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徐志摩的万般抬举2

徐志摩看了沈从文的这份声明，不仅把全文给登了出来，还在“声明”的后面又加上了一节附言：

“从文，不碍事，算是我们副刊转载的，也就罢了。有一位署名‘小兵’的劝我下回没有相当稿子时，就不妨拿空白纸给读者们做别的用途，省得搀上烂东西叫人家看了眼疼心烦。我想另一个办法是复载值得读者们再读三读乃至四读五读的作品，我想这也应得比乱登的办法强些。下回再要没有好稿子，我想我要开始印《红楼梦》了！好在版权是不成问题的。志摩”

写这段文字时的徐志摩，虽然还只有28岁，可由于他是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多所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又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此时已出版第一个很有影响的诗集《志摩的诗》，已经是个非常著名的学者、诗人。而沈从文，不过是一个刚发表作品不到一年的文学新人，能得到这著名学者、诗人将自己的作品列入“值得读者们再读三读乃至四读五读的作品”之中，甚至拿出中国小说经典中的经典“红楼梦”来与之说事，真可谓是对沈从文欣赏之极、万般抬举之极。

正因为如此，打这以后，沈从文的名字更多更快地陆续出现在多家报刊上，特别是在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上。

徐志摩1925年10月1日接手《晨报副刊》主编，10月21日，发表了沈从文《一天是这样过的》一文，10月26日又发表沈从文的《夜渔》，到10月29日再刊发沈从文的《卖糖复卖蔗》。

在当时的北京，晨报副刊与北京的京报副刊和上海的国民日报副刊、时事新报副刊，号称是中国的四大报纸副刊。在这些副刊上发表文章的，大都是像鲁迅这样的一些名流。而当月在《晨报副刊》上发文的，差不多全是诸如胡适、梁启超、凌淑华、闻一多这样的一些社会名流。沈从文作为一个文学新人，连续三篇都是隔几天就刊发在《晨报副刊》上，而且到了紧接着的12月份，徐志摩竟连续给沈从文发了十篇小说，这对一位刚刚跻身文坛的新人沈从文来说，无疑是一方面受宠若惊，另方面信心倍增。

这一年，1925年，是23岁的沈从文创作天才初显的一年，也是他创作丰收的一年，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就有63篇，文体涵盖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多种。

鹰的翅膀刚有些硬起来，又遇上了这么好的大风。一个动乱的时代，一个软弱的不能统一的政府，似乎从另一方面给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某种方便。

就在沈从文创作开始起步，1924年和1925年，年轻的共产党作家蒋光慈从俄国回来，接连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和《现代社会与革命文学》两篇文章，他与许多革命者一道，摸索着试图将文学与革命联系起来。

而早在1923年时，郭沫若和郁达夫俩人就在他们的文章中己经使用了“普罗精神”和“阶级斗争”这样革命色彩很强的名词。

郭沫若后来说他在1924年读了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一本书，以后就信仰了马克思主义。1925年，他概括地把革命说成是被压迫阶级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对压迫者的反抗，由此结论说：“凡是新的总是好的，凡是革命的就是合乎人类的要求，并合乎社会构成的基调的。”

郭沫若狂热地宣传：好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真正的文学只由革命的文学组成，而且“文学的内容跟从革命的变化。”他还坚信，“文学可以成为‘革命的先锋’。”

也正是在1925年，鲁迅主持了《苏俄文艺论战》（北京未名社出版）的译文，十分热情地追随苏维埃文学政策的迅速变革。

在这样的情况下，沈从文这个边远乡下漂泊而来的游子，一个旧官僚家庭出生，忧国忧民的文学青年，他又将何去何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