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小说家

许多人认为作家与小说家之间存在着某种重要的联系，这种联系不平等，有偏见，误解深得已经超出我的想象。他们认为，作家和小说家根本不能摆在同一条水平线上，小说家只是作家的一个“附属品”，就像历史上的宗主国和藩属国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的头脑中，作家已经把小说家的职能替代了，给出的原因非常简单，那是因为作家可以涉足所有文学体裁，而小说家则只会在小说这一棵树上吊死，两类人（甚至可以并为一类）不在一个等级上。容我这么说，这种理解是极为外行，极为不负责的，作家和小说家之间的关系绝对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是包含与被包含，主人与仆从，老师与学生，博学多才与见识狭小的关系；小说家拥有作家不会有的灵敏、智慧和幽默，所以，作家与小说家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他们是两个独立且矛盾重重的人，就像男性和女性从性别上来讲是对立的一样。

既然作家和小说家之间不存在联系，那他们之间的区别又是什么呢？作家和小说家的区别不能仅靠作品体裁去判断，这是肤浅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一个作家去写小说，并且因为他写出的小说成就非常高，就说他是个小说家。这个区别明显与我之前的说法形成了一个悖论，既然作家可以转变成小说家，那么小说家不就是包含在了作家之中吗？显然，这不是问题的答案。（问题在于，一名作家写出的小说，成就会高吗？）米兰·昆德拉也认为作家和小说家是不一样的，他在耶路撒冷发表某项文学奖的获奖演说时提到过，他把自己看作一名小说家，因为小说家是希望消失在自己作品背后的人，是拒绝公众的人；他没讲作家又是一种怎样的人，但从他评价小说家的话中可以轻易推理出来他心目中作家的轮廓：作家是个公众人物，肩上背有很重的社会责任，同时他们也十分乐意拿着自己的作品被此起彼伏的闪光灯淹没。

这种认识是流于表面的，没有触及关键，那仅仅是一种职业本能，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基本原则。是否面对公众，完全是在于个人，而不在于个性，作家和小说家都可以选择沉默，同样，他们也都可以选择面对公众。所以在后面的演说中，米兰·昆德拉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加深了自己对这个区别的认识，对聆听他演说的诸多听众道出了一句“精彩的犹太谚语”：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随后他进一步解释说，那是因为人类的思考总是抓不住真理造成的，上帝在笑我们的愚笨。他说，伟大的小说正是带给了我们上帝的笑声。这充满了讽刺，因为小说便是小说家思考的产物，小说从没抓住过真理，那是不是小说就没有存在下去的价值，小说家就没有必要再写小说了呢？因为照我这么说，我们在小说中找到的就不是真理，而是一堆可笑的思想上的废弃物，这有什么意义呢？不，这恰恰是小说的特点，只要篡改掉一点，它就不是小说，因为小说的任何地方都具有假设性。

已经约定俗成的事物到小说中会统统变成假设的，还没有认识到的事物在小说中则会变成猜想或是实验，在这种环境之下，不存在真理。这在人们越来越追求精准的今天是无法想象的。赫尔曼·布洛赫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乃是小说的唯一存在理由。根据我的理解，这里的“发现”，指的是世上极其细微的任何东西，包括人的细微情感，以及人有时特别的行为。真理作为早已被先人总结出来的严肃、一成不变的东西，它首当其冲被小说家摈弃。小说家不是不知道真理，他们甚至熟练掌握了一种真理（写作的真理）。但他们在写作中甘愿曲折迂回地走很多弯路，避开一切真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听到上帝的笑声，上帝的笑声越大，他们就越成功。他们活在假设之中，活在游戏之中。写字的人一旦深入小说的创作中，那么他就会带上小说家的思维，他会爱上小说，会爱上上帝的笑声，因为写出一部“道德”的小说的人，都必须具备这个特性，这是小说家的个性（前提是把小说家看成是一个个体，才能说这个特性是“个性”，否则即为“共性”）。

那么，作家和小说家的区别就在这里了，作家紧抓真理，而小说家却抛弃真理。作为一名公众人物，作家的社会责任空前沉重，而他们却也似乎很享受这个责任带来的压力。作家常常对记者说，他是为社会写作，为穷苦、贫困和社会底层的人写作，为了指明社会前进的道路，他不得不写作。这是作家的无奈，从他们常说的话，和他们常写的文章中可以稍稍觉察到一点，他们被迫追随真理，因为社会的发展需要真理，人民生活的提高需要真理。这么紧迫、重要的事摆在面前，任何人都会皱起眉头。所以，作家拒绝上帝的笑声，他们坚持严肃，他们活在固定之中，一切都井然有序，都被人设计好了。可惜的是，他们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无奈，反而觉得这是社会对他们的认可。我们可以想象，一辈子都困在一个没有欢笑的世界里的人是多么的可悲。

一名典型的作家背后——他的国家——往往存在着一个极权。但并非所有情况都适用于这句话，作家在任何体制的国家下都有，社会需要这些人做出牺牲。与作家不同，小说家却不是在任何体制的国家下都存在，比如，极权会厌恶典型的小说家，不是限制言论自由，就是杀害他们，直到他们销声匿迹。原因在于小说家无视极权下的真理，这有悖于极权领导人民所走的方向。极权掌握着“真理”，掌权者认为他和他的人民只有一条路可走，即追随他坚信的“真理”，甚至不管这个“真理”是否够格称得上真理。苏联也许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共产主义”在这个政权中是唯一的真理，而且除了这个真理之外政府也不允许有任何思想的存在。在这片土地上，上帝连笑的资格都被剥夺了。那么，是不是小说就在苏联那儿消失了呢？不是的，苏联不会做那么愚蠢的事；苏联很聪明，知道与其让小说消失，还不如利用它。某段时期的苏联，本土小说的发行量十分巨大，也在同一段时期内，小说在苏联处于停滞状态，它不再前进，原因是此时苏联的小说不再像过去的俄国小说，目的是发现布洛赫所说的“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那时苏联的小说，已经失去了小说本身的意义，被重新强加了许多意义，它的目的是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服务，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因此它被迫述说已经被说了成千上万遍的真理。而写那些小说的人，在极权的威胁之下，不管他们之前是不是小说家，都纷纷摇身一变，成了典型的作家；诞生在作家笔下的“小说”，那的确是不能称作为一部小说的。

原谅我的任性，我最不能忍受的事就是：一本阅读对象是学生的“极具权威性”的书把莫泊桑、巴尔扎克以及其他许多优秀的小说家称作是“作家”。这是外行、不负责任的说法。而且，一想到我以后会被误认为是那些挂着高度眼镜、眼神中流露出低俗和谄媚、高举“为了社会”的旗帜的作家，我就会不可避免地不安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