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公元前43年12月7日

西塞罗之死

当一个聪明的却不怎么勇敢的人路遇一个强者时，最为明智的办法就是避开他，毫不羞愧地退让一边，直到路重新空出来为止。马尔库斯·图留斯·西塞罗，罗马帝国的第一个人文主义者，演讲的大师，法律的保卫者，在三十年的漫长时间里一直为维护继承下来的法律和共和国而不懈地努力；他的演讲已刻入历史的编年史，他的文学著作已刻入拉丁语言的条形石。与喀提林的无政府主义作对，与威勒斯的贪赃枉法和与战功赫赫的将军们那咄咄逼人的独裁专制为敌。他的《论共和国》一书在他所处的时代里被当作是理想的国家形式的道德法典。但一个强者来了。这个人就是尤利乌斯·恺撒，开始时西塞罗作为一个老一代的人，一个更孚众望的人，毫无猜忌地帮助他，可恺撒却在一夜之间用他的高卢军团使自己成为意大利的统治者；坐拥军事权力擅权独断的主宰者若要戴上皇冠，只需把手一伸，安东尼就会在聚集起来的人群面前亲自奉上。一旦恺撒开始独裁专断践踏法律，西塞罗就与他这种独裁统治进行徒劳的斗争。西塞罗曾无望地向自由的最后捍卫者们发出反对这个暴虐者的斗争，但士兵表现得远比言辞强大。恺撒有才智，同时也有作为，他不停地取得胜利。如果他像大多数独裁者那样渴望复仇，那他在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会不假思索地把这个固执的法律捍卫者清除掉，或者至少是剥夺他的公权力。尤利乌斯·恺撒看重他那些军事上的胜利，但更看重西塞罗的巨大勇气。他没有任何羞辱的企图，让这个失败的反对者活下去，只是建议他离开政治舞台。这个政治舞台，只属于他一个人，其他人担当的只是一个缄默服从的跑龙套的角色。

对一个有才智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被排斥出公众生活和政治生活更为幸运的事了；它把思想家、艺术家从他们没有尊严的，只有暴力或者阴谋诡计大行其道的领域里逼了出来，驱回到他们内心没有被触动和没有被毁坏的属地。每一种流亡的形式对于一个有才智的人都是集聚内心力量的一种鞭策。西塞罗在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刻遭遇到了这种值得庆幸的磨难。这位伟大的雄辩家正逐渐接近生活的晚年，持续不断的风暴和紧张的生活只给他留下少许时间去进行创作上的梳理。这个六十岁的人在他的一生经历了那么多相互矛盾的事情！借助毅力、机敏和智力上的优势，这位“新秀”（homo -novos）克艰克俭，赢得了一系列的公职和荣誉，而这通常对一个外省的小人物是闭门不纳的，只令人妒忌地保留给出身贵族的后裔。他获得了高得不能再高的公众宠爱，感受到了深得不能再深的公众屈辱；喀提林失败之后，他在凯旋声中登上了卡皮托城堡上的台阶，被民众戴上花冠，被元老院授予“祖国之父”的荣誉头衔；而另一面，在一夜之间他被流放，被同一个元老院判决，被同一群民众所抛弃。他没有供职其间的公职，没有由于不懈的努力而获得的高位，他曾在法庭上主持过审判，他曾在战地上作为军人指挥过军团，他曾作为执行官，执掌共和国的政权，作为行省的副执政官执权政务，数以百万计的塞斯特斯通过他的双手进出，由于他的双手债务累累，他曾拥有帕拉丁山上最美轮美奂的住宅，而现在它成为一片废墟，被他的敌人焚烧和捣毁。他写过值得怀念的论文，做过经典性的演说，他生育过孩子，他失去了孩子，他曾经勇敢过，懦弱过，执拗过，随后又被赞誉过，十分受人羡慕，十分受人仇视，性格像天气一样变幻莫测，完全是些碎片和荣耀，总而言之，是他那个时代的最吸引人也是最令人激动的人物。因为这与从马留斯到恺撒四十年发生的所有事件完全不可分离地联结在一起。纵观历史，世界上没有其他人有西塞罗那样的经历，而存活了下来。只有一点——这是最重要的——他从没有给自己留下时间好好观察自己的生活。在他那追逐名利的狂热中，这位永不停歇的人从来没有找到时间，静下心来和好好地去思考，去总结他的知识，他的思想。

现在恺撒的篡权夺位终于把他排除出国家事务，给了他机会去从事他个人富有成果的事业，西塞罗弃绝地离开了法庭、元老院和尤利乌斯·恺撒的专制帝国。这位被罢黜者开始在公众面前克制住自己的不快，他绝望了：愿其他人来保卫民众的权利，角斗士和赌博比他们的自由更为重要；对他而言，现在只有去寻找去创造更多的、自己的、内心的自由。马尔库斯·图留斯·西塞罗在花甲之年第一次静心深思，向世界表明，他为何而作，为何而生。

这位天生的艺术家，他只是出于疏忽而从书籍的世界陷进政治的泥潭，现在西塞罗试着明确地去塑造符合自己年纪和内心深处渴求的生活。他离开了罗马这座喧嚣的都城，回到图斯库卢姆，今日意大利的弗拉斯卡蒂，他的住宅四周是意大利最优美的风景之一。柔和的深绿色树浪沿着山阜涌向坎帕尼亚平原，泉水用银色的乐音，冲破了荒野的寂静。在市集上，在论坛上，在战争时期和在驿车中，在多年之后这位创作力充沛的沉思者终于在这儿完全敞开了他的灵魂。那座充满**力，疲惫不堪的城市，它离得远远的，犹如地平线上的一片光秃秃的烟雾。但它确也离得足够近了，朋友们经常前来进行极富机智、令人激动的交谈；他的挚友阿提库斯，或者年轻的布鲁图斯，年轻的卡西乌斯，甚至有一次——一个危险的客人——伟大的独裁者本人，尤利乌斯·恺撒。但是罗马的朋友们却没有前来，可另外一些朋友在场，出色的、永不令人失望的伙伴，不管是沉默不语还是喋喋不休——他的书籍。一座杰出的图书馆，一座永不枯竭的智慧的蜂房，西塞罗把它建造在他的乡间住宅里。希腊智者的著作接排的是罗马编年史和法律简编；与这样一些来自各个时代和不同语言的朋友们在一起，没有一个晚上是寂寞的。清晨是工作时间。那个学识渊博的奴隶总是在毕恭毕敬地等待他的口授，他打心底喜爱的女儿图利亚为他的就餐节省了时间，而对儿子的教育每天都带给他新的激动或者新的消遣。随后呢，是新的智慧：这个六旬的人做出了这个年纪最为甜蜜的蠢事，他娶了一个年轻的女人，比他的女儿还要年轻；作为一个生活艺术家，他要去享受美，他也要在最性感最魅惑的形体上去感受，而不是在大理石的雕像或在诗句中。

就这样，西塞罗在六十岁时终于回返自身，作为哲学家，而不再是煽动家、作家，不再是修辞家；作为逍遥自在的主人，不再是民众宠爱的忙忙碌碌的仆人。他抛弃了过去在市集广场对那些贪赃枉法的法官进行严词逼问，宁愿完成他的《论演说家》，为他的那些模仿者做出榜样，并同时在自己的《论老年》论文中得到教益。一个真正的智者认识到断念是老年人和他的年代的真正尊严。他的书信中最最美好的，最最和谐的都出自于他内心宁静的那段时间，甚至就在他遭到毁灭性厄运，他可爱的女儿图利亚死时，他的艺术帮助他得到哲学上的尊严：他写下了《论安慰》，这部著作几个世纪以来直到今天仍让成千上万遭受同样命运的人得到慰藉。后世为这位一度忙忙碌碌的演说家成为伟大的作家而感谢这次流放。在这平静的三年里，他创作了那么多的著作，他获得的身后荣誉远比此前消耗在国家事务的三年时光要多得多。

看来，他的生活已成为一个哲学家的生活了。每天从罗马来的消息和书信他都不屑一顾，他更像是那个精神的永久的共和国的，而非恺撒的独裁所阉割的罗马共和国的公民。尘世权利的老师终于知道了酸楚的秘密，也是每一个在公众事务必然最终体会到的秘密：一个人永远不能长久地去保卫群众的自由，而只能永远保卫自己内心的自由。

这位世界公民，人文主义者，哲学家马尔库斯·图留斯·西塞罗就这样度过了一个值得祝福的夏季，一个创作丰硕的秋天，一个意大利的冬天，如他所认为的那样，永远地离开时代的和政治的喧嚣。每天来自罗马的消息和书信他都不予理睬，对那个他不再涉足的游戏无动于衷。看样子他已完全被文人爱慕虚荣的功名心激活了，他不再是那个腐败堕落的暴力肆虐的共和国的一员，而是看不见的那个共和国的公民，这个共和国毫无反抗地屈服于恐怖。这时，三月的一个中午，一个使者冲入家门，满身灰尘，喘息不已。他勉强说出消息：尤利乌斯·恺撒，那个独裁者，在罗马的讲坛上被刺身亡。随后使者屈膝瘫倒在地。

西塞罗面色苍白。几个星期之前，他还同这位慷慨的胜利者坐在同一张桌子旁，尽管他承认他也仇恨这个危险的能人，尽管他心存疑虑地观察恺撒军事上的胜利，可他却一直固执地，对他所唯一值得尊敬的敌人的独立自主精神、组织才能和人性暗地里表示敬重。但是出于对谋杀集团的所有那些令人憎恶的理由，尤利乌斯·恺撒这个人尽管有他的长处和功绩，可他本人不也是用卑劣的谋杀方式杀害了“祖国之子”？难道他的天才不正是罗马自由的最危险的敌人吗？尽管这个人的死值得人们惋惜，但这桩罪行确实促进了神圣事业的胜利，因为恺撒的死能使共和国重新站起来：通过他的死亡，最神圣的思想，自由的思想将取得胜利。

西塞罗首先克制住他最初的惊恐。他不愿看到这种残忍的行动，或许也从不奢望做这种迷梦。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没有让他搅入这场叛乱，尽管布鲁图斯在把血淋淋的匕首从恺撒胸膛中拔出来时喊叫过西塞罗的名字，似乎想让这位共和思想的老师作为他行动的见证人。这次行动已不可逆转，它至少对共和国是有利的。西塞罗认识到：越过这具君王的尸体，就是一条通向古罗马的自由之路，向其他人指出这条道路就是他的义务——他不能错过这样一次唯一的时刻。就在同一天，马尔库斯·图留斯·西塞罗离开他的书籍、文章和艺术家神圣的沉思默想，他心急火燎地奔向罗马，从恺撒的凶手和复仇者那里去拯救作为恺撒的真正遗产的共和国。

在罗马，他看到的是一个动**不安、纷扰混乱和惊慌失措的城市。谋杀尤利乌斯·恺撒的事件本身就超过了一切，而那些聚集一起的阴谋者就只是为了清除那个远胜过他们的人而已。但是要如何去利用这个事件，他们都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着手。元老院迟疑不决，不知是该赞同这次谋杀还是去谴责这个罪行；长期习惯于被一只无情的手所管束的民众沉默无语。安东尼和恺撒的另一些朋友很害怕，在叛乱者面前心惊肉跳，为自己的性命惴惴不安；而谋反者同样也畏惧恺撒的朋友和他们可能的复仇行径。

在这一片惊恐之中，只有西塞罗是唯一果断坚定的人。此前他一向犹豫不决，畏畏缩缩，而现在他没有任何迟疑，就介入这桩他没有参与的事件中去。他笔直地站在还留有被谋杀者血渍的地面上，在聚集的元老院成员面前，把独裁者的被清除称赞为共和思想的一次胜利。“我的人民，你又一次回到自由之中了！”他大声疾呼，“你们，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你们不仅为罗马，而且也为整个世界做出了伟大的功绩。”但他同时要求，赋予这次谋杀行动以最崇高的意义。谋反者要强力地夺取恺撒死后留下的政权，加速去拯救共和国，重新恢复在罗马的宪法。安东尼应当被解除执政官职务，执行权应移交给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这个洞悉法律的人为了一个短暂的世界性时刻第一次破坏了僵化的法律，为的是逼使独裁永远屈服于自由。

但现在谋反者显露出他们的弱点了。他们只能搞一次叛乱，只能完成一次谋杀。他们只会把一把五寸长的匕首插进一个没有武器的人的肉体，随后他们的坚定性就化为乌有——他们不去夺取政权，不去恢复共和国，而是费力去乞求一种廉价的赦免；他们去与安东尼进行谈判，他们给恺撒的朋友时间去聚集力量，这样就错过了最宝贵的时机。西塞罗清晰地看到了危险。他注意到安东尼正在准备进行一次反击，此人不仅是要消灭叛乱者，而且也要消灭共和思想。西塞罗进行警告，热心奔走，宣传鼓动，四下游说，来逼使谋反者，逼使民众去采取果断的行动。但是，世界历史意义上的重大错误，是他自己不行动起来。现在所有的可能性都掌握在他的手上，元老院已着手帮助他，民众在等待一个坚定勇敢的人，能从恺撒的强壮双手接过掉下来的缰绳。没有人会反抗，所有人都会轻快地松口气，他现在把握住执政权，就能在一片混沌中建立起秩序。

从他发表那篇**洋溢的《控告喀提林的演说》以来，西塞罗的历史时刻终于在3月15日这一天（即恺撒被刺的日子）到来了，连同他的三月思想一道。他若是知道去利用它，那我们在学校中学到的将是另一段历史了。西塞罗就不仅是一位著名的作家了，而是共和国的拯救者，是罗马自由的真正守护神，他的名字会在李维和普鲁塔克的编年史中流传下来。他会获得不朽的荣誉——夺了一个独裁者的政权，把自由重新还给人民。

但是历史悲剧不断地重演，恰恰是这个有才华的人，内心受到责任的困扰，在关键时刻却很少成为一个行动者。这个有才智和创造性的人，又一次陷入同样的分裂之中。因为他很清楚地看到时代的愚蠢，这逼使他去介入，为了**的一刻他狂热地投入到政治斗争之中；但与此同时他也迟疑不决，用暴力去对抗暴力，要采取恐怖手段和流血杀戮，这让他内心的责任感惊恐不安。这种犹豫不决和顾虑重重，恰恰在那要求他采取极端手段的时刻，让他的力量瘫痪了。在最初的热情昂扬之后，西塞罗清晰地看到局势的危险性——他注意到那些他昨天还称赞为英雄的谋反者，现在只是些软弱无能的人，对自己的行动避之唯恐不及。他望向民众，他们早已不再是古罗马的民众，不再是他梦想中的英雄民众，而是一些变种了的市侩，他们追逐的只是利益和享受，只是吃喝和玩乐：他们第一天向凶手欢呼，第二天就为号召向凶手复仇的安东尼助威呐喊，而第三天又转向多拉贝拉，他让人把恺撒的塑像推倒在地。他认识的人中间没有一个在这已畸形的城市里还一直忠诚地以自由思想为念。他们只追求自己的权力和幸福：恺撒被清除掉了，但于事无补，所有的人都在为取得他的遗产、他的金钱、他的军团和他的权力而相互勾结，尔虞我诈，争吵撕打；都只是为了自己，没有一个人是为了罗马的事业。

过于匆忙的热情消失之后，西塞罗在这两星期里变得越来越疲惫，越来越疑虑重重。除了他没有任何一个人去关心共和国的重建，民族的感情不见了，自由的思想完全消失了。到最后这动**骚乱的局面令他感到厌恶。他的话不起任何作用。他不能再长时间欺骗自己了；他必须承认他的失败，他扮演的平衡角色已经完结，他不是太软弱无能就是太缺乏勇气，无法去挽救陷入内战危险的祖国。于是他选择让它听天由命。四月初，他离开罗马，他又一次被打败了，失望地回到他的书堆里，回到那不勒斯海湾近旁鲁托里的孤独的寓所里。

马尔库斯·图留斯·西塞罗第二次离开世界逃回孤寂之中。现在他终于认清了，他作为学者、人文主义者和法律的维护者从一开始就错误地进入一个权利大于法律，寡廉鲜耻大行其道，智慧和宽容销声匿迹的地带。他面带惊恐，不得不承认，那个他梦寐以求的理想共和国，古老罗马的道德的复活，在这个颓败的时代已不再可能实现。在这难以驾驭的物质世界里，他不能完成他的拯救行动，那就至少为了一个智慧的后世来拯救他的梦想。一个六十岁的生命，其努力和知识不能毫无用处地付之东流。于是他凝神立意，积聚力量，在这寂寞的日子里撰写他最后的同时也是最伟大的著作《论义务》，作为他给后人的遗嘱。这部著作是论述义务的学说，它谈及一个独立的有道德感的人对自身、对国家应尽的义务。这是他在公元前四十四年的秋天，同时也是他在普托里的生命的秋天写下的政治遗嘱，他的道德遗嘱。

这篇论及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著作是一篇遗嘱，是一个被黜免和弃绝一切**的人的最终的报答之词，这篇著作的谈话证明了这点。《论义务》是写给他儿子的，西塞罗向他的儿子坦承，他不是出于冷漠而退出公众生活，而是作为自由的有识之士，作为罗马共和国人，他要保持他的尊严和荣誉，不能去为一个独裁者服务。“只要这个国家还被那些由他本人所选出的人执掌，那我就要把我的力量和我的思想贡献给国家。但是自从个人独裁统治一切时，那就不再有公众服务或权威的空间了。”自元老院被废除，法庭被关闭，那他还能在元老院或者在论坛上找到什么呢？到现在为止，公众活动和政治事务已经占用太多他自己的时间了。“写作的人无暇安逸”，他从没有用严谨的形式写下他的世界观。但现在他被逼得无事可做，那他至少在利用西庇阿对自己说的那句伟大名言的意义上，去利用这个机会，“当他无事可做时，他从没有做得如此之多；当他孤身独处时，他从没有感到寂寞如此之少。”

西塞罗向他的儿子阐发的关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思想在许多方面不是原创的。它与他所读的与所抄录下来的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六十年里，一个雄辩家不会突然就成为一个诗人，一个编纂者不会突然就成为一位首创者。但这次西塞罗的观点借助悲戚和痛楚发出的声音赢得了一种新的**。在血腥的内战和在权贵集团和党派帮伙为政权而厮杀的时代里，一个真正有才智的人，又一次——在这样的时代里总是只有个别人——梦想借助道义与和解去恢复世界的永久安宁。只有正义和法律才是国家值得尊敬的基石。权力必须由心地诚实的人，而不是由那些煽动家来掌握，这样法律在国家才能得到维护。任何人都不允许把他的个人意志和专擅妄为强加给人民，拒绝服从那些从人民手中夺走政权的野心家，这是每一个人的义务。作为一个不屈不挠的独立的人，他断然拒绝为每一个与独裁者沆瀣一气的团伙和在他的统治下服务。

西塞罗论证，暴政统治强暴任何法律。当个人不是从其公职中谋取个人益处，在任何公众团体中都排除个人的私利，那真正的和谐才能在一个共同体中产生。只有当财富不在奢侈浪费中被消耗殆尽，而是被掌管起来，转化为精神文化和艺术文化时；只有当贵族放弃他们的傲慢，平民不受那些煽动家蛊惑，把国家出卖给一个党派，并要求自己的天然权利时，那这个共同体才是健康的。正如所有人文主义者都是遵循折中之道的演说家一样，西塞罗要求消除对立。罗马不需要苏拉，不需要恺撒，也不需要格拉古们；独裁是危险的，革命也同样是危险的。

西塞罗所说的有很多此前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可找到，此后又可在卢梭和所有理想的乌托邦主义者那里读到。但是他的这份遗嘱如此惊奇地超越他的时代，是种新的情感，基督教诞生的半个世纪前在这里第一次提到了人文主义的情感。在这个野蛮残暴的时代，恺撒在占领一座城市时甚至还让人砍掉两千名俘虏的双手，经常刑讯拷打，享受观赏角斗士的厮杀，十字架死刑和杀戮成为每天司空见惯的常事。就在这样的时代里，西塞罗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人，对每一种暴力的滥用提出了抗议。他谴责战争是野蛮人的手段，他谴责自己民族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谴责对行省的盘剥豪取，要求只借助文化和道义，而不用刀剑让别的国家归属罗马国。他激烈地反对对城市的破坏**，他要求——这在当时的罗马是一种荒诞的要求——甚至是对最不受法律保护的奴隶给予宽容善待。他用先知的目光看到罗马的衰亡，这是它的快速胜利和它的不健全，只是通过军事的拓土开疆的结果。自从苏拉开启了民族战争以来，就只知掠夺，而在国内甚至连正义都已丧失殆尽。当一个民族用暴力剥夺另一些民族的自由时，那它同时在神秘的复仇中失去了自己的神奇力量。

当军团在野心勃勃的将领们率领下向帕提亚和波斯，向日尔曼尼亚和不列颠，向西班牙和马其顿进军，去为一个帝国贪得无厌的疯狂效力时，这里响起一个孤独的声音，对这种危险的胜利提出抗议。因为他看到，掠夺战争所播下的血腥的种子，收获的是血腥的内战。这个人类的没有实权的代言人，向他的儿子提出庄严的恳求，把人类的共同合作尊为最高和最重要的理想。这个长时间身为雄辩家、律师和政治家的西塞罗，为了金钱和荣誉，无论是为一件坏事和善事，他都曾以同样的勇气去为之辩护，甚至本人去钻营每一种能为他带来财富、荣誉和民众的欢呼声的公职，现在，在他生命的秋天，他终于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切了。西塞罗良久以前就是一个人文主义者，而直到他的生命即将终结之时，他成了人文主义的第一位律师。

西塞罗在他的偏僻寓所里，平静安详地为一个道德国家的宪法内容和形式深思熟虑。此时，罗马已陷入日益增长的不安。元老院还一直没有做决定，民众也没有做决定，是称赞还是流放杀害恺撒的凶手。安东尼在准备对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进行战争，意想不到的是一个新的要求继承王位的人出现了——屋大维，恺撒曾指定此人是他的继承人，屋大维现在要来继承这笔遗产。他刚一抵达意大利，就写信给西塞罗，请求他的支持；但与此同时，安东尼向西塞罗提出前往罗马的请求；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也同样从他们的营地向西塞罗发出召唤。他们都在向这个辩护人讨好、奉承，要他来为他们辩护，他们都在拉拢这位著名的法律老师，要他把他们的不法行为说成是合法举动。他们这些人出于一种正确的本能，如所有那些要得到权力的政治家一样，在得到权力前，总是要才智出众的人作为自己的支柱，一旦得手，就会轻蔑地把他们一脚踢开。西塞罗若还是像从前那样是一个虚荣的野心勃勃的政治家，那他就会误入歧途。

但西塞罗现在变得半是疲惫半是聪明，两种情感经常都是危险的。他知道，现在只有一点是他急需要做的，就是在他的有生之年完成和整理他的著作，梳理他的思想。像奥德修斯堵上他内心的耳朵，避免听到女妖的歌声一样，他对这些权势人物的召唤充耳不闻。他对安东尼的，对屋大维的，对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呼叫都置若罔闻，甚至对元老院和他的朋友也是如此；言辞胜于行动，一人独处要比在帮派中间更为聪明，他就在这样的心境中不断地、不断地书写，预感到这将是他同这个世界诀别的遗言。

当他完成了他的遗嘱时，方才举目四望。这是一种心绪恶劣的苏醒，他的国家，他的故乡，正处于内战的边缘。安东尼掠取了恺撒的国库，毁坏了神殿，他用偷来的金钱，成功地招募雇佣军。但是有三支军队在对抗他，他们都武器齐备：一支是屋大维的，另一支是雷必达的，第三支是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斡旋和解已经太迟了，现在必须决个胜负，是在安东尼主宰罗马形成一个新的恺撒统治，还是共和国继续存在。现在每个人必须做出决定。就是这个最最谨慎，最最小心翼翼的马尔库斯·图留斯·西塞罗，尽管他一直在寻找平衡，超越党派，或者在它们中间犹豫不决摇摆不定，也必须最终做出决定。

可事出意外，自从西塞罗把他的《论义务》，也是他的遗嘱留交给他的儿子之后，出于对生命的蔑视，仿佛一种新的勇气充溢全身。他知道，他的政治生涯，他的文学活动已经结束了。凡是他要说的，他都说了，他还要经历的，已经屈指可数了。他老了，他完成了他的著作，这微不足道的余生还值得去保卫吗？就像一只疲于逃命的动物一样，当它知道狂吠的猎狗就紧跟在身后时，它会突然掉转身来向猎犬迎头撞去，以求尽快地结束这场追逐；于是西塞罗大无畏地怀着必死的勇气又一次投身到斗争之中，站到危险的位置上。经年累月，他使用的是他沉默无语的笔，现在他又启用起雷斧剑石般犀利的演说，掷向共和国的敌人。

这是一次令人惊悸的演出：十二月，这位头发灰白的老人重新站在罗马的广场上，再一次向罗马民众大声疾呼，又一次光荣地显示出先辈们的尊严，他发表十四篇《反腓力辞》，尖厉地反对拒绝服从元老院和民众的篡位者安东尼，他完全知道徒手去反对独裁者意味着怎样的一种危险，这个独夫已经把他嗜血成性的军团集结起来准备行动。但第一位站出来大声疾呼的人，需要有坚定的力量，显示出榜样的勇气；西塞罗知道，他不能像昔日那样，在这个广场上用言辞温文尔雅地去战斗，而这次是为了他的信仰献出他的生命。从演讲台上，他发出铿锵有力的声音：“当我是一个年轻人时，我保卫过共和国。尽管我已经变老了，但我不会弃它不顾。我已经准备好了，如果这座城市通过我的死亡而能重新获得自由的话，那我乐于献出我的生命。我唯一的愿望，是用我的死换得罗马民众的自由。不朽的众神赐予我没有比这更大的恩宠了。”他斩截地说，“现在已不再有时间与安东尼谈判了，人们必须支持屋大维，尽管这个人是恺撒的血亲和继承人，但他代表的是共和国的事业。事关神圣的事业，不再计较个人。这个事业最终和最特殊的目的是：为了自由。但凡是在这种神圣的自由受到威胁的地方，游移不定便是毁灭性的。”这位和平主义者西塞罗要求共和国的军队对抗独裁者的军队，他像他后世的学生埃拉斯莫斯一样仇恨暴乱，仇恨内战超过一切，他提议，国家进入戒严状态，剥夺篡位者的公权力。

自从他不再是令人怀疑的审判案中的辩护人，而是一项崇高事业的律师以来，西塞罗这十四篇演说词确实是精彩非凡，慷慨激昂。“即使其他民族愿意生活在奴役之中，”他向他的同胞呼喊，“我们罗马人不愿意。如果我们也不能拥有自由，那就让我们去死。”即使国家真的走到它最终的衰亡，那这个统治全世界的民族就是应当像身为奴隶的角斗士在竞技场里所做的那样：宁愿面对敌人而死，而不愿被拽去杀掉。宁愿尊严地去死，不愿耻辱地苟活。

元老院惊恐地聆听这篇《反腓力辞》，聚集起来的民众也在细心倾听。一些人或者在想，在广场上说出这样的言辞可能是几个世纪来的最后一次。不久前，人们在那里更多的是在皇帝的大理石雕像前奴隶般地屈膝卑躬，在恺撒帝国被允许的只有谄媚者和告密者的阴险的窃窃私语，而不是自由言论。一阵惊恐令听众骇然，对这个老人半是恐惧半是惊羡，他孤独地，以一个绝望者的勇敢，一个内心怀疑者的胆量，去保卫思想者的独立和共和国的权利。他们迟疑地对他表示赞同。但即便是演说的火焰也不能使罗马人为之骄傲，却业已腐朽的躯体燃烧起来。就在这个孤独的理想主义者在广场呼吁牺牲精神的期间，在他的背后，卑鄙的掌权者正与军团缔结了罗马历史上最最无耻的协定。

就是这同一个屋大维，西塞罗把他誉为共和国的保卫者，就是这同一个雷必达，西塞罗曾因他为罗马人民建立的功勋而要求给他树立一座雕像，这两个人为了消灭篡位者安东尼都离开了罗马集结力量，可现在两人却宁愿完成一笔私人交易。这三个军队首领中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屋大维、安东尼，还是雷必达，都不能单独把罗马帝国作为战利品一人独吞。这三个死敌达成了协议，最好是私下瓜分：一夜之间，三个渺小的恺撒便取代了一个伟大的恺撒。

这是一个历史时刻，这三位将军拒绝服从元老院，蔑视罗马人民的法律，而自行去组成他们的三人同盟，并把一个涵盖地球三大洲的巨大帝国作为廉价的战利品进行瓜分。在一座靠近博洛尼亚、雷洛河和拉维诺河交汇的地方，搭建起一座帐篷，三个匪徒就要在这里会见。不言而喻，没有一个不可一世的战争英雄会信任另一个。他们在他们的公告里称对方是骗子、无赖、篡位者、国家的敌人、强盗和窃贼，人们无法弄清楚他们之中哪一个更为卑鄙无耻。对于这几个权欲熏心的人来说，重要的是只是权力，不是信念，只是掠夺，不是荣誉。这三个伙伴极为小心谨慎，一个接着一个地来到会谈地点；这几个未来世界的统治者彼此证明，他们之中没有一个能使用武器来杀害新的同盟伙伴，随即他们面带微笑，友好地相望，并共同踏进帐篷，未来的三巨头同盟就在这里结成和建立起来。

安东尼、屋大维和雷必达在这座帐篷里停留了三天，没有任何证人在场。他们只有三件事要做。第一件，他们怎样分配这个世界，他们很快达成了协议，屋大维得到阿非利加和努米底亚，安东尼得到高卢，雷必达得到西班牙。第二个问题，如何轻而易举地筹到一笔款，他们拖欠军团和帮伙的钱已有数月之久了。根据一种多次仿效的办法，这个困难很快迎刃而解：简单来说，就是在国内抢夺富豪的财产，同时把富豪们清除掉，这样就不会有人大声抱怨了。三个人心安理得地坐在自己桌子旁写下一份黑名单（一份被蔑视者的名单通告），上面有两千名意大利富豪的名字，这其中有一百个元老院的成员。这三个人，每人都提出自己认识的名字，还有他们的死敌和反对者。经过短暂的磋商改动，这个新三人同盟在领地划定解决之后也完全解决了经济问题。

现在谈到第三个问题。谁要是建立独裁，为了使其统治巩固长久，首先就必须使独裁政权的敌人永远沉默不语——他们是独立的人，是那种无法根绝的乌托邦，精神自由的捍卫者。在这份最终敲定的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安东尼提出的马尔库斯·图留斯·西塞罗。安东尼太熟悉西塞罗的真正本性了，径直地提出了他的真名实姓。他比所有人都危险，因为他有一种精神力量和一种要求独立的意志。此人必须清除掉。

屋大维怔然，他表示拒绝。作为一个年轻人，他还没有变得完全冷酷无情，还没被政治的奸刁阴险完全毒化，他还羞于用清除意大利最著名作家的手段来建立他的统治。西塞罗曾是他最忠实的辩护人，曾在民众和元老院里赞扬过他；最近几个月前，屋大维还对他的帮助和忠告谦卑地表示感激，并毕恭毕敬地称他为自己“真正的父亲”。屋大维感到羞愧并坚持反对。出于一种对西塞罗敬重的本能，他不愿意把这位最显赫的拉丁语大师交给雇佣的杀手捅上卑鄙的一刀。但是安东尼坚持，他知道精神和暴力永远是敌对的，对独裁者而言，没有什么比大师的言辞更危险的了。为了西塞罗这颗头颅，他们争论了三天。最后屋大维屈服了，就这样用西塞罗的名字结束了也许是罗马历史最卑鄙无耻的一份文件。有了这样一份不受法律保护的名单，共和国的死刑判决书才能真正签署生效。

西塞罗就在得知他从前三个死敌联合起来的时刻，他就知道自己失败了。他清楚自己成了安东尼的猎物，他曾用炽烈的言辞揭露安东尼的各种卑劣的本能，权欲的、虚荣的、残忍的和寡廉鲜耻的，怎么会有希望能从这样一个血腥暴力的人那里得到恺撒般的宽容大量呢——可就这样一个人，莎士比亚毫无道理把他抬高为一个才智之士。西塞罗要想救自己的命，唯一的办法就是迅速逃亡。西塞罗必须到希腊、去布鲁图斯、去卡西乌斯、去加图那里，逃进共和国自由的最后军营。在那里，他至少不会被派来的凶手杀害。这个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实际上已做出第二次、第三次决定了，准备出走逃亡。他一切准备停当，通知了他的朋友，他已乘船，开始上路。但西塞罗总是一再地中断行程；谁要是认识到流亡的颠沛流离，他就算是在危险之中，也会感受对故乡土地的至爱，感受在永久逃亡之中没有尊严的生活。一种远离理性甚至是对抗理智的意志力逼使他把自己交付给等待他的命运。这个变得疲惫不堪的老人渴求从他最后的生命中得到一两天休息的时间。这只是因为他要静心沉思，要写几封信，读几本书，随后就听天由命，顺其自然。在这最后几个月里，他时而躲在一家庄园，时而躲在另一家庄园，总是不断改变地点，但没有一次能完全躲掉危险。就像一个发烧的病人一样不断改换枕头一样，他不断地改变这种半明半暗的蔽身之处，他既没有完全果断地去面对他的命运，也没决定去规避它；他好像用这种等待死亡的心态无意识地去完成他在《论老年》中写下的生活准则：一个老人既不可以寻求死亡，也不能去拖延死亡；死亡总会在某个时候到来，必须泰然地接受它。对于一个意志坚强的人来说，并不存在什么耻辱之死。

正因为此，在逃向西西里的半路上，西塞罗突然命令他的随从再一次掉转船头返回充满敌意的意大利，在卡伊埃塔（即今天的埃登塔）登陆上岸，他在那里有一座小庄园。一种疲倦，不仅是身体的，更是神经的、生命的疲倦，是对死亡，对大地的一种神秘的怀念之情主宰了他。他又一次呼吸故乡的甜蜜空气，并进行告别，同这个世界告别。哪怕只有一天或一个小时，那他也要安下心来养生休息！

刚一登陆，他就敬畏地向神圣的家庭守护神拉伦顶礼有加。他累了，这位六十四岁的老人，海上之行令他精疲力竭，于是他躺倒在卧室里，闭上双眼，在安适的睡眠中享受长眠之前的短暂快乐。

但西塞罗刚一躺下，一个忠实的奴隶就冲了进来，在附近发现了一些可疑的身带武器的人。西塞罗一直善待的管家，为了钱向杀手出卖了西塞罗的停留地点。那些家奴武装起来保卫他；同时也早就准备了一抬轿子，通过一条短路就能来到船的停泊处，上船后就安全无虞了。这个精疲力竭的老人拒绝了。“算了吧，”他说，“我累了，不逃了。我累了，不活了。让我就在这个地方，这个我曾拯救过的地方死去。”但这个忠实的老仆人说服了他，武装起来的奴隶抬着轿子穿过一座小树林绕道直奔小船。

但是他家中的叛徒却不想白白地失去这笔告密的金钱，他大声喊来一个百人队长，召集几个士兵。他们向那批猎物追去，穿过森林，及时赶到。

武装起来的奴隶立即护在轿子四周，准备进行抵抗。可西塞罗却命令他们镇静下来。他的生命已到尽头，这些陌生的年轻人还要为此牺牲？在这最后时刻，这位永远犹豫不决，永远彷徨不定，并且难得勇敢坚强的人，他什么都不怕了。他感到，作为罗马人，只有在这最后的考验里能无畏凛然地面对死亡。他的仆人遵从他的命令退让了。西塞罗没有武器，没有反抗，把他灰白的头颅向凶手伸了过去，从容不迫地说了一句：“我一直知道，我会死的。”但凶手不要哲学，而是要报酬。他们不会犹豫太久。百人队队长强力的一砍击倒了这个没有抵抗的人。

马尔库斯·图留斯·西塞罗就这样死了，这位罗马自由的最后的辩护人，在这个最后时刻，他表现得比他此前生活的千百万个小时更为英勇、更为刚强、更为坚定。

紧接着这场悲剧的，是血腥的狂欢丑剧。凶手们知道这颗脑袋必然有特殊的价值，当然，他们估量的自然不是后世精神方面的价值。为了毫无争辩地拿到奖赏，完成执行命令的实证，他们决定亲自把西塞罗的头颅带到安东尼的面前。于是匪首把头颅和双手从尸体上砍了下来，塞进一个口袋里，把这个还滴着被害者鲜血的口袋背在肩上，疾奔罗马，好获得独裁者的欢心。罗马共和国的最杰出的保卫者就被以这种方式被除掉了。

翌日，一场卑劣的戏剧在等待罗马民众。在西塞罗做过不朽演讲的讲演台上方挂着这颗为自由而辩护的人被砍下的头颅。一颗笨重生锈的铁钉贯穿他的额头，数以千计的思想就是从这里涌出的；双唇苍白而痛苦地合一起，比拉丁语言中所有那些闪闪发亮的词句更为绚丽多彩的言辞就是从这里成形；青色的眉毛遮住了眼睛，就这双眼睛六十年来一直在警示共和国；双手无力地伸展开来，就是这双手写出了这个时代最文采斐然的书信。

这位伟大的演说家曾在这个讲台上控告过野蛮、暴政、无法无天，而现在他那沉默的、被谋杀者砍掉的头颅如此雄辩地反对暴力的非法，任何控告都无法与之相比。民众小心翼翼地拥在被亵渎了的演说台四周，他们心情恶劣，面带愧容，他们重又站在两侧。没有一个人敢说一个不字，这是独裁专政！但是一阵**在挤压他们的心脏，他们的共和国被钉在十字架上，这幅悲剧性的象征图画令他们惊恐地垂下了双眼。

高中甫　译

译者后记

在这本《人类群星闪耀时》增补本中除原先的十二篇历史人物画像外，又补上两篇：《西塞罗之死》和写美国第二十八届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梦的破灭》。这两篇收在德国茨威格研究者K·帕克编的《人类群星闪耀时》，其书内封副标题：十四幅历史人物画像。这两篇译文即是根据费舍尔出版社1997年版译出。

《西塞罗》一篇是作者在1939年末完成的。在这一年的10月11日他在致罗曼·罗兰的信中写道：“我写了一篇历史人物画像，像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一样，写的是西塞罗之死，他是第一个被一个独裁者虐杀的人道主义者……他是我们的人，为我们的理想而死，死于一个与我们一样残忍的时代。”而写威尔逊的那篇亦在这一时间完成，他在1939年10月21日致罗曼·罗兰的信中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可怜的威尔逊，聪明睿智的梦想者，我要试着有一天把他的悲剧性的形象描绘出来，连同他所有的错误，尽管如此，连同他美好的信仰。”这两篇1940年被译成英文发表。随后收入纽约Vking出版社的《命运攸关的时刻》（The Tide of fortune），估计出版者为保留十二这个数字（德文的十二另有一个词Dutzent，即一打之意）删掉此前德文版一直保留的《历史瞬间》和《逃向上帝》。此后的德文版，将西塞罗和威尔逊两篇删掉，仍恢复原先的篇目。一直到二十世纪末。

关于西塞罗和威尔逊两篇的标题，由K·帕克编的德文版《人类群星闪耀时》中，西塞罗一文题为《西塞罗》。我据茨威格在1939年10月1日致罗曼·罗兰信中提到“西塞罗之死”，于是就用作标题；而威尔逊一文，标题为《威尔逊放弃了》，我仔细通阅了全书篇目的标题格式，于是把威尔逊这篇定为：《梦的破灭》，副题为《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

这短短的后记主要是向读者对本书增补的两篇做些说明，并简略介绍《人类群星闪耀时》的出版情况。

高中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