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重塑传统

第一个被刘秀解决的是为他哥哥复仇的赤眉军。公元27年，刘秀在崤底（今河南渑池西南）设下埋伏，成功伏击了赤眉军主力，把王莽帝国送进坟墓的绿林军和赤眉军至此使命完成，退出历史舞台。

消灭赤眉军的两年后，刘秀打响了一场针对豪强政权和王莽时代地方官政权的内战。从公元29年拿东海王董宪开刀，到公元36年消灭盘踞汉中的公孙述，刘秀用了七年时间，终于打完内战，恢复西汉疆土，完成了中国的统一。所有人都必须承认，这个毫无大志的人居然奇迹般地复活了西汉王朝，成为中华世界的主人。

任何人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刘秀打破了人必须有远大理想的毒鸡汤，近乎小农意识的他之所以取得天下，成功密码共有以下几条。

第一，刘秀生性敦厚，具备诸如真诚、高度自律、立己达人等美德，这些美德很容易获取他人的认同和信任；第二，刘秀拥有与生俱来的用人天赋和军事天赋，比如在和赤眉军的战争中，他能当机立断临阵换将，让擅长打农民起义军的冯异取代统帅邓禹，这是用人天赋，至于军事天赋，他用了两年时间就扫平了无数个河北变民集团，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能用兵如神者，刘秀能进三甲；第三，刘秀深谙人性，并懂得顺应人性，耿纯只说了一段“攀龙附凤”的话，他马上醒悟，立即称帝；第四，他有着让别人嫉妒的好运气，刘玄不杀他是运气，非但不杀他，还把他放生到河北自由创业是超级好运气，统一战争中的对手，全是二把刀，这种运气简直是踩了无敌狗屎，好运气是任何成功人士都讳言但却绝对存在的密码。

刘秀完成统一后，发现中华世界乱了很久，他决心整顿，让中华世界重现久违的和平与秩序。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统一天下的皇帝都有这种善念，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心，一念发动即是行，刘秀能有这样的念头，就证明他是封建王朝的一个合格皇帝。

他整顿中华的思路是重启传统：沿袭西汉帝国封建制（封刘氏成员为王）和郡县制二合一的制度。这是因为在他打天下的过程中，有很多皇族成员出力不少，比如皇后郭圣通的舅舅真定王刘扬，就为刘秀平定河北立下大功勋。而对于功臣群体，刘秀软硬兼施，让他们告老还乡，享受荣华富贵。另外就是把天下大权全部集中于首都洛阳，而洛阳政府的权力又集中于皇帝。弃功臣不用，但又不能如朱元璋那样卸磨杀驴，所以刘秀在物质与名誉上给予功臣最大恩惠。物质上，退休的功臣有房，有马车，更有老百姓望洋兴叹的庞大土地；名誉上，搞了个功臣红花榜，号称云台二十八将。放弃功臣而不用又必须用人，刘秀的方式是使用儒家知识分子。也许在刘秀看来，儒家培训出来的知识分子极度尊君，对君主没有危害，又能以民为本，可巩固他的政权。

为了让各地官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刘秀恢复了被刘彻废除的刺史（监察官员）一职，让刺史们每年都去地方监督、惩罚官员。同时，虽然集权于首都，但仍然给予地方行政自治资格。东汉帝国的地方官权力非常大，州的长官称为牧，州所管辖的郡的长官称为太守，州牧和太守可自作主张任命下属，同时还掌握管辖区内的军队，是名实相符的军政长官。东汉末年，各州牧称王称霸，就是刘秀此时埋下的炸药。

如何走一条治理王朝的新道路，刘秀深思熟虑之下，决心坚定祖宗们的道路，全盘复制西汉王朝，这就叫道路自信。

西汉王朝初期，采用的是黄老无为之治，刘秀沿袭前人，用三种方法恢复国家力量：一是俭，二是慈，三是不折腾（不敢为天下先）。在俭上，刘秀以身作则，节制心中的欲望，勤俭持国，他穿素衣，吃粗茶淡饭，耳不听音乐，手不持珠玉。简化后宫组织，控制赏赐。

西域有国进献千里马，刘秀得知这畜生居然吃特别昂贵的草料，马上释放，任其自生自灭。皇帝的一切和政事无关的活动，诸如狩猎、水上游玩等，全部取消。更有意思的是节省纸张（当时是木片），刘秀所书写的内容一札十行，札是纸张未发明前用来书写的小木片，一块小木片上的文字通常为三到五行，刘秀却写十行，字字如蚂蚁，这说明他节俭得有些变态。有些年纪大的臣子看他的木札，总是容易看串行。领导人节俭，下面的人不敢不节俭，大家都照着领导人的模样或真或假地做，效果显著。

第二条是仁慈，刘秀在位三十五年，多次颁布减轻百姓赋税、释放奴隶的政令，对中国之外的战争即使是正义的，也不轻易动兵戈，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同时抑制豪强势力，实行“耕者有其田”的爱民政策。对百姓仁慈的同时，他对官员却极为苛刻。刘秀喜欢亲自面试行政官，代表着最高权力的尚书台官员，无论官职大小，全由刘秀亲自审核。任何官员稍有失职，立即严厉惩处。按常理，官员被选入帝国最高权力机构应该高兴，可人人都愁眉苦脸。因为东汉帝国的尚书台是刑场，尚书台除第一任长官邓禹全身而退外，其他诸如伏湛、侯霸、韩歆、欧阳歙、戴涉等，要么被免职，要么被处死。

刘秀和后来的杨坚（隋文帝）、朱元璋（明太祖）一样，对百姓很好，但对官员极为严苛。这样的领导人，如果不是开国者，很难坐稳位子。也正因他们是开国者，所以敢这样做。

第三条是不折腾，凡是西汉帝国没有做过的事，刘秀绝对不去做。凡是西汉帝国做过的事，他都小心地还原。内战结束不久，匈奴在西域截杀中国商人，那些曾披荆斩棘的武将们要求出兵惩治匈奴，刘秀说：“汉（西汉）初年没有这样的事，不能做。”西南原始森林中有少数民族叛乱，武将们都觉得在原始森林中用兵事倍功半。刘秀说：“高祖当初对付叛徒，无论在哪里都要剿灭，给我打。”

政治思想上以无为为主导是每个王朝初期的必经之路，若想王朝持久，除此之外无其他选项。刘秀顺应天理，以黄老之学恢复中华世界，可谓深识时务。这一点，他做得没有问题。他的问题而且是大问题，出在对当时儒家思想世界的塑造上。

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主的儒家思想固然主张尊君，但尊君的目的是君主要为人民服务。民主君仆制，这是中国儒家早就提出的伟大思想，不过和这个世界上其他所谓的民主制不同的是，中国儒家主张的君主这个仆人如果不合格，他绝不会全身而退，孟子和荀子就激进地主张，仆人不尽职时，要么干掉他（诛杀独夫民贼），要么就让他把屁股从龙椅上挪开（让贤）。这种思想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邹衍那里得到升华，即“五德终始说”。

刘秀对这种思想深恶痛绝，他感悟出，近半个世纪的动乱全由王莽引起。而王莽之所以出现，就在于主张让贤的“五德终始说”，若想避免这种情况死灰复燃，必须对“五德终始说”斩尽杀绝。刘秀虽然喜欢务农，但他有知识分子的血液，二十多岁时，他曾到王莽所建的培养儒家知识分子的太学读书。至于他的知识水准如何，和他合资买过一头驴的同学韩先生说，刘秀主攻《尚书》，但水平实在不敢恭维。刘秀解析《尚书》时，那头驴眼红心跳，不停地想挣脱缰绳逃走。

刘秀本人的儒家知识水准很低，这却不能阻挡他钦羡儒家思想。在战争时期，刘秀每平定一处，必亲自拜访当地儒者，事实上，这些儒家知识分子都是王莽培养出来的，要么是他的同学，要么是他的校友。刘秀对这些校友和同学极为尊重，建国不久，他得知同学严子陵正在民间粗茶淡饭地隐居，连续三次派人去请。严子陵到洛阳后，刘秀经常和他日夜畅谈，搞得阴丽华对严子陵有很大的意见。有一次，严子陵和刘秀二人同床睡觉，严子陵居然把腿放到刘秀的肚子上。众所周知，皇帝的肚子虽然看着是肚子，但绝对不是普通的肚子，而是圣物，不容侵犯。醒来后，严子陵紧张地道歉，刘秀只是一笑，说：“这肚子随时为你们知识分子的腿而准备啊。”

刘秀对儒家知识分子除了如慈父对幼儿般地关怀，还授予他们重要职务，让他们为帝国出力。但这种关爱和授权是有条件的。他要的知识分子绝对不能遵守从前的思想，他要塑造他们，使他们和从前说再见。

他联合大批儒家知识分子，肆无忌惮地批判王莽是伪君子，王莽政权建立的方式是篡夺而不是民选。

有人轻声反驳说：“王莽几十年内外合一，怎么可能是伪君子？他的政权的确是民选而来。”

刘秀就拍案大叫说：“他就是贼子，就是伪君子，所谓‘五德终始论’荒唐透顶，今后不要再提！”

既然“五德终始论”是伪科学，那么，让贤也就失去了合法合理性。这才是刘秀真正想要的。刘秀是想告诉中国人，用让贤的和平方式把政权转移是罪大恶极的，天下应该永远一家一姓，家天下是天理，这让我们想起两百多年前嬴政的梦话。刘秀把儒家思想中本就幽如鬼火的“传贤不传子”政权交接思想彻底封存，刘秀得意扬扬地说：“传贤会引起争斗，传子则不会，即使有争斗，也是两三个人的争斗，影响不大，可忽略不计。”

他说得没错，权力传子制虽然不能避免争斗，却极大地减少了争斗，使权力交接的阴谋和血腥被限制在一定范围，没有伤及太多的无辜。

刘秀之后的所有皇帝都把刘秀看作第一等皇帝，因为他维护了一姓天下应传之万世的真理。当然，不可避免的是，如果权力不传贤，那就只能由死人千万、血流漂杵的暴力开始和结束。

干掉儒家最推崇的让贤思想，却又高度强调儒家对个人要求的道德修养，由此形成了名节风尚。刘秀特别喜欢表彰个人名节，在通过察举制选拔官员时，四项标准中排名第一的就是“德行高妙，志节清白”的名节。推崇名节其实是为了推行“忠臣不事二主”的官员价值观，将天下所有人才的思想都固定在忠于一家王朝这个天理上。

“名节”属于道德范畴，不可量化，没有统一的标准，人人都希望通过名节捞到官职，所以举荐人和被举荐人就形成了一种暧昧而牢固的友好关系，被举荐的人常常在道德上弄虚作假，同时，由于政府招收的官员有限，所以大多数人都没有机会向君主展现“忠臣不事二主”的价值观，只能退而求其次，向直属领导（推荐人）展示。于是，流弊产生。

第一，把孝极端化。是人就有尽孝的义务，所以大家都在孝上面煞费苦心。元人编辑的《二十四孝图》，其滥觞就在东汉。有的孝子为给母亲治病，割掉身上的肉，有的孝子在严寒时节脱光衣服趴在冰面上试图暖化寒冰，取到鲤鱼。这些极端的展现孝的方式，让人不寒而栗、莫名其妙。整个东汉时代，想被举荐做官的人先是给母亲服三年之丧，当所有人都这样做时，服三年之丧就没了竞争力，于是有人出奇制胜，服六年，甚至九年。在大家都把服丧年限提高后，给父母服丧又失去了竞争力，于是有人脑洞大开，给领导服丧。这俨然是一场鬼畜表演。所有想要捞到官职的人或真或假地做着，希望引起官方的注意，从而步入仕途，发家致富。

第二，兄弟谦让。这种谦让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让出爵位，一部分是让出财产。有爵位的老爹死后，爵位本应由兄长继承，但兄长发现爵位不怎么样，于是敲锣打鼓地把爵位让给弟弟。可爵位乃国家所赐，是公物，不能说让给谁就让给谁，兄长痛哭流涕地给皇帝上书，要让爵。皇帝不允，兄长再上书，搞得天下皆知，目的达到后，兄长才极不情愿地继承爵位。至于让财产，更是让人心惊，有的做兄长的把老爹留下的全部财产让给弟弟，自己则吃糠咽菜。

千年前尧舜提倡的孝顺和谦让，到东汉末年，虽有孝顺和谦让的种种行为，但念头已不正。孝顺和谦让这两种美德成为谋取官职的手段，人心浮躁，刘秀难辞其咎。

人的行为倘若不是发自内心，而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行为本身就失去了意义，因为这已经是典型的知行不一。人孝顺父母，那就一门心思专注于孝顺父母这件事，如果想着靠孝顺父母得到个孝子的名声，这就是知行不一。

第三，为恩主报私仇。用各种方式展示名节的人最后受到官员推荐，该官员就成为其恩主。为报答恩主，被举荐人为恩主上刀山，下火海，眼睛都不眨，为恩主报仇根本不在话下。比如，退休官员苏谦被当年的仇人李暠陷害致死，曾被苏谦举荐的一些人就挖掘地道，进入李暠房间，杀了李暠的儿子和小老婆，又跑到李暠老爹的坟墓处，掘尸砍头，这种目无法纪的行为居然受到当时社会舆论的好评，可见是非不分、良知不明到何种地步。

第四，变态的廉洁。官员贪污是中国古代普遍现象，大家都知道皇帝最恨贪污，于是做激烈地矫正。做小官的人想要继续飞黄腾达，不但不能收其他人的礼物，甚至连亲人都要拒之千里。官员范丹去姐姐家吃饭，饭后非要付饭费，搞得他姐姐用扫帚将其扫地出门。

从以上论述可知，刘秀所推崇的名节产生了以下恶果。

一、官员只重视身边和眼前的人际关系，鼠目寸光，忘记了法律、道德、社会责任感和对国家的奉献。那些被恩主推举上来的官员，眼中只有恩主，没有皇帝，这导致百年来所建立的如苏武、李陵那样的爱国主义烟消云散。更要命的是，进入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只对恩主负责而不对国家负责，于是对国家指指点点，忘恩负义。国家用俸禄养出了无数白眼狼，知识分子对国家只有批评，没有建设，放弃家国情怀，到处拆国家的台。随便翻一下东汉名士史即可发现，他们永远在放大国家恶的一面，从来看不到国家的良知，如同怨妇一样，侵蚀着自己的祖国。

二、人们将与生俱来的道德感（谦让、孝顺）扭曲为竞争的目标和获取利禄的手段，伪君子开始多于真小人。史载知识分子赵宣为博取功名，葬亲后不久即关闭墓道，在黑暗世界守孝二十余年。后来政府去征召他出来做官，赵宣心花怒放，招呼他的几个孩子出来叩谢，前来的政府官员震惊得闭不上嘴，按规定，守孝期间是不能和老婆同房的，赵宣的孝，已不是良知，而是最大的人欲。

三、士大夫门第的形成。先秦时期，“士”是武将，“大夫”是文官。董仲舒提出培养国家官员以后，进入官僚系统的全是儒家知识分子。这些人来自同一帮派（儒家），所以有相同的价值观，最终通过互相捧场和推举，形成了强大而顽固的力量。这力量到东汉时期，已不可撼动。而且这股力量有意识地推举、选拔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也就是士大夫阶层的人。由此，士大夫门第观念和事实完全形成。士大夫们关起门来自娱自乐，唾沫横飞地对国家指手画脚，却从不承担责任。政府官员全是他们的徒子徒孙，上升渠道关闭，农民永远是农民，工匠永远是工匠，士大夫永远是士大夫。士大夫门第观念成为中国政治的一大特点，直到清朝灭亡，才退出舞台。

刘秀固然把西汉帝国倒在地上的龙旗重新竖起，不过，由于刘秀胸无大志，根本是个被时势推至前台的皇帝，所以他不可能延续中华第一帝国的强盛，这面龙旗从升起那一刻起，就开始滑落，悄无声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