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K脸上略现惊异的神色，留了下来，奥尔珈笑他，把他拉到炉边那张长凳上坐下，她现在能同他单独坐在这儿，看来她为此感到很幸福，这是一种祥和的幸福，没有嫉妒心的幸福。正因为没有嫉妒心，所以也就没有任何生硬和拘谨，这让K感到很高兴，他很愿意望着她的蓝眼睛，这双眼睛既不撩人，也不傲慢，它是腼腆的，却又很自持。对于这里的一切，似乎弗丽达和老板娘的警告对他并没有什么影响，却使他更加注意和更加机灵了。奥尔珈感到奇怪，他为什么恰恰说阿玛丽娅心眼儿好，阿玛丽娅虽说长处很多，但心眼儿好却说不上。奥尔珈说到这里，K同她一起笑了起来。对于这个问题K解释说，这句赞美的话自然是指她——奥尔珈而言的，但是阿玛丽娅非常傲慢，她不仅把别人在她面前说的话都放在了自己身上，而且别人说话当然也要把她算进去。“这是真的，”奥尔珈变得严肃起来了，说道，“比你想的还真实。阿玛丽娅比我小，也比巴纳巴斯小，可是家里的事，不论是好是坏，都是她说了算。当然，无论好事坏事，她负的责任也比别人多。”K觉得，这种说法有点夸大，比如刚才阿玛丽娅还说，哥哥的事她不管，而奥尔珈对弟弟的事却什么都知道。“叫我怎么解释呢？”奥尔珈说，“阿玛丽娅确实不关心巴纳巴斯，也不关心我，实际上除了父母以外她谁也不关心。她白天黑夜地照顾老人，刚才她又问他们要些什么，现在到厨房里去为他们煮吃的东西了。为了他们，她身体不舒服还在支撑着，从中午起她就病了，一直躺在这张长凳上。她虽然不过问我们的事，我们还是依赖她，好像她是大姐似的，要是她对我们的事出什么主意，我们一定会听从的。但是她不这么做，就会觉得对我们很生疏。你接触过很多人，又是从外地来的，你不也觉得她特别聪明吗？”“我倒觉得她特别郁郁寡欢。”K说，“你说，你们都尊敬她，但是就拿巴纳巴斯来说吧，阿玛丽娅明明不同意，甚至瞧不起信使这差事，他不还是当了信使，这怎么能和你的说法对得起来呢？”“对于信使这份差事巴纳巴斯自己也不满意，要是他知道不当信使他该干什么，他会立即辞掉这份差事的。”“他不是熟练的鞋匠吗？”K问道。“那当然，”奥尔珈说，“他附带着也给布隆斯维克干活，如果他愿意，他的活白天晚上都干不完，还可以挣很多钱。”“这么说，他还是可以干别的事来代替当信使。”K 说。“代替当信使？”奥尔珈诧异地问，“难道他是为了钱才接受信使的差事吗？”“也许是吧，”K说，“你曾提到他不满意这份差事。”“他是不满意，那有种种原因，”奥尔珈说，“但这总是城堡的差事，怎么说也算是给城堡当差呀，至少别人会这么认为。”“怎么，”K说，“连你们也怀疑？”“我们倒不怀疑，”

奥尔珈说，“巴纳巴斯常到各个办事处去，同那里的当差的来往，远远地看到一些官员，有些比较重要的信件交给他递送，甚至还让他转达口信，这就相当不错了。他那么年轻就做出了这样的成绩，我们可以为此感到骄傲。”K点点头，现在他不去想回家的事了。“他也有自己的公服吧？”他问道。“你是说那外套？”奥尔珈说，“他没有公服，那件外套还是他当信使以前阿玛丽娅替他做的。你可碰到他的痛处了。他早该得到一套衣服了，但不是制服——因为城堡里没有公服——而是该得到一套外衣。主管部门本来也答应要给他的，但是在这方面城堡里办事慢得很，糟糕的是你永远闹不清拖拉的原因在哪里，可能是事情正在办理中，但也可能根本还没有开始办理。比如说巴纳巴斯一直还在试用期，也可能事情已经办完了，由于什么原因又撤回了原来的许诺，巴纳巴斯也就永远得不到外衣了。关于这件事的具体情况你根本不会知道，或者要过很久才能知道。这里有这么一句话，也许你也知道：官方的决定总是羞羞答答的，像年轻姑娘一样。”“这个比喻很妙，”K 说，他对这事看得比奥尔珈还认真，“这个比喻很妙，官方的决定可能还有其他一些也和年轻姑娘一样的特点。”“也许是吧，”奥尔珈说，“我当然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也许你是赞扬的意思吧。

但是就这套公服来说，它却是巴纳巴斯的一大苦恼，因为我们有苦同当，所以它也是我的苦恼。为什么他得不到公服，我们也说不出原因来。不过整个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比如官员们似乎都没有公服。就我们所知道的和巴纳巴斯所说的来看，官员们来来去去穿的都是普通衣服，当然，都是很漂亮的。再说，你曾见过克拉姆。当然，巴纳巴斯不是官员，连最低级的官员也不是，他也不妄想当官员。可是据巴纳巴斯说，连高级侍从也没有公服，当然在村里也根本见不着他们。别人从一开始就可以认为，这事多少是个安慰，可是这种安慰是欺骗性的，难道巴纳巴斯也算是高级侍从吗？不是，不管你怎么向着他，也不能说他是，单就他到村里来，甚至还住在这里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他不是高级侍从。高级侍从比官员还要深居简出，或许这是有道理的，也许他们的地位比某些官员还高。

有些事情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们很少干活，据巴纳巴斯说，望着这些精心挑选的高大、壮实的人物慢慢穿过回廊真是赏心悦目，巴纳巴斯总是在他们旁边蹑手蹑脚地走来走去。总之，说巴纳巴斯是高级侍从，那是无稽之谈。他可能就是个低级跟班，可是跟班都是有公服的，至少他们到村里来的时候是穿公服的。其实吧，他们穿的也不是制服。衣服的式样也很多，但从他们的衣着马上就可以认出他们是从城堡里来的跟班，这样的人你在贵宾饭店见过。这种衣服最显著的特点是，大多腰身很瘦，农民或手艺人是没法穿的。巴纳巴斯可没有这种衣服，这不仅是丢脸的或者侮辱人格的事——这倒还可以经得住——而且会使我们，巴纳巴斯和我，特别是在情绪沮丧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时候，对一切都会产生怀疑。我们不禁要问，巴纳巴斯干的真是城堡里的差事吗？是的，他常到各个办事处去，但是这些部门就是城堡吗？即使有些办事处属于城堡，那么是否就是允许巴纳巴斯去的那些办事处呢？他进了一些办事处，但那也只是办事处的一部分，这些办事处里又有挡板，挡板后面又是别的办事处。他们倒并不禁止他往里走，但要是碰到了上司，他就不能再往里走了，他们把他的事情一办，就打发他走。此外，他在那儿随时受到监视，至少他认为是受到了监视。而且，他要是没有公事就往里闯，即使进去了，那又有什么用处？他也不应该把这些挡板想象成一条确定的界线。这一点巴纳巴斯曾一再对我说过。就是他进去的那些办事处里也有挡板。也有一些挡板他是经过的，但这些挡板同那些他未曾经过的挡板看起来一模一样，因此也不能以为，他未曾去过的挡板后面的办事处跟他已经去过的那些办事处有什么大的不同。他只有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才会那样去想，不过我们的怀疑并没有到此为止。巴纳巴斯同官员说了话，也得到了要传递的信息，但那些是什么官员，是什么信息？他说，他是指定给克拉姆当信使的，接受克拉姆本人交给的任务。这可真是了不得，就连高级侍从也没有这么大的面子，这几乎令人难以相信，可这是最使他焦虑不安的。直接派给克拉姆，面对面地同他说话，你只要想一想，就会感到不寒而栗。但是果真是这样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巴纳巴斯为什么怀疑那位自称是克拉姆的官员是否真是克拉姆？”“奥尔珈，”K说，“你可不要开玩笑，怎么对克拉姆的面貌也产生怀疑了，他的模样大家都是熟悉的，我自己也见过他呢。”“当然不是开玩笑，K，”奥尔珈说，“这不是玩笑，而是我最严肃的担忧。我告诉你这件事，并不是为了减轻我的心理负担，加重你的心理负担，而是因为你在问巴纳巴斯，所以阿玛丽娅就叫我跟你说一说，也是因为我觉得，了解这些具体情况，对你也是有用的。我这样做也是为了巴纳巴斯，以免你对他寄予过多的希望，免得让你失望，也免得他因为你的失望而感到痛苦。他很敏感，像昨天晚上因为你对他不满，他就一夜没有睡着。他说，你说过，你只有他这么个信使，这对你来说是非常糟糕的。你这几句话让他一整晚都没睡着。你大概没有注意到他有多难受，城堡信使是必须善于控制自己的。他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连你也不好应付。

在你看来，你对他的要求并不高，对于信使的差事你脑袋里有一定的想法，你是根据这些想法来衡量你的要求的。但在城堡里他们对信使有另外的看法，他们的看法是无法与你的看法统一起来的，即使巴纳巴斯全力投入他的工作——可惜即便他准备这么做，也难以办到。假如不存在巴纳巴斯干的是否真是信使的差事这个问题，那么也只能顺应上面那种情况，不好提出异议。在你面前他当然不好表示对这个问题的怀疑，假如他表示了怀疑，那就等于葬送了自己的前程，就是触犯了他自己还以为一直在恪守的法律。即使对我，他也不会痛痛快快地说出来。我得给他戴高帽，吻他，才能哄他把他的怀疑说出来，而且即使说出来了，他也不承认。他的性格有点像阿玛丽娅。虽然我是他唯一的知己，他也不会把一切都告诉我。

但是我们有时倒谈起克拉姆，我还没有见过克拉姆——你知道，弗丽达不太喜欢我，从不让我看到克拉姆。不过他的模样村里的人都是熟悉的，有的还见过他，人人都听说过他，人们根据亲眼所见，或是根据传闻以及某些偏见和误解勾勒出一个克拉姆的形象，基本特征大概差不到哪儿去，但也只是基本特征而已。至于其他方面，那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了，但是比起克拉姆变化多端的真正模样来，也许还是望尘莫及的。据说他的样子变幻莫测，到村里来的时候是一副样子，离开村子的时候又是一副样子，喝啤酒之前是一副样子，喝了之后又是一副样子，醒的时候是一副样子，睡的时候又是一副样子，单独一人的时候是一副样子，跟人说话的时候又是一副样子，而在上面城堡里又几乎彻底变了一副模样，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在村里大家对他的描述也大不相同，关于他的个子、举止、胖瘦、胡子等各有各的说法，幸好对他的衣服大家的说法是一致的：他总是穿着同一件黑色长摆外套。所有这些变化当然不是变的魔术，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这些变化是由于观看者片刻间的情绪、激动的程度、各个不同的希望或失望而产生的，而且大多数人看到克拉姆的时候也只有一瞬间。我把巴纳巴斯常常跟我说的这些都告诉了你，对于那些没有亲自经历的人来说，知道这些大体上也就差不多了。对我们来说，仅仅知道这些是不行的。对巴纳巴斯来说，同他说话的是否真的就是克拉姆，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对我来说也是。”K说，这时他们在炉子旁边的长凳上挨得更近了些。

奥尔珈讲的这些让人扫兴的情况虽然使K感到沮丧，但是他发现这里有些人，他们的境遇，至少在外表上也同他自己十分相似，他可以同他们联合起来，在很多问题上同他们有共同语言，不像跟弗丽达那样，只在某些问题上可以谈得来，这个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他的沮丧情绪。虽然他已经渐渐失去了对于通过巴纳巴斯传递的信息可能使他获得成功的希望，但巴纳巴斯在城堡里的处境越糟糕，也许和他的关系就会越紧密。他从来没有想过，村里的其他人也会为了搞清克拉姆的真相而付出那么多毫无成效的精力，就像巴纳巴斯和他的姐妹们所做的那样。当然，情况还远远没有解释清楚，到头来还可能得出相反的结果。我们不能由于奥尔珈那种纯洁无邪的天性就得出错误的印象，对巴纳巴斯的真诚也深信不疑了。

“有关克拉姆模样的种种说法，巴纳巴斯都了解得很清楚。”奥尔珈继续说，“他收集了许多材料，进行比较，也许收集得太多了，有次他自己在村里透过车窗看到了克拉姆，或者说他以为看到了克拉姆，所以他做了充分准备要好好认认他，可是后来他去城堡里的一个办事处，别人指着几位官员中的一个对他说，那是克拉姆，而巴纳巴斯却不认识他。过了很久以后，他对那个据说是克拉姆的人还不习惯。这事你又如何解释呢？假如你问巴纳巴斯，那人同人们一般所想象的克拉姆到底有什么不同，他答不上来，他回答并描述的主要还是城堡里的那个克拉姆，可他的描述又跟我们所知道的对克拉姆的描述完全相符。‘巴纳巴斯，’我说，‘那么你为什么要怀疑，为什么要自寻烦恼？’于是他便开始列举城堡里那位官员的种种特点，他说的时候显然很困窘，但他所列举的那些特点好像主要是想象出来的，而不是客观存在，而且他说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比如一种特别的点头姿势或是背心没有扣扣子等，他说的这些根本不可信。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克拉姆同巴纳巴斯打交道的方式。这是巴纳巴斯常讲给我听的，甚至还画给我看。通常巴纳巴斯被领进办事处的一间大屋子，但那不是克拉姆的办公室，甚至也不是别人的办公室。根据房间的长度，有一张供人站着工作用的斜面桌，把屋子隔成两个房间，桌子的两端紧挨两边的墙。其中一间很窄，只容得下一个人进出，这是官员们的房间；另一间很宽，那是当事人、观看的人、侍从和信使的房间。长桌子上放了许多打开的大部头书，一本挨一本，官员会站在那里翻阅。他们不总是看同一本书，但是他们并不交换看的书，而是交换站的位置。最让巴纳巴斯感到惊讶的是，因为地方太狭窄，交换位置的时候要互相挤来挤去。紧挨着斜面桌，前面放着一张张矮桌子，这是文书用的，官员们需要时，文书就根据他们的口授记下来。巴纳巴斯对那种口授笔录的方式始终感到很奇怪。官员们并不用特别下达笔录的命令，口授的声音也不高，你几乎不觉得是在口授，就好像官员们还像先前那样在看书，只是看书的时候口中还在轻声低语，文书却听得真切。有时官员口授的声音实在太小，文书坐着根本听不见，那他就得跳起来，抓住口授的内容，又赶快坐下去记下来，然后又跳起来听，坐下去记，循环往复。真是奇怪啊！

简直让人无法理解。当然，巴纳巴斯来看这种表演的时间有的是，因为在克拉姆的目光落到他身上之前，他往往要在那个大房间里站上几小时，有时甚至要站几天。即使克拉姆已经看见了他，他也向克拉姆做了立正的姿势，但还是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克拉姆又把视线从他身上移到书上，把他忘在了九霄云外，这样的情况是常常发生的。对于一个无足轻重的信使来说，他有什么办法呢？要是巴纳巴斯一大早告诉我，他要到城堡里去，我就感到很伤心。他这一趟可能完全是徒劳无功的，这一天可能白白浪费掉了，他的希望也许又成了泡影。干这事到底是为了什么？家里堆满了要做的鞋，活儿没人干，而布隆斯维克又催着交活。”“那好吧，”K说，“巴纳巴斯得等很久，才能得到一项任务。这是可以理解的，看来那儿人浮于事的现象很严重，并不是每个职员每天都能分配到任务，对此你们倒不必抱怨，大概每个人都是如此。但是终归巴纳巴斯是会得到任务的，他就曾经给我带来了两封信。”“很可能我们的抱怨是没有道理的，”奥尔珈说，“尤其是我，这些事都是道听途说，我也不可能像巴纳巴斯那样了解得清楚，而他一定还有些事没有说。

现在你听一听关于这些信，比如说关于给你的两封信的情况吧。那两封信他并不是直接从克拉姆手里拿到的，而是文书交给他的。说不上是哪一天，也说不上是什么时候——这差事看来很轻松，实际上很累人，因为巴纳巴斯必须随时察言观色——文书想起了他，就向他招一下手。看来这并不是克拉姆吩咐的，他还安安静静地在看他的书。有时候巴纳巴斯去了，克拉姆正在擦他的夹鼻镜——他老是在擦眼镜——也许会看他一眼，当然这是假设他不戴眼镜也能看得见，反正巴纳巴斯对此表示怀疑，克拉姆随即几乎闭上了眼睛，他好像在睡觉，只是在梦里擦他的夹鼻镜。这当中，文书就在他桌子下面的大量档案和信函中乱翻一阵，找出一封给你的信来，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他刚写好的那封信，从信封来看，这是一封已经在那儿放了很久的信。但是，如果是一封旧信，为什么要让巴纳巴斯等那么长的时间？为什么要让你等那么长的时间？再说，又是这么一封现在也许已经失去了时效的信。这样一来，巴纳巴斯作为信使落了个又差又慢的名声。对文书来说，这当然无所谓，他把信给巴纳巴斯，说：‘是克拉姆给K的。’说完就把巴纳巴斯打发走了。

于是巴纳巴斯便把这封好不容易才得来的信藏在贴身的衣袋里，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家来。接着我们就像现在这样坐在这张长凳上，他把经过讲给我听。接着我们就研究每个细节，并对他所办成的事做出估价，最后我们发现，他办的这件事收效甚微——就连这一丁点收效也大可怀疑。这样，巴纳巴斯便把信搁在一边，也没有兴趣给你送去了，但是又不想去睡觉，于是便拿起鞋，坐在小凳子上干了个通宵。事情就是这样，K，这就是我的秘密。阿玛丽娅为什么对这些事已经不抱希望，现在你大概不会再感到奇怪了吧。”“那封信呢？”K问道。“信？”奥尔珈说，“信嘛，过了些时候，我紧盯着催，这中间可能过了几天或几星期吧，巴纳巴斯又拿起那封信送去。在这些小事情上，他倒很听我的话。我这个人，听他讲了以后得到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也办不成，但是只要消除了这个印象，我就又会振作起精神来的。巴纳巴斯却不行，因为他知道得更多。所以我总可以这样对他说：‘你到底想干什么，巴纳巴斯？你梦想什么前程，有什么目的？你想爬得高高的，把我，把我们都抛弃吗？难道这就是你的目的？为什么你对已经办成的事情那么不满意？你看一看周围，我们的邻居中有谁混到了你这份上？当然，他们的情况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怀有改变目前营生、往高处爬的奢望，可是不用比较就可以看出，你混得不错。疑虑、失望，这些是障碍，但是这只意味着，你所取得的一切都不是什么恩赐，每一件小事情你都得经过奋斗，这些我们先前都是知道的，这就更有理由值得骄傲，而不是垂头丧气。而且你这不也是在为我们而奋斗吗？你难道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吗？这不会给你以新的力量吗？我为有你这样一个弟弟而感到幸福，甚至骄傲，这难道不会使你感到信心十足吗？真的，使我失望的不是你在城堡里做出的成绩，而是因为你所做的事情太少。你可以进入城堡，可以经常到各个办事处去，整天跟克拉姆待在同一个房间里，当上官方认可的信使。你有权要求得到一套公服，官方把重要的信件交给你传递，你取得这些成绩，已经很不简单了。可是你从城堡下来，我们不是拥抱在一起流下幸福的热泪，而是一见到我，你反而好像丧失了任何勇气。你对什么都怀疑，吸引你的就只有绱鞋的活，那封信才是我们前途的保证，你却把它搁在一边。’这些话我不厌其烦地天天对他说，几天以后他叹了口气，终于拿了那封信走了。但是也许根本就不是我的话起了作用，促使他去送信的，则是他还要到城堡去，因为他不把信送出去，是不敢踏进城堡的。”“不过你对他说的话，句句都在理呀。”K说，“你把这一切总结得那么正确，真让人惊叹。你的思路真是清楚极了！”“不，”奥尔珈说，“我的这些话把你骗了，也许也把他骗了。难道他真办成了什么事？他是可以到办事处去，但是那儿好像并不是什么办事处，更像是办事处的接待室，也许连接待室也不是，只是一间屋子，所有不许进入办事处的人都要在那里止步。他同克拉姆谈话，但那真是克拉姆吗？会不会是某个有点像克拉姆的人呢？也许是个秘书，生气的时候有几分像克拉姆，于是他便竭力装得更像，进而摆起架子，装出克拉姆那副睡眼惺忪、神情恍惚的样子。克拉姆这方面的性格是最容易模仿的，也有不少人在学，这些人很有点自知之明，对于克拉姆其他方面的特性当然就不去东施效颦了。像克拉姆这样一个大家常常渴望见到而又难得见到的人，很容易在人们的想象中形成种种不同的形象。比如说，克拉姆在这里有个名叫莫摩斯的村秘书。怎么？你认识他？他也是个深居简出的人，但我倒见过他几次。是位年轻、结实的先生，是不是？他大概根本不像克拉姆，可是村里竟有这样的人，他们信誓旦旦地说，莫摩斯不是别人，就是克拉姆。这些人就这样糊里糊涂，以讹传讹。城堡里的情况就会是另一个样？有人对巴纳巴斯说，那位官员是克拉姆，这两个人果然很像，但巴纳巴斯对这种相像始终很怀疑，而且每件事都说明他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克拉姆会在那里的一般房间里，同其他官员在一起，耳朵上夹着支铅笔？这根本不可能。有时——那是他信心十足的时候——巴纳巴斯总是有点孩子气地说，这位官员看起来很像克拉姆，要是他坐在一间自己的办公室里，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门上写着他的名字，那么我就不会怀疑了。他的话很有点孩子气，但却是很明智的。要是巴纳巴斯在城堡里的时候马上就向别人打听一下事情的真相，那当然就更明智了。据他说，当时屋子里还站着好些人。尽管这些人的说法并不见得比那个主动把克拉姆指给他看的人更可靠，但至少可以在这些说法中找出一些可以互相印证的线索来。这倒不是我想到的，而是巴纳巴斯自己想到的，但是他不敢把他的想法付诸行动，他生怕无意中触犯某些他所不知道的规章而失掉自己的职位，所以不敢去跟别人谈。他一点把握都没有。他这种可怜的犹疑不决的心态，说明他完全清楚自己的地位。他一定觉得那儿的一切都靠不住，都很可怕，弄得他连开口问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都不敢。每当我想到这一点，我就责备自己，让他独自到那些情况不明的房间里去，那里的气氛，连他这么个胆子不小的人大概也会被吓得发抖。”

“我想，这里你触及了问题的关键，”K说，“正是这样。根据你讲的这些，我想问题已经很清楚了。巴纳巴斯太年轻了，还不足以理解这个任务。他所讲的这些事，没有一件我们可以毫无顾虑地加以认真对待。他在城堡里早已吓得六神无主了，哪里还会对那儿的情况进行观察，你又逼着他把那儿的情况讲出来，你听到的当然就只能是信口雌黄的童话了。对这点我倒不觉得奇怪。你们这里的人，生来就对当局心怀敬畏，你们的生活又以各种形式、从各个方面继续对你们施加影响，加上你们自己还竭力推波助澜。可是，对当局怀有敬畏心理，从根本上说，我并不反对。如果当局是好的，为什么不对它表示敬畏？只是不该把一个像巴纳巴斯那样连村子外面都没有去过的、毫无经验的年轻人突然派到城堡里去，然后要求他讲出真实的情况，把他的每句话当作启示录一样拿来研究，并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对这些话的解释上。没有比这种做法更错误的了。当然，我和你也没有什么不同，我也上过他的当，我既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又因为他而失望，这都是因为相信了他的话，而那些其实都是没有根据的。”奥尔珈没有说话。“要动摇你对你弟弟的信任，并不容易，”K说，“因为我知道，你是多么爱他，对他的期望有多大。但是，为了你对他的爱和期望，我也得让你不要相信他。因为你看，总是有什么东西在影响着你——我不知道是什么，使你不能充分认识到巴纳巴斯并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来，这些都是人家给他的恩赐。他可以到各个办事处去。要是你愿意说是接待室，那好，就说是接待室吧，但接待室又有通到里面房间去的门，要是运气好，还可以通过这些隔板。比如我，就完全不可能到接待室去，至少暂时不能去。巴纳巴斯在那里跟谁说话，这我不知道，也许是仆人中最低级的文书吧，但即使是最低级的文书，他也会见到上司的；就算他见不到上司，那他至少可以说出上司的名字；如果他连这也说不出，那他至少可以举出一个能够说出上司名字的人来。那个所谓的克拉姆，跟真的克拉姆也许毫无共同之处，那种所谓的相像也许只有在巴纳巴斯因为激动而昏花的眼里才有。他也许是一个最低级的官员，也许连官员也不是，但他站在长桌前，可能有某项任务。他在那本大书里找什么材料，在低声对文书说些什么，要是他的目光长时间落在巴纳巴斯身上，那他准是在考虑什么事情。即使这一切都不是真的，他和他的动作都毫无意义，那也总是有人把他安置在那儿，而且一定是有什么用意。综合这一切，我要说，那儿还是有些事的，还是有些要交给巴纳巴斯去做的事的，至少是有些事。要是他除了怀疑、害怕和失望，什么事也没有办成的话，那就是巴纳巴斯自己的过错。这些，我都是从最不利的情况来说的，事实上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因为我们手里有两封信，对于这些信我虽然不能太相信，但总比巴纳巴斯的话更重要吧。这是毫无价值的旧信，是从一大堆同样也是毫无价值的信里随手抽出来的，并不比集市上用来给人算命的金丝雀从一大堆字条中随便叼出来的字条更有理智，即使是这样，这两封信至少同我的工作确实有着某种关系。这两封信显然是写给我的，尽管也许并没有想要让我得到什么好处。据村长夫妇证实，这是克拉姆的亲笔信，同样根据村长的说法，它虽然只是私人的、模棱两可的信件，但却意义重大。”“村长是这么说的？”奥尔珈问道。“是的，他是这么说的。”K回答说。“我一定要讲给巴纳巴斯听，”奥尔珈急忙说，“这对他是个很大的鼓励。”“但是他并不需要鼓励。”K说，“你鼓励他，就等于对他说，他做得对，他只要照老样子做下去就好了，可是照老样子做下去，他绝做不出什么成绩来。这就等于一个人蒙上了眼睛，任你怎么鼓励他，让他透过眼睛上蒙着的布往外看，他也绝不会看到什么东西的。只有把蒙着他眼睛的布拿掉，他才能看得见。巴纳巴斯需要的是帮助，不是鼓励。你只要想一想：山上城堡的机构是多么庞大，而且关系错综复杂，像一团解不开的乱麻——我到这里来以前，自以为对城堡当局已经了解得很详细了。这种想法多么幼稚呀，巴纳巴斯面对的就是这个城堡当局，只有他，没有别人，只有他可怜巴巴的一个人。如果他不是一辈子卑躬屈膝地待在这些办事处的一个黑暗的角落里，那肯定是一种荣耀。”“K，你不要以为我们把巴纳巴斯所担负的任务的艰巨性估计得过低，”奥尔珈说，“我们对当局同样怀有敬畏，这你自己也说过。”“但是他的敬畏是错误的，”K说，“他的敬畏用得不是地方，这种敬畏是对敬畏对象的侮辱。巴纳巴斯滥用了让他进入那间屋子的恩赐，进去以后无所事事，只是待着，下来以后还要怀疑和贬低那些自己刚才还在他们面前发抖的人，而且灰心丧气、疲惫不堪，不马上把信送出去，也不把托付给他的信立即转达给人家。

难道这也叫敬畏吗？这已经不是敬畏了。我的责怪还多着呢，也要责怪你，奥尔珈，我不能放过你。你虽然觉得对当局怀着敬畏，但你却把这么年轻、懦弱的巴纳巴斯孤零零的一个人派到城堡里去，至少是没有阻止他去。”

“你对我的责备，”奥尔珈说，“也是我一直以来对自己的责备。当然不是我把巴纳巴斯送到城堡去的，他是自己去的，但是我该想方设法，哪怕是强制，用计谋或者用说服的办法把他挡住，我没有这样做，理应被责备。我本该阻止他去的，但是假如今天要像那时那样做出决定，我当时也像现在这样知道巴纳巴斯的困境和我们全家的困境的话，假如巴纳巴斯明知他的责任和危险，却又笑嘻嘻地、温顺地离开我到城堡去的话——尽管这中间已经有了种种经验——我现在仍旧不会阻止他。你要是我，也会这样做的。你不了解我们的困境，因此你对我们，尤其是对巴纳巴斯的责备是没有道理的。那时我们所抱的希望比今天大，也许客观说来希望也并不大，大的只是我们的困难，现在依然如此。

难道弗丽达没有对你谈过我们的情况？”“只是提到，”K说，“没有具体谈，一提到你们的名字她就很生气。”“老板娘也没有谈？”“没有，没有谈过。”“别人也没有谈过？”“没人谈过。”“当然，别人怎么会谈这些事。关于我们的情况，人人都知道一些，有的人了解的是实情，有的是道听途说的，多半是他们自己捏造的。每个人都对我们有很多猜测，这是毫无必要的，但是又没有人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他们不好意思把这些事情说出口。他们这样做是对的，这些事是很难说出来的，甚至在你面前。你要是听了，可能也会走开，再也不会理我们，即使这些事似乎与你关系不大。但这样，我们就失去了你。我承认，对我来说，你几乎比巴纳巴斯一直在城堡里干的差事还重要。可是又必须让你知道，这个矛盾整个晚上都在折磨我，否则你对我们的情况就不会全面了解，你还会继续不公正地对待巴纳巴斯，这让我感到特别痛苦。我们必须看法完全一致，否则，你就既不能帮我们的忙，也不会接受我们特殊的帮助。可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你是否真的想知道？”“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K说，“如果有必要，我是愿意知道的。但是你干吗这样问我？”“那是出于迷信，”奥尔珈说，“你是纯真的，差不多跟巴纳巴斯一样，但是你将会卷进我们的事情里来。”“快说吧，”K说，“我不怕。你这婆婆妈妈、胆小怕事的样子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

阿玛丽娅的秘密

“你自己判断吧，”奥尔珈说，“事情听起来很简单，但你不会马上就明白，它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意义。城堡里有个大官，名叫索蒂尼。”“我听说过他的名字，”K说，“聘用我的事他也知道。”“这我可不信，”奥尔珈说，“索蒂尼几乎从来不公开露面，你是不是同索迪尼搞混了，名字中间那个字不是‘蒂’而是‘迪’吧？”“你说得对，”K说，“我说的是索迪尼。”“是呀，”奥尔珈说，“索迪尼是很出名的，他是个最肯卖力的官员，大家常谈起他。可索蒂尼却是个深居简出的人，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三年多以前。那是七月三日在消防协会的一次庆祝会上，城堡也参加了那次庆祝会，并且还捐赠了一个新的灭火器。据说索蒂尼也分管消防工作（也许他也只是替别人管这事，这些官员通常都互相替代工作，因此很难知道某个官员究竟主管什么工作），参加了灭火器的捐赠仪式。当然城堡里还来了一些其他的人，比如官员啦、当差的啦，而索蒂尼则坐在最后，这很符合他的个性。他是位矮小虚弱、爱动脑子的老爷。凡是注意到他的人，对他额头上的皱纹都有很深的印象，虽然他肯定还不到四十岁，但皱纹却不少，从额头一直到鼻根，呈扇形，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皱纹。这就是那次庆祝会。我们，阿玛丽娅和我，几个星期以来就一直兴高采烈地盼着这次庆祝会。我们的节日服装有一部分是新做的，阿玛丽娅的衣裳尤其漂亮，白衬衣胸前鼓着一道道花边，妈妈把她所有的花边都镶上了，我羡慕极了，庆祝会前夕哭了半宿。第二天早晨桥头客店的老板娘来看我们的时候……”“桥头客店的老板娘？”K问道。“是呀，”奥尔珈说，“她同我们关系很好。她来了，她也不得不承认，阿玛丽娅是占了便宜。为了安慰我，老板娘就把她自己的波希米亚红宝石项链借给了我。当我们打扮停当准备动身时，阿玛丽娅站在我面前，我们大家都一齐夸赞她，父亲说：‘你们都想着我的话，今天阿玛丽娅会找到一位未婚夫的。’这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把使我感到骄傲的项链取了下来，戴在阿玛丽娅的脖子上，一点也不妒忌了。我对她的胜利屈服了，我觉得，人人都得拜倒在她面前。当时使我们感到惊奇的，也许是她的风度与往常不一样。

因为她本来并不漂亮，可是她用那忧郁的眼神盯着我们——打那以后她一直是这种眼神——她对我们不屑一顾，我们几乎真的不由自主地要拜倒在她面前了。大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连来接我们的拉塞曼夫妇也感觉到了。”“拉塞曼？”K问道。“是的，拉塞曼。”奥尔珈说，“我们的确很受大家尊敬，比如说，我们不去，庆祝会就不好开始，因为我父亲是消防演习的第三位领导。”“你父亲的精力还这么充沛？”K问道。“我父亲？”奥尔珈问道，仿佛她没有完全听懂似的，“三年前他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个年轻人呢，比如说，有次贵宾饭店失火，他就跑步把加拉特这个身体很沉的官员背了出来。当时我也在场，那次失火虽然没有危险，只是炉边的木头在冒烟，但是加拉特却吓坏了，朝窗户外面呼救。消防队来了，虽然火已经灭了，但我父亲还得把他背出来。加拉特是个行动迟钝的人，在那种情况下得格外小心。我只是因为父亲才讲的，从那时到现在才三年，你看他坐在那儿的样子。”现在K才看见，阿玛丽娅已经又在屋里了，但是她离得很远，在父母的桌边，给母亲喂吃的。母亲得了风湿病，两只胳膊不能动，阿玛丽娅一边喂母亲，一边劝父亲再耐心等一会儿，她马上就来给他喂饭。可是她的劝说没有用处，因为父亲馋极了，已经在喝汤了。他不顾虚弱的身体，一会儿想用匙子舀着咂咂地喝，一会儿又想端起碗来把汤喝下去，可是两种办法都不成，匙子没到嘴边，里面早已空了，他的嘴始终够不着汤，每次都是垂挂下来的大髭胡子先浸在汤里，弄得汤向四处滴洒，就是进不了嘴里，气得他嗷嗷直叫。“三年时间就使他变成了这样？”K问道，但他对这两位老人以及那整个角落始终没有同情心，只有厌恶。“三年，”奥尔珈慢慢地说，“确切地说，庆祝会上的几个钟头他就变成这样了。庆祝会是在村前溪边的草地上举行的，我们到达时，那儿已经拥挤不堪了，邻近的村子里也来了许多人，到处都是乱哄哄的一片嘈杂声。父亲当然先领我们去看灭火器，他一见，就乐得哈哈大笑，这个新灭火器使他高兴极了，他立即开始试验，并给我们讲解，他不容许别人反对或持保留意见。灭火器底下如有什么可参观的东西，我们大家就得哈着腰，几乎要趴到底下去看。巴纳巴斯当时不愿趴下去看，因此挨了一顿打。只有阿玛丽娅没去理会这个灭火器，她身穿漂亮的衣服，笔直地站在那儿，谁都不敢说她一句，有时我跑到她那里，抓着她的手臂，可是她一句话也不说。有件事我今天还说不清：我们在灭火器前站那么久，怎么会在后来父亲离开灭火器时，我们才发现索蒂尼，显然他整个时间一直都是靠在灭火器后面的一根操纵杆上的。

当然，当时周围非常嘈杂，城堡还给消防协会送了几只喇叭，这种特殊的乐器只要轻轻一吹——小孩子也能吹，就会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谁要听到这种声音，准以为是土耳其人来了，人们不习惯这种喇叭声，每听到一声就会吓一大跳。因为喇叭是新的，谁都想试一试，又因为这是一个群众节日，所以谁都可以去吹。我们身边就围了好几个吹喇叭的，也许是被阿玛丽娅吸引过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凝神专注，即使我们按照父亲的吩咐，把注意力集中在灭火器上，也已经是我们能做到的最大限度了，因此我们很久都没有发现索蒂尼，再说我们事先也并不认识他。‘那是索蒂尼。’拉塞曼后来悄悄对父亲说，当时我正站在父亲旁边。父亲向他深深鞠了一躬，并激动地给我们打了个手势，让我们也鞠躬。父亲以前虽然没有见过他，但一直认为索蒂尼是消防专家，很崇拜他，常在家里说起他，现在居然能够真的见到索蒂尼了，因此，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件意想不到的大事。但是索蒂尼并没有理会我们——这倒并不是索蒂尼特殊，大多数官员在公开场合对周围人都是不理不睬、无动于衷的，况且他也累了，只是因为公务才待在那儿。那些对这类抛头露面的任务感到特别厌烦的，还不算是最坏的官员，另一些官员和侍从因为都到村里来过，所以便混在老百姓中间，但他却一直待在灭火器那儿，有些人想去求他个什么事或者想去恭维一番，见他一声不吭的神态，都走开了。我们发现他的时候他还没有发现我们。

直到我们毕恭毕敬地向他鞠躬，父亲为我们向他表示歉意的时候，他才用目光打量着我们，神情疲惫地把我们挨个打量过去。他叹了口气，似乎觉得这样一个又一个地看下去，没完似的，直到他的目光落在阿玛丽娅身上，他才不得不仰起头来看，因为她的个儿比他高得多。这时他愣住了，一下跳过车辕，朝阿玛丽娅走去。起先我们理解错了，父亲想领着我们向他迎去，但是他举起手来叫我们停下，又挥挥手叫我们走开。情况就是这样。后来我们都取笑阿玛丽娅，说她真的找到了一位未婚夫，我们还愚昧无知地高兴了一个下午，但是阿玛丽娅却比往常更加寡言少语了。‘她可一个心眼地爱上了索蒂尼。’布隆斯维克说，他是个粗人，根本不了解像阿玛丽娅那样的性格，可那次我们都觉得他说得不错。这一天我们都乐得疯疯癫癫的，半夜回家的时候，连阿玛丽娅在内，大家都因为喝了城堡里的佳酿而晕晕乎乎的。”“那么索蒂尼呢？”K问道。“索蒂尼嘛，”奥尔珈说，“庆祝会进行过程中，我走过去的时候还常看见他，他坐在车辕上，双臂在胸前交叉着，一直待到城堡的车来接他。他根本没去看消防演习，父亲当时对这次演习抱着很大希望，以为索蒂尼会去看的，他要好好露一手，以证明他在同龄人中是出类拔萃的。”“你们后来再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吗？”K问道，“你好像很崇拜索蒂尼似的。”“是啊，很崇拜，”奥尔珈说，“他的情况我们当然也还听到过。第二天早晨阿玛丽娅的一声叫喊把我们从喝了酒的酣睡中惊醒了。别人马上又睡着了，可我完全醒了，就跑到阿玛丽娅那儿。她正站在窗户边，手里拿着一封信，这是一个人刚从窗户外递给她的，此人还在外面等着答复呢。

信很短，阿玛丽娅已经看过了，就在那软弱无力地垂着的手里。看到她这么疲倦，我是多么爱她啊。我跪在她身边，读了这封信。我刚读完，阿玛丽娅就匆匆扫了我一眼，又拿起这封信，但已经没有勇气再看一遍，便把信撕掉，并把碎片扔在外面那个人的脸上，关上了窗户。这就是那个决定性的早晨。我说这个早晨是决定性的，其实前一天下午的每一刻同样也是决定性的。”“信里说了些什么？”K问。“对，这我还没有说呢，”奥尔珈说，“信是索蒂尼写的，是给那位戴红宝石项链的姑娘的。信的内容我不好复述。信里要求阿玛丽娅到贵宾饭店他的住处那儿去，而且马上就去，因为半小时后索蒂尼就必须离开了。信里的话极其下流，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我只能从上下文联系中猜出其一半含义。不认识阿玛丽娅的人只要读了这封信，看到有人竟敢给姑娘写这样的信，一定会以为她是个不要脸的下流女人，尽管她碰都不让别人碰一下。这不是情书，信里没有一句恭维话。索蒂尼一见阿玛丽娅就心猿意马，工作也分了心，为此他感到颇为恼火。后来我们分析，索蒂尼本来可能当天晚上就要回城堡去的，只是因为阿玛丽娅才留在村里，一整夜都没能把阿玛丽娅忘掉，因此大发雷霆，早晨就写了这封信。任何一个姑娘，即使是感情最冷淡的姑娘看到这封信，最初一定怒不可遏，要是换了别人，不是阿玛丽娅，再一想，也许会被信里那种恶狠狠的威胁性语调所吓倒，可是阿玛丽娅感到的只是愤怒，她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害怕，她不为自己，也不为别人害怕。后来我重新爬上床去睡觉，心里重复着最后那句没有说完的话‘那么，你要么马上就来；要么……’时，阿玛丽娅还一直在窗台上坐着，望着外面，仿佛在等待着再有送信来的人，准备像对付第一个送信的那样一个个对付他们。”“这就是当官的，”K犹豫地说，“官员中这样的人有的是。这事你父亲是怎么处理的呢？我希望他到有关部门去狠狠地告索蒂尼，如果他不愿走贵宾饭店这条又短又相对稳妥的路的话。在这件事情上，最丑恶的倒并不是对阿玛丽娅的侮辱，这是很容易弥补的。我不懂，你为什么把它看得那么重？为什么索蒂尼的这封信就要永远叫阿玛丽娅丢脸出丑？照你的说法，别人可能会相信这件事，但是恰恰这一点，那是绝不可能的，阿玛丽娅是很容易得到补偿的，几天以后就把事情忘掉了。索蒂尼并没有使阿玛丽娅出丑，而是使他自己出了丑。我怕索蒂尼，怕的是居然有这种滥用权力的可能性。这次他是失败了，因为他把意图清清楚楚、直截了当地写了出来，一眼就可以把他看穿，而且碰到了阿玛丽娅这么个毫不买账的强大对手。但是这样的事情只要稍微做得收敛一点，就是再有一千件也完全会成功的，而且可以做得神不知鬼不觉，甚至连受害者自己也觉察不到。”

“别说话，”奥尔珈说，“阿玛丽娅在往这边看呢。”阿玛丽娅已经给父母喂好了饭，现在正要给母亲脱衣服，她刚把母亲的裙子解开，让母亲的胳膊搂着她的脖子，把母亲抬高一点，扯下她的裙子，然后再把她轻轻放下。父亲对于女儿先去侍候母亲一直不满意，其实阿玛丽娅先去照顾母亲，只是因为母亲的身体比父亲更差。这时父亲试着想自己脱衣服，也许也是为了对女儿表示责备吧，因为他臆想中女儿磨磨蹭蹭的，动作太慢。尽管他是从最容易、最无关紧要的事开始的：脱他那双松松地套在脚上的特大拖鞋，可是他怎么也无法把拖鞋脱下来，反倒弄得自己沙着嗓子呼噜呼噜直喘气，一会儿就不得不放弃努力，重新直僵僵地靠在椅子上。

“关键问题你还不知道，”奥尔珈说，“你说的这些也许有道理，但是关键问题是阿玛丽娅没有到贵宾饭店去。她对送信人的态度且不去计较，但是她没有到饭店去，这下可好，惩罚就降临到我们全家了，阿玛丽娅对待送信人的态度进而也就成为不可饶恕的事了，甚至成了公开提出的主要责难。”“什么？！”K叫道，马上又压低了声音，因为奥尔珈举起了手，在向他恳求，“你是她的姐姐，难道你也认为阿玛丽娅应该顺从索蒂尼，跑到贵宾饭店去吗？”“不，”奥尔珈说，“老天保佑，可不要这样怀疑我，你怎么会这样想呢？我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像阿玛丽娅那样，把事情做得那么正确、合理。假如她去了贵宾饭店，我当然同样认为她做得对，但是她没有去，很有英雄气概。要是我，我向你坦率承认，我要是得到这么一封信，我是会去的，因为我对将会来临的厄运充满恐惧，我受不了，而只有阿玛丽娅能对此置之不理。应付这样的事有几种办法，比如要是换了另一位姑娘，也许会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故意磨蹭一会儿才到贵宾饭店去，到那里以后得知，索蒂尼已经走了。也许他把人派去送信以后马上就坐马车走了，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这些老爷的脾气是变幻莫测的。可是阿玛丽娅没那么做，也没有采取其他类似的办法，她受到的侮辱太深了，因此毫不含糊地坚决拒绝了。哪怕她只是表示某种顺从的样子，在适当的时候恰好踏进贵宾饭店，那么我们可能就会避开厄运了。我们这里有许多聪明的律师，只要你想要，白的他们也可以说成是黑的，可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们非但没有为阿玛丽娅辩白，反而说她作践索蒂尼的信和侮辱信使。”“可究竟是什么厄运？是些什么律师？”K说，“总不会因为索蒂尼的犯罪行为而使阿玛丽娅受到控告和惩罚吧？”“会的，”奥尔珈说，“他们会这么做的。当然不是进行正常的诉讼，也不是直接对她进行惩罚，而是用别的方式来惩罚她和我们全家，至于这次惩罚有多重，你接下来就会知道。你觉得这件事是不公正的，是非常严重的，可是全村只有你一人持这种意见。这种意见对我们非常有利，也是对我们的安慰。如果这种意见的出发点不是错误的话，那倒真是个安慰。这点我很容易给你证明，要是我谈到弗丽达，那就请你原谅。

我同克拉姆除了公事关系外，还有一种至今尚未利用的私人关系。

这大概不算少了吧？我到你们家里来，你们欢迎的是谁？你把你们家的事讲给谁听的？你指望谁会给你帮点忙，尽管只是帮点很小的忙？大概不会指望我这个一星期前还被拉塞曼和布隆斯维克强行从家里撵出来的土地测量员吧？你指望的是我这个已经拥有某些权力手段的人。这全要归功于弗丽达，而弗丽达又十分谦虚，你即使想要问她那样的事，她对此也一无所知。根据种种情况，看来天真无邪的弗丽达所做的事情要比傲慢的阿玛丽娅所做的事情多，因为我有这么个印象，觉得你在为阿玛丽娅寻求援助。寻求谁的援助？除了弗丽达，难道还会有别人吗？”“我真的把弗丽达说得很难听吗？”奥尔珈说，“我确实没有那个意思，我也不相信自己说了难听的话。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处境很不好，我们的整个世界都倾塌了，所以我们只要一抱怨起来，就收不住了，而自己并不知道有些话过了头。你说得对，我们同弗丽达之间有很大差别，强调一下差别是好的。三年前我们是平民姑娘，弗丽达是孤儿，是桥头客店的女仆，我们走过她身边时，连看都不看她一眼，我们是太傲慢了，可是我们从小就接受这样的教育呀。那天晚上在贵宾饭店，你大概看出了现在的地位了吧：弗丽达手里拿着鞭子，我却混在一帮跟班中间。但是比这更糟的情况还有呢。弗丽达可能瞧不起我们，处在她的地位上，实际情况使她不得不这么做。又有谁瞧得起我们！谁要是决心轻视我们，准会找到一大批志同道合的人。你认识接替弗丽达的那位姑娘吗？她叫佩琵。我前天晚上才认识她，以前她是收拾房间的女仆。她比弗丽达还瞧不起我。她从窗户里看见我去买啤酒，就跑去把门锁了，我不得不求她半天，并答应把系头发的缎带给她，她才给我开门。可是等我把带子给了她，她竟把它往角落里一扔。好吧，就让她瞧不起我吧，我多少得靠着点她的好感呢，因为她是贵宾饭店的酒吧女。当然，她只是暂时的，这肯定不是她的本性，她要长期当酒吧女，就必须采取这种态度。你只要听一听老板对佩琵说话的态度，同老板跟弗丽达说话的态度比较一下就明白了。但是这并不影响她不把阿玛丽娅放在眼里，其实阿玛丽娅只要瞟一眼，就足以把小个子佩琵吓得甩着扎蝴蝶结的辫子飞快地逃出屋子。要不把她吓着，佩琵的那两条胖腿怎么也不会跑得那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