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双十节
双十节那天，广诚和静娴拿了昭舫给的票，带着秋平到《大舞台》，参加武汉市党部组织的“伟大国庆纪念”会。听说共产党新来武汉的一些要人也会出席，其他到场的都是军政界名流、社会贤达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就凭自己能和这些人坐在一起，就让广诚觉得脸上十分有光。
这就好，再不要分什么党，再不要抓啊、杀啊。他想起了自己店里墙上贴的一条标语：“都是中国人，一起打日本。”
他到得早了一些，座位的前几排和楼上的包厢都还空着，好座位也还空着很多，看来最有身份的要人们还没有到来。他买了根棒棒糖，哄着秋平不闹。坐稳后，看到昭舫和几个工作人员模样的人，在台前激烈地说着话，那个省党部的周书记长从后面走过去，对昭舫说了些什么。昭舫马上跳上台去，走到幕布后去了，不一会，又匆匆走了出来，从边上的“太平门”出去。
看来儿子是参加会议组织的一个重要角色，他感到高兴，车过脸想对静娴说话。却见她的眼睛紧盯着门口，便也顺着她眼光望去，正好看到一个很时髦、很漂亮的女孩、拽着昭舫的手走了进来，两个人在前排边上的空座并排坐下了，说着话。
他想这女孩可能是上海来的。这些时明星见多了，他也不认为奇怪了。谁知静娴在旁递了一句过来：“这是他同学，姓周，是省党部那个大官的妹妹。”广诚奇怪地问：“你怎么晓得的？”静娴道：“来过我们家的。这个姑娘也是为了替昭舫打抱不平，自己退了学。”
广诚一听，觉得这情分很不简单。正想继续问，却见毓章和昭瑛两人扶着高士其进了场，他的好心情瞬间去了一大半，沉下了脸喃道：“怎么还跑到戏场来露脸啊？也不怕遭人背后说，真不懂事！”静娴却似没听懂，说：“毓章这伢，有肚量！”广诚见说不到一块，便唠叨说：“昭萍这事就是做得不好，搞这么个吃喝拉撒要人服伺的人来。她自己倒是成了家的哦！也不为妹妹想想。”静娴不以为然道：“跟你说过不消管得闲事，现在年轻人都大方。你看那周小姐，和我们昭舫也挨得太近了。”广诚的注意力马上又回到了这边。静娴又说：“这丫头。可惜我们昭舫看上的不是她。她倒也不怕别人看了会怎么说。”
广诚听了，顿觉惋惜，便问静娴：“不是他的‘那个’？那么亲热？”静娴说：“昭舫的‘那个’也是他们学校的，长得也好，就只怕我们攀不上。”广诚见说，心里不服，问：“那家里是做什么的？总不会比周书记长官还大？”静娴叹了口气，说：“要说，你还不如不晓得，不告诉你又不好，怕哪天让你出洋相。”广诚性急了：“到底是哪家？你说嘛！”静娴这才说：“是童老爷家的四小姐。”广诚一惊非同小可，思绪大乱，难怪童瑨总会突然问起昭舫，昭舫啊昭舫，你这个家伙，怎么尽给我出难题呢？
当省市大员终于在掌声中进场、周书记长和吴市长代表省市讲话后，演出开始了。广诚这才从乱成一团麻的浮想中解脱出来。
静娴仅只对昭舫的节目有兴趣。昭舫出场有好几次，先是他指挥“业余合唱团”和“女子合唱团”同台唱歌，昭诚和毓章也站在中间唱，那个姓周的女孩也在里头，好像连几个上海的明星也站在里头。以后昭舫还参加了演小话剧。不过她不知道“话剧”这词，这还是洪深先生几年前提出的新名词，她只管那叫“文明戏”。后来又一群一群的人唱了好多歌。那个到家里去过的、叫冼星海的上台指挥了，昭舫这下站到里头唱了。这个节目的掌声最长、最热烈。
昭舫还指挥宪兵警察们唱了两首歌。广诚似乎很激动，对静娴说了几句话。但她没听清说的什么，只忙着招呼瞌睡来了的秋平。才又去接着看，见昭舫又在和那帮上海明星们一起唱歌、演文明戏。所有节目都在唱着要抗日、要杀鬼子。
他们看完演出，坐上自家的黄包车回到店里时，看到杜季卿站在店门外候着，见他回来，远远就迎上来说：“叔，市党部派人来定了两百多人的消夜，说是要招待演员。我都张罗好了，就等您驾看看行不行。”广诚听到，又是一喜，连说：“好好好，季卿做事越来越行了！”往后这些会议还多，承办他们的酒席、消夜，这不是摆着的商机吗？
昭舫对安排在“通成”消夜略有些尴尬。这次他是作为客人坐在这里的。小吃上来前，每人面前先摆了一杯绿茶。周艾琳坐在他身边，调皮地问他感受如何。昭舫反问：“该不是你的建议吧？”艾琳笑道：“是又怎么样？”接着又说：“这么伟大的活动，能轮到我辈插嘴吗？”
二队的演员们卸完妆来了。星海隔着几张桌子，用手势和他们打着招呼。
毓章说：“昭舫，我很欣赏二队的方式，他们用卡车演出，活动范围大，准备的时间又少。不用搭台搞布景，也不像我们又是化装、又是卸妆、动不动花着脸就在街上走的。”昭舫说：“是啊，我跟着他们跑了几次，他们在卡车上搭上简单的‘流动舞台’，放着扩音喇叭，打着铜锣，开到一个较宽敞的地方，布景一竖。等观众围上来，洪先生就讲演。大家合唱两首歌曲之后，星海就站在车上，对街上的人群教歌。他们怕大家不好意思唱，就把我们跟着一起去的队员分散到下面去带头学唱。然后他们就演上几个节目，对观众说声谢谢，请借条道。卡车又开往别处继续宣传。穿过几条街，找个人多的地方，就停下车来又演。演出效果比在剧场里还好得多。”
薛培莜说：“是省党部借给他们的一部‘道奇’。他们人员多精干哪，个个会演、会唱、会写。我也跟着跑过一天，有些观众看表演看得上瘾，跟着卡车跑，你换个地方演，他又跟到那里看。”
魏公博说话了：“昭舫，其实你要想学他们，找个车，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王杰臣说：“行不通吧！我们是业余歌咏团，没有经费来源，租车不现实，省党部也绝不会像对二队那样对我们。”
这时小吃面点和莲子羹都端了上来。周艾琳嚷道：“魏公博想说的办法我都不赞成，那就是送上门去归顺汉口市党部，让他们派个‘训导员’到队里来，领导和进行党化训导！”周艾琳心里其实是为了保护昭舫，懂得那么一来，昭舫当然不会听任指挥，歌咏团将垮台不说，说不定昭舫又会因此得祸。
魏公博不满意地说：“我哪是这个意思？什么‘归顺’？现在什么都是小事，唯独抗日救亡是大事。没想到我们唯一参加过官方CC‘俱乐部’的周小姐、倒有这么强的反官方意识。”艾琳哪里容得有人嘲笑她，立即柳眉倒竖，回敬道：“拿包子把你那张嘴塞住！你算哪一方？”
昭舫不愿意大家不和，心里同意着周艾琳的分析，便说：“公博，我们这是个民间自发组合的业余团体，我不希望在这里又要听到谈什么党。我无党无派。”
王杰臣也说：“莫急莫急，心平气和！我们不演剧，东西不多，就还是两条腿、踩三轮车、背包包算了吧！我还不是好多回演完后红脸黑眉毛的在街上走，也没见多少人看稀奇。”毓章劝道：“公博你别生气，我听说滕培英毕业后进了汉口市党部，还当了个宣传助理。要正好派他来，恐怕你魏公博第一难受。我记得你们俩吵过一架？”
王杰臣问怎么回事，武汉大学的几位却对此事都印象极其深刻。
那是双十二事件学校里学生辩论，魏公博、滕培英本都是反对张学良的做法的，与李毓章、曾昭瑛等激烈地辩论。当时魏公博呕心沥血地呼吁道：“同学们，我们应该相信领袖。因为中国若没有蒋委员长，必将分裂，必将大乱，给倭贼创造他做梦都想的机会。现日本野心昭然，委员长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与之周旋，集中力量，先平内乱。本来，朱毛在陕北只剩万余残部，完全可以一战而内安，全力对外的。而张、杨却在此时劫持蒋公，使国家顿失领导中心，坐以待危。你们身为学子，还在欢呼雀跃，是非不分，简直幼稚之极！真叫人怀疑谁在趁机渔利。”滕培英挺身向前，像是为了支持他，嚷道：“李毓章，你该很懂历史吧？崖山之后，已无中国。要说亡国，以我中华几千年文化的感召、融合能力，清军入关后满人不是让我们同化，反而使中国的疆土更加辽阔么？我想，中国即使亡给日本，也不过就像元、清那样。要不了多少年，充其量让中国的满、蒙、回、藏少数民族中再多出一个‘大和族’来，能有什么损失呢？而亡给共产党，则必然死无葬身之地！”
当时魏公博突然沉下脸、把他一推，喝道：“你给我滚开！你想亡国，给我滚到日本人那里去！我不与你这样的小人结盟为伍！”滕培英下不了台，在同学们的起哄中红了脸，与魏公博大吵了一场。
这会歌咏队的点心和莲子汤都端了上来。毓章连忙说：“我们歌咏团自成立起，有意保持独立性，我看，我们还是离那些半人半鬼的家伙远点吧！”
们歌咏队点和莲子羹都端了上来。周艾琳说那么多心计，她戴六儿魏公博还想要解释，常与他走得最近的薛培莜把他的肩膀拍了两下，示意叫他吃东西。
此时在公新里六号，广诚却想着另一码子事，他儿子的“亲事”将怎么“提”。怎么办呢？童瑨不会因此翻脸么？他想到自己与当初回绝戴承喜时老戴的尴尬与恼怒，现在莫要轮到自己了。童瑨和自己的交情可是自己在汉口立足的重要支撑啊！
童瑨也对楚妮和昭舫的关系“不一般”早有耳闻。共产党的董必武先生到武汉后，在武昌“蜀珍酒楼”宴请答谢武汉老友。童瑨是他的同乡，萧雨杨是他的学生，皆应邀赴席，把楚妮也带去了。童瑨有机会和萧雨杨、楚妮和和气气团圆了一次。席后回到粮道街住所，便有意向女儿问起了曾昭舫。楚妮猜到了他的用意，便反客为主，问他对歌咏运动有什么看法。
童瑨非常和蔼地说：“军歌鼓舞士气，抗日歌曲唤起民众，当然是不错的，不过战争一事，总归要靠真刀真枪说话。曾昭舫离开学校后，你们还有来往吗？”楚妮不得不佩服父亲很会抓住主题，不受干扰。便回答：“有过两次，我到汉口不多。”童瑨叹了口气，说：“你是不肯跟爸爸多说几句话的，楚妮，爸爸爱你，处处将就你，推掉了翁家的婚事后，我与军界的这个老朋友就只剩下翻脸了。哎，这些事不提了，现在你们两个人到底怎么想的？”
楚妮的脸“唰”地红到了耳根，她定了定神，说：“我们只是志同道合的同学、朋友，现在都只想着怎样投身到抗日战争中去。你想问些什么我都猜得到，那是没有的事。”
童瑨哪里会看不透女儿的内心，又问：“他是‘蓝衣社’上了黑名单的共党嫌疑，你晓不晓得？”楚妮说：“共党嫌疑又怎么样？我们刚才不还在和共产党的副主席吃饭吗？”
童瑨叹道：“你们太年轻了！楚妮，爸爸走过的桥，多过你走过的路。我看现在的国共合作，还比不上民国十六年来得亲密。那年汪院长和共产党翻脸前两个钟头，还在和那边的部长们有说有笑。政治这事，台面上说的都是好听的，台底下做的都是对自己有利的那一套。现在上海打得那么惨烈，中国人只好先搁置前嫌，站到一起御敌再说。一旦两家利益有了冲突，那么多年的血海深仇，岂是一笔能勾销的？说翻脸就会翻脸！先倒霉的就是实力小的。到那时，对大局无关的小嫌疑、小党员，就会成为被打击的第一拨对象。”
楚妮年轻，心中一团热情似火，哪里听得进父亲这些，便略带讥讽地问：“你很怕吗？”童瑨很郑重地回答：“对，爸爸很怕！民国二十七年，武汉杀的共产党中，就有好多是我看得起的好汉，可又怎么样呢？楚妮，政治这玩艺，太假！太黑！太毒！我要真想玩，辛亥革命时就玩喏！那时我像你一样勇敢，天不怕地不怕。可是现在，我已经有了很多不容被伤害的牵挂了，比方说你。你现在还无法懂得，一个当爸爸的会想些什么。”
楚妮不想和他辩论，但是她作为善于总结论点的时事评论撰稿人，不得不承认父亲对政治的认识很透彻，当然，是站在他的立场上的。童瑨此时也不是非要谈出个结果，更不打算把心里的门第观点在这里对女儿摊开。他懂得，在提倡婚姻自主的无敌潮流中，对年青人提那些观点是腐朽而愚蠢的、适得其反的，眼下只有先放一放，静观其变。重点应放在影响楚妮的政治观点。
他站了起来，说：“蒋主席一直主张以先安内后攘外，轻装抗日，结果这条路没有走通。因为中国人心里最耽心的不是内患，是亡国！好在现在国共算是又联合了。但是，楚妮，你要把握分寸，要懂得，唯有蒋主席和国民党政府的参加和领导，中国才会有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我希望你们写文章也好，救亡活动也好，都只能以拥护领袖的姿态，不要忘记了这点。”他突然声音变得很小，用几乎是自言自语的口气喃喃地说：“下棋要多看几步，我多看了几步了？”
楚妮不赞同他的观点，但是也不去顶撞他，她懂得他们两人谁想说服谁都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