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我还要回来的”

九月上旬，“撤退”一词已经开始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话语中了。政府则已表态：凡撤退的可大人补助三元，小孩两元。然而处于犹豫状态的人仍为多数。“三元钱又能走多远？”武汉生活条件好，着实让人留恋。况且以前习惯看到外省人逃难，在武汉街上讨饭，让武汉人的优越感很强。“九一八”后这么多年，武汉一直稳居后方的地位。现在轮到自己也要逃难，脑筋里转不过这个弯。特别上了年纪的人，更是忌讳背井离乡。看到流浪到武汉的一些人家的惨状，其中不少原先家境、地位都比他们好得多的，不能不对流亡增加了恐惧。民间流传着的民谣是“有乡的回乡，无乡的借乡，借不到乡的，就只有跳江”，大量无钱上路、无处投奔的市民无可奈何地选择坐以待毙。

广诚已在不声不响加紧处理资产、兑换银元，力图将自己的损失减到最小。他心中有个时间表，即只要那帮文化人还在街上宣传，他就相信战局还有希望“翻盘”，至少还没到最后关头。

近来大智旅馆又住满了文化人。原来经三厅安排，冼星海、张曙等又从武昌搬到了汉口，和刘雪庵、常任侠、盛家伦等一起专门为在汉业余歌咏团体举办两期歌咏骨干训练班，每期二十多人。讲授音乐课，教唱歌曲和培养指挥。为参加大后方的歌咏巡回演出作准备。昭舫和毓章也被安排参加教学。

这天歌咏团在青年会集训时，王杰臣私下把昭舫叫到外边，对他说确山那边需要几名技术工人，问昭舫同不同意从歌咏团抽去几个人。

昭舫略感有些吃惊。确山，那是新四军的地盘。他早就猜到王杰臣有共产党的背景，既然二人情同兄弟，有些不便让王杰臣出面的事，他就有意自己出头办了，现在摊开了反而觉得很突然。他问：“这事你对别人说过没有？”王杰臣说：“没有，我最信你。跟你说，除了人，还想找你要钱。”昭舫爽快地说：“那没问题，你能这么信得过我，我太高兴了。不过我们团里人员其实很杂，你千万不可大意。你只把要去的人挑选准，不声不响去就是了。路费要多少？”王杰臣说：“每个人三五元就足够。四个都是‘招商局’的机修工，哦，这里头有‘小豆芽’，你舍不舍得放？”昭舫什么也没说，只紧紧地握了下他的手。

昭舫回到家，打开自己的抽屉，现金只剩几元了，他知道现在父亲生意越做越小，而他为了支撑歌咏团，用钱却越来越多，找父亲要钱是很难开口了。父亲曾经大声斥责他、，不要把家里当成了政府的银行。事实上，每次他用钱父亲都满足了他。还让他直接支配在云樵路口的“通成分店”，分店已快要被他拖垮。他的挚友冼星海上月在“普海春”和钱韵玲订婚时，他都拿不出多少钱送礼。

他决定再次先斩后奏，到“大智旅馆”从赵凯鸣的柜上拿走了二十元钱。

当晚，他到父亲那里，准备接受训斥。谁知父亲没有生气，而是叹了口气，说：“这个地方你以后再也取不到钱了。我就要把‘大智旅馆’交给戴老板管了，正在谈合同、冻结资金。他是奸得很的，不肯出价买过去，说的是‘帮’我经营。从10月起，他就会接手这边的经理，以后凯鸣就算他的人了。今后三年内，每经营一年，让戴家和赵家各净增持半成股份。但一切费用却还要按老股份摊。若是亏了或者关了门，就算我的。要是做得下去，就等打跑鬼子回来再算账。你丙文伯伯家已决定不去四川。他家凯鸣媳妇正怀着第二个，你丙文家婶婶送她回了黄陂。”

看到父亲沉重的脸色，昭舫叹道：“戴老板好厉害！这哪叫帮忙？和趁火打劫有什么不同？”

广诚神情麻木地说：“他那个人，真到了外头，又拿不出几多本事，就喜欢在屋里死盯着我算计。他把凯鸣拉上，是拿你丙文伯伯作幌子。嗨，能搬的东西过两天他就搬走。”

昭舫十分同情辛勤经营的父亲，但也无可奈何，他听说过“自古商场无父子”，戴老板哪里会错过这机会宰父亲一笔呢？“大智旅馆”在汉口相当实惠受欢迎的，但好多家什和抽水马桶也搬不走，父亲除此外，哪想得出别的法子？

广诚则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后事安排，先挤时间和静娴回了趟乡，到爹娘的坟头再烧一回纸。

当晚他把今后的打算告诉了哥哥广智，并且征求广智对汉口实业的处理意见。

广智对弟弟的财产一向泰然处之，因为他认为那不属于他。他只是很不希望兄弟远走他乡，但是又觉得广诚向来都比他有远见，所以劝了两句，见广诚主意拿定，就不多说了。

第二天一早，广诚脸上略带着疲惫，把广智请到自己的房间。他掩上门，用极轻的声音对广智说：“哥，弟弟是你带到汉口的，虽说不能算发了大财，也算在乡里有些头脸了，我这一去，还不知道哪天回得来。我这里有三百元法币，请哥哥收下。”

广智一辈子也没亲手拿过这么多钱，连忙推斥说：“哪次过年过节你不往我这里捎钱，我在乡里哪用得了这多钱？塘草娘俩自己种地，也过得下去，从来没有要我帮的。再说，你远走他乡，身上该多带现钱。”

广诚坚持按住哥哥的手，说还有话说。广智只好收了。广诚嘱咐：“打起仗来，钞票恐怕不值钱，日本人来了还不晓得能不能用。哥哥不要舍不得，想法置田买地都行，一定快些把它花了。”广智顺从地只点头。广诚又说：“哥，昭琳的那张床脚下，挖三尺深，有一个坛子。我在里头放了点大头，还有两根条子。我们是撤退，中国总会打赢的，我会回来的！我怕以后回汉口时，万一身无分文，难得翻身。算留点种。哥哥如有急需，只管取来用了。”广智也不争论，平淡地说：“你放心吧，我谁也不会讲。”

广诚处理完乡下的事回城，终是重负难释，他还需打发店里的人。这是不能不面对的，他把店员们集中到大堂，艰难地说：

“各位，我今天真是开不了口。这多年来，你们跟着我曾广诚吃苦、受累，眼下怕是熬不出结果了。广诚实在对不起你们！看眼下的战局，关门只是迟早的事。要是那个要走，我不会拦，一概发三个月工钱。一时不走的，就做一天算一天，等到哪天我非关门不可了，我还是发给你三个月的工钱……”

店员们嘈杂起来，接着就有人抢断他的话。胡师傅嚷道：“老爷一天不关门，我胡光汉就一天不走，老爷平时待我们怎样？哪点对不起我们？人未必这点良心都没有？”钟长子也大声道：“老爷不要说这些话！您一家爱国，我们都看在眼里。走到街上，别个听说我是‘通成’的，都朝我竖大拇指，我们跟您驾做到底！”

广诚很感动，他体会到了真切的感情，激动地说：“国保不住，谈不上家。各位听好，我不是丢下你们自家逃命，我是跟随政府撤退，陪政府到后方重整旗鼓。小日本，别看他今天蹦得高！亡不了我中国！要不了两年，我们中国军队就会打回来！我曾广诚还会回来，重开通成，重开大智旅馆！到时候还请你们回来，帮我的忙！”

这也许是他此生发表的最“政治”的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