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002
昨天我又听到她在说阿玛丽娅的闲话了，气得我火冒三丈，直到后来客人都来帮我说话，她才罢休。至于客人是用什么方式帮我的，这你曾经见到过。”“你这人胆子真小，”K说，“我只是把弗丽达摆到她应得的位置上，并不像你现在所理解的那样，存心要贬低你们。你们一家跟我有着特殊的关系，这点我从来没有否认，但是这种特殊关系怎么会成为别人鄙视你们的理由呢，这点我不明白。”“呵，K，”奥尔珈说，“我担心，你也会明白的。阿玛丽娅对索蒂尼的态度是我们受到鄙视的第一个原因，你连这一点也不明白？”“这就太奇怪了，”K说，“别人对阿玛丽娅可以表示钦佩或者谴责，怎么会瞧不起她呢？而且即使别人出于某种我无法理解的原因真的瞧不起阿玛丽娅，为什么会连你们也被人瞧不起呢？
连你们清白无辜的一家都被瞧不起呢？比如说佩琵鄙视你，这是粗鲁的行为，我再去贵宾饭店的时候，要好好治治她。”“假如你想改变所有反对我们的人的看法，”奥尔珈说，“那可是项艰巨的工作，因为这一切都是出于城堡的意思。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早晨阿玛丽娅赶走了索蒂尼派来送信的人，然后布隆斯维克跟往常一样到我家来了。那时他是我们的助手，父亲把要做的活分给了他，他就回家了，然后我们就坐下来吃早饭，包括阿玛丽娅和我在内，大家情绪都很高。父亲一个劲儿地谈着庆祝会的事，关于消防问题他还有种种计划，城堡也有自己的消防队，那天也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参加庆祝会，父亲他们同这个代表团讨论了一些问题，从城堡来的老爷们观看了他们的消防表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同城堡消防队的成绩进行了比较，结果对父亲他们有利，还说起要改组城堡消防队，需要吸收村里的消防教练，有几个人在考虑之列，父亲抱着很大希望，认为一定会选上他的。他谈着这些事，像平时那副可爱的样子，两只胳膊伏在桌上，展得很开，把半张桌子都占了，他抬头从打开的窗户里望着外面的天空，他的脸显得那么年轻，洋溢着希望的欢乐，后来我再也没有见他这么高兴过。这时，阿玛丽娅以一副我们从未见过的优越感说，对老爷们的这些话不能太相信，他们在这种场合常常说些动听的话，他们说的这些并没有多大意义，或者说没有一点意义，他们的话刚一出口，就永远忘掉了，当然下次人们又会上他们的当。母亲不许她说这样的话。父亲只是觉得她这副老气横秋、深谙世故的样子好笑，但是他随即吃惊地愣住了，好像要找他现在才发觉丢失了的东西。不过，他并没有丢失什么。
他说，布隆斯维克刚才讲到一个信使和撕掉一封信的事，他问我们知不知道，这事跟谁有关，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大家都没吭声，那时巴纳巴斯还很年轻，像只小羔羊，他说了些特别蠢或特别放肆的话，这就改变了话题，父亲也就把这件事忘了。”
阿玛丽娅受到的惩罚
“可是没过多久，四面八方的人纷纷来问我们关于那封信的事，无论是朋友还是对头，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人，都不断找上门来，但是他们待的时间都不长，最好的朋友走得最快。拉塞曼平时一贯慢条斯理、体体面面的，这回进屋来仿佛只是来看看房间大小似的，目光扫了一圈就走了，就像是在玩一种恐怖的小孩儿游戏似的，匆匆逃去。父亲推开身边的人，赶忙追了出去，一直追到大门口还没追上。布隆斯维克跑来通知父亲，他非常诚恳地说，他要独立开业了，他脑袋很聪明，善于抓住时机。顾客也都来了，纷纷到父亲的储藏室里去找出他们拿来修理的皮靴。起先父亲还竭力劝他们改变主意——我们也全力帮父亲说话，后来他就放弃了这种希望，去默默地帮他们寻找，在登记本上把收活登记一行行划掉，把他们放在我们家的皮革都一一退还。欠我们账的人也如数把钱还给了我们，这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没有发生一点争吵，大家都很满意。这些人只要能够尽快同我们彻底断绝联系，即使受点损失也不去考虑。末了，正如预见的那样，消防协会会长西曼来了，至今我眼前还浮现着那一幕：西曼个子高大、结实，但背有点驼，患有肺病。他总是很严肃，不苟言笑。
他对父亲一向很佩服，曾私下告诉父亲，说有希望把父亲提拔为消防协会的副会长。现在他站在父亲面前，通知他，说协会要让他卸职了，并要他交还证书。那些正巧在我们家里的人，这时都停下自己的事，一起围着这两个人。西曼说不出话来，只是不停地拍着我父亲的肩膀，仿佛要把他自己该说的而又找不到的话从我父亲嘴里拍出来似的。他不停地哈哈大笑，想以此来稍稍安抚一下自己和大家的情绪。可是因为他不会笑，从来没有听见他笑过，所以谁都不相信这真的是笑。父亲帮别人找鞋忙了一天，已经累坏了，也绝望了。是的，他太累了，累得连想一想问题在哪儿都不行了。我们大家也都垂头丧气，可是我们因为年轻，还不相信我们就这样彻底垮了，总希望在那么多来的人当中会有那么一个人出来阻止这一切，让一切重新倒转回去。我们极其无知，觉得西曼就是这么个非常合适的人。我们都紧张地等待西曼笑过之后终将明确地说出那句话来。现在到底为什么笑呢？只是笑降临在我们头上的那愚蠢的不公正吧。会长先生，西曼先生，您告诉大家吧。我们这样想着，并且挤到他身边，但他只是奇怪地把身子转了几下。后来，他终于开口说话了，当然不是为了满足我们隐蔽的愿望，而是为了顺应人们兴奋的或者气愤的叫喊声。我们仍一直怀着希望。他开始把父亲大大赞扬了一番，说他为消防协会增添了光彩，称他是后辈不可企及的典范，是协会不可或缺的成员，他要是退了职，协会几乎就要垮了。这些都说得很漂亮，他要是说到这里就打住的话，那就好了！但是他还在往下说。他说，尽管如此，协会还是决定要我父亲卸职，当然这是权宜之计，大家都知道协会不得不这样做的重要原因。在昨天的庆祝会上父亲的表现要不是如此光彩夺目的话，也许事情还不至于到这一步，但是正因为他表现卓越，才引起官方的特别注意。现在协会名声大振，引人注目，因此必须比过去更多地考虑它的纯洁性了。这时正好发生了侮辱信使的事件，消防协会没有别的办法了，他，西曼，就担负起向上面报告这项艰难的任务。他希望父亲在这件事情上不要再给他增加困难。西曼说了这番话，心里感到非常高兴，他信心十足，根本没有去考虑自己夸大其词的说法，他指着挂在墙上的那张证书，并以手指示意。父亲点点头，就走过去取证书，但是他的手抖得厉害，没法从挂钩上把证书取下来，我就爬到一张椅子上去帮他取。从此刻起，一切全完了，他甚至没有把证书从镜框里取出来，就把它整个儿交给了西曼。
随后他就坐到一个角落里，一动不动，跟谁都不说话，在屋里的人只好由我们去招呼。”“在这件事情上你怎么看出是受了城堡的影响呢？”K问道。“看起来城堡好像暂时还没有插手。你刚才所讲的这些，只不过是人们下意识的恐惧心理，对他人的幸灾乐祸，不可靠的友谊，这样的事哪儿都有，在你父亲这方面呢，胸襟也太狭窄了一点——至少在我看是这样。那张证书算什么？
它只是证明他的技能罢了，技能在他身上，谁也抢不走，要是消防协会的人觉得非他不可，缺他不行，那就更好。他要是不等会长讲第二句话，就把证书扔在他面前，那样才会使会长真的感到难堪呢。可是我觉得特别令人注意的是你根本没有提到阿玛丽娅。这一切全是阿玛丽娅的责任呀，这时她也许静静地站在后面，注视着家里在遭殃。”“不，”奥尔珈说，“谁也不能责备，谁也没有别的法子，这一切都是由于城堡的影响。”“城堡的影响。”阿玛丽娅重复了一句，她已经从院子里进屋来了，谁都没有发觉。父母早已上床睡觉了。“在说城堡的事吗？你们还一直坐在这儿？你不是说马上就要走的吗？K，现在已经快十点了。难道你真为这些事情操心吗？这里有的人就是靠飞短流长过活的，他们坐在一起，就像你们两个人这样，互相讲述那样的故事取乐。我觉得你并不是那样的人。”“不对，”K说，“我正是属于那类人。相反，那些对这类事情漠不关心，却容忍别人去关心的人，对我并不会产生什么印象。”“的确，”阿玛丽娅说，“但是人们的兴趣是各不相同的，有回我听说有个年轻人，他白天黑夜想的只是城堡，别的事他什么都不管，别人都担心他还有没有正常的理智，因为他的心思全都放在城堡上了。
后来人家才搞清楚，原来他想的并不是城堡，而是办事处里一个洗餐具的女工的女儿，后来他娶了那位姑娘，一切也就恢复了正常。”“我想，我倒是很喜欢这个年轻人。”K说。“你说你喜欢这个人？”阿玛丽娅说，“对此我表示怀疑，你喜欢的也许是他的老婆吧。好了，我不打搅你们了，我去睡了，但是为了两位老人，我得把灯关掉。虽然他们马上就睡着了，但一小时以后就睡不着了，一点光线也会打搅他们的。晚安。”果然，屋里马上就黑了，阿玛丽娅大概在她父母的床边铺了一个床铺。“她说的那个年轻人是谁？”K问道。“我不知道，”奥尔珈说，“也许是布隆斯维克吧，但又不完全像他，也许是另外一个人。要真正听懂她的话很不容易，因为你往往不知道她是在挖苦你还是认真的。她的话大多是认真的，不过听起来有点挖苦的味道。”“不用去解释了！”K说，“那么你怎么会那么依赖她呢？是在那次不幸的大事之前就这样了，还是在事后？你从来不想摆脱对她的依赖，自己做主吗？你们对她的依赖难道有什么合情合理的原因吗？她年纪最小，理应听话才是。无论她有没有责任，反正她已经给全家带来了不幸。她非但没有为此天天请求你们的宽恕，反而把头抬得比谁都高，除了大发慈悲，照顾两个老人外，对别的事情一概漠不关心。她自己说，她什么事都不想知道，要是她什么时候同你们说话了，那么说的话大多是认真的，但听起来有点挖苦的味道。你有时候提到她很漂亮，她这样颐指气使会不会是长得漂亮的缘故？嗯，你们三人长得很像，但是阿玛丽娅和你们两个有不同的地方，我指的是她那冷漠而无情的目光。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就被她的目光吓了一跳。她虽然年纪最小，但外表上一点也看不出来，她就像是那些没有年龄的女人，她们几乎不会老，但也从来没有年轻过。你天天见她，所以看不出她脸上那副严酷的样子。认真想一想，我认为索蒂尼对她的爱慕并不是很认真，也许他只是用这封信来惩罚她，而不是叫她去。”“我不想谈索蒂尼，”奥尔珈说，“城堡里的老爷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哪管你是最漂亮的还是最丑的姑娘。不了解这一点，你对阿玛丽娅的看法就会全搞错的。看，我确实没有理由特别要为阿玛丽娅来争取你，如果我想为她争取你的话，那也只是为了你。无论怎么说，阿玛丽娅是造成我们不幸的根源，这是肯定的，在这次倒霉的事件中，父亲所受的打击最为严重，而且他嘴上又从不饶人，可是就连父亲在最艰难的时刻也没有对阿玛丽娅说过一句责备的话。这并不是因为他赞成阿玛丽娅的行为。他是索蒂尼的崇拜者，怎么会赞同她的行为呢。事情虽然过去很久了，他对阿玛丽娅的举止还是不能理解。为了索蒂尼，他愿意牺牲自己和他所有的一切，当然不是像现在实际发生的那样，这可能是索蒂尼发火才引起的。我说‘可能是’，那是因为我们再也没有听到过索蒂尼的消息。如果说这以前他一向深居简出的话，那么从此以后就仿佛没有这个人了。你真该看看那时的阿玛丽娅。我们都知道，我们不会受到明确的惩罚。只是人家不理我们了，村里的人和城堡里的人对我们都是这样。当我们发现村里人都回避我们的时候，却没有发现城堡有什么动作。以前我们也没有发现城堡关心过我们，现在怎么可能发现城堡的态度变了呢！不动声色，那是最可怕的，比村里人回避我们还要可怕。村里人不理我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看法，也许他们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要反对我们。那时他们还没有像现在这样鄙视我们，他们那时只是因为害怕，现在他们都在观望，不知事情将会如何发展。那时我们也不用担心生活上会有什么困难，因为欠我们账的都把钱还给我们了，而且结账时对我们都较优厚。我们没有粮食，亲戚们就私下里给我们送来，日子过得挺舒服。那时正值收获季节，当然我们没有田地，大家又不让我们下地干活，我们注定人生第一次要过一种几乎是无所事事的日子。我们都在屋里坐着，七八月的酷暑也把窗户关得紧紧的。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没有传讯，没有消息，没有来客，什么也没有。”“这么说，”K说，“既然没有什么事发生，又不会受到明确的惩罚，那么你们怕什么呢？真有你们的！”“我该怎么给你解释呢？”奥尔珈说，“我们不怕未来会发生的事情，眼下我们已经遭受了折磨，我们已经在受惩罚了。村里的人在等着我们上他们那儿去，等着父亲的作坊重新开张，等着阿玛丽娅——她会做非常漂亮的衣服，当然只为正派人做——重新接受人家来定做衣服，大家对他们自己所干的事感到很抱歉。村里一个受人尊敬的家庭突然被隔断了同大家的联系，其结果是每个人都会有某种损失。他们认为，断绝同我们的来往，只不过是履行他们的义务，要是我们处在他们的位置上，也得这样做。他们并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只知道送信的人手里抓了一把碎纸片回到了贵宾饭店。弗丽达是看见他出去，后来又见他回来的，还同他说了几句话，并且马上就把她所知道的事情传开了，但是这也并不是出于对我们的敌意，而是简单地出于一种责任。在同样的情况下任何人都有这种责任。我已经说过，这件事如果得到愉快的解决，那大家是最欢迎的。要是我们突然宣布消息，说一切都已解决，这只是个误会，这期间已经解释清楚了，或者说，这虽是一种违法行为，但是已经通过行动来做了补救——对老百姓来说，这样讲就已经足够了，或者说，我们通过同城堡的关系已经把这件事压下去了，大家准会张开双臂重新欢迎我们的，会同我们亲吻、拥抱，还要庆祝。这样的情况别人有过，我已经经历过几次了。甚至连那样的消息也不必要，我们只要走出家门，公开露面，重新恢复原有的联系，关于那封信的事一句都不提，这就够了，大家都会乐意不去谈这件事的。人们同我们隔开，除了害怕外，主要是由于这件事很棘手，所以干脆就不想知道这件事，不谈这件事，不想这件事，更不能受它的牵连。弗丽达泄露了这件事，并不是幸灾乐祸，而是为了使自己和大家不至于受到它的影响，使村里人都注意到，这里出事了，大家要小心谨慎，不要沾上它。要追究的不是我们家，而是这件事，我们只是因为卷进了这件事才被追究的。假如我们重新出现在村里，不提过去的事，用我们的举止来表明，这件事已经结束了，至于是用什么方式结束的，那根本就无所谓，这样大家就会确信，不论这件事情是什么性质，将来也不会再提了，这样一切便都圆满解决了，我们也就会像以前一样得到大家的帮助。即使我们自己还没有完全忘掉这件事，大家也是会谅解的，并且会帮助我们把它彻底忘掉。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只是坐在家里。我不明白，我们在等什么，大概是在等阿玛丽娅做决定吧。
就在那天早晨，她夺得了家里的领导权，至今她还牢牢掌握着。
没有特别的活动，没有命令，也没有请求，她几乎是用沉默来领导。我们其他人自然都在积极商量，从早到晚不断在悄悄议论，有时父亲会突然惊慌起来，会把我叫到他那里，我就在他的床边待上半宿。有时我和巴纳巴斯蹲在一起，关于这件事巴纳巴斯只知道一点儿，因此总是热切地要我讲给他听，讲来讲去就这点事。他大概知道，跟他一般年龄的小伙子所期待的那种无忧无虑的年月，他是再也得不到了，所以我们就坐在一起——K，就像我们两个人现在这样——不停地谈，谈得忘了已经过了一宿，现在又是早晨了。我们家里，母亲的身体最弱，这大概是因为她不仅要承受全家共同的痛苦，还要分担我们每个人的痛苦，所以，我们发现她变了那么多，都大吃一惊。我们预感到，我们全家也将面临这样的变化。她最喜欢坐在一张长沙发的角上。如今，那张长沙发早就没有了，它在布隆斯维克的大客厅里放着。那时她坐在长沙发的一角，不是打瞌睡就是长时间地自言自语，我们这是根据她的嘴唇翕动做出的判断——我们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老是在谈那封信，反反复复从各个方面研究各种已经掌握的具体内容以及所有还不能确定的可能性，我们还开展竞赛，看谁能想出圆满解决这件事的办法来。我们这样做是很自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并不好，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在原本想要摆脱的思绪中越陷越深了。那些挖空心思想出来的主意，无论它有多棒，又有什么用处呢？没有阿玛丽娅参加，什么办法都行不通，所有的办法都只是试验性的，试验的结果没有告诉阿玛丽娅，因此毫无意义。即使把这些办法告诉了阿玛丽娅，得到的回应也只是沉默。幸好我现在对阿玛丽娅的了解比那时多多了。她的负担比我们大家都大，很难理解她是怎么忍受下来的，还在我们家里一直生活。母亲也许承受了我们大家的痛苦，因为这些痛苦全都落到了她身上。她承受的时间不长，我们不能说她今天还承受着这些痛苦，因为那时她的神志就不清了。阿玛丽娅不但承受了痛苦，而且具有看透这些痛苦的理解力，我们只看到事情的后果，她却能了解事情的原委，我们希望能想出些小办法来，她知道这一切都是已经决定了的，我们非得悄悄商量不可，她却只是沉默不语。她那时同现在一样，面对事实挺立着，活着，承受着这种生活。我们所受的痛苦比她要少得多了。我们当然得离开我们的房子，布隆斯维克搬了进去，人家给我们安排了这所茅屋，我们用一辆小车分几次把东西搬了过来，巴纳巴斯和我在前面拉，父亲和阿玛丽娅帮着在后面推。开始搬家的时候我们就先把母亲送了过来，我们推东西来的时候，她在迎着我们，她坐在一只箱子上，不住地轻声抽泣。我记得，我们搬家也是很丢脸的，因为路上我们常常遇见收庄稼的马车，赶车人见了我们一个个都像哑巴一样，还把眼睛转向一边。我还记得，就是在非常辛苦地来回搬东西的路上，我和巴纳巴斯也在讨论我们的麻烦和计划，有时说着说着就停了下来，听到父亲‘喂’的一声，我们才想起，我们还拉着搬东西的车呢。但是我们商量的种种办法在搬家以后也未能改变我们的生活，现在我们慢慢也感到贫困的滋味了。亲戚也不再给我们补贴了，我们的钱几乎全部花完了，而恰恰在那个时候，人家对我们的鄙视也开始加剧了，正如你所见到的。人们发现，我们没有力量来摆脱这个书信事件，他们为此很生我们的气。虽然他们不了解这件事的详细情况，他们并没有低估我们处境的艰难，他们知道自己也可能不会比我们更好地经受住这次考验，但是这更加让他们觉得，必须彻底同我们断绝往来。如果我们渡过了难关，他们就会相应地非常尊敬我们，但是假如我们失败了，他们就会把至今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变成他们的最终态度：把我们从各种圈子里排除出去。于是，人家谈到我们的时候就不再像谈人了，人家也不再提起我们的姓了。他们要是不得不同我们说话，就管我们叫巴纳巴斯家的人，因为他是我们当中罪名最轻的，连我们这所茅屋也变得声名狼藉了。你只要反省一下，你就会承认，你第一次踏进这屋子的时候，一定会觉得瞧不起我们是理所当然的。后来，人家再上我们家里来的时候，就会对那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嗤之以鼻，比如说挂在桌子上那盏空的小油灯。
这盏灯不挂在桌子上面，那该挂在哪儿？但是到我们屋里来的人看了就受不了。即使我们把灯挂在了别处，他们的厌恶情绪也不会改变。无论我们干什么，有什么东西，人家统统都瞧不起。”
恳求宽恕
“这期间，我们做了哪些事呢？我们干了能够干得出来的最糟糕的事，为了这件事我们真该让人瞧不起，比起因为书信事件而遭人家鄙视更加咎由自取、合情合理。我们背叛了阿玛丽娅，摆脱了她的无声命令。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没有一线希望我们是活不下去的，于是我们开始以各自的方式向城堡恳求或者死缠着城堡，希望城堡能够宽恕我们。我们知道，这种做法无济于事，我们也知道，我们同城堡之间唯一有希望的联系就是通过索蒂尼，对我们的父亲印象颇好的那位官员，正因为那次事件，我们同这个渠道的联系已经断了，但我们还是全力以赴地在办这件事。父亲行动起来了，他开始毫无意义地向村长、秘书、律师和文书们求情，大多数情况下人家见都不见他，要是他施了什么巧计或者碰巧受到了接见——我们听到这样的消息简直感到欢欣鼓舞，拍手庆贺，但很快就遭到了拒绝，而且永远不再接见他。要打发他走那太容易了，对城堡来说易如反掌。他究竟想干什么？他出了什么事？他为什么事请求宽恕？他在什么时候，被城堡里的什么人哪怕用手指头碰过一下吗？是的，他是穷了，丢掉了顾客等，但这是日常生活现象，是手艺行业和市场问题，难道城堡一切都得管？实际上城堡对一切事情都是关心的，但是它不能什么别的目的都没有，只是单单为了某人的个人利益就去对那类事情进行粗暴干涉。难道城堡该派出官员去跟在父亲的顾客后面，强行让他们再回到他那儿去吗？可是，如果父亲提出异议——所有这些问题，在接见前和接见后我们在家里都讨论过，为了避开阿玛丽娅，我们是挤在一个角落里谈的，其实，这一切她都知道，只是未加干涉而已——如果父亲提出异议，他并不是因为穷而抱怨的，他在这里失去的一切，是很容易再取得的，他只要得到宽恕，其他一切事情都是次要的。别人问他：‘究竟是什么事要人家宽恕你？’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告发他，至少在备忘录里还没有记载，反正可以对律师公开的备忘录里没有告发他的材料。就目前了解的情况来说，既没有人控告过他，也没有人准备控告他。也许他能举出一个针对他颁布的官方法令来？这，父亲可举不出。或者有某个官方机构侵犯了他？对此父亲也不知道。他什么也不知道，而且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那么他要干什么？有什么可以宽恕他的？他现在这样毫无目的地纠缠官方部门，恰恰是不可宽恕的。父亲还不死心，那时他的身体还一直很强壮，现在他被逼得无事可做，因此有的是时间。‘我一定要恢复阿玛丽娅的名誉，时间不会太长了。’他一天要对巴纳巴斯和我说上好几遍，但说的时候声音很轻，以免阿玛丽娅听见。说是这么说，其实这话只是说给阿玛丽娅听的，因为实际上他想的并不是什么恢复名誉，而只是希望求得宽恕。可是，要获得宽恕，他首先得确定罪行，但所有的机关又都说他没有罪。他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这表明他的神经已经不健全了，认为人家之所以隐瞒他的罪行，不告诉他，那是因为他钱交得不够。直到那时他一直是按规定交的，至少就我们的情况来说，我们所交的款项已经够高的了。但是他现在认为，他必须交得多一些，知道这是不对的。在我们的机关中，虽然有人为了图省事，以免多费唇舌，也有接受贿赂的，可是行贿的人到头来什么目的也达不到。既然这是父亲的希望，我们也不愿阻止他。我们把仅有的一点东西全卖了——这些东西几乎全是必不可少的，好凑了钱给父亲去找门路。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早晨看到父亲出门的时候，口袋里总有几枚钱币在叮当作响，我们心里就感到欣慰。我们当然只好成天饿肚子，我们搞到的这点钱唯一真正起到的作用，就是父亲拿到以后心里充满了希望的欢乐。可是这并没有什么好处，他天天奔走，不久就劳累过度。而事实上多出了钱，人家也不会特别为你办什么事，有时某个文书起码表面上表示要为他想想办法，答应去查一查，并暗示他们已找到了某些线索，而追查这些线索是他们对父亲的美意，并不是他们的职责。父亲呢，他非但不怀疑，反而越来越相信。他常常带着那种显然毫无意义的许诺回到家里，仿佛他又把好运带到家里来了。他老是在阿玛丽娅的背后，强颜欢笑，睁大眼睛，指着阿玛丽娅，要让我们知道，由于他的努力，对阿玛丽娅的拯救已经指日可待了，阿玛丽娅一定比谁都惊讶，但这一切还是秘密，我们要严格保守，看到父亲这副样子真让人心痛。要不是我们终于到了完全不能再给父亲提供钱的地步，这种情形一定会持续很长时间。这期间，经过无数次的恳求，布隆斯维克终于把巴纳巴斯收为了助手，当然只是采取这样的方式：天黑了去领活，第二天天黑以后再把活送回去。应该承认，布隆斯维克为了我们在生意上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可是他付给巴纳巴斯的工资也是很少的，而巴纳巴斯做的活是无可挑剔的，但我们也幸亏有这点工钱才勉强不至于饿死。经过许多准备，我们怀着极大的爱怜心情告诉父亲，我们要停止给他钱了，他很平静地接受了。他已经不能理智地看到他的奔走是毫无希望的，连续不断的失望已经把他搞得精疲力竭。他说——他现在说话不像以前那么清楚了，他以前说话的声音是非常洪亮和清晰的——他要是再有一点钱，那么明天，甚至今天就可以把一切都搞清楚，可是现在没有钱，什么都完了，这一切都前功尽弃了。
不过他说话的语调表明，他自己也不相信这些了。这时他马上又突然提出了新的计划。他既然没有能够证明自己有罪，那么继续通过官方途径也不会查出什么结果的，所以他只好完全指望恳求，只好亲自去向官员们恳求了。官员中肯定会有富于同情心的好人的，他们对于公事虽然不会只凭同情心去处理，但在公事之外，只要在合适的时间找到他们，他们大概是会大发慈悲的。”
K一直全神贯注地在听奥尔珈讲述，听到这里他打断了她的话，问道：“你认为他的想法对吗？”虽然奥尔珈继续讲下去他这个问题就会有答案的，但是他马上就想知道。
“不，”奥尔珈说，“根本就谈不上同情心这类问题。我们年轻，阅历不深，这一点我们知道，父亲自然也明白，但是他忘记了这一点。他把什么都忘了。他想出的计划是：站在城堡附近官员们马车经过的马路上，用某种方式恳求官员们给予他宽恕。
说实话，即使这种不可能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某位官员真的听到了他的恳求，这个计划也是异想天开的，没有一点理智。个别官员能给他宽恕吗？要宽恕，这是整个执政当局的事，就是执政当局，大概也不能给他宽恕，只会给他定罪。即使有位官员下了车，愿意过问这事，听了这位可怜的、疲惫不堪的老人向他咕哝咕哝地陈说，他能对这件事得到一个清楚的印象吗？官员们都是受过很好教育的，但他们只是各当一面，在自己的业务范围内，听了一句话，他们马上就看透了你的全部想法，但是另一个部门的事情，你给他们解释几个小时，他们也许会客气地点点头，但实际上一句也听不懂。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即使是跟一个人有关的一件公务上的小事，一个官员耸耸肩膀就可以解决的小事，要是你想刨根问底把它彻底搞清楚，就是花上一生的时间，也得不出个所以然来。假如父亲赶巧碰上一位主管这些事的官员，没有前期案卷他也无从办理，尤其不能在马路上来办理，他也不能给你宽恕，只有公事公办，为此又只好通过官方渠道批转给有关部门处理，通过官方途径来解决问题。父亲曾经试过，但是已经彻底失败了。父亲想以这个新计划来取得成功，为此他已经走了很远了！如果这样做也存在一丝成功的可能的活，那么那条马路上一定早就站满去恳求的人了。正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这一点连小学生都知道，所以马路上才空****的，一个人也没有。也许这也增强了他的希望，他善于从各处找到充实他希望的根据。在这里，这也是十分需要的。头脑健康的人是不会有那么多奇思异想的，草草一眼就会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不可能的。官员们到村里来或者回城堡去，这并不是观光游览，村里和城堡里都有工作在等着他们，因此他们坐的马车都以最快的速度飞驰。他们也不会想到从车窗探出脑袋来看一看，找一找外面有事要申诉的人，因为车里装满了官员们要研究的文件。”
“可是我到官员的雪橇里面去看过，”K说，“里面并没有文件。”奥尔珈讲的这些给他打开了一个如此巨大、几乎无法相信的世界，所以他忍不住把他自己微小的经历说给她听，好更清楚地证实她所经历的和他自己所经历的事情。
“这很可能，”奥尔珈说，“这种情况就更糟糕了，这说明这一官员有非常重要的事要办，说明文件太珍贵或者太多，不好随身带着，这些官员的马车一定得跑得飞快。总而言之，他们是不会有时间来过问父亲的事的。此外，进入城堡的路有好几条，有时候大家喜欢走这一条路，于是多数马车都往这儿驶，有时候又喜欢走另一条路，于是马车又都往那儿挤。他们行车路线的变化是根据什么规律，这一点谁也弄不清。有时候早晨八点马车都走第一条路，十分钟以后又走第三条路，半小时以后也许又回到第一条路上去了，随后一整天都从那条路上走，但随时都有改变路线的可能。当然，条条通道都在村子附近交会，但到了那里，所有的马车都风驰电掣一般，而到了城堡附近又都放慢了速度，都是中速行驶。正如行车路线的规定无规律可循，也让人无法猜透一样，车辆的数目也弄不清楚。有些日子路上一辆车也看不见，有些日子路上的马车又像一条长龙。面对这种情况，你再想一想我们的父亲穿上最好的衣服——不久后，那就是他仅有的一套衣服了——每天早上都带着我们的祝愿从家里出去。他把那枚非法保留的消防协会的小徽章带在身上，出了村就把它别在衣服上，在村里他不敢戴，怕让人看见。虽然徽章小得很，隔了两步就看不见了，但父亲却认为戴着它很合适，可以引起过往官员对他的注意。离城堡入口处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菜园，是贝图赫的，他的菜专门供应给城堡。父亲就在菜园栅栏的石基座上选了个地方坐下。贝图赫未加反对，因为以前他同父亲关系很好，而且是父亲最忠实的一个主顾，他一只脚畸形，认为只有父亲给他做的靴子才合脚。那是个阴沉、多雨的秋天，父亲却毫不在意天气，日复一日地坐在那里。每天早晨到了一定时间，他便一只手按着门把，挥着另一只手同我们告别，晚上回来全身都湿透了，一到家里就倒在屋子的角落，他的身子一天比一天佝偻。起先他还给我们讲讲他碰到的小事情，比如说贝图赫出于同情和往日的交情往篱栅上扔了条毯子啦，他认出了一辆驶过的马车里坐着这个或那个官员啦，有时候某个马车夫认出了他，并且用马鞭碰他一下开开玩笑啦，等等。后来他就不讲这些事了，显然他对待在那里会有什么结果已经不抱希望了，他把天天到那儿去、在那儿打发日子仅仅当作他的责任，当作一件索然无味的工作而已。那时，他的风湿痛开始了，冬天一天天临近，雪下得很早，我们这里冬天说来就来。现在他在那儿，有时坐在湿漉漉的石头上，有时坐在雪地里。夜里关节痛得他直哼哼，早上他有时拿不定主意，到底去还是不去，可是他还是克服了困难，照样去了。母亲放心不下，不想让他去。父亲由于手脚不再听使唤了，大概也有些担心，所以便答应让母亲跟他一起去，这样，母亲也得了风湿痛。
我们常到他们那儿去，给他们送吃的，或者只是去看看，或者想说服他们回家。我们常常看到他们蜷缩在一起，在狭窄的座位上彼此依靠，缩在一条几乎盖不住全身的薄毯子下，周围除了一片灰白的雪和雾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远近一整天不见人影和车辆。想一想这幅景象，K，想一想这幅景象！等到后来，一天早晨，父亲的腿僵硬得不能下床了，心情沮丧而绝望。他发着烧，在轻度昏迷中，他觉得自己看见贝图赫家门前停了一辆马车，车上下来一位官员，沿着篱栅在找父亲，随后他摇摇头，气冲冲地重新回到马车里。这时父亲大声喊了起来，仿佛他是要让那位官员知道，并向他解释，他没有去那儿是不得已的，并不是他的责任。此后，他一直没有去那儿，他在**躺了好几个星期。阿玛丽娅担负起了照看、护理、治疗等全部工作，中间除了几次间歇外，一直负责到今天。她认得镇痛的草药，她几乎不需要睡眠，从不惊慌失措，什么都不怕，从来不急躁，始终承担着照顾父母的全部工作。我们看到插不上手，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她仍旧镇定自若。后来，父亲的病最严重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被左右支撑着能够小心翼翼地下床了，阿玛丽娅马上就把他交给了我们，自己又不过问了。”
奥尔珈的计划
“现在需要再给父亲找点他力所能及的事情来做，随便找件什么事给他，至少可以使他相信，他做的事可以开脱全家的罪责。找这样的事儿并不难，反正都比坐在贝图赫的菜园子前面强，不过我找到的事还真有几分希望。官员、文书或是别的什么人在谈起我们的罪行的时候，总是说我们侮辱了索蒂尼的信使，别的事情就不敢说了。我思忖着，既然公众舆论——尽管只是表面上的——只知道侮辱信使的事，那么要是我们能同信使和解，事情就可以得到补救了——尽管也只是表面上的。人家说，这件事没有人告发，也没有哪个部门受理，所以信使有权宽恕侮辱他的人，这并不涉及其他问题。这样做当然没有什么决定性的意义，仅仅是表面文章，而且做了之后情况也不会有什么改变，但却会让父亲高兴，也许可以使那许多出馊主意的、折磨他的人稍稍感到有点困窘，而父亲自己对这件事的结果又很满意。当然，我们首先得找到那个信使。我把这个计划告诉父亲，父亲很生气。他已经变得非常固执己见，另外，他在生病期间产生了一种看法，认为我们老是在他快要成功的时候拆他的台：先是不给他钱，现在是逼他躺在**，他现在已经根本不能采纳任何新的意见了。我还没有说完，就被他拒绝了。他认为，他应该继续到贝图赫的菜园前去等着，但他自己又肯定不能天天到那里去了，所以就要我们用手推车把他推去。这回我没有让步，而且他也渐渐迁就了我的想法，他唯一不称心的是，办这件事他得完全依靠我，因为那时只有我见过那位信使，他自己并不认识他。由于这些跟班都很像，所以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再认出那个信使来。于是，我们就开始到贵宾饭店去，在跟班中间去寻找。那个信使当时是索蒂尼的跟班，索蒂尼又没有再到村里来。不过这些老爷们是常常更换跟班的，我们很可能会在另一位老爷的跟班中找到那个信使。即使找不到他，我们也许可以从其他跟班那里得到有关他的消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每天晚上都得待在贵宾饭店。那时我们在哪儿都不受欢迎，更不用说在这样的地方了，我们又不是作为花钱的客人去那儿的。不过我们发现，那儿还是用得着我们的，你大概知道，对弗丽达来说，这帮跟班简直是个祸害。其实他们多半原本都是安安静静的人，因为他们的差事太轻松，所以一个个变得娇生惯养、呆头呆脑。‘祝你生活过得像跟班那样舒心’，这是官员们的一句祝词。从生活过得舒心来说，这些跟班实际上是城堡里的真正主人，他们也很欣赏这种生活。
在城堡里他们的行动由于受到法规的限制，所以他们都很安静、庄重，别人已经多次向我证实了这一点。在这贵宾饭店里，在这些跟班中，也可以发现这种特征的一点迹象，不过仅仅是一点迹象。除此之外，由于城堡的法规并不完全适用于他们在村里的情况，因此他们好像完全变了样，变成了一帮言行粗野、恣意妄为的家伙，他们的行为不受法规的约束，而是被自己的本能欲望所驱使。他们简直无耻到了极点，不过他们只有奉命才可以离开贵宾饭店。这是村里的运气，可是在贵宾饭店里总得设法应付他们吧。弗丽达觉得这很难办，所以她很乐意用我去安抚这帮跟班，两年多来我每星期起码要同这帮跟班在马厩里消磨两个晚上。以前，父亲也跟我一起去贵宾饭店，夜里他就在酒吧间找个地方睡一睡，等着我一早去告诉他消息。可是消息很少，要找的那个信使，我们至今尚未找到。索蒂尼很器重他，他可能仍在给索蒂尼当跟班，索蒂尼隐退到更偏僻的办事处去的时候，那个信使大概也跟他去了。这些跟班多半同我们一样，也很久没有见过他了，即使某人说这期间曾经见过他，大概也是搞错了。这样，我的计划就失败了，但还没有完全失败。我们没有找到那个信使，而到贵宾饭店去并在那儿过夜，也许还有对我的同情——只要他还能够这样做——把父亲的健康全毁了，两年来他一直都处于你所看到的这种状况。而他的情况或许比母亲还好一些，她天天都可能离我们而去，多亏阿玛丽娅超常的看护，才使她的生命得到了延续。不过我在贵宾饭店却取得了一些成果，那就是同城堡有了一定的联系。要是我说，我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并不感到后悔，请不要鄙视我。你一定会想，同城堡会有什么大不了的联系呢？这种想法是对的，跟城堡确实没有大不了的联系。我现在认识了许多跟班，这两年到村里来的那些老爷的跟班我差不多全都认识，要是什么时候允许我进城堡的话，我在那里就不会陌生了。当然，这些人只是在村里的时候才是跟班，在城堡里就大不一样了，在那里他们或许谁也不认识了，尤其不会认识我这个在村里同他们有过交往的人——尽管他们在马厩里曾发过一百次誓，说他们很高兴在城堡里再见到我。再说，我也已经知道，他们的这类许诺是一文不值的。但是重要的不是这个。我不仅仅是通过跟班同城堡建立联系，我现在还抱着这样的希望：也许城堡里有人在观察我及我所做的事情——对数量众多的随从人员的管理当然是主管部门工作中一个重要且很烦人的组成部分——随后会对我格外开恩。他也许会看得出，我虽然那么可怜，可是我在为全家奋斗，继续做着父亲为求得宽恕而进行的种种努力。要是这么看，他或许也会原谅我收了跟班的钱，用这些钱来维持全家的生活。我还取得了一些其他成果，这一点恐怕你也会怪罪我的。
我从侍从那儿打听到了如何绕过困难的、往往需要好几年的正式录用程序而直接得到城堡差事的办法，这样，你虽然不是正式雇员，只是私下里得到允许，既无权利也无义务，指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你能待在官员身边，你可以看准有利的机会，并加以利用。你虽然不是雇员，但碰巧也会遇上某项工作，比如说这时恰好某个雇员不在，听到一声招呼，你就赶快跑去，这样，一分钟以前你还不是雇员，现在却已经变成雇员了。当然，问题就在于什么时候能碰上这样的机会。有时候你刚进去，还没来得及四处看一看，机会就来了。但是新去的人，不是人人都那么沉着，一下子就会抓住这个机会的，错过这次机会，你要再弄到一项工作又得等好几年，这时间比正式录用程序还要长，而且这种半正式的人员根本不可能再被录用为合法的正式雇员。所以，这方面的顾虑是很多的。不过正式录用要求极其严格，一个人要是家庭名声有什么不好的，他一开始就会被刷掉。想到这些，走半正式人员那条路的种种顾虑也就算不得什么了。一个人想被正式录用，经过那么多手续，还得长年累月为最终结果而提心吊胆，从第一天起大家就会吃惊地问他，怎么敢去做那种没有希望的事，可是他却希望能够成功，要不他怎么能活下去呢。也许多年以后，也许到他成了白发老人的时候，他才知道，他被拒绝了，才知道他失去了一切，他虚度了此生。当然，这里也有例外，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恰恰是有些名声不好的人反倒被录用了。因此有些人就很容易受到**。有些官员完全一反他们的意愿，同那样的人趣味相投，在招考的时候这里嗅嗅、那里闻闻，撇着嘴巴，翻着眼睛，那样的人似乎特别对他们的胃口，他们得严格遵守法规条文，才能顶住这种人的**。有时候参加考试的人并不能被录用，而是要经过无穷无尽的录用程序，只有到他一命呜呼以后才算完结。所以，无论是合法地求职，还是通过其他途径来求职，都会碰到或明或暗的重重困难。因此，一个人在决定求职之前，最好是把方方面面的情况都仔细权衡一番。这一方面巴纳巴斯和我可没少商量，我每次从贵宾饭店回家，我们就坐在一起，我把得到的最新情况告诉他，我们一商量就是好几天，这样巴纳巴斯手里的活也就搁得比平时所需要的时间长。照你看来，对这事也许我有一份责任。我也知道，跟班所讲的情况并不太可信。我也知道，他们从不乐意跟我讲城堡里的情况，一谈到城堡，他们就岔到别的话题上去，每一句话都得恳求老半天。当然，他们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滔滔不绝，胡说八道，大吹大擂，一个比一个说得天花乱坠、信口雌黄。一个滔滔不绝，还没说完，另一个就大声嚷嚷插了进来，叽叽喳喳，没完没了。显然，在这个黑洞洞的马厩里，从他们的话里顶多能听出一点儿真情。但是，我可把所听到的一切都一丝不落、原原本本地讲给巴纳巴斯听了。他虽然还没有辨别真伪的本领，但是由于家庭的处境，他如饥似渴地想知道这些事情，他把这一切都吞了进去，并且迫不及待地想了解更多的情况。事实上，我的新计划是落在巴纳巴斯身上的。从这些跟班那儿再也打听不到别的情况了。索蒂尼的信使找不到了，似乎永远都找不到了。索蒂尼以及他的信使似乎远远地隐退了，连他们的模样和名字也都被遗忘了。我往往要描述老半天，跟班们要搜肠刮肚才能记起他们来。除此以外，对于他们的情况，跟班们就一无所知。至于我同跟班们的交往，别人是怎么看的，我当然无法施加影响，我只希望人家能据我所做的事情来加以判断，以此来稍稍减轻我家的罪行，可是我并没有得到这种公开的表示。但是我仍坚持这样做，因为除此之外，我没有别的办法来使城堡为我们家解决一些问题。不过在巴纳巴斯身上，我却看到了解决我们家问题的一种可能性。从跟班们所谈的情况中，我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谁要是被录用在城堡里当差，那对他的家庭是大有好处的。可是，他们说的这些又有几分可信？这是无法确证的，可信程度很小，这一点倒是清楚的。因为比方说，某个跟班，某个我再也不会见到的跟班，或者我即使再见到，也不会认出来的跟班，一本正经地答应帮我弟弟在城堡里弄份差事，或者巴纳巴斯要到城堡去的话，他至少可以支持巴纳巴斯，给些鼓励什么的。因为据跟班们所说，那些求职的人因为等待时间过长而晕倒或精神错乱的事是常有的，如果没有朋友照顾，那就完了。
他们告诉我诸如此类的事，或许是对我们的警告。这种警告不无道理，至于说他们对我所许的诺言，当然全是空的。巴纳巴斯可不这么认为，我虽然警告他别相信他们，可我却把他们说的都告诉他，这就充分说明，我要他接受我的计划。至于我提出的种种考虑，对他并没有什么影响，他在意的主要是那些跟班的话。这样，我便只好完全靠自己了。同父母，除了阿玛丽娅，谁也说不通，而我越是想用自己的方式来实现父亲原先的计划，阿玛丽娅就越不理我。在你和别人的面前，她还跟我说上几句，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压根不搭理我。在贵宾饭店那些跟班的眼里，我只是个玩物，他们发起火来可以把我捏个粉碎。在那两年里，我从未跟他们中的任何人说过一句知心话，他们同我说的尽是些阴险恶毒、欺骗狡诈或是愚蠢的废话，同我谈得来的就只有巴纳巴斯一个人。而巴纳巴斯那时年纪还太小，我把听到的事情告诉他的时候，看到他眼里闪闪发亮，此后他的眼睛里一直保持着这种光亮。见到他那双闪光的眼睛，我吓了一跳，可是我并没有放弃，因为此事关系重大。当然，我没有父亲那样伟大却空洞的计划，我也没有男子汉那种果断，我只坚持要弥补我们对那位信使的侮辱，甚至希望他们把我所做的这点不值一提的小事算作我的功劳。但凡是我没能做到的事，现在我要通过巴纳巴斯以另一种方式很有把握地来实现。我们侮辱了一位信使，并把他从第一线办事处里吓跑了，比较好的办法是，我们把巴纳巴斯送去当新的信使，由巴纳巴斯去干那个被侮辱的信使的工作，让原来那个信使安安静静地在远处待着，爱待多久就待多久。他要多长时间才能忘掉那次侮辱，就让他待多长时间。我清楚地发现，我的计划虽然微不足道，却显得傲慢，会给人一种印象：好像我们要对当局发号施令，插手他们的人事安排似的；或者我们在怀疑当局妥善处理这件事的能力；甚至我们会认为，在我们想到要做这些事情之前，早就已经安排好了。可是我又觉得，当局对我不致如此误解，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么他们准是蓄意的，也就是说，对我所做的一切，他们未做进一步调查，就先摒弃了。因此，我绝不退让，而巴纳巴斯的虚荣心也让他不愿就此罢休。在这段准备时间里，巴纳巴斯变得目空一切，居然觉得鞋匠的活计对他这个未来的办事处职员来说实在太脏了。阿玛丽娅虽然很少同他说话，但他敢顶撞她，把她的意见一一加以反驳。我容他享受一下这短暂的欢乐，因为只要他进入城堡，欢乐和傲气就会消失，这是不难预料的。于是他开始了这份表面上的差事，这我已对你说过。令人奇怪的是，巴纳巴斯第一次没费多少周折就进了城堡，确切地说，进了那个可以说成了他的工作室的办事处。他的成功当时真把我乐坏了，他晚上回家悄悄把经过告诉了我，我就马上跑到阿玛丽娅那儿，抓着她，把她摁在一个角落里，给了她一阵狂吻，吻得她又痛又怕地哭了起来。我激动得话都说不出，反正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说话了，我就想干脆过两天再告诉她。可是过了几天，就再也没有可说的了。一下子取得成功以后也就那么回事。这两年里巴纳巴斯一直过着这种单调而揪心的生活。那些跟班一点忙也不帮，我写了封短信给巴纳巴斯带着，请跟班们对他多加关照，同时提醒他们对我的承诺，巴纳巴斯一见到跟班，就把信拿出来让他们看，尽管他有时碰到的跟班根本不认识我。即使那些认识我的跟班，也对巴纳巴斯一声不吭地让他们看信的那种态度很生气。因为巴纳巴斯在城堡里是不敢说话的，所以谁也不帮他的忙，这使他大为丢脸。后来有个跟班，也许是巴纳巴斯好几次硬让他看了这封信，所以就把信揉成一团，扔进了纸篓。
奥尔珈说，“巴纳巴斯送了这两封信后确实又变成了一个快乐的孩子，尽管他对自己能否胜任这个工作有着种种怀疑。他的这些怀疑只有他自己和我知道，但是在你面前他却要在工作中寻找自己的荣誉，表现得像一个真正的信使，他想象中的真正的信使。
举个例子来说，虽然他现在一心希望得到一套公服，但是我却不得不在两小时内把他的裤子改成像公服那样的紧身裤，他穿着这条裤子在你面前一站，你当然就更以为他是一位老练的信使了。
这是巴纳巴斯。阿玛丽娅呢，她本就瞧不起信使的差事，现在她在巴纳巴斯和我身上，以及从我们坐在一起窃窃私语的样子中，很容易看出巴纳巴斯好像取得了一些成功，因而她比以前更加瞧不起这种差事了。所以她说的是真话，你对我们说的心存怀疑，她是让你不要受骗。至于我，K，如果我有时贬低信使的差事，那倒并不是存心欺骗你，而是因为我害怕。巴纳巴斯经手的这两封信是三年来对我们家给予宽宥的第一个标志，当然这个宽宥还得打上个问号。这个变化——如果这是一个变化，而不是骗局的话，因为骗局比变化更多——是跟你的来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要取决于你。也许这两封信只是个开始，巴纳巴斯的工作将超出与你有关的信使的差事，而扩展到其他方面——只要我们有这种希望，我们就要一直抱住不放，可是眼下一切仅仅落在了你身上。在上面城堡里，我们得对分配给我们的工作表示满意；但是在这村子里，我们自己也许可以做点事，那就是要让你对我们产生好感，或者至少不让你讨厌我们，最重要的是尽我们的力量和经验来保护你，不使你同城堡的联系中断，我们自己也许可以靠这种联系活下去。如何更好地去实现这个目标呢？那就要在我们接近你的时候，你不要对我们产生怀疑，因为你是外来的，对各方面都满腹狐疑，而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
此外，大家都看不起我们。你一定会受到舆论的影响，特别是受你未婚妻的影响。那么，我们如何既同你接近，又不致得罪你的未婚妻——尽管我们并不想存心得罪她——而使你受委屈呢？那两封信，你收到以前我已经仔细看过，巴纳巴斯自己没有看，信使是不允许看自己传递的信件的。乍一看，这两封信并不重要，而且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但是就信里要你去找村长这一点来说，这两封信又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对待你呢？强调这两封信的重要性吧，我们就会受到怀疑，他们认为我们显然是夸大了没有多大价值的事情的重要性，认为我们是作为信件的传递人在向你吹嘘，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你着想，而是为了追求我们自己的目的，这样一来我们就会贬低这些信息的价值，从而使你产生错误的印象，这是与我们的本意相悖的。说这两封信没有多大意义吧，我们同样会受到怀疑，因为既然这些信件无足轻重，我们干吗要给你送来？为什么我们的言行自相矛盾？我们不仅在欺骗你这个收信人，而且也在欺骗发信人？他把这些信件交给我们，并不是要我们去向收信人说明这些信是没有价值的。在两种夸张之间持中立态度，就是说对信件做出正确估计，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信件本身在不断改变其价值，这些信件所引起的思考是没有穷尽的，从信里考虑到什么问题，仅仅是偶然，所以得出的看法也纯属偶然。倘若这中间还掺杂着对你的害怕，那么一切就都乱了套，你对我的话不必看得太认真。比如说，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有次巴纳巴斯告诉我，你对他的工作不满意，起初他吓坏了，他也有着信使的敏感，便贸然提出了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