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仲长统与陈群—帝国的反思

西汉的灭亡、王莽的灭亡以及东汉的灭亡，让儒家那一套治国理政方式遭到重击。本来，儒家的政治思想态度极为乐观，孔子和孟子都生于乱世，然而孔子说“如有用我者，三年可成”，孟子则说，“只谈仁义，就足矣”。虽然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一治一乱”，但仍然坚持追求治道，并以治道为主。所有的儒家知识分子都认为天下即使乱成粥，也大有可为。

儒家追求的政治理想是圣君贤相，归仁化义，和法家最大的不同是，它虽然尊君，但以民为贵，政治的主体是人民，而不是君主。当秦灭亡时，儒家知识分子攻击的正是这点：秦并未把法律看作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普世法则，而是只当成了君主统治的工具。所以，法家之秦就成了专制之秦，专制和法家是两回事，如同牛和蜗牛。两汉时期，儒家鼓吹圣君贤相、归仁化义的政治口号，可一旦君不圣，相不贤，仁难归，义不化，儒家知识分子就只好干瞪眼。为了弥补仁义之政治的不足，两汉政治高层又引进法治，并和仁治并驾齐驱，然而，又出了各种问题，天下大乱。

儒家知识分子此时彻底丧失信心，由乐观急转直下为悲观，仲长统即是代表人物。仲长统少时好学，对各种礼仪则深恶痛绝，在很多人眼中，属于狂生。后来到曹操帐下效力，论说古今，著书十余万字，可惜大部分失传。仲长统悲观地认为，秦汉两朝既非纯法也非纯儒，更不是外儒内法，而是君主专制。天下常发生大乱，不是儒家的问题，也不是法家的问题，而是君主专制的问题。仲长统讽刺那些拿儒法说事的蠢材知识分子：譬如一把刀，儒家说不能随意使用，法家说要经常使用，砍杀坏人，只在刀的使用上争得面红耳赤，却忘了刀的主人不是儒也不是法，而是专制的帝王。

天下之乱就乱于帝王，国家富有，帝王奢侈浪费，乱动刀兵，搞得国家破败贫穷后，帝王又搜刮民财，无所不用其极。这种没有良知的浑蛋往往会激发人性中的恶，使世间出现所谓的英雄豪杰，提刀挎剑，斩杀同类，让人间变成地狱。仲长统说，人经不起考验，更经受不住**，见别人杀人而荣华富贵，自然也要去杀人，见别人称王称霸，美女如云，自然也要去血流漂杵。而一旦乱起，纵然有天降圣人，也只能维持短暂的和平，终归还会回到乱世。

仲长统一针见血地指出，天下之乱不乱于外敌，也不乱于知识分子的无能，更不乱于乱民造反、军阀野心，恰好乱于专制政体。皇帝权力无限，不受制约，永远心想事成，他给人树立了恶的“榜样”，人们自然会群起效仿。但遗憾的是，仲长统没有给出限制君主权力的破解之道。他只是断定，倘若中国仍坚持这种政体，那必然是一治一乱永无停歇，而且比孟子悲观的是，仲长统认为，乱才是常态，治只是变态。他更认为，君主专制导致的结果是人才不能尽其用，所有人上升的大门的钥匙都控制在君主手中。

中国从夏王朝开始直到春秋末期，政府由最高领导人和他的家人统治，进入战国，平民开始进入政府，这些新鲜血液的输送，加速了战国的进程。秦王朝时，人才的选拔并没有固定的形式，大多依靠功勋。两汉时期，各地政府举荐人才成为主流，然而，这种方式仍有随机性，主动权还是掌控在君主手中。

直到伟大的人物陈群的出现，中国帝制时代的人才选拔才有了一定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九品中正制”。陈群是曹操的重要幕僚之一，在曹丕建曹魏帝国后期担任吏部尚书（组织部部长）。陈群本为当时的大世家子弟，有学识，有被知识分子吹捧的道德，他所创立的“九品中正制”的性质虽由其出身决定，但仍然给中国帝制政府提供了一个标准，这就要比没有标准好很多。

“九品中正制”规定：每州设大中正，郡设小中正，将辖区内各级官员按才德分为九品，即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三级：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中正的职责就是决定人的品等，标准就是才和德。评定品等后，小中正把名单上报给大中正，大中正再上报给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就将名单作为官员的升降标准，知识分子若要进入政府，这是重要途径。

由于“九品中正制”成为一种制度，所以就限制了皇帝随心所欲用人的权力，这对君主专制政体无疑是一种纠正。同时，“九品中正制”避免了一些无才无德却和皇权有关（比如外戚、宦官）的人进入政府，干扰朝政，更为重要的是，“九品中正制”确立了中国帝制时代“精英治国”的理念和现实。不经过政府的评级，就算你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也进不了政府。从此，中国走上了一条独特的治国理政道路：精英治国。

然而，任何一种制度都有弊端，只要它是人创建的。因为人就是有弊端的动物，出于出身、见识、私欲这些方面的原因，制度本身有好处，也必有坏处，正如中国传统哲学所说的那样：有阴必有阳，有阳必有阴。

陈群出身世家，其所创建的制度当然会为世家着想。如果是个负责的中正，那他在评定官员品等时，会按照才和德的标准；如果他不负责，那就会阳奉阴违，以被评定人的家世为准绳。

东汉后期的门第已是潜规则，陈群用“九品中正制”将其显化为制度。从此，被中正评定为高等级的官员都出自门阀世家，他必须选定门阀世家中的子弟，因为他就出自门阀世家，为了让后代也能成为上等之人，他要先培养将来可以推荐自己后代的人，而这些人必然出自门阀世家。于是，就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实。现实是残酷的，所以它才是现实。一个人的政治前途与社会地位不是靠品德和才华获取，而是由家世血统决定。上到中央政府，下至地方政府，掌握权力的人都是一类人，他们就是门阀世家。这就是化国为家，由于手中的权力不是靠努力奋斗而是靠投胎得来，所以很多官员并未把国事当成家事，相反，他们对国事置若罔闻，于是出现了清谈。

所谓“清谈”，就是不处理政府的俗世事务，只探讨虚无缥缈的哲学问题。中国其实没有哲学，因为没有思辨，模棱两可的学术问题遍地都是，而且谈上几万年也谈不出个所以然来。这就让官员们心甘情愿、乐不可支地深陷其中，产生了“嘴炮”千千万。

作为国家中流砥柱的知识分子如此，那国家肯定好不到哪里去。于是，司马家族虽然气势如虹地灭掉了三个国家，建立晋帝国，但支撑帝国的基石早就注定腐烂，晋帝国如同建在沙堆上，一建成就飘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