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远处的水泥路上停了两辆囚车。下来一群治安员，他们悄悄靠近烂尾楼。不知是谁警觉到了，叫了一声治安队来了。治安员还在一楼，睡在三楼的人都醒了过来，他们开始四散逃蹿。有的往楼下跑，有的往楼上跑。往楼下跑的，有些被守在门口的治安仔抓住了，有胆大的冲破了治安仔们的包围圈，跳过那高高的垃圾堆，逃进楼后山坡上的树林里。我看见我和李中标开始往楼上跑，像兔子一样快。三下两下就蹿到了楼顶。楼梯口有一间小房子，小房子边上靠着一把梯子。1994年的王端午和李中标像猴子一样顺着梯子爬上小房顶，然后将梯子抽了上去。这时，阿喜也跑到了楼顶，可梯子已经被抽上去了。她哭着喊，老乡，把梯子放下来，让我上去。王端午和李中标两人将身子紧紧贴在小房顶上，没有吱声。下面还陆续跑上两个人，他们看见楼梯抽上去，转身跑了，阿喜没有往下跑，还站在那里哭着哀求说，老乡求求你们把梯子放下来。王端午和李中标都没有动。这时，有治安仔追到了楼梯口，将阿喜带走了。

我再没有见过阿喜，不知她被抓后会经历什么。关于这段经历，我后来在小说和散文中都有过描述。只不过，我的描述，和我收脚印时所见有些出入。在我的小说和散文中，小房顶上有许多人，而不只是我和李中标两个，另外，那将梯子抽上去的人也不是我和李中标，而是别人。我在文中还说，我不知道那个女孩叫什么，而事实是，那个女孩叫阿喜。我们认识，说过话。甚至于，在那样艰难的找工途中，我还曾经暗暗喜欢过她。当然，这喜欢止于和她说上两句话后，心里会有些喜悦。重回现场，让我很难受。我的难受，不只是在于悔恨当初为什么没有向阿喜伸出援手，而是在于，许多年来，我用文字将自己打扮成了一个胆小者和受难者，为自己做了开脱，时间久了，真的以为那天晚上的情形是如同我的散文和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我不止一次说过，记忆是不可靠的。我的记忆欺骗了我。或者说，我选择性地遗忘了一些东西。而现在，当我开始收脚印，回到我的1994年时，我看到了事情的真相。我为1994年的我恶心。我们完全可以向阿喜伸出援手，但我们没有这样做。阿喜并没有因此而恨我们，她要是恨我们，完全可以告诉治安员，这小房子顶上有人。

那一晚，治安队收获颇丰，两辆囚车塞满了人。看着那闪着警灯远去的囚车，趴在小房顶上的1994年的我和李中标这才坐了起来。

许久，李中标说：我们刚才应该让阿喜上来的。

我突然捂着脸失声痛哭起来。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看，这些脚印就是那天晚上留下的。

您问我被治安队抓了会怎么样？你们知道孙志刚吗？那个从湖北到广东打工的大学生，他就是因为没有暂住证被治安队抓了，后来活活被打死了。

你说这是个案？可是我要说，这不是个案，这连冰山一角都算不上。

你们知道东莞木头镇吗，那里有个收容站，从1993年到2003年，十年时间，官方数据是，这个收容所收容了80万人次。而当时全国有多少间这样的收容站？共收容过多少人？恐怕是一个再也无法查实的数据。他们都是这共和国的公民，他们行走在自己的国土上，可是他们要用一纸暂住证来证明自己有在自己国土上行走的自由。我是中国公民，却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暂住，你们难道不觉得荒唐吗？好，我们承认，当时的暂住条例，有历史的原因，问题是，时至今日，每当地方的治安情况下降时，总会有人提出重新办理暂住证。2006年5月8日，医学专家钟院士在广州街头被抢手提电脑，警方出动百余警察在十天后破案。钟南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治安状况严峻和目前没有有效管理无业游民直接相关。在收容制度存在的时候，尽管有不该收容的人被收容了，但一下子否定和废除收容制度，也是有问题的。这可不是我在编故事，你们现在上网，还能查到当时的报导。看看，连科学院院士，政府号召公民学习的道德模范都如此思维，可以想见一般的老百姓会怎么想了。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扪心自问，你们是否也和钟院士有过相似的想法呢？

其实不单是你们，就是年轻一代的外来者，对于当年的深圳，对于收容，也是无法想象的。我一直认为，深圳，或者说广东，或者说，中国这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是建立在原罪之上的。所有的成功者都是有罪。当你们并不了解中国的所谓人口红利的真相时，你们这些学者专家们，并未经历过改革初期南方的炼狱时，你们所有的谈论都是无知的，是可笑的。这样的话，我曾经对夏天说过，可是她反驳了我，她认为我太偏激。我只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我所有的思考与评判，只基于一个标准，那就是人道主义的标准。夏天提醒我，应该去木头镇收容所将我留在那里的脚印收回。她说她希望我讲一讲在收容所的往事。于是我努力想去到收容所，去收回那些遗落的脚印，可我却总是去到别的地方。我对夏天说，要不，我们周末去一趟木头镇收容所吧。去看看今天的收容所变成了什么样子。

我记得那是个周末，我们起得很早，从深圳到木头镇，走高速接近一小时车程。

自从当年从收容所被李中标赎出后，我再没有去过那里。我不知道凭记忆，是否能找到当年的收容站。好在一路有路标指引，我们还算顺利地来到了木头镇，然后，就不知道该怎么走了。眼前这繁华的南方小镇，已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当年的木头镇和内地的小镇并没有太大差别。两山相夹，一条公路，将东莞与惠州连接在一起。低矮的，典型的客家民居散落在公路两边。也有工厂，商店。但是一切似乎还未来得及沾上改革开放的利好。当年的木头镇，最繁华的地方似乎就在收容站周边。因为收容站的存在，激活了以它为中心而形成的产业链。每天有大量的人被收容到这里，就意味道，会有大量的人来这里赎他们的亲人、朋友。摩托拉客佬，士多店，帮人以低于收容所标价往外赎人的，将没有亲人来赎年轻漂亮的女孩非法赎出转而逼迫卖**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以收容站为中心，人越聚越多，产业链渐渐成型。我还记得，许多年前，我还没有遇见李中标，那时我曾经找到过一份工作，就在东莞长安镇的美太玩具厂。前面我曾经对你们讲过那间厂，我曾在某个晚上，站在工厂后的院子里看电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在那间玩具厂，曾经有工友指着远处的那座高耸的山，说：

看，那就是观音山，观音山下，就是木头镇收容站。

在那时的打工者心中，收容站，就是我们噩梦开始和梦想终结的地方。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慈航普度的观世音，能四时观其声音的观世音，观看不到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山脚下那收容所里发生的人间惨剧。许多年后，我和夏天驱车前往，其时，观音山上已经耸立起了一座据说是全世界最高的观音雕像，每天都有众多信众爬到她的脚下烧香跪拜。我再也分不清东西南北，记忆中的木头镇和眼前的木头镇，再也找不出重叠的部份。无奈之下，我们只好问人，连问了几个人，都不知道收容站在什么地方。甚至，有些人都不知道在这里曾经有过收容站。人们真是健忘。自从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收容遣送条例废止，中国的大地上再没有了收容站。十年过去后，一切像没有发生过。没有人再去翻历史的旧账。经过多次打听，终于问到了一个面包车司机，他知道收容站在哪里。他对于有人寻找收容站感到很奇怪。他说在十五年前，他就在这里打工。现在年纪大了，工厂不好进，就搞出租。我们付了他十块钱，他为我们带路。

眼前的收容站，已然没有了我记忆中的样子。比当年我被收容时，规模大了许多。想来，在我被收容之后，这里又经过了多年蓬勃的发展。现在的收容站，门前挂的是青少年救助中心的牌子。这里变成了流浪人员和残障儿童救助中心。我们到的时候，正是中午下班时间，门卫不让进。我对门卫说，我是政协委员，来这里调研。看过我的证件，门卫放我们进去。现在的救助中心，可见当年收容所的印痕。四周是高耸的楼，将中心围成天井。安静得有一丝森森寒意。我们没有看到被救助的儿童。草草转了一圈，回到大门口，我问保安，现在这里有多少孩子。保安说大约三十多个。我问保安知道这里从前是干什么的吗？保安摇了摇头。我告诉他，从前这里是收容站。保安露出惊讶的表情，略有所思地说，难怪这楼房有点像监狱。

此行对夏天来说是失望的。她无法将眼前慈悲为怀的救助站，和我描述中的人间炼狱进行关联，更无法将收容和救助这两个反差如此巨大的功能进行关联。一个是人间炼狱，一个是爱的天堂。只有那一大片收容所员工的住宅区，在隐约指证这里曾经有过的热闹与繁荣，只有那无声的空置的高楼以及高楼那监狱样的格局，可以让你估算出当时这里的容纳量。八十万人次，十年，每年八万人次，一个月就是六千六百人。这是我看到的官方数据。官方数据还显示，这八十万人次中，被证实有罪的大约五百人左右。按照钟南山院士的想法，为了保障他这样的精英人士的安全，为了将这五百人的犯罪行为扼杀在萌芽状态，就要不惜牺牲七十九万九千五百人的基本权力。

离开木头镇，我们一路无话。

我知道，夏天对我之前的描述产生了怀疑。她无法从现在的儿童救助中心，想见当年曾经发生的一切。

夏天的怀疑，或者说她脸上表面出来的平淡，让我觉出了紧迫。我们在木头镇分手。我对夏天说：

你自己回深圳，我要回广州。

我知道，我要做我该做的事。连夏天都对我讲述的过往产生了怀疑，我无法想象，再过若干年，这段往事是否还会重见天日，是否还会有人相信。罪痕被岁月抹去，一切将被繁荣所粉饰。而我，能做一些什么。对于一个将死的人，我不想就这样无声无息来到这世界，又悄没声息地离开。我要为我们这一代人的苦难作证。计划在我的脑子里渐渐清晰起来。

黄德基，李中标，马有贵。

在我余下的生命中，必需找到他们。我告诉自己，不能再沉醉在温柔乡里。我要和他们谈谈，我想让他们做点什么。我要公开谢罪。我要将被尘埃遮掩的罪行公之于众，我要让他们三人和我一起接受法律审判。我希望以我们的谢罪为切入口，让那只翻开一页就早早合上的过往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我知道这很难。事实上，如果不是死期将至，我也做不到。我无数次在作品中写到过去，写到我的罪孽，但我并未真正触及真相，我总是顾左右而言它，在作品中小心翼翼地掩饰着真正的罪行。我从来未能进行真正的赎罪。我理解黄德基、李中标的处境。一个是前程似锦的官员，一个是雄心勃勃的企业家。只有马有贵，我不知道如何找到他，不管他现在是富贵还是贫穷，我想他总会有家庭，有了家庭，逼迫他认罪，他将如何面对家人？孔子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我知道。但要做的就是将其施于人。其实，我也没有想好要让他们出来做什么，发表一个声明认罪？还是像李中标那样，用别的方式，来做有益的补偿。

前不久，中山大学一位名叫李德南的博士给我做了个文学访谈。他说，在一些年轻作家的笔下，越来越多的出现了赎罪的意识和书写。他举出了两部小说，当然，还指出了我的作品中弥漫着罪感意识，问我是基于什么样的选择。我说我没读过他举出的作品，无法对他们的写作做出评价。我知道，救赎是个时髦的主题，许多青年作家在写作这样的主题。于我而言，我写救赎，是因为自己曾经的罪恶，希望通过写作来舒缓内心的罪恶感。我不希望通过写作来获得自我救赎，不过是想在写作中坦白我曾经历过的一切。但我软弱，无力，缺少直面自我的勇气。我并未真正在写作中将自己的外皮撒开，露出血淋淋的真实给人看。我那部名为《荒原纪事》的长篇小说之所以总写不完就是基于此，基于我缺少勇气。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不知道，我对自己有多么失望。就像我无法对夏天坦白，在遥远的俄罗斯，我有过的短暂的疯狂。就像我无法对我的前妻坦白，我和她之间，隔着一个名叫北川的女孩。

北川。

女士们，先生们，我终于说出了这个名字，我要正视这个名字。

我要去找黄德基，去找李中标，去找马有贵。

我想和他们谈谈北川。反正我要死了，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

和夏天分别后，我给黄德基、李中标发了短信，我在短信中说：

是时候了，让我们正视过往，正视发生在溪头村的往事。

发出之后，想了想，又发了一条短信：我想和你们谈谈北川。

这位先生，您问我，谁是北川。您可否容我喝口水。我已经讲得口干舌燥了。虽说我是罪人，但我想，我还是有基本的人权……好，好，我少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