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登上大学讲台1

“事实使我们缄默，我们只能暂时把这工作停顿。”

1928年10月26日，沈从文、丁玲与胡也频在《中央日报·红与黑》第47号刊出《〈红黑〉创作预告》中这么写道，这《预告》在暗示《红与黑》即将停刊原因的同时，也再一次重申了他们的编辑主张：

“不漠视别人，不夸捧自己，不以抄袭贩卖新舆论思想惊吓年青人，不假充志士或假装热情骗一部分人喜欢。”

除此之外，《预告》还表示打算自办《红黑》、《人间》月刊，打算自办一个出版社出版“红黑丛书”。

10月31日，《红与黑》终于正式停刊，原因自然是与《中央日报》的办报方针有分歧。

每个漂泊者都有自己的梦想，这些梦想层面因人各异，有物质层面的、也有精神层面的，此时的沈从文、丁玲、胡也频，他们更专注于后者。于是，他们为了自己的主张，放弃了保险，选择了风险，请胡也频的父亲为他们转借1000元，1929年１月开始独立筹办《红黑》、《人间》月刊和红黑出版社。

经过商议，由胡也频负责《红黑》杂志，沈从文和丁玲负责《人间》月刊，同时，他们还决定合力出版《二百零四号丛书》。

早在北京时就渴望自己办刊物的宿愿，终于在离开《中央日报》后就这么实现了。

一切都来得这么突然，仿佛昨天还在凛冽的寒风苦雨中吹打，突然就迎来了一个阳光普照的暖日。生命的春天，到了；美好的前程，正在一步步打开；寒冬已经结束，仨人都感到脚下是一片靓亮的风景。

上海这个大都市，与北京差不多，老城厢街道，比比皆是，似乎随处都可以随意地将一个异乡人安置下来，让他能够静静地休憩于这个大都市之中，欣喜或忧伤地去酿造自已的生活。

１９２８年１月，沈从文刚到上海时，住的是法租界善钟里一个托上海的朋友预先租定的亭子间。随后，再由亭子间迁入正楼大房，不久，沈从文住到了马浪路新民邨，丁玲和胡也频则蜗居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永裕里10号的老式石库门房子内。

两处虽然相隔不远，但为商量与筹备《红黑》、《人间》杂志的出版，沈从文几乎每天都到丁玲和胡也频他们那里去，甚至连伙食也包在了一处，这样非常不方便。三人一商量，一个多月后就共同租赁了萨坡赛路204号。

萨坡赛路204号名为丰裕里，当时虽然也属于法租界地面，人口却很密集，多是老式的石库门房子。这种房子脱胎于中国传统的三合院或四合院民居住宅，弄门纵向深入，过道两旁即为相互毗连的石库门民居。这类旧上海的居民区，由于人多嘈杂，环境局促，没有室内卫生，是旧上海市民生活的一个真实缩影。

正是在这里，沈从文观察到了上海人的真实生活。“后房的窗可以望别人屋顶，红的瓦，鳞次的排列，常常在早晚冒烟的烟囱，近到也象可以用手抓。早上这房中也有好风，只要把房门打开，让风有出路，那风便从窗外来，从门外走去。晾衣洋台太阳光还不来时，后房所见别人屋顶，已经晒满阳光了。”

“顺便说说，老式石库门房子没有‘阳台’一说，而名之曰‘晒台’，这是给难得一见阳光的厢房间居民天晴时晒被子用的。”

“有一天我在上海的阳台上看上海的城市，我伏在湿栏杆上在想另一个窗子里的另一个人家在做什么事。”

“我不知道工厂的夜班是如何的忙碌，我想象的夜班是在一些小房子里总有一些小学徒一边打盹一边做事情，我想象那些铜匠、那些印刷工人他们大概和我一样没有办法睡好觉，他们是那样的肮脏，走近他们的身边有一种难闻的气味，手上全是油腻和铁锈，头脑又是那么愚蠢。”

“这样的生活是人的生活吗？但是我想想，他们那么蠢，我有责任来释放他们。”

1930年后，沈从文在回忆这段与丁玲胡也频共同奋斗的时光时，曾无比深情地写道，他愿意给那些沉默努力的青年朋友们、“每一个在井中向群星望着的人”，以一种“自信”的机会。

“井”！一个多么准确而又美妙的单音词，让人想到“黑暗涧谷”，却又与“涧谷”中不断的坠落不同，它至少提供了一种向上的视角，在暗示着“群星”还定有一个出路，一种建立自信的方式。

正定这种向上的视角，使心地善良而又不屈于生活压力的沈从文，想依靠文学的力量，帮助与他一样众多“挣扎于井底”的青年，找回自己的自信、挣到自己的独立。

这是沈从文推己及人的一个念想，是自己的生活经验，他认为自己就是这么一个向“群星望着”想离开井底的人。来到大都市北京之后，他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位置。可是，对于一个新来的异乡人，大都市从来都是壁垒重重的，以“大学”为代表的精英体制无情地拒绝了他。在“此路不通”的招牌悬挂四处时，“文学创作”这样一种非常自主安排自我的方式，给他提供了社会参与和身份认同的可能，他就是这样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在天才+勤奋公式的作用力下，乡下人沈从文，由于每月都有好几篇文章见著于报刊杂志，由于他确实也已有了些名气，更由于他对人生世相很好的悟性与洞察力，他确实在悲天怜人的感情上有了诸多的真知灼见，他终于获得了大都市人的认同，终于敢在上海人面前说些大话了。

此时，丁玲的母亲也来到了上海，便与胡也频、丁玲住二楼，沈从文和母亲、九妹住三楼。几十年后，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沈从文说：

“我们就合赁了萨坡赛路的二百零四号房子，搬了家，《人间月刊》由我们三人产生了，《红黑月刊》也由我们产生了，在名为‘新房子’的住处，我们生活忽然完全就变了。”

然而，沈从文说的“变”，只是他们仨人心情的变。尽管刚刚借到1000块大洋，可都得用在办刊物、办杂志上。他们的处境还是很困窘，生活也非常拮据，或许并不能比那些铜匠、那些印刷工人好了些什么。特别是沈从文，他的母亲仍然重病在身，“同是天涯沦落”的一大家子人挤在矮小窄旧的石头屋子里，为着能够“活下去”而终日忙碌，他不得不颤抖地握紧手中的笔，在绵延不断的坚持里辛劳与挣扎。

如果，就为一个“活”字，沈从文是不会用那个“变”字的，除了要活下去，更有了为责任活下去的念头。正是在责任与诸多无奈的现实相互交织，在混沌灰蒙的暗影中，透出人生的朝阳，这灿烂的光让劳累的心得到休息、得到安慰、变得高贵，沈从文这才终于敢大声呼出：“他们那么蠢，我有责任来释放他们！”

然而，就在他们都想拼命做好这两本刊物时，谣言来了。其实早在他们三人合租北京汉园公寓时，就曾引起过他人的猜疑，只不过，那时他们仨的名气还都还没有怎么大，一般人的“三角恋爱”的传闻，大都没什么市场。可是现在，三人都有了一定的名气，特别是沈从文。

于是，一些无聊的记者经过一番添油加醋之后，上海小报出现了他们仨“三角恋爱”的传闻，加上当时的政治挤压，还要加上他们的不善经营，终于在《人间》只出三期、《红黑》只出七期时，这两个1929年1月刚问世、寄托着他们美好希望和灿烂未来的刊物，到6月时被迫停刊了，他们的红黑出版处，也随之倒闭。

美好的希望落得个痛苦而难堪的失望结果，心理上的打击已经让人够难受的了，更有那经济上的压力，沈从文辛苦半年，不但没赚到钱，反而背了1000多元的债务，困窘到竟至于使病**的母亲也陷入挨饿情形。

沈从文哭了，万分伤心地泪流满面，只是并不出一点声音，而且是一个人倦缩在“晒台”上浑身颤抖着。

文人历来是有多种的，最无聊的当属那些靠造谣、特别是靠造名星的谣混饭吃的，只可恨这种人象瘟疫一般，总是不可能灭绝。

在中国，一般名气的文人，从来就没有能够遇到靠写稿就能维持生活的年代，更何况是军阀混战、经济凋敝的二十年代！

沈从文应该称得上一位天才作家，他以初小的文化水平，在创作的道路上刚走了不到三个月，就在北京那样的文化重镇，在当时中国最好的杂志上开始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文艺评论等方面文章，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每年都有三四十篇文章发表。从北京到上海，他一路走来，竟始终能保持文化青年中娇娇者的地位。

1928年，又是沈从文创作丰收的一年，全年发表作品高达40余篇，并且首次有长篇小说《旧梦》和长篇童话体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1、2卷问世，全年还出版了《入伍后》、《雨后及其他》等单行本、小说集10余种。

就在这时候，却经受了这样的一番事业上的打击，被弄得焦头烂额，甚至自身难保了，再无法履行“我来释放他们”的责任。因为，无论是什么人，要想做什么事，他首先得有饭吃，能活下去。

沈从文信奉独立，文学创作可以提供了一种自我安排的方式，这种方式正好能满足独立精神很强的人，然而，在中国过来的历史长河中，甚至包括今天，持这种形式谋生的人，总是危机重重。

特别是对于一些处在“井底向群星仰望”身份的人，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与外在历史脱节的空洞感、贫乏感。当这种感觉难以承载时，他们更有了转换身份的渴望。

在中国的历史上，文化青年的路向来就很窄，要么去当官，要么去著书立说；而处在乱世中时，则又多了条与这两条路平行的另一条路，给文化青年多了个转变身份的机会，这就是做“革命者”，或者说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