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结婚与《记丁玲女士》2

沈从文的达子营28号新居，除了住进巴金这位不速之客，还留住了张兆和的四妹张充和。

她与家人一道从苏州来北京参加三姐与沈从文的婚礼，因为要考北大就留在姐夫家作考试的准备。这位幼时便得到吴昌硕的高足、考古学家朱谟钦为塾师悉心栽培的才女，不仅天资聪颖、悟性甚高，而且颇有独立精神。

她后来考北大时，因不想让别人从真名联想到姐姐兆和，从而与当时已经是著名作家的姐夫沈从文扯上任何关系；又担心万一考试失败，让家人和自己蒙羞，便特地请她弟弟宗和出面，利用与在宁夏当校长的朋友关系，为她开了一张以“张旋”为名的假高中文凭。这次四妹张充和在沈从文家住了将近一年，直到第二年考入北大后才住进学校公寓。

新居房少人多，除了沈从文夫妻，九妹，再加上张充和、巴金，自然是住得非常满了，沈从文便又象以往那样，把自己的书房让给巴金，自己每天在院子里的树荫下，先写《记丁玲女士》、完了又创作《边城》；巴金则在沈从文的书房里，埋头创作他《爱情三部曲》中的插曲《雷》。

有客人来的时候，他俩就都会同时放下于中的笔，一起去会见客人。每到这个时候，张兆和总会热情地与客人搭讪，九妹就会端上香茗，然后在旁边静静地听，间或插一两句话。

从单个的人生来说，三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基本上是个恒定的规律。一个人如果专心致志于某项工作，到了十年左右的期限，要想不有所突破似乎都很难。这时的沈从文，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已经走了近十年，在写作上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时期，能够创造性地运用不同文体，来表达自己心中的那份感情。在《忆丁玲》中，他非常朴实地将自己的情感融进与朋友的交往过程中，那难以掩饰的真诚而热烈的情感，使人动心，也使人惊奇。

这部全文约十一万字的《记丁玲女士》文章，从与丁玲初次相识开始，一直写到丁玲失踪。在开始写作全书之前，沈从文写了一篇《记丁玲女士·跋》。跋的字里行间，跳跃着一个湘西军人的强悍，透出一种扑面而来的湘西人的侠义之气：

“一个前进作家他活下来时，假若他对于人生还有一点遥远的理想，为了接近那个理想，向理想努力，于生活中担受任何不幸，他是不至于退缩的……在一般人记忆中，初初留下一个鲜明活跃的影子，一堆日子也慢慢地把这些印象弄模糊了，拭尽了。可是，他们却相信，他们强悍的生，悲惨的死，是永远不会为你们年轻人忘掉的！”

“我觉得古怪的不是这种青年人的失踪，应是大多数人的麻木……多数知识阶级还扪龠谈天，专在一些无当于实际的问题上有所争论，也不知道杀戮年轻人的办法是一种如何愚蠢的办法，故这种杀戮还在用种种方式继续下去。”

这样的话出自一个后来被不少人多年来斥之为生性懦弱、带市侩气、胆小书生的沈从文，实在是一个天大的嘲讽。一个真正勇敢的人，未必就要拍案而起、怒发冲冠。关键在于他应坚持时能坚持，该说话时就说话，当时，他是用这样赞美的笔调，来写误以为被国民党政府残害了的丁玲的：

“然从另外一方面说来，则凡属于一个女子某种美德，她却毫无缺处。她亲切却不狎亵。她爽直并不粗暴。她无时髦女人的风韵，也可以说她已无时间去装模作样的学习那种女性风韵。她容易使熟人忘掉她是个女人，不过因为她没有一般二九年华女人那分浮于眼眉形诸动止轻佻风情罢了。认识她灵魂美丽天分卓绝的，只是很少几个朋友，一般人对于她的美丽于长处的认识，则必需数年后从她作品上方能发现的。”

除了赞美，沈从文还坦坦****，完全如同一个战士那样慷慨激昂地呐喊：

“……这样年纪轻勇于写作者，并不是没有人。然而这种人，幸而不被上海商人刻薄所饿死，便是被政府捕去所杀死，教授与战士，则惟各自以偏持的诚实，致慨于中国文学之无望……书店中人使她活下来，社会的统治者当想方设法毁去了这种难得的作家时，包括教授与战士在内，一切人皆仍然沉默着，如对于政府所作的其他各种蠢事一样，不发一言。中国将来若果真有所谓纪念碑似的作品，照我想来，则这作品是应当不要忘却写到这一件事情的。”

这么大胆地为一位被国民党当局迫害的共产党作家歌颂呐喊的，出自一个被左翼文艺严厉批评的文人。他能够不带任何偏见，来塑造自己认为美好形象，这就是沈从文！更难能可贵的，就是此刻，在他的心里，仍然以为丁玲与胡也频这样的革命青年，勇气和理想可嘉，对现实的冷静考察缺乏；激烈有余，对事业未必有益。

何等的宽阔包容与坦诚和坚持！如果，搞政治的能如此，他一定是个伟大的政治家；如果，搞文学的能如此，他也才会结缘崇高与伟大。

作为一个天才、有正义感、有思想的作家，沈从文不站任何政治立场，而只是站在人性的高度，以自己对传统道德的理解，来展示自己所钟爱的、印象中的人物。

很明显，在当年国共两党你死我活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在国民党正在调集百万大军对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第五次大“围剿”，欲将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一举全歼的生死搏斗时刻，从共产党革命政治的需要角度来说，沈从文的一些说法显然是不合适宜的，但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上来看，沈从文又是站得住脚的。

一个文人，他不可能像一个革命者那样面对强权政治。他只要能站在正义、善良的人性立场发声，就是祟高，就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

“从文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喜欢表现自己。可是我和他接触较多，就看出他身上有不少发光的东西。不仅有很高的才华，他还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巴金后来回忆说。

《良友图画杂志》，对《记丁玲女士》作出这样的评价：“丁玲女士的一生，可以说只有作者沈从文先生知道得最清楚。本书从丁玲的故乡和她的父母写起，作者特有的那枝生花妙笔把一个冲破了旧家庭束缚到大都市里来追求光明的新女性，活现在读者的眼前，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第一部最完美的传记文学。”

不久，沈从文的大姐前来北京看望他的二弟和弟媳这一对新婚夫妇，巴金才挟着已经完稿的《雷》，非常坚持地拒绝了沈从文的挽留，搬出他的书房。

五十年后，巴金对这段往事回忆说：

“在青岛他把他那间屋子让给我，我可以安静地写文章、写信，也可以毫无拘束地在樱花林中散步。他有空就来找我，我们有话就交谈，无话便沉默。他比我讲得多些，他听说我不喜欢在公开场合讲话，便告诉我他第一次在大学讲课，课堂里坐满了学生，他走上讲台，那么多年轻的眼睛望着他，他红着脸，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只好在黑板上写了五个字：‘请等五分钟’”。

其实，当时巴金在沈从文家也有每天都感到拘束的事情：就是大家围在客厅里就餐，沈从文总是要按照湘西人的礼节，非让巴金坐上座不可。

据张兆和的回忆，他们的这次婚事，前后用去一千二百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