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2
会场里爆发出一阵笑声。奥库舍夫跳下讲台，走回原处坐下。此刻走上讲台的是那个年轻的机枪手。他愤怒地把帽子拉到前额上，恶狠狠地用眼睛扫视下面坐着的人们，高声叫喊道：
“你们这些浑蛋！笑什么？”
他的双眼就像两个烧红的煤球。他深深地呼了一口气，浑身气得发抖，接着又继续说道：
“我叫伊万·扎尔基，从未见过我的爹和娘，是个流浪的孤儿，白天要饭，晚上躺在人家院墙边过夜。我挨饿受冻，无家可归。我过的生活连猪狗都不如。哪像你们这些人，成天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阔绰生活。苏维埃政权来了，红军收容了我，全排战士都把我当他们的孩子看待，给我饭吃，给我衣穿，教我读书写字。而主要的是使我懂得了人生的意义。是他们把我培养成了一个布尔什维克，我至死也不会改变我的信念。我十分清楚，现在是为什么而战斗——是为我们大家，为贫穷老百姓，为工人阶级政权！你们这些人坐在那儿，像驴一样叫唤。你们哪里知道，就在这座城郊，我们有两百个同志倒下了，他们永远离开了我们……”扎尔基的声音就像乐器上绷紧的弦发出的声音似的铿锵有力，“他们毫不犹豫地为我们的幸福、为我们的事业而英勇地献出了生命……而且在全国，在各个战场上都有人流血牺牲，你们却在这里寻开心。”说着，他突然转过身来对着主席台，“同志们，现在你们跟这些人说话，”他又用手指着会场，“难道他们这伙人能听得懂吗？不会听懂的！‘饱汉不知饿汉饥’，这里只有一个人跑上来报名，因为他是个穷人，是一个孤儿。你们不参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愤怒地对着会场喊，“我们不再央求了。这样一些人有什么鬼用？你们这些人都该吃机枪子弹！”他气喘吁吁地喊出了最后一句话，就跳下讲台，谁也不看，就径直走出了剧院。
主席台上的人也没有一个留下参加音乐会。在回革委会的路上，谢辽沙痛心地说：
“真是糟糕透了！扎尔基说得对，以这些中学生为开展工作的对象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只会叫人生气！”
“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伊格纳季耶娃打断他的话，说道，“到会的人里几乎就没有无产阶级的青年。大多数人或是小资产阶级，或是城市知识分子，或是小市民。应当在工人青年中开展工作，把工作重点移到木材厂或糖厂去吧。不过，今天这个大会还是有好处的，学生中间也有好同志。”
乌斯金诺维奇也赞成伊格纳季耶娃的意见，说道：
“谢辽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不倦地把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口号灌输到每个人的心坎里。党要使所有的劳动者都注意每一件新发生的事情。我们应当组织一系列群众大会、座谈会和代表大会。车站上的师政治部正着手开办夏天剧场，再过几天宣传列车就要开来，那时我们将全力以赴地开展工作。要记住列宁说的话：如果我们不能吸引千千万万劳苦大众参加斗争，我们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深夜，谢辽沙送乌斯金诺维奇回车站。当他们分手的时候，谢辽沙紧紧地握住她的手，久久不放。对此，乌斯金诺维奇窃窃一笑。
谢辽沙在回城的路上，顺便到自己家里看看。
谢辽沙默不作声地听着母亲的怨骂，一句话也不反驳。但他父亲开口骂他时，他就立刻“反守为攻”，使老父亲尴尬至极。
“老爸，听我说，当德国兵盘踞在此地，你们举行罢工，还在机车上打死押车兵，那时你想过家吗？你想过，但你却走了，工人阶级的良心使你那样去做。同样，我也想到过家，想到过你们。我明白，要是我们不得不撤退时，你们是要为我吃苦头的。但是反过来，要是我们获胜，那我们大家就会翻身的。我不能坐在家里。老爸，这一点你自己也很清楚。我们为什么要争争吵吵呢？我是在干正经事，你应该支持我、帮助我，可你却和我吵闹。老爸，让我们和解吧，那妈妈也就不会对我嚷嚷了。”谢辽沙那双纯洁的蓝眼睛直盯着父亲，亲切地微笑着，他坚信自己是对的。
谢辽沙的父亲老布鲁查克局促不安地坐在凳子上，接着他微笑了，两排黄牙在乱糟糟的短口髭和未曾修剪的胡须间露了出来。
“你倒用工人阶级的良心来压我，你这机灵鬼！你以为你身上别着手枪我就不会再叫你挨我的皮鞭了吗？”
但他的口气一点儿也没有威胁的意思。他不好意思地踌躇了一会儿，就毅然把他那起茧的粗糙双手向儿子伸过去，补充说：
“谢辽沙，我的孩子，将革命的车向前开吧，我绝不会在你上坡的时候给你刹车。不过你要常回家来看看。”
夜。微微开着的房门射出一束长方形的灯光，印在台阶上。在一间摆着许多柔软的天鹅绒沙发的大房间里，五个人正围着律师用过的宽大写字台坐着。这是革委会委员们在开会。他们是多林尼克，伊格纳季耶娃，戴着哥萨克皮帽、样子像吉尔吉斯人的肃反委员会主席季莫申科，还有两个革委会委员：大个子的铁路工人舒季克和长着短而大的鼻子的铁路机务段工人奥斯塔普丘克。
多林尼克俯身在写字台上，眼睛固执地瞧着伊格纳季耶娃，声音沙哑地、像是一字一字背出来似的说：
“前线需要给养，工人需要食粮。咱们刚到此地，唯利是图的商人和投机倒把的贩子便抬高物价。他们不收苏维埃纸币，买卖仍用旧币，沙皇尼古拉币或是临时政府的克伦斯基币。今天，咱们一定要定出固定价格。咱们也清楚，这些投机商人谁也不会按规定的价格出售货物，他们一定会把货物藏起来。那时就进行搜查，没收这些奸商囤积的物品。对于这些奸商，我们一点儿也不能心慈手软。咱们不能让工人们再饿肚子。伊格纳季耶娃同志警告我说不要搞得太过火。依我说这是因为她还带着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你不要生气，伊格纳季耶娃同志，我是有什么就说什么。要注意，关键问题不在小商人身上。例如，今天我就得到一个消息，说旅馆老板鲍里斯·索恩有一个秘密地窖，在彼得留拉来此以前就有好多大商人把大量物品都囤积到这个秘密的地窖里了。”他带着讽刺的冷笑，意味深长地看了看季莫申科。
“你是从哪里知道的？”季莫申科茫然地问道。他感到又羞又恼，因为这类事本该他最先知道，但多林尼克得到这类消息总是比他早。
多林尼克笑了起来。
“嘿嘿！老兄，无论什么都逃不过我的眼睛。我不光知道那个地窖，”他继续说，“还知道你和师长的司机昨天喝了半瓶家酿的好酒哩！”
季莫申科坐立不安，发黄的脸一下子涨红了。
“去你的吧，你这鬼木匠！”季莫申科满不在乎地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来。但是他一瞥见伊格纳季耶娃那副紧蹙眉头的神气，就沉默不语了。“这个鬼木匠！他倒有自己的‘肃反委员会’。”季莫申科瞧着革委会主席，心里这样想。
“这地窖的事情，”多林尼克接着说，“是谢辽沙告诉我的，他有一个朋友在车站食堂里当过伙计，他那朋友从食堂的厨师们口里知道，食堂里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都是索恩大量供给的。昨天，谢辽沙又得到确切的情报：索恩的确有这么一个地窖，只是得寻找。季莫申科，你带几个弟兄和谢辽沙去一趟。就在今天，务必把地窖找到！一旦找到这个地窖，我们就不愁没有东西供给工人们和驻军师食品供给委员会了。”
过了半小时，八个全副武装的士兵走进旅馆老板的宅院，另有两人留在外面把守大门。
老板是个圆墩墩的矮胖子，活像一只大酒桶，长着一脸又短又硬的棕红络腮胡子。他的一条木头假腿踩得地板噔噔噔地响。他满脸堆着谄笑，出来迎接这些进来的人，声音沙哑地问道：
“同志们，有何贵干呀？干吗这么晚还光临寒舍呢？”
站在索恩后面的是他的几个女儿，她们身披睡衣，季莫申科手电筒的亮光照得她们眯缝着眼睛。隔壁房间里，肥胖的老板娘一面穿衣，一面唉声叹气。
季莫申科只用两个字做了回答：
“搜查。”
房子里的每一块地板都检查过了。宽敞的板棚、锯好的木柴堆、储藏室、厨房、容量很大的地窖，全都搜查过了，但是一点儿秘密地窖的痕迹也没有发现。
厨房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睡着一个女用人，她睡得非常香甜，连有人走进房间都不知道。谢辽沙小心翼翼地把她唤醒。
“你是什么人？在这儿做工的吧？”谢辽沙向这个还没睡醒的姑娘问道。
姑娘拉着被头盖住肩膀，用手遮住手电筒的亮光。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惊疑地回答道：
“是的，我是这儿打工的。你们是什么人？”
谢辽沙向她说明了来意，吩咐她把衣服穿好，就走开了。
季莫申科正在那宽敞的食堂里审问老板。老板喘着粗气，溅着唾沫星子，心情紧张地说道：
“你们要怎么样？我就只有一个地窖。你们这是白费时间。我向你们保证，这是白费时间。不错，从前我开过旅馆，现在我已成了穷光蛋。彼得留拉的大兵早把我家抢了个精光，我差点儿连性命也丢掉了。我对苏维埃政权心悦诚服，但我所有的东西都明摆着，你们也都看到了。”他说话时老是摊开他那肥胖的短胳膊。他那对布满血丝的眼睛不住地从肃反委员会主席的脸上溜到谢辽沙的脸上，又从谢辽沙的脸上溜到屋角或天花板上。
季莫申科咬牙切齿地说：“这就是说，你还想继续瞒我们？我最后一次劝告你，请你把地窖的位置说出来！”
“哎，您说到哪儿去了，长官同志，”老板娘插嘴说，“我们自己都在挨饿哪。我们家所有的东西都给抢光了。”她本想放声大哭，但眼泪就是挤不出来。
“你们挨饿？可你们还养着女用人哩！”谢辽沙说道。
“唉，那哪能说是女用人哪！那只是收养的一个穷女孩子罢了，她无依无靠。就叫赫里斯金娜自己把她的身世告诉你们好了。”
“得了！”季莫申科喊了一声，他已忍无可忍了，“再搜！”
外面天已经透亮，季莫申科他们还在旅馆老板的房间里一遍一遍地仔细搜查。季莫申科搜了十三个小时都没有结果，心里十分窝火，本打算停止搜查，可就在这个时候，正要走出女用人房间的谢辽沙听见她低声说道：
“大半是在厨房的炉子里面。”
十分钟后，那个俄国式大炉子被拆毁了。
地道口的铁门也被打开了。又过了一个小时，一辆载重两吨的卡车满载着许多大酒桶和无数粮袋子，穿过看热闹的拥挤人群，从旅馆老板的宅院开走了。
那是一个炎热的中午，保尔·柯察金的母亲玛丽亚·雅科夫列芙娜拎着个小包，从车站回来。她听阿尔焦姆讲述保尔被抓的前前后后时，哭得非常伤心。长日漫漫，凄凄惨惨。她实在无以为生，就找了个给红军战士洗衣服的活计。战士们也设法替她弄到了一份口粮。
一天傍晚，她听见了阿尔焦姆在窗外走路的脚步声，他走得比平常快得多。刚一推开门，他就在门槛处喊道：
“保尔来信了！”
保尔在信中这样写道：
亲爱的哥哥阿尔焦姆：
告诉你吧，亲爱的哥哥，我还活着，虽然不是很健康。我大腿上挨了一枪，可是现在已快痊愈了。医生说，骨头并没有受伤，你不必为我担心，很快就会好的。我出院后也许可以休假，那时我一定回来看看。我那次走时没能见到母亲，现在已成了科托夫斯基骑兵旅的一名红军战士了。不用说，你已经听过大名鼎鼎的科托夫斯基的英勇事迹了。我从未见过像他这样勇猛善战的人，我对我们旅长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们的好母亲回家了吗？要是已经回家，请代为转达她的小儿子的亲切问候。你们为我操尽了心，请原谅。
你的弟弟 保尔
又及：阿尔焦姆哥哥，请到林管局主任家把这封信的内容告诉冬妮娅。
玛丽亚·雅科夫列芙娜又痛哭了一场。这荒唐的孩子，连所住医院地址都没有告诉给她。
谢辽沙经常到车站上那节挂着“师政治部宣传鼓动处”牌子的绿色客车车厢上去。乌斯金诺维奇和伊格纳季耶娃两人就在这节车厢的一个小包间里办公。伊格纳季耶娃的双唇总是叼着一支香烟，嘴角总是挂着狡黠的微笑。
共青团区委书记谢辽沙不知不觉地跟乌斯金诺维奇亲近起来，因此每次除了带回一捆捆书籍和报纸外，还从车站带回与乌斯金诺维奇的短暂会见在他心灵中留下的模糊而愉快的感情。
师政治部的露天剧场每天都挤满了工人和红军战士。轨道上停着第十二军的宣传列车，车身到处贴满鲜艳夺目的宣传画。这节宣传列车上热火朝天，人们都在昼夜紧张地工作着。车上的印刷所成天忙着赶印报纸、传单和布告。前线近在咫尺。一天晚上，谢辽沙偶然来到剧场里，在一群红军战士中发现了乌斯金诺维奇。
夜已深了，当他送乌斯金诺维奇回车站去的时候——师政治部的工作人员都住在那儿——谢辽沙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地突然对她说：“丽达(1)同志，不知为什么我老想见到你。”接着他又补充道，“跟你在一起总是那样愉快！每一次和你见面之后，我就觉得精神振奋，工作干劲倍增。”
乌斯金诺维奇停住脚步，说道：
“你瞧，你怎么啦，布鲁查克同志？让我们来个君子协定，今后再不要作这种抒情诗了。我不喜欢这样。”
谢辽沙像一个挨了训斥的小学生似的，满脸通红。他回答说：
“我是把你当成知心朋友才这样说的，而你却待我……难道我说的是反革命的话吗？好，我往后再也不会贸然开口了，乌斯金诺维奇同志！”
谢辽沙匆匆握了乌斯金诺维奇的手，转身快步向城里跑去。
此后一连几天，谢辽沙都没在车站露面。要是伊格纳季耶娃叫他去，他就推托，借故说他工作很忙。事实上他也的确忙得不可开交。
一天晚上，革委会委员舒季克回家时，路过糖厂波兰籍高级职员聚居的街区，有人向他开枪。对住宅进行搜查后，发现了一个由毕尔苏斯基分子拼凑的“狙击手”反革命组织的枪支和文件。
乌斯金诺维奇也出席了革委会的会议，她把谢辽沙拉到一旁，平心静气地问道：
“你怎么啦？我伤了你那小资产阶级自尊心了吧？你把私人的事和革命工作混在一起，同志，这样不好。”
于是，一有机会谢辽沙就往绿色客车上跑。
谢辽沙参加了县代表大会，进行了两天激烈的辩论。第三天他跟全体代表一起，带着武器，在河对岸的树林里一连二十四小时地追击以查鲁德雷为首的彼得留拉匪帮的残渣余孽。谢辽沙回来之后，在伊格纳季耶娃那里碰到了乌斯金诺维奇。他送乌斯金诺维奇回车站，临别时紧紧地、紧紧地握住乌斯金诺维奇的手。
乌斯金诺维奇生气地把手抽了回去。自此之后，谢辽沙又有很长时间没有到宣传列车上去。他故意躲开乌斯金诺维奇，甚至在工作上需要和她面谈的时候也避而不见。最后，当她固执地要谢辽沙解释这种行为时，谢辽沙斩钉截铁地说：
“我有什么可向你解释的？你又会给别人扣上什么‘小资产阶级行为呀’‘背叛工人阶级呀’的帽子。”
高加索红旗师的军用列车开进了车站。三个肤色黝黑的指挥员来到了革委会。其中一人瘦高个子，身上束着一条模压花纹武装带。他逼近多林尼克，说道：
“你少废话，给我一百车干草料！马快饿死了。”
谢辽沙和两个红军战士被派去征收草料。在一个村庄里，他们突然遭到富农匪帮的袭击。匪徒们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把他们打了个半死。谢辽沙较其他两人受的伤轻，对方看他年幼才饶了他。贫农委员会的委员们把他们送回了城里。
一个小分队被派到村里去，干草料第二天才征收到。
谢辽沙不愿意惊动家里人，所以就在伊格纳季耶娃的房间里养伤。乌斯金诺维奇来看望他，这天谢辽沙初次感到了她握手时是那么亲切而热烈，可谢辽沙却从来都不敢那样亲切而热烈地去握她的手。
在一个酷热的中午，谢辽沙跑到宣传列车上，把保尔的来信念给乌斯金诺维奇听，还给她讲了一些关于保尔的事。临走的时候，他顺口无意地说：
“我到林中的湖里去洗澡。”
乌斯金诺维奇放下手头的工作，拦住他说：
“等一下，咱们一块儿去。”
湖面如镜，湖上风平浪静。两人来到湖边，被透明、温暖的湖水所吸引，便停下了脚步。
“你到大路口等一会儿，我要洗澡。”乌斯金诺维奇命令似的说。
谢辽沙坐在小桥旁边的石头上，脸朝着太阳。
他的身后传来水花四溅的声音。
透过树林，谢辽沙看见冬妮娅·杜曼诺娃和宣传列车的政委丘扎宁正沿着大路走来。丘扎宁长相英俊，身穿考究的英国弗伦奇式军官制服，上束军官武装带，足蹬咯吱咯吱作响的锃亮长筒马靴。他挽着冬妮娅的胳膊，一边沿着大路行走，一边在和她谈着什么。
谢辽沙认出了冬妮娅，是她替保尔送便条给他的。冬妮娅也凝视着谢辽沙，显然是认出了他。当冬妮娅和丘扎宁走到他的身旁时，谢辽沙从口袋里掏出信来，拦住冬妮娅，说道：
“同志，请等一下，我这里有一封信，这封信多多少少与你有关。”
他把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信纸交给了冬妮娅。她从那个男人的胳膊里抽回自己的手，读起了保尔的信，信纸在她手中微微抖动。她把信交给谢辽沙，问道：
“你还听到了保尔别的什么消息吗？”
“没有。”谢辽沙回答说。
这时候谢辽沙听见乌斯金诺维奇在身后踏着鹅卵石走来的脚步声。丘扎宁一看到乌斯金诺维奇，便低声对冬妮娅说：
“咱们走吧。”
但是，乌斯金诺维奇用轻蔑、讥讽的声音拦住丘扎宁：
“丘扎宁同志，宣传列车上一整天都有人在找你哩。”
丘扎宁极不友好地斜睨着乌斯金诺维奇，说道：
“没有关系，没有我也能行。”
乌斯金诺维奇望着这两人的背影，说道：
“这个狡猾的骗子迟早会被清除出去的。”
树林在低语，枝繁叶茂的高大橡树在频频点头。湖上空气清新，湖水清澈凉爽，谢辽沙也跳到湖中洗了个痛快。
洗完之后，在离林间小道不远的地方，谢辽沙找到了乌斯金诺维奇，她正坐在一棵被风吹倒的橡树上。
他们两人一边交谈着，一边向树林的深处走去。他们来到了野草葱茏的林间小径，便决定在那里休息会儿。树林里鸦雀无声，只有高大的橡树在悄然低诉着什么。丽达·乌斯金诺维奇躺在柔软的草丛中，头枕在弯曲的臂膀上。她那穿着补了又补的皮鞋的细长双脚都没在深深的青草中。谢辽沙无意中瞟着她的双脚，看见那鞋上整整齐齐的补丁，又看了看自己的靴子，脚趾从靴子的大窟窿里露了出来，他委实忍俊不禁。
“你笑什么呀？”丽达问道。
谢辽沙指着靴子说：
“穿着这样的靴子，叫我们怎样去打仗？”
丽达没有回答。她轻轻咬着草茎，心里想着别的事情。
“丘扎宁是个很糟糕的共产党员，”丽达终于说话了，“我们别的政治工作人员都穿着破旧衣服，但他却一心光想着自己，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他是我们党里一时得宠的投机分子……可是，前线的情况实在很严重。我们的国家必须坚持长期而残酷的斗争。”她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又说，“照我看来，谢辽沙，我们不仅要用语言，而且要用武器去战斗。你听到了中央委员会动员四分之一的共青团员上前线去的决议吗？我想，谢辽沙，我们绝不会在这儿久待的。”
谢辽沙倾听着乌斯金诺维奇说的每一句话，从她的声音里，他听出一种异乎寻常的音调来。谢辽沙感到愕然。她那双又黑又亮又水灵的眼睛紧盯着谢辽沙。
谢辽沙差点儿按捺不住自己的感情，想告诉她，她的眼睛就像一面镜子，从那里面可以看见一切，但他及时抑制住了自己。
丽达·乌斯金诺维奇用肘部支撑着，欠起身子问道：
“你的手枪在哪儿？”
谢辽沙摸着他的空枪套，难过地说：
“在征收干草料时被那帮富农匪徒抢走了。”
丽达把手伸进制服口袋，摸出一把锃亮的勃朗宁手枪。
“谢辽沙，看见那棵橡树了吗？”丽达用枪口指着二十五步开外那个布满深深褶痕的树干，平举右手，几乎没有瞄准就砰地开了一枪，被打碎的树皮向四面飞落。
“看见了吧？”丽达非常得意地喊道，接着又放了一枪，树皮簌簌地散落在草地上。
“你来吧，”丽达把手枪递给谢辽沙，带着挑逗的口气说，“瞧瞧你的枪法。”
谢辽沙一连放了三枪，只有一枪没有打中。丽达微笑着说：
“我还以为你的枪法不会这样好呢。”
丽达把手枪放在地上，躺到柔软的草地上。透过她的制服上衣可以看见她那富有弹性的胸脯的轮廓。
“谢辽沙，到这儿来！”丽达轻柔地说。
谢辽沙的身子移到她的身边。
“看那天空，它碧蓝碧蓝。你的眼睛也跟天空一样碧蓝，这样不好。你的眼睛应该是灰色的，像钢铁般的颜色才好。碧蓝色——未免太温柔了。”
突然，丽达抱住谢辽沙那长着淡黄色头发的头，纵情地吻着他的双唇。
两个月一晃而过。秋天又来临了。
黑色的帷幕遮住了树林，夜不知不觉地笼罩了大地。师政治部的无线电报务员俯身在断断续续发出嘀嘀嗒嗒响声的“莫尔斯”牌电报机上，按住手指下小蛇一般溜出来的狭长的纸带。他迅速地把纸带上那些点和短线译成了下面的文字：
第一师师参谋长并抄送舍佩托夫卡革委会主席。收到本报十小时内市里所有机关一律撤退，留驻军一个营，归指挥该战区之某团团长统辖。师参谋部、政治部以及各军事机关撤至巴兰捷夫车站。执行结果务向师长报告。
此令（签名）
十分钟后，一辆摩托车闪着电石车灯在城里寂静的街道上奔驰着。它在革委会的大门口突突突地喷着气停了下来。驾驶摩托的通讯员将电报交给了革委会主席多林尼克。人们都紧急行动起来。特务连马上集合整队。一个小时后，几辆满载着革委会财产和物品的车子的车轮在街道上嘎吱作响，人们肩扛手提着各种东西在波多尔斯克车站整装待发。
谢辽沙听完电报之后，紧随着驾驶摩托的通讯员走到了外面。
“同志，可以搭你的车去车站吗？”
“坐在后面吧，不过要抓牢。”
在离那已经挂在列车上就要开出的绿色车厢约十步远的地方，谢辽沙伸开双臂抱住丽达的肩膀，感到好像就要失掉他所疼爱的无价之宝。他低声说道：
“再见了，丽达，我亲爱的同志！咱们会见面的。你千万别忘了我！”
谢辽沙感到惊恐，几乎要放声大哭起来。他该马上离开了，他再也没有勇气说出一句话来，只是紧紧地握着丽达的手，把她的手都握疼了。
次日早晨，舍佩托夫卡城和该城的车站显得空空****、冷冷清清。最后一列火车的车头仿佛向这座城市告别似的响了几声汽笛。留守该城的一个营的战士在车站铁道两旁布下了防护散兵线。
树上的黄叶飘落满地，树枝变得光秃秃的，寒风卷着残叶悄无声息地在路上旋转着。
谢辽沙穿着红军大衣，束着粗亚麻布做的子弹带，与十名红军战士一起占据着糖厂外面的十字路口，“静候”波兰军队的到来。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轻轻地敲着他的邻居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的门。格拉西姆尚未穿好衣服，就从洞开的门向外张望，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朝那些持枪行走的红军战士望了一眼，向他的朋友丢了个眼色，说道：
“他们撤走啦。”
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忧心忡忡地看了看他说：
“你知不知道波兰人用什么旗徽？”
“好像是只独头鹰。”
“从哪儿可以弄到这种旗子？”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不安地搔了搔头皮。
“他们有什么关系？”他沉思了一会儿说道，“他们说走就走，只是苦了咱们这些人，你得绞尽脑汁看怎么样才能适应新政权。”
一挺机枪嗒嗒嗒地响了起来，枪声打破了市区的寂静。骤然，车站上传来了列车的汽笛声。接着响起了大炮的轰隆声，重磅炮弹轰轰地掠过高空，落在糖厂旁边的大路上，腾起的蓝烟立刻笼罩着路旁的丛林。这时红军战士沿着大街不时地四下张望，悄悄地撤退。
一串串吹凉了的泪珠在谢辽沙的面颊上流着。他急忙把泪珠揩掉，并且朝周围的同志们瞅了瞅。幸好，并没有人发现他在流泪。
和谢辽沙并排走的，是又瘦又高的木材厂工人安捷克·克罗波托夫斯基，他的手指扣着步枪的扳机。安捷克一路上脸色阴沉，忧心如焚。他的眼睛碰着谢辽沙的视线，于是就把内心的忧虑向谢辽沙和盘托出：
“波兰人会镇压咱们的人，特别是我家里的人。他们会说：‘你这个波兰人竟敢反对波兰车队！’他们定会把我父亲赶出木材厂，用鞭子抽他。我本来叫他跟我们一道走，但他老人家却舍不得丢掉这个家。唉，这些该死的，赶快跟他们干吧！”安捷克愤愤地把滑落到额头上的军帽往头顶上推了推。
……再见吧，我的故乡！再见吧，你这个不大美丽的、肮脏的、房屋丑陋的、街道弯曲的亲爱的小城！再见吧，亲人们！再见吧，瓦莉娅！再见吧，转入地下工作的同志们……凶狠残暴的异族白色波兰军团已兵临城下了。
衣着肮脏的机务段的工人们，一个个都用沉痛的眼神目送着红军战士们。谢辽沙激动地向他们喊道：
“同志们，我们还要回来的！”
(1) 丽达：乌斯金诺维奇的名字，后者是父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