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知交私语时
冯玉祥将军来“通成”二楼吃饭的那天，左秧岷正好坐在另一头的窗口。《大公报》汉口版创办后，她就以记者身份在参加武汉的学生和工人的抗日活动。因为工作的关系，也因为楚妮，她开始特别注意昭舫，也关注着“通成”。
她看不下去“通成”的老板和管家在冯玉祥面前殷勤的样子，人果然是以阶级划分的，剥削阶级必然特别尊敬他们的代表。曾昭舫，也许还有童楚妮，无论他们在现在抗日活动中有多积极，他们的本质和爱憎是决不会改变的。
她也听说过，叶挺将军到这里吃过饭后，曾老板特地将他坐过的的椅子刻字保存起来。但是她有自己的解释：叶挺是脱过党的，是目前各种政治力量都能接受的人，所以这纯属商人猎奇炒作伎俩，说明不了其它问题。
尤其令她反感的是，大概是冯玉祥的召见，曾昭舫竟然带着几个人来到了他桌边，十分恭敬地回答着他的提问。她发现这其中居然还有王杰臣。她是知道他的政治身份的，共产党的人，竟然去讨好国民党的官僚，她气得饭都没有吃完，起身就去结账离开了。
那边，昭舫向冯玉祥将军介绍了“业余歌咏团”的活动情况，冯玉祥十分赞许。昭舫当然不会知道，今天大堂里的这几分钟，会在今后岁月埋下怎样的伏笔。
昭舫离开冯玉祥将军回家，在公新里过道里竟看见星海正在和秋平“疯”玩，星海正用曾家的私家黄包车载着三岁的秋平在巷子里跑圈。秋平坐在车上，手上拿着一个自制的纸风车，快活得大嚷大笑；母亲则和几个“通成”的员工站在巷里，乐不可支。昭舫忙大声说：“秋平，不许叫伯伯这么陪你玩的，冼伯伯热，快下来！”
星海见了昭舫，停了下来。昭舫笑着说：“你也不怕出汗，今天怎么这么高兴？”星海还喘着气，说：“到你这里可以尽情高兴一阵，还有哪里能这么自由？”
他们到了楼上昭舫的房间。昭舫见星海的眼睛里闪耀着不寻常的兴奋。便说：“这些时你来得少了。今天你心情这么好。我看你的眼神，是不是有好事？哎，我记得你还欠我一句话。”
星海甜蜜地笑了，小声说道：“告诉你吧，昭舫，我恋爱了。”
昭舫一听，从藤椅上弹了起来，问：“谁，我认识不？”星海说：“认识，当然你认识了。”昭舫说：“要我猜吗？我想，和拍《最后一滴血》总有点关系。”
星海笑道：“看你不出，你还真不简单！是的，是‘海星歌咏队’的，和我一起拍《最后一滴血》的钱韵玲。这恐怕是我参加拍这个电影的最好收获。”
昭舫拍手笑道：“我认识，六小的钱老师。多好啊！你可真幸福啊！”
星海说：“那还是我在大智旅馆，写《钱亦石先生挽歌》那天，写太晚了，早上刚睡着一会，她就来拿歌单。我有点奇怪，孙师毅怎么不自己来拿？后来在‘市一小’为大家教唱这首歌时，我见他戴着孝，一问才知道，她就是钱先生的女儿。当时她被我问得泪如雨下。你知道吗？我十分后悔，我也曾受过钱先生的教导。我怎么能……哎，我觉得我太粗鲁了，不该那时、那样问她，给她伤口上撒盐。”
昭舫说：“那都过去了，不知不为过嘛！总之，现在我要祝贺你。”他喊道：“葵花嫂，麻烦你去帮我们要两碗莲子汤，要冰镇的。”又对星海说：“你好久没吃了，我知道你最喜欢的。”星海说：“当然好。你呢？有进展吗？”
昭舫笑着摇头：“我……唉！一旦有进展，一定最先对你说。”
星海对昭舫说起近来发生的事：“现准备组织五一‘劳动歌咏大会’。可二厅厅长康泽说了，民间团体和组织应归他们主管，应由他们组织。还说是这个五月份的活动都由二厅包办了。”
昭舫皱着眉头说：“二厅、三厅，不都是我们中国政府的厅么？怎么……是看到三厅‘扩大宣传周’影响大了吗？”他想到要出言谨慎，不往下说了。
昭舫的写字台上，摊放着再版的《大家唱》第二集，星海随手翻开，正好看到自己写的序：
“……救亡音乐在抗战的文化阵线是一道铁的支流。他是较戏剧，图画，更直接，更有效的，原因是它能普遍地让民众较其他的艺术更容易接受。
“救亡音乐在抗战中的任务，不仅要像其他文化艺术一样，组织民众和激发民众抗敌力量，而且更要有目的地唤起不愿作奴隶者的内在的斗争热情--包括全世界的，连我们唯一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内……这是我们争自由的日子！我们要利用救亡,像一件锐利的武器一样的在斗争中完成民主解放的伟大任务。”
看着自己充满**的语言，他又抬头看着面前这位陶醉于救亡宣传声势的昭舫，不由为自己实际的处境感慨。
他收敛了笑容，叹了口气说：“昭舫，恋爱是一回事，可我的工作却又是一回事了。你可能无法想象我的实际感受。自从进了三厅，我好像觉得自己成了衙门里的人，整天扯皮拉筋的事多了起来。写一点东西，要经过数不清的审查。一点小事，要听取很多人的意见。不是程序，就是开会、开会、开会！唉，我的好多灵感都被磨光了！”
昭舫并不吃惊，他几乎每天都进出市一小学，也就是市党部大院，官员们的官腔和衙门的气度，他都看熟了。他无奈何地劝道：“你得适应这种环境啊，统一战线，不‘统’在他允许的范围内，能让你自由地写吗？”
“可是我想写的、我想唱出的，要为大众呐喊出的，也正是某些人要砍的。”
“我能理解，他们给你画好了一个圈，你只能呆在这圈里。在他们手下，除非放弃做人的骨气，否则再好的脾气也会被他们逼疯。”
“到了三厅，我看到周恩来先生、看到田汉、洪深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呕心沥血。但是也看到我们有些文化人像政客一样，无论开个什么会或者成立个什么机构，他们就会为派系比例、席位、排名次序斤斤计较。什么学院派、什么音专派、业余派？什么上海的、北平的？我赞成那天在全国歌咏协会会议上你说的：‘我们没有这派那派，只有抗战派！不管这个的那个的，只要是抗战的！’”
昭舫见自己尊敬的星海居然能记得他在会上说的话，慌忙说：“我算什么？不好意思了。但我真希望音乐界的门第观点不要这么重，不把日本人打出去，这些门第和地位又有什么用呢？”
星海说：“对，我为什么要写救亡歌曲呢？因为救亡音乐比其它艺术更容易被民众接受。我第一要写出祖国的危难，把我的歌曲传给全中国和全人类，提醒他们去反封建、反侵略、反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可是我们自己队伍中也有些作曲家不认同我的观点，还有人还说什么知道吗？说群众歌咏‘不是在唱歌，是吼歌’。”
昭舫道：“这些人心里藏着少数人的私利和高高在上、瞧不起工农阶级的心态。这种心态下也必然写不出鼓舞民众的好歌。星海，我亲眼看到民众欢迎的，士兵们欢迎的，就是能团结民众战斗的救亡歌曲。”
“我深信这些工作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是有意义的，我要做一个有良心的音乐工作者。有些人当面和背地里贬低我，其实，我早就习惯了，有帮音乐家不时地讥笑我，轻视我，根本不把写、唱救亡歌曲当成音乐工作者的历史职责。我对你说过的那个--照起像来就往中间凑的那位--说得更令人气愤，‘我只要上一次厕所的时间，就可以写一首群众歌曲。’”
“我真不晓得这些人还记不记得我们失去的国土、沦陷的南京的惨状？不过，你接触的人多了，有些事只能放在心里，不能太性急，更不要因心情不好与人争吵。”
星海知道，有朋友也曾这样批评过自己，特别在某些场合控制不住情绪。点头说：“你说得太好了，这正是我的缺点啊！咳，我常告诉自己，不能让脾气变得太急了！可是有些事一来，就实在让人控制不了。那个环境把人逼得固执，错误地选择对象争吵。唉，我的朋友张曙脾气也犟，我有时竟与他也争吵，甚至不是很大的事情，都不想谦让他一点。事后我又后悔。昭舫，我身上怎么这么多毛病？”
“我不觉得。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不也为小事争吵过吗？我倒认为，你能看到自己有缺点，比我们强多了。我就不能像你，勇敢发现和面对自己的缺点。星海，你看我有什么毛病，一定告诉我啊！”
星海坦诚地说：“你不错，很让人信任。不过我觉得，你也许还缺少足够的人生挫折。不错，你曾被武大不公正地开除。但是，不是仅你一个人承受过这些！相反，你本人在这世界上从不缺少爱，可以说太受宠爱了。而你缺少那种让你内心深处难以承受的考验。另外，我还希望你的观点还可以更鲜明一点。”
昭舫觉得他看得真准，自己实际上是太谨言慎行了。唯有知己、唯有战友，才会这么贴心地指出自己的缺点。他很受感动，便不住地点着头。
冰镇莲子汤端来了，他们两人在桌子上舒服地吃着。
昭舫道：“金山那天对我说，他导演《最后一滴血》，简直受不了政府的中央影片厂的那位厂长的管辖，恨不得不拍了。”
星海说：“可不，我们就是在那种管治下工作。他说的真是大实话。我看迟早会停拍。哎，那天你带他们唱了《江南三月》，效果还真不错，连我自己都感动了。后来好多人都找我要歌单。”
昭舫说：“我们印发了好多了。嗨，以后你要想写什么，还是来这里写，让我最先唱！我们现在没有能力出《大家唱》第三集，但是不定期出了很多集《抗战歌声》。很多歌，比方说《游击军歌》，都是最先在我们《抗战歌声》上用简谱刊登出的。”
星海点头说：“我知道，我也愿意在你这里写。这里，我的心情特别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