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重上珞珈山
冬季最先到来的北风竟让人感到舒畅。昭舫近来的精力也空前旺盛。十二月中旬，星海到黄石、大冶为伤兵慰问演出刚回到武汉，就受到潘乃斌从珞珈山带来的“武大歌咏队”邀请。昭舫便与毓章、周艾琳等几个武大老同学陪着星海一起上了珞珈山。
在武大留校学生热烈欢迎冼星海的同时，童楚妮和在校的老朋友郭佩珊、朱久思、陈尚文、姚树森、林金铭等人真挚而热情地迎接着昭舫，给了他伤痛未愈的心灵极大的慰藉。
楚妮指着石秀夫身后的一个女生，对他说：“这位南下同学的大名想必你已久闻，她就是北平‘一二.九’时的著名笔杆子韦君宜，这是她妹妹韦君文。”昭舫马上想起她那振聋发聩的“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呼声，赶忙上前和她握手，感慨地说：“珞珈灵秀萃诸方，这下更是名不虚传了。”
周艾琳故意寸步不离昭舫，特别留意昭舫和楚妮对视时的眼神。楚妮看在眼里不加理会。昭舫和同学们小聚了一回后，他让潘乃斌陪着去拜访了几位老师。
他们在工学院门口碰上了制图老师赵学田。赵老师拉着昭舫的双手详细问他的近况。昭舫回忆起当初自己跑到他家通风报信的一幕，恍若隔世。乃斌说：“赵老师正和郭霖老师一起，指导我们自制手榴弹和防毒面具哩！”
九月底，中共派陶铸同志上珞珈山，建立了武大党支部。从11月初起，共产党已开始在武汉筹建“青年救国团”，准备以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青年为主要成员，并将首先在武大公开成立分团。而现在的武大“游击战术研究班”实际是共产党通过刚成立的合法的统战组织“抗战教育研究会”办的。郭佩珊、潘乃斌都是那个研究会的成员。游击班的学员大部分是武大学生，主要学习统一战线和游击战术，为党领导的抗日敌后武装预备军事人才。
乃斌陪着昭舫一一拜访恩师和朋友。昭舫笑道：“没想到你这个‘通缉分子’在学校这样逍遥自在啊！”
“还行，”乃斌笑答，“刘教官闯见我时，都还皮笑肉不笑地和我招呼。这群家伙可能后悔，当初没能逮住潘乃斌。但这群笨蛋，可以**发现了你这个‘共产党’，哈哈！”他和昭舫笑了一阵，“毛竞飞毕业后已经离开了学校，据说成了职业特务。穆啸谷毕业后不知去向。岁月沧桑啊！但是蓬勃的抗日热情的后面依然很复杂。汪精卫也来学校给我们训练班讲过一通话，空话连篇，‘牺牲、牺牲’地干喊，我直到听完，都没听出他究竟要表达的是‘战’还是要‘降’，抗战究竟对不对，以及该如何抗战。当同学们质问他‘经过改编了的职业匪徒切不可在游击战中加以使用’是指谁时，他避而不答，却强调德国大使陶德曼愿意为中日调停，不能放弃和平‘最后的宝贵机会’。”
他们站在图书馆北边的平台阑干边，俯视他们曾记录下他们大学时光和友谊的后山。珞珈山的初冬又被金灿灿的秋叶遍地铺满，秀丽的东湖依旧波光闪烁，但是很多东西已经一去不返了。
乃斌指着苍郁的后山笑着说：“康泽也来看过我们的游击训练。我们还在后山演习游击战，有些女生居然穿着高跟鞋，把鞋都跑丢了。”昭舫听着，心里百感交集，对校园生活的依恋和久郁心中的那份委屈，还是不时会折磨他。
乃斌转过身，对昭舫说：“李厚生在你走前离开学校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对我来说，学校的生活也将永远过去了，昭舫，我不会在武汉呆多久了，我准备去前线。”
他注意到昭舫的眼神中有些惊讶，继续说：“太原和上海相继失守，告诉我们战争将会是多么艰苦！中国只能以空间换时间，逐次消耗敌人。莫去指望那些自私的列强们会帮你，他们只顾保护自己的利益，作些假惺惺的谴责。英美给我们运送的物资，还远不如运往日本的多！
“我在前线看到，人的生命是多么地微不足道。和我住一起的一位的记者，一天早上随队伍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我们的士兵，用血肉之躯和日本人的飞机坦克硬拼，太吃亏了。”
昭舫不由问：“那么危险，你还要去前线？在后方，你会不会更有价值？”
乃斌摇头说：“个人虽然渺小，但是却真正体现了生命的价值。因为我们终会打败他们！我随八路军一起，亲临了几次突袭战斗，那是没有明显阵线的战场，从地图上看，已经是在敌人的后方了。我们的军队在老百姓帮助下，猛打一阵就走，不可一世的鬼子，被打得尸横遍野，真痛快啊！他们的机械兵完全用不上劲，疲于奔命，等赶到时，只能收尸。我懂得了，这才是我们战胜强敌的战法：游击战！”
乃斌又恢复了他惯用的谈笑风生的语气：“其实前线的生活的确很苦，说真的，我很不习惯，我回汉口后的第一夜不敢直接到你家，因为我身上有虱子了！”
他忽然打住了话，笑道：“我该退出了，有人在等你呢！”
昭舫一回头，看见了楚妮，“她来找我了！”他有些激动地迎了过去。
潘乃斌一闪就消失了。楚妮的第一句话是：“周艾琳呢？跟得那么紧？”昭舫答道：“她就那么好强，你又不是不知道。”楚妮噘了下嘴，说：“倒真像有人要和她争似的。我听说，你们明天就要下山？”昭舫说：“是的，山下的活动也很紧张。你在游击训练班？”楚妮点了点头。昭舫又问：“你也要去山西打游击？”楚妮反问：“要是那样，你说好不好？”
看到昭舫复杂的表情，楚妮小心地转了话题，说：“这些时，学校的左派学生可谓如鱼得水，意气风发。董必武、沈钧儒先生都来训练班作过演讲。给我们讲述到敌后开展游击战的策略。陈独秀先生也来学校演讲过，他是王星拱校长‘五.四’运动时的朋友。”
她看着山下，用深情的语气说：“其实我非常想你能回学校，我很留恋那段同学的时光。我甚至希望学校开除的是我而不是你。你那么爱读书，而且读得那么好，你在晚自习时专注的样子，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学校是你的天地，那操场、那游泳池、那歌咏会、那运动会、球赛……你给武大的同学留下多少记忆啊！昭舫，如果有来生，我还想和你一起读书。有你的武大和没有你的武大真是不一样的。”
她发觉昭舫的情绪也在开始激越，而自己内心很多话正在强烈地试图涌出，便沉寂了一分钟，努力地控制住了自己，转了个话题说：“你听说过吗？去年，文学院的苏雪林老师，毅然将自己的嫁奁、稿费、薪酬一起兑换成五十两三钱黄金，悉数捐献给了国家劳军。”
昭舫感慨地说：“我当然看到过这消息。有家周报还为她的义举出了号外。真是惊天动地！绝无仅有！苏老师真了不起，让全体国人感奋。因为她，一时汇往前线的捐款大增。看来我们那时是太错怪她了。”
楚妮用脚踢着路上的小石子，说：“是，我们是偏激了。我向来很崇拜她的文采。但是，也难怪我们，谁叫她那么骂鲁迅的？既不可理喻，又忍无可忍。包华就在讲堂上发难，打断她的讲课，公开质问她。好多人写信申斥她。”她低下了头：“这里头就有我。”
昭舫说：“我们学校对鲁迅历来就是两派，彼此泾渭分明，而且‘反鲁’在校董们中是占上风的。”楚妮接着他的话说：“可我们一直把和我们观点不同的人，都看成是投降派，以为只有我们才是爱国的。这也是不对的。”
昭舫见楚妮能这么认真剖析自己，很是佩服。楚妮说：“不谈别人了。你还记不记得，我曾说过，我有幸认识了共产党中央的代表董必武伯伯，他是我母亲当年‘武汉中学’的校长。他最近又和我有过一次谈话。”她心里稍稍平静了些，“昭舫，”她不知不觉地在称呼时，把他的姓去掉了，“我们的人生只能有一次，我对你说过我此生想要走什么道路，现在，我好不容易找到它的入口了。”
昭舫没有说话，等着她往下说。楚妮说：“我很高兴你在和冼星海、洪深等人一起战斗，我想我们的道路肯定是一致的，你同不同意我的说法？”
昭舫说：“这还有疑问么？从我们认识起，我们就一直站在同一边，为着同一个目的共同战斗的。”
楚妮摇了下头，说：“你没有听清我想要说的。我们同在向日本帝国主义战斗，这是全民族的统一阵线，很多支队伍并肩站在一起。但是我希望站在共产党的队伍里。我虽然还不知道他们最终会不会要我，但是我会争取，一辈子争取，你是不是和我想的一样呢？”
昭舫懂得，这个问题他是不能回避的，但是他已经想过很久了，甚至和毓章讨论过。但他没有问过乃斌，也很清楚自己为什么不去问这个最好的朋友。他于是说：“我会站在共产党的一边，因为我看到，他们自始至终抗日最坚决，从未虚伪地欺骗和镇压民众，我赞成鲁迅先生对他们的评价。”
他看到楚妮露出的满意表情，又接着说：“但是我这个人有些散漫，不想受政党纪律的约束。我听说，加入了共产党，是不能有个人意志的。这点我怕我办不到。”他迟疑了一下，想到楚妮是他最信任的人，对她应该把真实想法说出来，“再说，我自尊心很强，我不会去要求某个组织接收我。我已经不止一次承受过难堪。我还没有来得及要求加入时，就已经有人在主动对我排斥了。”
在北平时，魏公博曾告诉他，当李毓章发动大家向学校抗议时，包华、卫邦国等人居然把他的行动称为出风头，还莫须有地说他和CC分子的关系复杂。他相信这种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特别是有那么几个自封为左派的人，与他们相处时，莫不能经常觉察到冷漠与隔阂。
他把这些事大略地讲了一遍，说：“我活得光明正大，坦白无私地帮助我所认为应该帮助的人，因为他们是爱国青年。我们全家都支持我的做法，并且主动为此承担着风险。如果这样还必须再特地恳求别人了解我、相信我，那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要我整天为了得到这些人的认同、去浪费时间，我办不到，也不想办！何况，现在我们国难当头，要做的事太多。我能做多少就会做多少，不需要这些人来赞许。”
楚妮叹了口气。昭舫是诚实的，他一直就是这样的。那么自己怎么看待呢？这也许就是“考验”，不要强迫昭舫接受这考验吧？那样太没有意义了。她困惑地回想起，左阿姨曾暗示，她这样的家庭背景很难被共产党接受。又说过昭舫不可能成为彻底的革命者，当然就不会是彻底的爱国者，充其量就是个同路人。左阿姨甚至对她说，上海的左翼文化人很复杂，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很少，曾昭萍都算不上。
但董伯伯对自己说的话里却充满着鼓励，没有一句使人感到压抑、使人自惭于与生俱来的缺陷，反而让她懂得，无论出身于何种家庭，像她自己、昭舫，还有很多旧营垒中的子女，都可以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成为民族解放的战士。董伯伯鼓励自己对信仰追求下去、奋斗下去，把自己信任的朋友团结上，永不动摇地投身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
他们不都是共产党吗？ 给人的感觉好像很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昭舫熟悉楚妮的性格，见她有好一阵都不说话，开始耽心，自己自尊心的强烈表露会不会让她反感。同时，他心里再次涌起一种要比以往更真实的离别预感。他不敢直接问她，便婉转地说：“你在写给我的信中说，董伯伯想介绍你去新华日报社，怎么又说要去打游击？”楚妮说：“我也不知道将来我会去哪里，但是，我不想留在后方，每天身后悄悄跟着没法摆脱的保镖，继续当黑老大的千金。”昭舫说：“天地良心，我看到，再没有像你这样赤诚地想投身革命的女孩了。”楚妮叹了口气：“可惜，这仅是你的看法。”
昭舫听到，她的声音都有些颤抖，心想，大概她也有她的委屈吧，楚妮啊，你吃得了那份苦吗？你受得了那份约束吗？
楚妮中断了这个艰难的话题，转过脸看着昭舫说：“我和郭佩珊去找过王校长。我们说，你那么爱学习，比谁都应该继续去读书！王校长回答说，武汉大学董事会很固执，认为向一个学生认错很荒唐，开不得先例。王校长势单力孤，但是只要你愿意，他想找机会介绍你去别的学校。昭舫，答应我，要真有那个机会，你别傲慢地拒绝。”
昭舫见她那么真诚，十分感动。听楚妮又问：“你回答呀，汉阳贱三爷！学以报国呀，你想不想？”昭舫回答：“我当然想，我会珍惜。”楚妮高兴了，抿着嘴说：“你这么说，我放心了。”
乃斌过来喊他们去参加聚会，他们的谈话被迫中断了。
傍晚，等“东湖中学”一些同学也聚上山来后，冼星海在学生礼堂为大家教唱。
星海拿着指挥棒，对大家深深地鞠躬。同学们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星海说：“同学们，我今天很感动，这么一个优美的高等学府中有这么多立志报国的优秀学子，我会把我的感受融于今后的创作中。
“我今天准备为大家教唱的是《茫茫的西北利亚》。我想先给大家介绍下这首歌曲。
“这是我为我的朋友田汉先生话剧《复活》谱写的一首插曲，这个话剧是他根据托尔斯泰的同名原著改编的，在剧中，由波兰青年柯亭斯基和囚徒们唱出。我在创作时，脑中实际上涌出的却是我们的东北同胞。记得当年我们初演时，租界的巡捕不许演员们在台上唱这样的歌词。但今年在南京演出时，台下的观众曾被感动得站起来大声呐喊。”
他比大家更显激动，最先进入状态，他的投入和**很快感染了大家，把大家都调动了起来。那满含被压迫的感伤和急于待发的郁闷更加深入到学子们的心中，提炼着他们的情操。
他们当晚要在武大过夜。星海和毓章住一个房间。
星海似乎很激动，说很想写点东西。毓章便让他一个人留下，自己则来到乃斌和昭舫的房中。石秀夫等一大群同学也在这里。大家心情都很不平静，谈论着一年来发生的事，一直谈到很晚。
夜深了，同学们纷纷离去，但他们三个都还没有什么睡意。
乃斌说：“昭舫，我受你的影响，更加喜欢唱歌，业余歌咏团成立后，我只参加过几次活动。我在山西时，心中常涌动着创作游击队歌词的欲望，现在越来越想了。”他显然很动感情，“我亲眼看到我们沦陷区的同胞在战斗，他们出发了。在寂静的夜晚，我听到他们的脚步声，踩在刚收割过的麦地里，嘁嚓，嘁嚓……”
容易激动的毓章不由自主地产生了共鸣，他挥动指挥的手势，为他伴吟道：“嘁嚓，嘁嚓！”
“这是是我们游击队的弟兄。”他站了起来，低声吟道：“三个五个，一群两群。”
毓章激动地一跃站起，说：“在平原，在山林。”
乃斌接着朗诵般地：“好！‘在平原上，在高山顶，我们是游击队的弟兄，化整为零，’……不好，不好押韵。”
毓章似乎比他还激动，说：“化整为零，化零为整，不怕鬼子兵！”
乃斌说：“好极了！‘化整为零，化零为整，不怕日本兵，’不，‘不怕日寇的机械兵’。昭舫，笔墨侍候！我想写了，我要写！”
昭舫帮他拿来一张纸，把自己的钢笔递给他。乃斌挥笔疾书，毓章也参加进去。当他俩还沉浸在**之中时，冼星海推开门进来了，说：“毓章，我一口气谱好了两首歌，你回来休息吧，顺便帮我唱唱。”
这是一个冬日晴朗的夜晚，明亮的星空注视着珞珈校园。这一夜，在“老斋舍”内，诞生了乃斌写的、以先珂为笔名的《游击军歌》歌词，也诞生了冼星海的两首歌曲：《战时催眠曲》和《做棉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