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昭萍的软肋
在上海的曾昭萍正感到空前的压力，而让她觉得最难承受的是其中有些来自自己崇信的组织。
组织又给了加了她新任务，要她除继续原来的工作外，还要参加在“临青小学”为女工们办的文化补习学校代课。她被介绍认识了以“临青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的区负责人李群夫同志，并接受他的直接领导。
该小学校长是昭萍熟悉的任崇高。教师多是四川人。学校相当远，在公共租界的杨树浦临青坊，离昭萍住处有十多里。她每周得跑三次，而秋平还未断奶，所以每次必须把路线时间都算计得很周到，跑得十分辛苦。但是如同所有决心投身革命的年轻人一样，她把这认为是在接受组织的考验。
有天临时接到去学校开会的通知，刚好秋平有些烧，昭萍慌忙陪梅娘娘到医院并联系知秋后，火急火燎地赶到学校，但还是迟到了几分钟。会后，左秧岷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她：“曾昭萍同志，你认识错误的性质吗？我们今天宣传对象是日资厂的女工，她们从虹口、闸北赶来，我相信其中好多也有孩子等着她喂奶，你的迟到会失去他们对你的信任，也同时会减少对党的信任。如果在战场上，几分钟可能就是成百上千战士的生命！”
昭萍十分惭愧，当左秧岷问明她迟到的原因后，说：“你这么多后顾之忧，怎么能全身心投入革命、实现你对组织的诺言？你知道我们长征中有多少同志将亲生子女送给穷山村中不认识的老乡吗？她们不是母亲吗？如果叫你现在去根据地打游击，你怎么办，带上孩子吗？”
左秧岷看出昭萍无言以对的窘迫样子，又加上一句：“我可不是在说着玩，你不是多次要表示过可以去和日寇战斗吗？”
这些话让昭萍受到从未有过的震撼。她看到了自己的软肋。小心地回答道：“我和知秋商量过，等戒了奶，就把他送到汉口。”
左秧岷冷笑道：“准备把儿子交给资产阶级家庭、在剥削阶级的教育下成长吗？”
昭萍惊呆了，再也说不出一句话，参加革命原来这么难？我那贫苦出身的妈妈会把他培养成剥削阶级、培养成革命的敌人吗？
此时她对共产党的崇信已逐渐变化为信仰，尽管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论一知半解，对于共产党人的理想也有些模糊，但她是认真的、坚定的。她设想过将面临危险，而且很可能将付出高昂的代价，被捕、严刑拷打、牺牲，她都想过，并且深信自己都能挺过去。但她尽管随时准备牺牲一切，却从未将秋平放入这“一切”里面。这太可怕了！他那么可爱、无辜、弱小，什么都不懂，他当然应该活下去、健康地成长，引接新生的中国。
这次谈话后一个多月，左秧岷突然被英国巡捕抓了。与左秧岷有联络的李群夫暂时转入了地下，同时通过内线去了解她被捕的原因和可能的后果。初步得知是因为在她提包里搜出了一份怀疑是共党的文件，即油印的陶尚行《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左秧岷声辩是电车上别人塞给她的，她都不知道是什么。身份好像并没暴露。李群夫便偷偷通知昭萍，委托他去找一个在《申报》工作过的闵律师设法营救，让她不致遭引渡。又借此事提醒昭萍汲取教训，小事不慎就可能酿成大祸。
昭萍把这一切都完成的当天，“量才补习学校”一个叫老卓的也遭到了不幸。老卓其实不是组织中人，仅是因为上课时言语激昂、被希图请赏的人报告了当局，家中便突然遭到了便衣的搜查，虽说没搜出什么置他于死地的东西，他两岁多的儿子却被特务从楼梯上推下来摔成重伤，当夜就断了气。
昭萍听说后吓得全身冰凉，恐怖到极点，当晚竟几次从噩梦中惊醒。她再次体会到自己的致命弱点了，她惶恐地问知秋该怎么安排秋平，她绝不能让孩子受到伤害！
她这才对知秋提起左秧岷那天的话，她只说是组织的意见。虽说他们俩都是组织的人，但各自的组织关系是彼此从不公开的。
知秋垂首难言，他的顾虑还多一层，按习俗，秋平是应由男方家抚养的，可是他，一个祖国早已沦亡、亲朋杳无音信的流亡青年，哪里有什么地方来安置秋平？而岳父对他明显冷漠的态度，使他很敏感地认为是嫌他穷，而且能隐约感到他对“高丽人”的偏见和歧视，这一些，早就伤害过了他的自尊心。
“我看还是只有找你父母。”知秋理智而勉强地说，“可他们愿意接受吗？你是不是得先问问？”
“我不想问。他们万一反问我们，你们为什么不自己带？怎么解释？”
“就说每天工作回家太晚行不？不然我们怎么能全身心工作，又怎么能大无畏？”知秋耐心地说。
“我其实还不见得想他们带。我的父母虽说出身贫苦，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是有产阶级了，是革命对象了！我们要革命，首先就得和他们划清界线！把秋平托给他们，又怎么向组织表明我们划清界线了？再说，就算组织同意，革命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等秋平在他们身边长大，培养成一个小少爷、第三代资本家？那还是我们革命者的后代吗？”
“哪有你说得那么严重？昭舫就很进步！与剥削家庭划清界线，未必要到六亲不认的地步？”
昭萍低下了头，她本来就言不由衷，但的确又很怕秋平会变成资产阶级，至于昭舫，至少在生活方式上不像工人阶级。
“那……哎，梅娘娘愿不愿意带？放到她家里，我们每月给抚养费钱，她家是工人阶级。”
两人商量不出别的办法，只好约定次日一同对梅娘娘说说看。
梅娘娘一早就上楼来抱孩子，秋平咿咿呀呀地不要她，昭萍想到刚才还在算计孩子，心里不由一酸。
“他断奶后就天天这样，不肯听话，不肯吃稀饭，宁愿把空奶瓶抱着瞎闹，我们乡下说这是没断干净。太太和先生天天又早出晚归。”梅娘娘有些抱怨地说完，却不带孩子离开，然后小心地说：“太太，先生……”
昭萍道：“您不是早就习惯叫我昭萍了吗？您有什么事吗？坐下说吧！”
梅娘娘没有坐，却十分尴尬地说道：“昭萍，叶先生，我二女儿下个月就要生了，我在秋平断奶前就说过的，我……女儿女婿两人都要上工。”
知秋和昭萍面面相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显然这是没有任何商讨余地的，梅娘娘还有好几个儿女，再不必要对她提出什么帮忙抚养秋平的事了，此时只能要求她留到“最后一分钟，工钱当满月算……”就谢天谢地了。梅娘娘是李公朴先生主动介绍的，现在要找个可靠的人很难，报上常见保姆拐跑小孩的骇人新闻。更何况找人还必须请示组织。
接下来紧张而重要的工作一个接着一个，时间也就一天又一天地过去。秋平的事就拖着。
老天可怜见！知秋找到了一个阿婆，答应梅娘娘走后临时帮他们照看两个月，这让他们暂时缓过来一口气。
租界那边，闵律师正设法营救左秧岷，左秧岷却在《大公报》的活动下被释放出来了。李群夫得知后，通知她先去内地回避一段时间，等候通知。《大公报》也同意她回湖北老家休息几天。
月底，就是左秧岷离沪后两天，英国巡捕突然又袭击了“临青小学”。从办公室搜出了四大捆“违禁书刊”，其中包括新出版的斯诺《西北印象记》，任崇高竟被被带到了格兰路捕房，关押了一整天后被保释。但不几天，巡捕又到学校抓走了两名教师。
很显然左秧岷事件后巡捕房已盯上了临青小学。李群夫找到昭萍，要她暂时停止联络，作好随时搬家的准备。他认为宁肯小心谨慎有余，也不可掉以轻心，必要时撤出上海。他还有一层耽心，因组织上一直要他设法了解左秧岷被捕后的表现，但没有任何消息。
昭萍借这次谈话的机会请示孩子的问题。李群夫回答说，我们的工作注定不得安定，你不如先将他放到父母那里，你怕他受剥削意识影响，可以等他大一点再接回身边嘛。至于你父母，党的政策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民族统一战线，你的父母是劳动人民出身，曾在白色恐怖下帮助过我们党，所以应该团结、而不是疏远他们。他将一本《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小册子借给昭萍，他说：“我的意见你可以告诉知秋，我的身份已向他公开，今后你们是彼此公开身份的同志了，你们应该认真学习新时期的革命特点。这本册子读完后有机会就还我，绝不可落于他人之手。”
夫妻两人得到李群夫这样的表态后兴高采烈，一致认为将秋平送回汉口最妥当。昭萍当晚就写好了给家里的信，她斟字酌句，修改了好几次，小心设计着如何打动父亲。第二天一早就寄出了。
她根本不会想到，此时武汉正爆出了惊天大案，小人物莫名地被当局拿来人人过关，信件被全部扣下审查，父亲竟没能及时收到她这封关键的托命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