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2

列捷涅夫用手摸了摸宽大的额头，用慈父般的亲切口吻说：

“现在，把你的事情给我讲一讲吧。”

列捷涅夫倾听着保尔讲述自己的生活，保尔也从列捷涅夫那富有勃勃生机的目光中看到了鼓励的神情。

在茂密的树荫下，在凉台的一角，聚集着几位疗养的病友。赫里桑夫·切尔诺科佐夫紧皱着浓眉，坐在一张小桌旁读《真理报》。他穿着斜领黑衬衫，戴着一顶旧鸭舌帽，脸瘦削、黝黑，胡子久未刮过，两只蓝眼睛凹陷进去，一眼就可看出他曾经是一个地道的矿工。十二年前，他就奉命到一个边区担任领导工作。从那时起他就放下了风镐，但他倒像刚从矿井里出来似的，这从他的言谈举止和口头语中都可以看得出来。

切尔诺科佐夫是边区党委会常委和政府委员。一种痛苦的病——腿上患的坏疽病——不断消耗他的精力。他非常痛恨这条病腿，它已经使他在病**躺了半年之久。

坐在切尔诺科佐夫对面的是一边沉思、一边抽烟的亚历山德拉·阿列克谢耶芙娜·瑞吉列娃。她今年三十七岁，入党却已十九年。在彼得堡搞地下工作时，大家都叫她“金属女工小舒拉”。几乎还是个小姑娘时她就饱尝了西伯利亚流放的滋味。

坐在桌边的第三个人是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潘科夫。他正低着头，看德文杂志。他不时地扶正鼻梁上角质镜框的大眼镜。他侧面很美，就像古希腊的雕像。当你看到这位三十几岁的大力士很艰难地抬起他那条不听使唤的腿时，就会情不自禁地为他难过。潘科夫是个编辑、作家，在人民教育委员会工作。他熟悉欧洲，通晓几种外国语。他脑海里有渊博的知识，就是颇为稳重矜持的切尔诺科佐夫对他也常带着几分敬重。

“这是你同房的病友？”瑞吉列娃朝坐在轮椅上的保尔点了点头，轻声地问切尔诺科佐夫。

切尔诺科佐夫放下报纸，马上容光焕发地说：

“呵，这是保尔·柯察金。舒拉，您应当和他认识。是疾病迫使他坐在医院的轮椅上，不然的话，这个小伙子准是我们那些老大难的地方最有用的合适人选。他是第一代共青团员。总之，假使我们能帮帮这个小伙子，他将来还能工作。我已决心帮助他。”

潘科夫倾听着切尔诺科佐夫讲保尔的经历。

“他得的是什么病？”瑞吉列娃又轻声地问。

“一九二〇年留下的病根。他脊椎骨受过伤。我和这里的大夫聊过，你知道吗，恐怕那样的暗伤会使他完全瘫痪。你瞧，问题多么严重！”

“我马上去把他推到这边来。”瑞吉列娃说。

他们就这样相识了。就连保尔也没有想到，后来瑞吉列娃和切尔诺科佐夫都成了他最亲近的人，在他此后重病在床的几个年头里，他们一直是他最得力的生活支柱。

生活依然如故。塔雅做她的工。保尔读他的书。但当他刚开始一个新的学习小组的工作时，一个新的不幸又悄悄地向他袭来——他的两条腿完全瘫痪了。现在能听他使唤的只有右手。经过不懈的努力终归无效之后，保尔明白，他再也不可能走动了，这时他紧咬双唇，直到咬出血来。塔雅由于无力帮助保尔而感到失望、痛苦，但她表现出了极大的毅力来掩饰自己。而保尔却像对不起塔雅似的微笑着说：

“塔雅，亲爱的，我看我们该离婚了。咱们反正也没有谈定过：就像现在这样也得一起过下去。亲爱的，今天我要好好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塔雅不让他再说下去。她无法抑制自己，恸哭了起来。她把保尔的头搂在怀里，哽咽着，啜泣着。

不久，阿尔焦姆获悉弟弟的病情，便写信给母亲，老人家立刻丢下一切，到保尔这里来了。现在母亲、保尔和塔雅三人住在一起，老太太跟儿媳妇非常合得来。

保尔呢，依然继续学习。

在一个阴雨的冬天晚上，塔雅带着自己第一个胜利的消息回到家里——她当选为镇苏维埃委员，带回了委员证。从那天起，保尔开始较少地见到她了。塔雅经常是从疗养院洗盘碟的厨房径直去镇苏维埃或妇女工作部，深夜才回家。塔雅虽然非常疲倦，但是脑子里装满了新鲜的印象。接受她做预备党员的日子已越来越近了，她十分激动地准备迎接这天的到来。可是，就在这时新的不幸又袭来了。保尔的病情又恶化了。他的右眼发炎，火烧火燎般地疼痛难熬，不久又危及左眼。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失明的滋味——世界上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黑纱。

现在，这个新的可怕障碍——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似乎是不能逾越的——已横挡在他前进的路上，阻止他继续进步。保尔的母亲和妻子塔雅都极其失望，但保尔本人冷静、镇定地暗下决心：

“应当等待时机。如果真的再没有继续前进的可能了，如果为了寻求工作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因失明而付之东流，如果根本再无法归队了——那就只好结果自己的生命。”

他写了许多信给朋友们。朋友们都回信给他，劝他要坚定信心，继续与病魔抗争。

就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有一天塔雅怀着无比快乐和激动的心情跑回家，告诉保尔说：

“保夫鲁沙，亲爱的，我现在是一名预备党员了！”

当保尔听着塔雅讲述党支部接受她这位新党员的经过时，便回想起自己当初入党时的情形，他使劲地握着塔雅的手，说道：

“啊，柯察金娜(1)同志，现在咱俩可以组成一个党小组了！”

第二天，保尔给区委书记写了封信，请他来一趟。当天晚上，一辆溅满泥浆的汽车停在门口，留着大胡子的中年拉脱维亚人沃利麦尔握着保尔的手，说道：

“怎么样，生活好吗？你怎么能那样作践自己呢？那好，你就起来吧，我马上就派你下地干活儿去。”说着，他大声笑了起来。

区委书记和保尔谈了两个小时，甚至忘了他晚上还有会。他一边在房间里来回走着，一边听保尔那激动的话语。最后他说道：

“你别再提学习小组的事了。你需要休息，还得弄清楚眼睛是怎么回事。也许，还未到不可救治的地步。去莫斯科一趟好不好？你好好考虑考虑……”

保尔打断他的话，说道：

“沃利麦尔同志，我需要的是人，活生生的人，我不能一人孤独地过活。我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需要与人接触。给我找一些年轻人来，越年轻、越不成熟越好。在你们的乡村里，他们的思想都非常‘左’，都想立即组织公社；他们还嫌集体农庄不过瘾。要是对共青团员们不留神，那就别怪他们羽毛未丰就想飞了。我是过来人，我了解这一点。”

沃利麦尔突然站住，问道：

“你打哪儿知道这些事情？真怪，这消息今天才从区里传出的呀！”

“怎么，你把我的爱妻给忘了？”保尔微笑着说，“你们昨天才吸收她入党。是她告诉我的。”

“什么，柯察金娜？那个洗盘碟的女工？原来她就是你的妻子呀！哈哈，这件事情我还不知道哩！”沃利麦尔想了一会儿，用手轻轻拍了拍脑门，说道，“啊，我们有一个人可以派到你这儿来，那就是列夫·别尔谢涅夫！再也找不出一个比他更好的同志了。你们两人甚至气质上也相似，简直就是两个高频变压器。知道吗？我当过电工，我就爱这样来打比方。列夫还可以给你安装一个无线电收音机，他是一个无线电专家。我常常在他那里戴上耳机听到凌晨两点，连我老婆也起疑心了，她骂道：‘老鬼，每天晚上究竟到什么地方鬼混去了？’”

保尔笑着问道：

“别尔谢涅夫是个什么样的人？”

沃利麦尔来回走累了，就坐下来，说道：

“别尔谢涅夫是我们这儿的公证人。可是他当公证人就像我当芭蕾舞演员一样外行。不久前，他是位担任重要职务的工作人员。他从一九一二年起就参加了革命运动，十月革命时就入了党。内战时期他在军队工作——在骑兵第二军负责革命军事法庭，在高加索区消灭过‘白虱子’。他去过察里津，到过南方前线，在远东主管过共和国最高军事法庭工作。他历尽艰辛，后来肺结核把这个小伙子给撂倒了，因此才由远东来到这儿。在高加索这里，他当过省法院院长，后来又当边区法院的副院长。不久他的肺病更加严重，有致命的危险，才被送到这儿来。这就是我们弄到这个不同凡响的公证人的经过。公证人这个职务十分清闲，因此，他还得以活着。后来我们就悄悄地让他领导一个支部，接着又叫他参加区委会，再后来又是请他负起领导政治学校的职务，又是请他参加监察委员会，以至凡是解决麻烦问题或棘手问题的任何重要委员会，都准得请他参加。除此之外，他还是个狩猎好手，又是一个热心的无线电迷。虽然他只有半个肺，可一点儿也不像害肺病的人，他总是精力充沛。我想，总有一天他会死在由区委会赶往法院去的路上。”

保尔打断了区委书记的话，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你们为什么要给他这么多的工作呢？他在这儿做的工作比来这里之前繁重得多。”

沃利麦尔眯着眼睛斜睨着保尔，说道：

“要是我们给你一个小组，再派你一些工作，别尔谢涅夫也一定会说：‘你们为什么要给他压这么重的担子？’而他对自己呢，却会这样说：‘宁可在轰轰烈烈的工作中干他一年，也不愿在医院里苟且偷生活五年。’显然，只有当我们建成了社会主义，我们才能谈得上珍惜同志们的生命。”

“这是对的，”保尔说，“我也赞成干一年胜过混五年的看法，不过，我们却往往随随便便浪费我们的力量，这样做是有罪的。这一点现在我才明白，这与其说是英勇，不如说是任性和不负责任。现在我才认清，我没有任何权利像过去那样糟蹋自己的健康。原来，这一点儿也不能算英雄行为。如果过去不用斯巴达式的干法，我很可能会多活几年。总之，‘左倾’幼稚病是酿成我目前情况的主要危险之一。”

“现在你这么说，一旦明天能下床，你就把什么都忘得干干净净了。”沃利麦尔心里这样想，但没有说出口。

第二天晚上，列夫·别尔谢涅夫来看保尔，一直待到半夜才走。列夫告别新结识的朋友时，深有感触，他感到好像遇到了失散多年的兄弟一样。

次日早上，有几个人爬到屋顶上去架设天线，而列夫则一面在房里装收音机，一面讲他经历过的一些有趣的事。保尔看不见他，但从塔雅的叙述中他知道列夫长着淡黄头发、浅蓝眼睛、身材高大、动作敏捷，也就是说，这与保尔在他们最初会面时所想象的一模一样。

天快黑时收音机的三只小灯亮了，列夫扬扬得意地把耳机递给保尔。先有一些杂声，接着是像鸟的啁啾一样的港口发报的电码声，在某个地方——显然就在附近的海上又传来了轮船无线电台发报的声音。然后，可变电感器的线圈从杂乱的嘈杂声中捕捉到了一个越来越清晰的、沉着而自信的说话声：

“注意、注意，莫斯科广播电台……”

这小小的收音机通过天线可以收听世界上六十个电台的广播。长期被隔绝的生活现在突然从耳机的钢膜片上冲了出来，保尔感到了它那巨大的搏动。列夫已经十分疲倦，但当看见保尔的眼睛洋溢着喜悦的神情时，他微笑了。

大房子里的人都睡熟了，塔雅在梦中不安地喃喃说些什么。她很晚才疲惫不堪地回到家，时常冷得发抖。保尔很少看到她。她越是积极地投入工作，晚上的闲暇时间就越少。这使保尔想起别尔谢涅夫说过的话：

“如果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妻子是个党内的同志，他们相互就很少有见面的机会。这倒有两个好处，既不会相互厌烦，又没有时间吵架。”他能够反对吗？他早就应该料到这一点。过去，塔雅把她的每个晚上都给了他，而且给了他那么多的温暖、那么多的体贴，但那时她只是他的朋友和妻子，现在她却是他的学生和党内的同志。

保尔明白塔雅成长得越快，她用来照顾自己的时间就越少。他心里坦然地接受了这一必然的事实。

党交给了保尔辅导一个学习小组的任务。

一到晚上，保尔屋子里又热闹起来了。跟年轻人相处在一起使保尔有了精神和朝气。

其余时间里保尔总是听广播。为了给他喂饭，母亲总要费好大劲儿才能使他放下耳机。

无线电广播把失明所夺去的东西又给了保尔，他又有了学习的可能。他克服种种障碍废寝忘食地学习，忘却了持续高烧所引起的全身剧痛，忘却了眼睛火烧火燎的炎肿，忘却了生活带给他的一切不幸和残酷无情。

当保尔从无线电收音机收听到由马格尼托斯特罗伊钢铁联合企业发出的消息，了解到他这一代人的青年接班人高举共产主义青年国际的旗帜取得了光荣的成就的时候，保尔感到异常欣喜。

保尔想象得到像大群野狼一样猖獗的大风雪以及乌拉尔山区的可怕严寒。狂风彻夜怒吼，大雪铺天盖地，第二代共青团员组成的突击队整夜冒着严寒，在弧光灯的亮光下安装那巨大厂房顶上的玻璃，使举世闻名的联合企业的第一批炼铁炉免遭暴风雪和冰冻之害。当年保尔他们那些基辅第一代共青团员冒着风雪完成了运输木材的工作，和这第二代共青团员的业绩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祖国壮大了，人民也成长起来了。

在第聂伯河上，大水冲垮了钢闸，波浪翻滚，吞没了机器、生灵。迅速出动去与自然灾害搏斗的又是共青团员。他们奋战两昼夜，终于把冲出来的洪水赶回钢闸之内。在这场艰巨的抢险斗争中，又是这新一代共青团员战斗在最前列；而在那些英雄人物中，保尔高兴地听到了一个亲切的名字——潘克拉托夫。

(1)　柯察金娜：俄罗斯女人出嫁后随丈夫姓，但在丈夫姓后加“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