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1917年4月9日 列宁封闭的列车

修鞋匠家中的房客

世界大战的烽火烈焰从四面八方包围着瑞士这座和平小岛，它在1915年、1916年、1917年和1918年不间断地成为一部激动人心的侦探小说的场景。在豪华的饭店里，敌对国家的使节冷冰冰地擦身而过，好像彼此从不认识似的，可此前一年他们还友好地在一起玩桥牌，邀请对方到自己家中做客。一大群身份不明的人的身影，在他们的住宅里神出鬼没。议员、秘书、随员、商人、头戴面纱或不戴面纱的贵夫人，每一个人都身负极端秘密的使命。饭店前悬挂外国国旗标志的豪华轿车络绎不绝，从车上走下来的是工业家、新闻记者、艺术界名流和外表上看来只是偶尔出来旅游的人。但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任务：想打探点儿东西，想窥视点儿东西。引领他们的门房、打扫房间的女仆也都受到逼迫去观察，去窃听。在旅馆、在公寓、在邮局、在咖啡厅，彼此敌对的机构到处都在不停地工作。称为宣传的东西，一半是间谍活动；貌似爱的举止，其实是背叛。所有这些匆忙过客的每一项公开的活动背后都隐藏着第二项、第三项活动。一切都被监视，一切都被呈报。一个某种级别的德国人刚一抵达苏黎世，在伯尔尼的敌方大使馆就已经知道了，一个钟头之后巴黎也知道了。大大小小的特务每天都把大批真真假假的情报送到使馆随员手里，他们再转送出去。所有的墙壁都是透风的，所有的话都受到监听，从纸篓里的废纸和吸墨纸上的字迹能重新制造出一份份报告，到最终这些狂舞的群魔竟疯狂到这种地步，许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了：是猎手还是猎物，是间谍还是反间谍，是被出卖的人还是出卖者。

可在那些日子里，关于一个人的报告却少而又少，或许他太不引人注意了，他并不进出高等饭店，不泡在咖啡馆，不观看宣传演出，而是与他的妻子住在一个修鞋匠的家里闭门索居。就在科马特河后面的一个狭隘、陈旧、起伏不平的斯皮格尔巷子里，他住在那种坚实的、屋顶隆起的老城楼房的三层，房子已半被时间半被庭院中的一家小型香肠工厂熏得黑乎乎的。他的邻居包括一家面包房的女工、一个意大利人、一位奥地利演员。这些人对他几乎一无所知，因为他寡言少语，他们只知道他是一个俄罗斯人，名字很绕口。他从他的国家逃亡多年，没有巨额的钱财，没有经营可观的贸易。女房东对这两个人的粗食淡饭和陈旧的衣着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俩的整个家当都装不满他们搬来时带的一个小篮子。

这个小个子男人是那样不显山不露水，生活得尽可能不引人注意。他避免社交活动，同楼的人很少在他那尖削的脸上看到犀利和阴暗的目光，也很少看到有客人来访。但他有规律地每天清晨9点去图书馆，直坐到12点关门。12点10分他准时回到家里，差10分1点时他离开家，再次头一个进入图书馆，一直坐到晚上6点。由于刺探情报的特务们只注意那些饶舌的人，他们不知道，对于世界的每一场革命而言，最危险的人永远是最孤独的人，他们读的多，学到的也多。这样一来，特务们对这个住在修鞋匠家中不引人注意的人就没有什么报告可写。可在社会主义圈子里的人知道的恰恰是他，他曾在伦敦一家小型的、激进的俄罗斯流亡者杂志社做编辑，在彼得堡是某一个发音很别扭的特别党派的领袖。但由于他在谈论社会主义党的那些最有名望的人时态度桀骜不驯，口吻十分轻蔑，声称他们的方法是错误的，由于他难以接近和不妥协，人们对他的关心也就不多了。他有时晚间在一家小的无产者咖啡馆召集会议，参加的人顶多有十五至二十个，多半是年轻人。于是人们对待这个怪僻的人，就像对待所有那些用茶和争论来使他们脑袋发热的俄国流亡者没有什么两样。没有人把这个矮小而严峻的人当回事，在苏黎世没有多少人认为注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这个名字是至关重要之举，这个住在修鞋匠家里的人太默默无闻了。如果当时风驰电掣于使馆之间的豪华汽车中有一辆在路上偶尔把这个人撞死的话，那这个世界就既不会认出在乌里扬诺夫名字下，也不会认出在列宁名字下的这个人了。

实现

一天，那是1917年3月15日，苏黎世图书馆的馆员感到惊讶，时针已指向9点，每天所有图书借阅者中那个最准时出现的人的座位却空空如也。9点半了、10点了，那个不知疲倦的读者仍没有出现，并且也不会再出现了。因为在通向图书馆的路上，一个俄国朋友与他交谈起来，或者更准确地说，俄国已经爆发了革命的消息把他惊呆了。

列宁起初不愿意相信，这个消息令他一片茫然，但他随即冲到湖边的一个报摊上，脚步短促、有力。在那儿，在报纸的编辑部门前，他一小时一小时地，一天一天地等候着消息。这消息是真实的，而且每天对他来说越来越真实可信。开始只是一次宫廷革命的传闻和表面上的内阁更迭，可随后是沙皇的退位，一个临时政府的成立，杜马，俄国的自由，政治犯的大赦——这一切是他多年的梦想，这一切，他二十年来在秘密组织里，在监狱里，在西伯利亚，在流亡中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实现了。他突然感到，这场战争中牺牲的上百万人并不是白白地死去。他觉得他们的死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他们是殉道者，为自由、正义和永久的和平的新国家而死，这个新的国家已经破晓了。这个通常像冰一样澄明和冷峻的梦想家感到自己像从此心醉神迷了似的。现在坐在日内瓦、洛桑和伯尔尼的流亡者狭小的房间里的其他上百人欢欣鼓舞，笑逐颜开，他们都为这样的消息而兴高采烈：可以返回俄罗斯了，可以回家了，不是用假的护照，不是把名字隐匿起来，不是冒着死亡的危险进入沙皇帝国，而是以自由公民的身份进入自由的国家。他们都已收拾好少得可怜的财物，因为报纸上还登出了高尔基言简意赅的电文：“所有人都回家吧！”他们向四面八方发出电报和书信：回家，回家！聚集起来，团结一致！再次把他们的生命投入到他们生命首次觉醒就献身的事业——俄国革命。

失望

但几天之后人们惊愕地认识到，这场像雄鹰展翅般激动人心的俄国革命并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革命，不是一场俄国革命。这是一次反对沙皇的宫廷暴动，由英国和法国外交官所策划，为的是阻止沙皇与德国媾和。这不是他们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革命，而是战争党派、帝国主义者和将军们的一个阴谋，这些人不想使自己的计划受阻。列宁和他的追随者不久就看出来了，那项所有人都可以返回俄国的许诺并不适用于所有那些要求进行真正的、激烈的、卡尔·马克思式的革命的人。米留可夫和另一些自由党人已经下达指示，阻止他们回国。那些温和的、有利于延长战争的社会主义者，如普利汉诺夫，被用极为亲切的方式沿途由人陪同乘鱼雷艇从英国回到彼得堡，而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在哈利法克斯、其他的激进主义者在边境却遭到拘捕。在所有协约国的国境上都有一份黑名单，上面列有在齐美尔瓦尔德召开的第三国际大会的参加者名单。列宁绝望地向彼得堡发出一封封电报，但它们不是被截留就是不予理会。在苏黎世和欧洲几乎无人所知，可在俄国人们却知之甚详：这个对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是何等的强大，何等的有力，何等的矢志不移，又是何等的危险致命。

被拦阻回国的人束手无策，绝望与日俱增。多年来，他们一直在伦敦、在巴黎、在维也纳召开的总部会议上思考他们的俄国革命的战略。他们考虑到了，他们设想到了，他们也讨论了组织上的每一个细节。十几年来，他们在他们的杂志上对各种困难、各种危险和各种可能性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探讨。这个人毕生只对这样一个总体思想一再进行思考，加以修正，并最明确地把它表述出来。因为他被阻留在瑞士，他的这次革命变了味道，让其他人搞失败了，把他的人民解放的神圣思想用来为外国人的利益效劳了。在这些日子里，列宁经历了兴登堡在这场战争最初日子的命运，两者令人惊奇地相似。有过四十年的戎马生涯，可在俄国人进军时，他却不得不身穿平民服装坐在家里，在插着小旗的地图上关注战事的进展和那些现役将军们犯下的错误。在那些绝望的日子里，通常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的列宁此刻却在做着最荒唐不过、最异想天开的梦：他在考虑是否能租一架飞机飞越德国和奥地利，而第一个要给予他帮助的人却是个间谍。逃走的想法变得越来越狂暴，越来越激烈：他写信到瑞典，要人给他弄一份瑞典护照，装成哑巴，这样不必回答询问。不言而喻，列宁本人总是一到清早就认识到他在想入非非的夜里所有那些荒唐的念头都是行不通的。但一到大白天他也清楚了：他必须回俄国去，他必须取代其他人进行他的革命，在政治上进行真正的、诚实的革命。他必须回去，尽快回到俄国去！回去，不惜一切代价！

穿越德国：行还是不行？

瑞士地处意大利、法国、德国和奥地利之间。作为革命者的列宁，穿越协约国的道路是被封锁的；作为俄国的一个臣民，作为一个敌对国家的公民穿越德国和奥地利的道路也是不被允许的。但是出现了一个荒谬的局面：列宁从德国皇帝威廉那里得到的好感远比从俄国的米留克夫和法国的普安卡雷那里得到的要多。德国需要在美国宣战的前夕不惜任何代价与俄国媾和。这样一来，这个会给美国和法国在俄国的使节们造成麻烦的人就成了他们欢迎的一个帮手。

但是采取这样一个步骤却要承担巨大的责任，列宁怎能突然与自己在文章里上百次谴责和抨击过的德意志帝国进行接触谈判呢？因为在迄今所有的道德意义上，在战争期间，在敌方总参谋部的允许下进入和穿行敌对国家，这无疑是种叛国行为。列宁当然知道，他这样做必定使自己的政党和自己的事业遭到攻讦，他会被怀疑拿了德国政府的钱财，是被派回俄国当特务的，而且一旦他的立即媾和的纲领实现的话，他就要永远承担历史的罪责，阻碍俄国取得胜利的和平。不言而喻，不仅仅是那些温和的革命者，就是大多数与列宁志同道合的人也会感到愕然。他怎么宣布迫不得已时他要走这条最最危险、最最受人诋毁之路？他们惊诧地指出，早就和瑞士社会民主党人进行了谈判，用交换战俘的合法和中立的手段把俄国革命者遣返回国。但列宁认识到，这条路会变得漫长，俄国政府会人为地、蓄意地拖延下去，旷日持久，遥遥无期。而且他知道，现在每一天和每一小时都是决定性的。他看到的只有目的，而其他人很少有胆量、有魄力去决定做出一项按现存的规则和观点来看属于背叛性的举动，但列宁内心打定了主意，并表明他个人将承担与德国政府商谈的全部责任。

协定

正因为列宁知道他采取的步骤引人注目、富有挑战性，他才做得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瑞士工会书记弗里茨·普拉顿受他的委托前去会见德国使节，向对方提出了列宁的条件。在此之前，这位使节已经在同俄国流亡者进行商谈了。这个矮小的并不闻名的流亡者——他好像已经预见到了他即将获得的权威——绝不是在向德国政府提出一项请求，而是向它提出条件，只有在这些条件下，这个旅行者才准备接受德国政府提供的便利：承认这节车厢具有治外法权；进出车厢均不得检验护照或身份证明；他们自己交纳正常的费用；个人不得被强行或擅自离车。罗堡伯格部长把这些情况上报，直呈到卢登道夫手中，他当然应允，尽管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这项世界历史上，也许是他在生活中最重大的决定丝毫没有谈及。德国使节还试图对列宁提供的尚存歧义的文本中的某些细节进行修改，如不仅是俄国人，而且像拉狄克这样一个同行的奥地利人也不受检查。但德国政府像列宁一样太着急了，因为在这一天，4月5日，美国已经向德国宣战了。

4月6日中午，弗里茨·普拉顿收到值得纪念的决定：“诸事已按所希望的那样安排妥当。”1917年4月9日下午两点半，一小群衣着寒酸的人，手提箱子从扎林格尔霍夫旅馆动身前往苏黎世火车站。他们一共二十三个人，其中有妇女和儿童。在男人中间只有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的名字日后为人所知。他们用了一顿简单的午餐，共同签署了一份文件，他们知道《小巴黎人报》的一份报道，说俄国临时政府意欲把穿越德国的旅行者当作叛国犯加以对待。他们用笨拙的、呆板的字体签下了他们的名字，声称他们对这次旅行承担全责并同意所有的条件。一切准备妥当，他们安静而果断地开始了这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行程。他们抵达车站时没有引起丝毫注意，没有出现一个新闻记者，也没有出现一个摄影记者。在瑞士，有谁认识这位乌里扬诺夫先生呢？他戴着一顶揉皱了的帽子，穿着一件陈旧的上衣和一双笨重得可笑的矿山鞋（他一直穿到瑞典），混在这群提箱拿篮的男人和妇女中间，静静地、不引人注意地在车厢中找寻一个位置。这些人看起来和其他大量的移民一样，都是来自南斯拉夫、罗塞尼亚和罗马尼亚，他们经常在苏黎世街头坐在他们的木箱子上，在人们把他们继续运到德国海港并从那里越过大洋之前休息几个钟头。不赞成这次旅行的瑞士工人党没有派代表前来送行，只有一两个送来少许食品和向家乡捎去问候的俄国人；还有一两个人前来，是为了在最后几秒钟提醒列宁这是一次“没有意义的、犯罪的旅行”。但决定已经做出了，3点10分，司机发出了信号。车轮滚动起来，列车朝戈特马丁根、德国的边境站驶去。3点10分，从这个时刻起，世界的时钟有了另一种走法。

封闭的列车

上百万颗毁灭性的炮弹在世界大战中投射出来，工程师们在设计重量更大、破坏力更大、射程更远的炮弹。但是在现代历史上，没有一颗炮弹比这趟列车射得更远，更能决定命运了。这趟装载着这个世纪最危险、最坚定的革命者的列车，此刻正从瑞士边境呼啸着穿越德国，前往彼得堡，到那儿去炸毁时代的秩序。

这颗独特的炮弹——一趟有二等和三等车厢的列车——在戈特马丁根停在线路上，妇女和孩子乘二等车厢，男人们乘三等车厢。一条粉笔线标明是中立区，它把俄国人的领地与两个德国军官的包厢分离开来，这两个军官是陪同运送这批活生生的烈性炸药的。列车没有发生任何情况，滚滚向前，穿越黑夜。只是在法兰克福时突然拥来一群德国士兵，他们听到俄国革命者穿越旅行的消息。他们，还有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想与这些旅行者进行交谈的企图都被拒绝。列宁知道得很清楚，哪怕他在德国土地上与一个德国人说上唯一的一句话，也会遭到怀疑。在瑞典，他们受到了隆重的欢迎。他们饥肠辘辘地扑向瑞典的餐桌，瑞典人提供的丰美早餐对他们来说如同难以置信的奇迹。随后，列宁才换掉那双笨重的矿山鞋，让人给他买了一双新鞋和几件衣服。俄国边界终于到了。

炮弹发射出去了

列宁在俄国土地上的第一个举动是独具特色的：他不是去看人，而是首先扑到报纸上。他已经有十四年不在俄国了，他没有看到土地、国旗和身穿制服的士兵。但这个有着钢铁般意志的思想家不像其他人那样热泪盈眶，不像女人们那样去拥抱惊恐得莫名其妙的士兵。报纸，首先是报纸，《真理报》，去检查它们，看每一页是否坚决地站在共产国际的立场上。他愤怒地揉碎了报纸。不，不够，还一直是些没用的废话，还一直是些爱国主义的滥调，还一直不完全是他的纯粹的革命思想。他感到，他回来得正是时候——去扭转舵轮，去实现他的理想，胜利或者失败。但是他能做到吗？最后的不安，最后的担心。米留可夫不会在彼得堡——那时还叫这个名字，但不会太久了——让人把他逮捕吗？前来车厢迎接他的朋友们，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在阴暗的三等车厢里——灯光暗淡，一片朦胧——脸上露出一丝奇怪的、神秘的微笑。他们没有回答，或者他们不想回答。

然而，现实做出的回答却是闻所未闻。当列车驶入芬兰火车站时，巨大广场上挤满了数以万计的工人，擎着各式各样武器前来保护他的人群在等候这个流亡归来的人。《国际歌》呼啸而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现在走出了车厢，这个前天还住在修鞋匠家中的男人，被上百只手抓住，举到了一辆坦克上面。大楼上、要塞上的探照灯朝他扫了过来，他在坦克上向人民做了他的第一次讲演。大街震颤起来。不久，“震撼世界的十天”开始了。炮弹发射出去了，一个帝国、一个世界被摧毁了。

高中甫　译

第十三章 1918年12月13日—1919年4月15日 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

梦的破灭

1918年12月13日，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乘巨大的战舰“乔治·华盛顿”号前往欧洲大陆。世界上至今还没这样一艘船，这样一个人受到成千上百万人怀着如此之多的希望在翘首期盼。欧洲各国四年来在嗜血厮杀，它们用机枪、大炮、火焰喷射器和毒气弹，相互杀死了成千上百万它们最优秀的，风华正茂的青年。四年来，它们相互之间说的话和写的文字只是仇恨和恶毒的攻击。但是所有被煽动起来的激愤无法使人们心中那种神秘的声音沉默下来：它们所做的和它们所说的都是荒谬的，都是对我们世纪的一种亵渎。所有这些数以百万计的人，不管是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都私下里知道，人类已经跌回到未开化的和早已消失的野蛮世纪。

这是从世界的另一部分，从美国传来的一种声音，它清澈地响在还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空，提出了要求：“永远不再有战争。”永远不再有分裂，永远不再有罪恶的秘密外交，正是这种外交把既不知情也不情愿的人民大众驱向屠宰场，要求一个新的和更美好的世界秩序，“依法执政，其基础是被治理者的赞同，并得到人类有组织的舆论支持。”令人惊奇的是，在所有国家、不同的语言中人们立即理解了这种声音。战争，昨天还是为了一片领土，为了边界，为了原料和矿藏而进行战争，突然间就有了一种更为高尚的，一种几乎是宗教的意义：永远的和平，公正和人道主义的救世主的国家。骤然间成百万人的鲜血不再无辜地流淌了；遭受苦难的这样一个族类，因此就不再在我们的地球上受苦受难了。被一种信赖的狂喜所主宰，数以百万计的声音在呼喊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威尔逊，他要使胜利者和被战胜者和解，从而缔造出一种公正的和平。他，威尔逊，另一个摩西，让陷于迷途的各个国家坐在一起建立一个新的联盟。在很短的几周之内，伍德罗·威尔逊的名字变成了一种宗教的、救世主的力量。街道、建筑物和孩子以他的名字命名。每一个处在困境或感受到歧视的国家都向他派出了自己的代表；数以千计的内含建议、请求、期盼的书信和电报，从地球五大洲纷至沓来，其中还有整箱整箱的装在船上驶向欧洲，整个欧洲、整个地球都异口同声地要求这个人做他们最终争吵的仲裁人，达成他们梦寐以求的最终和解。

威尔逊不能抗拒这种呼声。他在美国的朋友劝他不要亲自前来参加这次和会。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他负有义务，不能离开他的国家，最好是从远地来领导谈判。但伍德罗·威尔逊不为所动。对他说来，即使是他的国家的最高尊严，合众国的总统职位比起这项要求他履行的任务都是无足轻重的。他要为之服务的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大洲，而是整个人类；不是为了一个瞬间，而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他要代表的不是狭隘的美国利益，因为“利益不能使人团结，利益使人分裂”，他代表的是所有人的利益。他觉得，他本人必须十分警觉，不能让外交家和军人再次控制民族的**，人类联合起来对于他们的险恶的职业来说就意味着敲响了丧钟。他本人必须是保证人，“逼使与会人说出的话是人民的意志而不是他们领袖的意志，面对世界他们在这次人类最后一次也是最终一次的和会上说的每一句话应当是堂堂正正并且光明磊落。”

威尔逊站在船上，望着从雾霭中显露出的欧洲海岸，它模糊不定，欲隐欲现，就像他自己的那个未来各国人民博爱的迷梦一样。他是个身材魁梧的男人，面庞刚毅，眼镜后那双眸子锐利清澈，下颚前突，是美国式的，强劲有力，肥厚的双唇紧闭。他是基督教长老会牧师的儿子和孙子，他身上有父辈和祖父辈人的严厉和狭隘，对于他们来说只有一种真理，他们笃定地只知道一种真理。在他的血液和加尔文信仰的热情中，充满了虔诚的苏格兰和爱尔兰先人的渴求，他从领路人和导师那里得到了拯救罪孽深重的人类的任务，在他的身上，异教徒和殉难者的固执的理念在顽强地起作用。他们宁愿为了他们的信仰而焚身，也不愿离开圣经退让半步。对于他，一个民主主义者，一个学者而言，人性、人类、自然、和平等概念不是冷冰冰的字眼，而是他的父辈们的福音书；对他而言，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空洞的概念，而是宗教的信条。他决心去保卫这信条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像他的祖辈去保卫福音书一样。他进行过许多战斗；他感觉到了，正如他望到的这片欧洲国土在他眼前越来越清晰一样，这将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他的肌肉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为新秩序而斗争，我们能够取得一致，我们必然会有分歧。”

但不久，他眺望远方目光中的严峻和缓了下来。布列斯特港仅是按照联邦共和国总统的规格用礼炮和旗帜欢迎他，尊敬他；但是从岸上爆发出来的欢呼声，让他觉得，这不是台面上组织起来的接待，而是整个民族的火一般的**。凡是列车经过的地方，每一个乡镇，每一个村庄，每一幢房屋，都挥动希望的旗帜，向他伸出双手，在他四周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呼喊声。当他穿过香榭丽舍大街时，热情的声浪从马路两侧形成的人墙上方翻腾起来。巴黎人民，法兰西人民是欧洲远处每一个国家人民的象征，他们喊叫，他们欢呼，他们向他表达他们的希望。他的面容越来越放松，他露出了他的牙齿，绽放出一种自由的、幸福的、几乎是陶醉的微笑。他向左边、向右边挥动帽子，好像他要向所有欢迎者，向整个世界致意似的。是的，他做对了，亲身前来这里；只有鲜活的意志才能取得对僵冷的法律的胜利。一座这样幸福的城市，一个充满热望的人类，难道不能，难道不应当永远为他们，为所有人劳作吗？还有一夜的时间安下心来和进行休息，随之而来的明天立即就要开始了，给世界以和平，这是世界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和平，这是一个为尘世人完成的最最伟大的事业。

在法国政府给他安排下榻的宫殿前，在外交部的走廊里，在克里龙饭店，美国代表团的驻地，挤满了焦急不耐的记者，仅仅这批人就是一支庞大的军队。单是从北美来的就有一百五十人之多，每个国家，每座城市都派来了它们的记者，他们都要求拿到所有会议的入场证。参加所有的会议！因为大会已向世界全体公民郑重地做出了许诺，这一次没有秘密会议或者秘密协定。“十四条纲领”的第一条明文规定：“公开的和平条约，公开的缔结，缔结后不应有任何种类的秘密国际谅解。”秘密条约要求更多的死者，远比瘟疫要多，它应当通过威尔逊式“公开外交”的新的免疫血清而被彻底根除。

但令这些蜂拥而至的记者们失望的是，到处都是令人尴尬的推诿、搪塞。当然，他们会被允许参加所有大型的会议，这些公共会议的记录——实际上所有紧要部分都进行了化学式的消毒——会向世界发布，但是首先还没有得到任何通报。首要的是必须确定谈判程序。失望的记者必然感到，一定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问题，会议发言人说的并非完全不真实。事关谈判程序，在这个问题上，威尔逊在第一次讲话时，就觉察到协约国四大首脑的反对：不能什么都加以公开，且理由十足。所有参战国的文件柜和公文包里都装有秘密的条约，确保每个国家的那部分和它们的战利品，都是秘而不宣的私货。为了不致会前就爆出丑闻，某些事情就得先关起门来磋商解决。他们不仅在会议程序上有分歧，而且在更深层次上也矛盾重重。基本上是一清二楚地分成两派，美国的和欧洲的，立场鲜明，一个是左，一个是右。在这次会议上缔结的不是和平，实际上有两种和平，两种完全不同的和约。一种和平是暂时性的，是现时的，战争要同放下武器被战胜的德国一道结束。与此同时的另一种和平是未来的和平，它应当使未来战争永远成为不可能。一方要求和平按照古老严酷的方式，另一方是新的，要求按威尔逊式条款的和平，这是国际联盟要缔结的和平。两种和平哪一种该首先进行谈判呢？

这两种观点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威尔逊对暂时的和平没有多大兴趣。边界的划定，战争赔款数额，都应当基于十四条纲领确定的原则，由专家和委员会进行处理。这是次要的工作，是附带的工作，是专家的工作。国家领导人的任务则相反，是创造新与变，是国家的统一体，是永久和平。每一派都极力地坚持他们的观点。欧洲协约国理由十足地指责说，经过四年的战争，世界已经精疲力竭，满目疮痍，不能月复一月地等待和平，否则欧洲将会一片混乱。还有那些现实的情况，边界的问题和赔款事宜要解决好，那些还持武器的男人要回到他们妻子和孩子的身边，稳定货币，恢复贸易和交通，然后在一个巩固的地球上，让威尔逊的海市蜃楼大放光华。

正如威尔逊内心对一种现时的和平不感兴趣一样，克莱孟梭、劳合·乔治、索尼诺这些狡猾的策略家和谈判高手从内心深处就对威尔逊的要求十分冷淡。他们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部分也出于对他发自内心的同情，于是为他的人性的要求和理念鼓掌喝彩。因为他们不管是知道还是不知道，一种不谋私利的原则，在他们国家的人民那里会成为一种极富魅力和令人心悦诚服的力量。因此他们准备，用某种弱化和附加条款来讨论他的计划。但是首先是与德国的和平，作为战争的结束，然后是讨论纲领。可威尔逊本人是个高手，他知道他们通过拖延能使一个生机勃勃的要求枯萎和破灭。他知道如何摆脱这些纠缠不休的质问，他并不是因为理想主义才能当上美国总统的。因此他毫不屈服地坚持立场，必须先制定国际联盟的章程，他甚至要求，必须逐字逐句写进对德和约中去。他的要求有机地形成了第二个冲突。因为这些原则的建立对协约国而言，负有罪责的德国预先就得到了它不该得到的未来的人道主义原则的奖赏，而就是这个德国侵入了比利时，野蛮地侵犯人权，霍夫曼将军用铁掌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创下了依恃暴力的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他们要求，首先是用老钱来清账，然后才谈新规。土地还一片狼藉，整个城市断壁残垣；为了使威尔逊印象深刻，他们要他亲自视察。但威尔逊，这个不实际的人，有意地在废墟旁一晃而过。他只望向未来，他忽视那些被毁坏了的高楼大厦，他要看到的是永远屹立在地上的建筑。他唯一的任务就是，废除旧的秩序，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尽管他自己的顾问蓝辛和豪斯反对，但他毫不动摇地顽固地坚持他的要求。首先就是国际联盟的盟约，先是全人类的事业，然后才是个别国家的利益。

斗争十分激烈，充满灾难性的结果显现出来，耗费了许多时间。伍德罗·威尔逊不幸地耽搁了预先把他的梦的形式固定成型。他带来的纲领方案没有最终的定本，而只是一个初稿，它首先得在无数次的会议上商讨，必须加以改动，润饰，强化和弱化。此外礼仪要求他在此期间前往巴黎和他的同盟国的首都进行访问。于是威尔逊前往伦敦，在曼彻斯特发表演说，前往罗马；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其他的政治家们根本就没有真正关注过方案的进展。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在第一次和会召开之前，这一个月里，在匈牙利、在罗马尼亚、在波兰、在巴尔干、在达尔马提亚的边界上不时发生正规军和民兵的战斗；在维也纳，饥饿正蔓延；在俄国，事态更为尖锐，令人忧心。

甚至在1月18日举行的第一次和会上也只是理论上确定了，方案应当是和平条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可文件还一直没有定稿，没有在讨论中轮流阅看，从一个政府转到另一个政府手中。又一个月过去了，这一个月欧洲陷入极端恐怖的**不安之中，它越来越迫切地要求一个实实在在的，真正的和平。直到1919年2月14日，停火三个月之后，威尔逊拿出了国际联盟章程的最后版本，它也被一致通过。

世界又一次欢呼起来，威尔逊的事业胜利了，未来和平的保证，不是通过暴力和恐怖，而是通过谅解和对一种至高无上的公正的信念得到保证。当威尔逊离开凡尔赛宫时，他受到了暴风雨般的欢呼。他又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骄傲地、面带幸福微笑地望向拥在他周围的人群，感受到在这个民族后面的其他民族，它们遭受了那么多的苦难，感受到未来的一代人，由于这项最终的保证，将永不会知道战争的灾祸、签下的屈辱条约和独裁者的专政。这是伟大的一天，同时也是他幸福的最后一天。因为威尔逊自己毁掉了他的胜利，他过早离开他的战场凯旋了。就在翌日，2月15日，他返回美国，以便向他的选民，向他的同胞送上这份保证永久和平的大宪章，在他归来之前他签下了另一份——最后的战争和约。

当华盛顿号从布雷斯特起航时，又一次响起了雷鸣般的礼炮声。可是拥挤的人群不是那么多了，也冷淡多了。巨大的充满**的紧张感，各民族的救世主般的期望已都有些冷却下来，因为威尔逊离开了欧洲。在纽约，他受了冷冰冰的接待。没有飞机在归来的战舰上空盘旋，没有暴风雨般的欢呼，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在参议院里，在国会上，在自己的党内，在自己的民众中间，人们向他表示欢迎，但目光里却含着深深的疑虑。欧洲不满意，因为威尔逊走得不够远；美国不满意，因为他走得过远了。欧洲觉得，他远没有达到把各种对立的利益联合一起成为普遍的人类利益；在美国，他的政敌对手正觊觎下一届总统位置，在四处进行煽动，称他没有权力把新大洲与一个**不安的、难以捉摸的欧洲在政治上结合得太紧，这显然是有悖于国家政策，有悖于门罗主义的。人们急迫地提醒伍德罗·威尔逊，他不是一个未来的梦的国度的创建者，不应当去思考外国的事，而应当首先想到美国人，是他们出于自己的意愿把他选举为总统。这样一来，威尔逊，这个因欧洲的谈判而精疲力竭的人，必须开始进行新的谈判，同他自己党内的伙伴，同他政治上的对手。他首先必须在这座为之骄傲的国际联盟大厦——他认为建立起的这座大厦，是不可侵犯的和无法攻占的——补开一个后门，这是为美国退出这个国际联盟采取的危险性的预防措施。美国在它愿意的时候可以随时退出。这样一来，从这座为永恒所设计的国际联盟大厦中挖掉了第一块基石，大墙上的第一道裂缝出现了，它是灾难性的，导致这座大厦的最终坍塌。

但是尽管有些限制性条款和修正，威尔逊的大宪章像在欧洲一样也在美国获得了通过，可这顶多算是半个胜利。威尔逊返回欧洲去完成他的任务的第二部分时，不像第一次赴欧那样，那么怡然自得，那么自信笃定了。战舰再次驶向布列斯特海港，他望向那片海洋的目光不再像之前那样充满希望。他变得衰老了，疲倦了，因为他失望了，在这短暂的几周里，他的脸绷得更紧了，变得更僵硬了，他的嘴部四周流露出一种苦涩和冷峻的表情，他的左额时而抽搐，这是身患疾病的警告。随行医生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得保重身体。一场新的，或许是更为残酷的斗争即将到来。他知道，贯彻原则比制定原则要困难得多。但他是坚定的，绝不会牺牲他的纲领上任何一个条款。不是全有就是全无，不是永久和平就是没有和平。

不再听到他上岸时的欢呼声了，不再听到巴黎大街上的欢呼声了，报刊在观望，显得很冷淡，人们谨慎而疑虑重重。歌德的话又一次变得真实：“热情不是商品，一次可用百年。”只要时间对他有利，无须忙于利用，只要炽热的铸铁还是软的和可塑的，那就不要忙于按自己的意志去煅制：威尔逊让他的欧洲理想计划停滞了。他不在的一个月，一切都改变了。与此同时，劳合·乔治与他一样离开会议前去度假，克莱孟梭由于遭到一个暗杀者的枪击受伤，两周不能视事，一些党派的头面人物怀着私利利用这段混乱的时间挤进各种委员会的会议厅里。最强有力的威胁来自那些元帅和将军们，四年长的时间里，他们一直站在利益的关键点上，他们的话，他们的决定，他们的专横，四年来使千百万人俯首帖耳唯命是从，他们根本就不愿意退出舞台。一部纲领就剥夺了他们的权力手段：它要求废除军队义务兵制和所有形式的普遍义务兵制，这威胁到他们的生存。因此这种永久和平的废话必须无条件地清除，或者把它推到一条死路上去——因为它要剥夺他们职业的意义。他们进行威胁，要求增加军备，而不是威尔逊的裁减军备，要求新的边界和国家的保障，而不是超越国家的解决；人们不能用十四条在空中画出一幅和平的图画，来保证一个国家幸福，而只能武装自己的军队和解除对手的武装。在这些军国主义的后面麇集一群工业集团的头头，他们要使他们的军火工厂运转，中间商要从中赢利；外交家们越来越动摇不定，在他们背后，反对党在威逼利诱，他们每一个人都想为他的国家增加一块沃地，扩展一块领土。在公众舆论这架钢琴上，灵活的手指按动几次，所有欧洲报纸，美国报纸的帮衬者，各种语言变奏演出同一个主题：威尔逊要用他的胡思乱想拖延和平。他那值得称赞和肯定的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乌托邦阻碍了欧洲的稳定。现在再没有时间浪费在道德上的考虑，和超道德上的瞻前顾后了！如果现在不立即缔结和约，欧洲将陷入一片混乱。

不幸的是，这些指责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威尔逊把他的计划设定为几个世纪，可他测定时间的标准与欧洲的迥然不同。这四、五个月对于他承担的一项实现千年梦想的任务来说，太微乎其微了。但是在此期间，由欧洲东部黑暗势力所组成的一些自由军团在进军，占领了疆土，整个地区归属不明。德国和奥地利的代表在四个月后还没有被接受。在还没被划定边界的后面，民众变得不安起来。诸多迹象清楚地表明，在不久的将来，匈牙利，乃至德意志，会因为绝望而把自己交付给布尔什维克。外交家们催逼着迅速得到一个结果，缔结一次协定，不管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便成了当务之急，首先要扫清路上的障碍物：第一个障碍就是不幸的国际联盟条约！

在巴黎的头几个小时，就已经让威尔逊看到了他在三个月所建造的和约，在过去的一个月内被挖空，危及坍塌。福煦元帅几乎成功地使联盟章程从和平条约中消失，头三个月好像是毫无意义地被浪费掉了。但到关键时刻，威尔逊显示出钢铁般的坚定意志，一步也不退缩。翌日，在3月15日，他通过报纸正式宣布，1月25日的协议今后依然有效，盟约将成为和平条约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这个声明是威尔逊的第一次反击，针对那种要把对德和约建立在协约国秘密达成的条约基础上，而不是以国际联盟章程为依据。威尔逊总统现在很清楚，就是这些此前还庄重其事地表示尊重民族自决权的强国蓄意要求它们的战利品：法国要得到莱因和萨尔地区，意大利要得到阜姆港和达尔马提亚；罗马尼亚、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也想得到自己的那一份。如果他不进行抵抗，那和平将再次被烙上拿破仑、塔列朗和梅特涅的印记，而不是按照由他所提出和庄严地被采纳的原则缔结的和平。

在严峻的斗争中，十四天过去了。威尔逊本不愿意法国吞并萨尔地区，因为他把这视为破坏民族自决权的一个先例，其他国家会群起效尤。事实上，意大利的所有要求都是以法国作为榜样的，同时还威胁准备离开大会。法国报纸煽风点火，布尔什维克在匈牙利势头正旺，协约国有理由称，不久布尔什维克就要在整个世界泛滥开来。现在，连威尔逊最亲近的顾问豪斯上校和罗伯特·兰辛的抗拒也越来越明显。甚至他的朋友们都提出劝告，鉴于欧洲现状的混乱，当务之急应尽快缔结和约，哪怕是牺牲一两个理想的要求。威尔逊面临一条统一起来的战线，而来自美国由他的政敌和竞争对手所煽动起来的公众舆论在攻击他的后背。某些时刻，威尔逊觉得自己已精疲力竭。他的一个朋友承认，仅威尔逊一人无法再长时间坚持下去反对众人。威尔逊决定，如果他的意志不能贯彻的话，那他就离开大会。

但威尔逊尽管精神疲乏，健康受损，受到舆论攻击；尽管他烦躁不安，被顾问离弃，被其他政府的代表攻击，但他仍一直不放弃。他觉得，当他把这样一个和约和非军事化的、持久的和与未来和平联系起来时，当他竭力拯救欧洲的“世界秩序”时，他不能言而无信，他只能为这样一个和约去进行有理有据的斗争。刚从**下来，他就采取果断的行动。4月7日，他给华盛顿的海军部发去一封电报：“华盛顿号最早何时能驶向法国布雷斯特港，最快能何时抵达。总统希望这艘船尽快起航。”与此同时，他向世界宣布，威尔逊总统已指令他的乘船前来欧洲。

这个消息犹如一声霹雳，立即就被理解了。地球上的人都知道了：威尔逊总统拒绝哪怕只是损害国际联盟章程上一个条款的和约，并决定，宁可离开大会也不愿屈服。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到来，它决定了欧洲和世界的几十年和几百年的命运。威尔逊在会议的席位上站了起来，随即一个陈旧的世界秩序崩溃了，混乱开始了，但也许一颗新星从中诞生出来。欧洲焦急而战栗不安：难道其他的会议参加者来承担这份责任？难道他自己来承担这份责任？关键的几分钟啊。

在这一瞬间，伍德罗·威尔逊仍屹立不动，绝不妥协，绝不屈服，绝不要“冷酷无情的和平”，而是要“公正的和平”。不是把萨尔给法国，不是把阜姆港给意大利，不是把土耳其肢解，不是民族的迁徙交换。正义战胜强权，理想战胜现实，未来战胜当前！“正义必须走自己的路，世界应该沉沦。”这短暂的时刻使威尔逊变得伟大，更为伟大，更为人性，是他更为英勇的瞬间：如果他有力量使这瞬间持续下去，那他的名字将在屈指可数的真正的人类之友的名册上永占一席之地，做出了无与伦比的功绩。

困惑、绝望以及这种众口同声的催逼，威尔逊的坚定性动摇了。他环顾四周，没有一个人站在他这一边，会议大厅的所有人都反对他，他自己的参谋部里所有人都反对他，那千百万无法显身的人，从远方传来恳求他坚定和忠诚的声音他却无法听到。他预想不到，如果他把他的威胁付诸实现，那他的名字将会世代长存；如果他保持忠诚，那他的未来理想将作为一再更新的要求毫无瑕疵地留传下来。他预料不到，他对贪婪、仇恨和愚昧力量说的这个“不”字会产生怎样的创造性的力量。他只感觉到孤孤单单，无力去承担这最后的责任。威尔逊就以这种灾难性的方式，慢慢地屈服了。他的倔强软化了。豪斯上校牵线搭桥，各方都做出让步，边界的谈判翻来覆去进行了八天。终于在4月15日，历史上黑暗的一天，怀着一颗沉重的心和怅然若失的良知，威尔逊同意了克莱孟梭显然降低了声调的军事上的要求：萨尔地区不是被永远兼并，而只是十五年。这位迄今一直没有妥协的人第一次做出了妥协，翌日巴黎报纸上的声调就像一座魔山式的变得迥然不同。昨天他还被当作是一个和平的干扰者和世界毁灭者，被大加痛骂；今天则把他赞誉为世界上最有智慧的政治家。但是这种赞美对他就像是深入到内心的一种谴责。威尔逊知道，他或许真的挽救了和平，但这只是短暂的和平；而基于宽容精神上的持久和平，这唯一应拯救的和平却错过了，丧失了。荒谬战胜良知，狂热战胜理智。在向一种超越时代的理想进行冲锋时，世界被击退了。而他作为领袖和旗手，却输掉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一场反对自己的战役。

在这命运攸关的时刻，威尔逊做得对还是不对？谁能对此予以评说？不管如何，在这历史性的和不可逆转的一天做出了一次决定，它的影响远远超出几十年和几百年，我们将再次用我们的血，我们的绝望和我们软弱无力的困惑为这个过失付出代价。从这一天起，威尔逊的力量，一种在他的时代道义上无可比拟的力量被撕成碎片。谁做出一次妥协，那就再也不能止步。妥协将被迫导向一连串新的妥协。

高中甫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