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诸子

1、诸子的学术派别

古时尊称男子为“子”,各派学术著作也多称“子”,如《孟子》《庄子》等，大概这种著作，多半是由门弟子记述其师说，编辑而成，书中常常说及其师而尊称之为子，后人便拿这个人名的“子”来作为书名了。刘歆、班固的群书分类中，有“诸子略”一类，包含九流十家(见第四十节),大部分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著作。称为九流的九家是各有它的理论体系的，在九流之外的小说则没有什么特殊的理论，而只是九流中作通俗化运动的或民间讨论学术的零星著作。例如《虞初周说》九四三篇，据应劭的解释：“其书以《周书》为本”,《周书》是一种史书，现存有“汲冢”发现的本子，《虞初周说》大概就是集合民间传说写成的一部《周书演义》。又如《宋子》一书，是宋轻所作，宋轻的为人，“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庄子·天下》篇),他极力陈说见侮之并不足为辱，以消灭人们的争斗心，并到处宣传反战，理论与行动是近于墨子，而宣传方式则是通俗的，大概采取了许多民间故事做材料。《汉书·艺文志》所载的小说家书，没有一部流传后世的，我们以后不再讨论它了。其余九家著作，多少还有一些存在，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儒、道、墨、名、法五家后面将要分别说明，因为这几家都有特殊的哲学思想。至于杂家著作，最重要的是《吕氏春秋》及《淮南子》,是集合几派学者编写的，所包含的思想不止一种，但我们从这种书可以得到各派思想的补充说明。阴阳家的著作已经失传，但他们的理论在旁的书上有零星的叙述，尤其是“术数”(关于自然现象的占验以及卜筮)、“方技”(医药)二“略”的书，及一部分“兵家”书，没有不是根据阴阳家的理论的，例如《黄帝内经》一书，是医家假托黄帝名义而写成的病理学，就是阴阳家学说的具体应用。阴阳家学说包含哲学上的宇宙论，及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的理论，又发展为解释社会现象的历史哲学。就是儒家也受了阴阳家的影响，儒家在孔子时，本来不谈宇宙，也没有天人合一的理论体系，到战国时候，采取阴阳家的学说，方才大谈其宇宙，而有《易经》之作(采郭沫若的臆说),就是子思、孟子的发扬五行旧说(据《荀子》说),也未必不和阴阳家有相互的影响，到汉代的儒家董仲舒以及著作谶纬之书的先生们，更充分地采取阴阳家的学说了。纵横家是春秋战国时代在国际间活动的策士和外交家，他们讲求纵横捭闔的手段和辩论说服煽动的言语技术，最著名的人物是苏秦、张仪，而孔子弟子子贡也相当著名(《史记》载，子贡一出，存魯、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孔子也是倡纵横之术的，他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他的教育科目中有“言语”一科，高才生为宰我、子贡)。现在流传的著作有《鬼谷子》一种，据说是苏秦所作。但这书还不如《战国策》足以代表纵横家。农家列于九流之一，不只是讲求农业技术，他们也有理论，在经济上主张重农，在政治上主张打破劳力劳心的界限，废除统治被治的分别，孟子所谓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倡导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理想，反对“厉民而以自养”,这人即属于农家，其学说是从道家发展出来的。

2、儒家

儒家的开派大师是孔子，孔子的思想，可以《论语》代表之。孔子思想的特征是：(一)不信神怪，不谈宇宙本体，专讲人事；(二)因此在政治上就抛弃了上古的天道思想，而主张人治主义；(三)以伦理思想为中心，他的政治主张及逻辑方法都从他的伦理思想引申出来；(四)对当时的现状主张改革，但改革方法却是和平的，折中主义的。孔子的伦理思想，是主张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朋友有信的，而以“仁”为根本观念。仁是爱人、救世的热情，而出发点则在于孝悌，这就是推爱己之心以爱人，推爱父母兄弟之心以爱一切世人。实行的方法则有所谓“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积极方面，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以为这样推己及人的仁爱，可以使五种人伦关系调整合理，而社会便能安宁发展。同时在政治上能够推己及人，即由亲亲而仁民，便能施行仁政，以德化民。孔子主张“以礼让为国”,凡在统治地位的一定要有道德，和希腊柏拉图以哲学家治国的理想相像。孔子推己及人的伦理道德学说，应用于逻辑上，便成了“问一以知十”“举一隅则以三隅反”的演绎法。同时孔子也应用归纳法，如“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即注重观察事实，为应用归纳法的一例。

发扬孔子学说的有两派：一派是子思和孟子，一派是荀子。据郭沫若及王柏两氏考证，《易传》(十翼)、《大学》和《中庸》一样，都是子思的思想。子思哲学是观念论的，他发展了孔子的演绎逻辑，而以主观范畴的“诚”为宇宙本体，建立了天道与人性合一的体系。在政治上以正心诚意为基本，构成修齐治平的一系列程序。其在《易传》上，提出“阴阳不测之谓神”,在《中庸》上盛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又赞美孔子为天下至圣，可以配天，这几处文字，颇有宗教化色彩，或系受了墨家的影响。孟子继承子思的思想，与杨朱、墨翟两派作理论争辩，其言论见于《孟子》七篇。孟子倡性善说，认为仁义礼智，是人类先天具有的“良知良能”,只要扩充这个良知良能，“人皆可以为尧舜”,因此又主张“存心”“养性”的修养方法。孟子与子思一样，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又自命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的道统继承者。他表面上不讲功利，而标榜仁义，其实是以仁义为功利，如说“仁者无敌于天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能一之即能统一天下)等话，处处都说出仁义的实效。孟子这种政治主张就是所谓王道，王道是开明专制，故尊重民意，强调“民贵君轻”之说，王道又是保育政治，故说“保民而王”。对于人民生计，他主张实现井田制的理想，“薄税敛，深耕易耨”,使人民有“恒产”,以“野人”养“君子”。

荀子名况，又称孙卿子，赵人，他的学说与子思、孟子不同，可说是发展孔子的经验论一方面。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须用人为的方法教育训练，方才可以为善。因此他很注重礼乐，注重教育，荀子书中的《礼论》《乐论》《劝学》诸篇，为大、小戴《礼记》所采用，可以证明他在儒家中地位的重要，但自宋儒尊孟黜荀以来，一般人都不研究荀子，儒家思想更狭隘了。荀子的无神思想，比孔子更进一步，他在《天论》篇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又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这即是主张利用自然，征服自然，颇有科学精神。荀子的《正名》篇，以实(存在)为名(概念)的主导，尤其是比较进步的逻辑，他凭借这个工具和“别墨”及诡辩家做斗争。荀子书以王先谦《荀子集解》本为佳。

3、道家

道家的主要人物是老子，著作有《道德经》五千言，据考证，这书是战国时环渊所编，环渊又叫关尹子，也是道家的要角。我们从《道德经》研究老子思想，便知老子认定宇宙的本体，是道或天，是自然的物质，又指出“反(矛盾)者道之动”,而运动过程则有几个阶段，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指出对待事物的相互转变，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等。又因强弱、刚柔、动静可以转变，所以主张以弱胜强，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他对于社会的评判，则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又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他谈到治事方法主张“无为”,即认为人类做事必须遵守自然的规律，不可违犯自然规律，任意妄为，所以又说“无为而无不为”。老子这些思想都很客观。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主张静止，主张无中生有，主张复古，主张无知无欲，主张柔弱、不争，因而形成消极退让的人生观。他这种逃避现实的幻想，却是观念论的。老子书，王弼注本及魏源《老子本义》本较好。杨树达辑诸子论老子的话而成《老子古义》一书，是最好的参考书。

继承老子哲学的有关尹、列御寇、杨朱、庄周等。“关尹贵清，列子贵虚……杨朱贵己。”(《吕氏春秋·不二》篇)关尹的学说只从《庄子·天下》篇可以知道一点，他是认定人类的认识，必须如水或镜一样，采取纯客观主义的态度。列子与杨朱的学说，现在都只能从晋朝人编撰的伪《列子》书中去寻找。列子明白指出天地之初为一混沌的实体——“太易”,太易变化而生万物，完全是机械的运动，是有必然性的，又提倡无欲无我的客观主义，即“贵虚”。杨朱否认人死后还有灵魂存在，是一个无神论者，他认为“道”是活动的自然力，表现在人类中，就是嗜好情欲等，他主张“全性保真”,满足人类自然的欲望，是近乎希腊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者。孟子曾指斥他的“为我”主义，说他“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但他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荀子及韩非子都有评判杨朱的话，可参看。

庄子与老子并称，而思想不相同。两子都尊重自然力，这是道家的根本思想，但老子尊重自然，是主张随顺自然之理以治事，其对于治国主无为而治，对于抗敌，主先以弱自处，都是入世的态度，所谓以无为有，以退为进也。庄子就不是这样，他因尊重自然力而主张委心任运，颇有出世思想，是将老子的消极一面特别发展了。庄子不能将有和无统一起来，因此把现象和本体也隔开了。他认为现象世界所谓大小、贵贱、寿夭等等的范畴，都因比较而生，即相对的，实际上是没有的。现象世界成为虚幻，那么人所应把握的就是那个无差别的“道枢”了。这样，庄子的世界观就成了唯心论的，它和佛教大乘所谓“空”的原理相似。所以章氏太炎曾用佛学理论来解《庄子》,作《齐物论释》。章氏又说：庄子的根本主张是自由平等。他以为《逍遥游》篇是讲自由，真自由是“无待”,即超脱世俗对待比较的观念；《齐物论》篇是讲平等，真平等是我与物平，去是非的差别，化彼此的界限。《庄子》书说理很精，所以章氏非常推重。全书三十三篇，末篇(《天下》篇)评论各派学术，可考见古代学术源流。王先谦《庄子集解》,郭庆藩《庄子集释》,都好读，郭书载晋郭象注更全备，郭象本身也是一思想家，他作的注可作晋人哲学读。(《齐物论》一篇，傅斯年认为是慎到所作。)

4、墨家

墨家是春秋战国之间下层民众与商人中间的一个帮派，带宗教性，其领袖称为钜子，钜子对其徒众，可以执行严格的纪律。墨学开派大师是墨翟，现在的著作只《墨子》一书，编著者是墨氏门徒，且不出一人之手，其中最重要的是《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非儒》等篇，因其叙述墨学中心思想。墨子站在新兴商人及大众的立场，所以主张短丧节葬，反对奢侈娱乐的贵族生活，反对那种容忍不良现状的命运观念，反对侵略性的战争，主张打破家族观念而博爱人类，主张选用贤能而废除世袭贵族的统治，主张集中意志(尚同)而造成和平的大一统。这些主张多半与儒家的主张不合，所以反对儒家。因为原始的大众组织多带宗教性，所以说“天”和“鬼”(祖先的灵魂)都是有意志的。墨子之徒，刻苦耐劳，热心救世，团结坚强，曾因反侵略而参加抗战，对于军事、兵工的专门之学，也极有研究。《墨子》书中《备城门》等篇，都是谈军事的。墨学的消沉，比道家、名家等更早，大概是因为它偏于实用而缺乏形式工夫(如礼乐),即荀子所谓“蔽于用而不知文”的缘故。其实墨子“尚同”之说，即主张思想定于一尊，也很足以供后世帝王的利用。又墨家因为没有“天堂”“来世”的想象，也不能形成一种长期存在的宗教。《墨子》书文字通俗，但因时代过古，又失了传授，所以不容易了解。清毕沅有校本，孙诒让《墨子间诂》,则集清代治墨学者的大成。

5、别墨及名家

《墨子》书中有《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篇，是墨家中一派所谓“别墨”者的著作，其中包括有论理学 (名学),数学及旁的科学知识，通常称为《墨经》,梁启超著有《墨经校释》,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里面也有若干说明。“别墨”是墨家中专门研究名学的，我们不妨和惠施、公孙龙等名家者流一例看待。

论理学是各种学术的工具，所以周秦诸子都讲正名之学。儒家的荀子精于名学，前已说过。墨家除《墨经》所讲的以外，还有“三表法”,是他们的论证方法。又，《汉志》列在名家中的“邓析子”及“尹文子”,其实是法家而兼名家。纯粹讲逻辑学的名家，应推惠施与公孙龙。惠施的书已经失传，他的学说只能从《庄子·天下》篇看到一点。《公孙龙子》,《汉志》载有十四篇，现只存六篇，为仅存的名家有系统的著作。公孙龙以《白马论》著名，他的推论是：“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他还有《坚白论》,把坚、白的属性从石头的自体完全分离开来。战国时名家有“合同异”及“离坚白”两派。公孙龙属于后一派，惠施属于前一派。惠施说：“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又说：“南方无穷而有穷。”又说：“今日适越而昔来。”章太炎认为，是说一切空间或时间的区别都非实有。他又说：“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章氏认为，这是说一切同异都非实有。别墨派也谈坚白同异之说，而主张“合坚白”,“离同异”,与公孙龙、惠施相反。当时名家具有辩证法的观点，如《庄子·天下》篇所谓“南方有穷而无穷”及“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等命题，《墨经》上也有，都是说明有限与无限的矛盾的。

6、法家

法治主义起源于春秋时代，如管仲、子产所实行的就是，但形成一个学派却在尹文、申不害、商鞅、韩非的时代。他们所根据的哲学是道家的自然主义，因为自然界有一定的规律，人类行为也应有一定的规律，这种规律就是体现自然法而创制的人为法。他们以为有了法，便使人们的行动有客观的标准可以遵循，统治者以法驭众，不必多费心思，大可以无为而治。这也符合道家的旨趣。所以《韩非子》有《解老》《喻老》等篇，讲老子哲学。《管子》因有一部分讲道家哲学，《汉志》把它列在道家。同时他们和儒家、墨家也有渊源的关系。儒家的礼治，据荀子解释，是给人们欲望以统制，也就是把物质分配，按照智愚、能不能的区别分级规定，这和法治已很接近。荀子又主张中央集权，主张“法后王”(以目前政制为基础),这些理论都是法家所采取的。墨家主张中央集权，主张思想上同于天子，也是法家所采取的。法家有“术治”“势治”“法治”等派，而以法治派为正统。申不害主术治，术治是人君用权术来驾驭臣下，术是不公开的。慎到主势治，势治是用威权来统治，势是自然演成的，不是人类意志所能任意创造。商鞅、韩非主法治，法是公开的，可由人的意志创造的。但我们也可说法家是法术并用，法是官吏治民的工具，而术是人君驭下的工具，即统御官吏的方法。法家是反对人治主义的，儒家的以德化民，墨家的尚贤，都是法家所不赞同的。法家以为人治是主观的，不如法治的客观无私。人治以得贤人为条件，但贤君贤相只偶然地出现，不如法治有常度。人治使君主烦劳，不如法治的无为而治。法家论国家的起源，比墨家、儒家正确，儒家主家族起源说，墨家主民约说，法家则主权力起源说。法家说“令尊于君”,是强调法的尊严性。法家虽然主张中央集权，但不主张专制，因为他们认为君主也要守法。可是他们有一个大漏洞，就是主张立法权仍然操之于君主，君主既可立法，也可废法，自然可以任意胡为。所以荀子批评他们“民不议法”说的毛病，而提出“纂论(继续的议论)公察则民不疑”的论点。法家书以《韩非子》为最精粹，王先慎《韩非子集解》本可读。其次是《管子》,清洪颐煊《管子义证》,戴望《管子校正》,章炳麟《管子余义》以及今人《管子今诠》诸本，同时参阅最好。此外有《商君书》《尹文子》《慎子》等，不及管、韩二子的重要。法家对后世政治颇有影响，汉朝的萧何、曹参、贾谊、晁错，三国的诸葛亮，都是服膺法家的。

7、兵家及其他

兵家《汉志》不列于诸子，后世目录学家则列为诸子之一。兵家古籍流传到现在的有《吴子》《孙子》《尉缭子》等数种，以《孙子》为最重要。孙子为吴王阖闾的大将，著《兵法》八十二篇，魏武帝选辑其中最精粹的十三篇，加以注解，名《孙武子》,后人陆续注释的很多，通行本有《孙子十家注》。这书讲论战争原理及战略问题，有很精到的见解，即在现代，依然适用。又，汉以后儒家书，其不是注解儒经而能自成一家言的，向来也被认为诸子。如桓宽《盐铁论》,系根据汉时因盐铁业国营问题而起的辩论，扩充写成的，可以作为经济史的资料，张敦仁考证及王先谦校本都好。如贾谊的《新书》,刘向的《新序》《说苑》及《列女传》,陆贾的《新语》,扬雄的《太玄经》《法言》,隋王通的《文中子》等，则很少新见解。其中只扬雄颇足以注意，因其时阴阳家谶纬之学盛行，他能给以有系统的驳斥，使儒家学说与阴阳家分离，而与道家结合，开魏晋玄学之路。扬雄所根据的是《易经》与《老子》的自然主义宇宙观与人生观，并无新意。他写《太玄经》,仿效《易经》体例；写《法言》则仿效《论语》。他论人性，与孟、荀两家不同，他在《法言》里说：“人之生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此外儒家诸子，还有《孔丛子》及《孔子家语》,都是魏王肃所造，而假托周秦时代的著作。道家书有晋朝的《抱朴子》,葛洪所撰，颇足注意。这书分《内篇》和《外篇》。《内篇》论神仙修炼，符篆劾治诸事，虽号称道家言，其实和老庄没有关系。《外篇》则论时政的得失，人事的好坏，大意是以黄老为主。所谓黄老之学，是汉时盛行的名词，文帝、景帝时代，贾谊、晁错等都是兼讲黄老之学的，这是根据老子的议论，而同时假托黄帝之说的，例如陆贾《新语》中有《无为》篇，批评秦代法令繁苛，刑罚酷虐的缺点，主张行宽大政策。这样看来，黄老之学，仍然是道家言，到了神仙修炼，就不是本来的道家言而是道家的变种了。杂家书前曾说过《吕氏春秋》(毕沅校本好)及《淮南子》(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可看)两种，东汉初年大哲学家王充所著的《论衡》,后人也将它列入杂家，这部书非常重要，下节另加说明。

8、王充之学

王充哲学属于道家一派，他的《论衡》一书，即根据道家自然主义的观点，来批评当时一般人的迷信。他驳斥阴阳家天人感应、灾异示警的学说，认为人死后没有灵魂，祸福是人自己所造成，不是鬼神主使的。他对于历史的见解，是今优于古的进化观，反对一般人贵古贱今的观念。王充的方法论颇符合科学，他立论必根据事实、证据，再以心意诠订之，是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统一。他的人性论，认为人性有善有恶，但可随环境而变迁，所以要注重教育。他在《非韩》篇非难韩非，在《问孔》及《刺孟》篇，说明孔子、孟子的学说里也有矛盾，在《说天》及《说日》篇，非难邹衍及天文家的学说。他对于《论语》里面孔子教子贡去“食”存“信”一点，提出反对的意见道：“让生于有余，争生于不足。今言去食，信安有成？……夫去信存食，虽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虽欲为信，信不立矣。”自孔子成为偶像以来，数千年来，没有人敢公开批驳孔子的议论，只除了王充和明朝的李卓吾两人。李卓吾的书曾被人焚烧，王充的书幸获保存，这又可见汉代虽尊崇六经为官学，民间的学术思想仍然自由，宋明以来，儒家的思想专制，方才变本加厉。清代研究诸子的风气渐开，乃在参证经义的大题目下进行的，并不敢阐扬诸家绝学，与儒家分庭抗礼。因此王充之学，特别值得注意。《论衡·说日》篇说：“日之长短，不以阴阳……夏时日在东井，冬时日在牵牛。牵牛去极远，故日道短；东井近极，故日道长。”又说：“云雾，雨之征也。夏则为露，冬则为霜，温则为雨，寒则为雪。雨露冻凝者，皆由地发，不从天降也。”这又可见王充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与严谨的科学精神，与充满术数观念的阴阳家及今文派儒家比较，真不知进步了多少!可是王充也有一个大缺点，就是认为个人的贵贱祸福，国家的盛衰治乱，都由命中预定，人力不能改变它。这仍是受了时代的限制，免不了世俗之见。

9、魏晋时代的玄学

三国六朝时代，儒家经学衰微，拘牵文字，不讲大义，道家思想于是占了支配地位。当时的人称道家之学为玄学，称《老子》《庄子》《周易》为三玄。《周易》(《易经》)虽是儒家经典，但经老庄派学者的注解，也道家化了。当时注解老庄的极多，差不多可以和儒家经传的注疏相颉颅。其中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何晏的著作为《老子道德论》及《论语集解》,王弼的著作为《易注》及《老子注》。此外郭象的《庄子注》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何晏、王弼等的思想是继承庄子而不是继承老子的，以虚无寂灭，超脱现实为主。在此等思想影响下，产生了阮籍、嵇康、刘伶等的“清谈派”。阮籍著《达庄论》,阐明“万物一体”的学说，又作《大人先生传》,攻击“君子之礼法”。嵇康作《释私论》,指明“君子不以是非为念，但虚心率性而行，自然不违道”。刘伶作《酒德颂》,表现一种**不羁的人生观。当时有人伪托列御寇所作的《列子》,内有《杨朱》篇，也是说，只有快乐享受是人生之目的及意义所在(张湛作《列子注》,人们怀疑《列子》就是他编撰的)。此等哲学思想，表面上是乐观的，实际上是悲观厌世，消极，颓废。由清谈派再发展下去，便成葛洪一派的神仙修炼之术(《抱朴子》),这是逃避现实的最后归宿。就玄学时代的著作讲，以郭象的《庄子注》为最有价值，因其对于庄子的自然主义与神秘主义，都能充分发挥。郭象说无不能生有，天地万物都是“块然而自生”,即所谓“独化”之理。又说天地万物，“彼我相与为唇齿”,“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无也”。又说：“治乱成败，遇与不遇，非人为也，皆自然耳。”“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其弊至于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这就是说，一件事的产生，乃整个客观环境所造成，不是一二特殊人物所能独创的。又说万物彼我“相反而不可以相无”,似乎就是说明对立的统一。他又说：“天地万物，无时而不移。”讲到社会制度，则说“夫礼义，当其时而用之，则西施也，时过而不弃，则丑人也”。讲到人性，则说“人性有变，古今不同也”。这些见解都很透彻。至于神秘主义，就是所谓“至人”或“圣人”人格的解释，那就是忘彼我，统小大，齐死生，同是非，泯除一切差别的观念，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所以章太炎说郭象承何晏“圣人无情”之说来解《庄子》,在他的笔下，“圣人竟是木头一般”。

10、子学之兴起与消沉

中国学术菁华，全在周秦诸子，不但哲学思想高深微妙，远过于后世儒家(章太炎说宋明理学不如佛学的精微，但周秦诸子则包含了那样精微的哲理。冯友兰说理学是哲学之哲学，古代只有公孙龙子讲求这种纯理的学问。人们见解虽然像这样的不一致，但无论如何，不能不说周秦是中国哲学思想最发达的时期),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也都在那时萌芽了(如法家的政治学，名、墨、儒、法各家的逻辑学，墨家、阴阳家的数学，阴阳家的天文学，兵家、墨家的军事学等)。诸子时代的学风，有最可注意的数点，就是：(一)有创造性，不相剿袭；(二)为专家之学，易于求精；(三)后学阐扬前哲，不为旧说所限，易于进步；(四)各派互相驳辩，思想日益精密。但当时何以发生这种百家争鸣的学风？那就以社会剧激变化为主要原因。春秋战国时代，铁制农器已普遍使用，农业、手工业骤行发达，商业因而产生，大商人如弦高、计然、范蠡、吕不韦等人，不但富超王侯，而且操纵政治，但旧时贵族，反而有很多没落起来的，因此新兴豪强希望有中央集权政治的出现，结束纷争割据的局面，以便利商工的发展，而旧时贵族，则希望恢复封建初期大小诸侯和平共居的局面，因此形成新旧思想的对立。同时各封建诸侯国，因地利的不同，经济发展又不平衡(如齐有鱼盐之利，用国营方法而致富强；秦用商鞅的农战政策，开荒垦殖，普遍施行军事训练),造成了加紧兼并弱

小的趋势，到后来七雄并立，斗争的规模更扩大，也更激烈，大家都想吸收人才来帮助自己，所以提倡讲学，奖进文化，已成了列国通行的政策。当时文化中心，如齐国的稷下等地，为人文荟萃之所，对于学术研究的鼓励，是相当大的。其次，就是知识的逐渐普及。因为过去知识全由封建贵族所垄断(所以《汉书·艺文志》说，诸子出于王官),由于贵族的没落，将知识带到民众中间去传播(如孔子在民间讲学),产生了许多新的知识分子；加以社会交通的频繁，首先是通商与外交的往来增多，打破了封建初期移徙住居的限制，使文人策士，也能自由奔走游说于各国，收互相观摩互相促进的效果。

诸子学说，无不为了“救时之敝”(《淮南子》),不过因其地位的不同，见解的各异，而造成种种不同的方案罢了。如墨家、法家以及儒家的荀子等，都是主张建立新的中央集权制的；如老子，是主张恢复旧时“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的；如孔子，是主张当时霸主实行尊王攘夷政策来恢复并巩固封建旧秩序的。总而言之，他们对于当时现状都不满意，主张改良或变革一下。然而假使仅有纷争的局面，而没有新兴进步的社会层，如五胡十六国或五代十国的局面，那种活泼进取的现象也不会产生。因此，我们从诸子学之所以盛，可以推论到诸子学之所以衰的道理。

秦汉大一统之后，历代帝王尊重儒术，以利禄为提倡经学的工具，造成诸子百家的消沉，这自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如三国六朝时代，儒学本身也很消沉，而结果仍然没有学术隆盛的气象。这因为社会生产力的停滞，社会阶层并没有新的发展的缘故。在秦汉之间，商业虽一度发展，但因生产方式没有进步，政府又厉行抑商政策，商业终于没有大的发展。到六朝以来，社会经济虽然略有进步，而进步很小，生产方式大体仍然和两千年前差不多，和我们接触的异民族，始终是一些文化较低的游牧部落，所以直到近世与西洋各国交通以前，学术思想再没有重振的可能。周秦时代过去以后，只有后汉王充是一个特异的思想家，魏晋玄学不过使道家思想走向庸俗化，并没有什么成就，自此以后，诸子学已成绝响，直到清代，才有人研究它，但这都限于训诂、考订、校勘，并没有注意到义理的发挥。今后整理国学，对于清代人所谓诸子学，不能不有所改变：第一，诸子学不能成为一种科目，应当归属于中国哲学史，更确切点说，中国古代哲学史，或古代思想；第二，应当注意义理的探讨及时代背景的研究。至于从旧的传统中寻出创造民族新文化的基础，那自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不是初步工作所能办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