说有什么不对，但对于左右双方来说自然都是不合适宜、不受欢迎的。就好比在河两岸拔河的双方，他们不需要，也很讨厌甚至敌视中间人，只欢迎那些过来帮他们把对方拉入水中淹死的人。政治的去道德化，在越是激烈的对垒中，表现得越是明显。

然而，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需要来看，沈从文又是做得很有作家职业道德的。在几十年后，他谈到写作时，回顾自己的写作经验，依然把“表现生命”看作是最重要的事。

“只要你生活经验一多了，你就晓得生命这个东西的表现方式，你要写它，很多很多方法来写……生命一个共通性，一个差别，你懂了，共通性你懂了，你写小说就顺利了，你想写什么就是什么。”?

对生命存在的思考是最基本又是最复杂的问题。“存在的不可定义性并不取消存在的意义问题，它倒是要我们正视这个问题。”沈从文窥到了潜藏在生命底层的一些奥秘，他文学的触角不期然地触到了哲学的领地，浑然天成地将一个湘西少女，从原来如同小草春荣秋枯一般混沌的生活中剥离出来，成为一种“存在”而展示给读者。

没有哲学头脑的作家绝对难成其伟大，而沈从文却不希望用哲学的理论来谈论事情，老年的他曾对前来拜访的美国学者金介甫说：

“我总是希望哪，你不要费力气追求我的哲学。我大概当时总羡慕契诃夫，就提到应当多一些人低下头来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