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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拿肾换电脑，拿**换手机，拿性换奢侈品，以及为此对父母暴力相向……也太恐怖了吧。
这些孩子到底是怎么了？
对此，我在北京的心理医生朋友沈东郁在微博上解释说：
iPhone、iPad都是过渡客体，在他们眼中是爱的象征，对物质的追求是对爱的渴望。得不到就意味着丧失爱，就要摧毁剥夺了他们被爱感觉的那个客体。这些孩子的心理发展水平是非常低的，苹果产品在他们心中等同于幼儿睡觉时离不开的泰迪熊，只不过生理年龄决定了他们的力量远大于幼儿。
这一段话精当而到位，就是有不少术语，我解释一下吧。客体对应的是自体，自体即“我”自己，而客体即与“我”建立关系的其他人乃至万事万物。对于每个人而言，妈妈都是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个重要客体，而承载母爱的其他客体即是过渡客体。
一些孩子，常见于幼儿，少年也有，他们会钟爱一个小枕头或小毯子，不让家人洗，脏了臭了都不让，如果家人偷偷洗了，他们会大哭，有时甚至会哭晕。
如果细致回顾，家人会知道，这个小枕头或小毯子，妈妈曾与孩子一起共用过。表达能力强的孩子则说，它们有妈妈的味道。
由此可见，孩子迷恋这些小东西，其实是想抓住母爱的味道。
母爱是什么？
孩子哭，妈妈知道他是饿了，用**哺育他。
这一刻，母爱借妈妈的**而传递，妈妈的**就成了过渡客体。
孩子哭，妈妈知道他渴了，用奶瓶喂他水喝。
这一刻，母爱借奶瓶而传递，奶瓶成了过渡客体。
如此这般的情形无数次地发生，量变引起质变，有一天孩子突然领悟到，母爱并不等同于**、奶瓶或其他，母爱是无形无质的。
有了这样的领悟，孩子就会放下对过渡客体的执着，或者说，对有形有质的母爱载体的执着。
也可以说，有了这样的领悟，一个孩子的心就被照亮了，他懂得了灵魂的真实存在。
然而，假若母爱的累积效应不够，这一领悟没有发生，甚至，母爱稀少，就会导致一个结果——孩子对有形有质的母爱载体非常执着。
最初，爱的载体都有照顾与陪伴功能，经典如泰迪熊，这是美国孩子最常见的公仔，毛茸茸地可以让孩子抱着，也可以充当孩子假想的玩伴与聆听者。健康成长的孩子可能会对泰迪熊很有感情，但他们不容易痴迷，而太痴迷于泰迪熊的孩子，都可能是儿时获得的母爱太少。
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中，杀手里昂的“泰迪熊”是那盆植物，后来变成了同样缺乏爱的小女孩。
里昂为那个小女孩而死，可套用沈东郁的另一篇博文《为了得到爱，不惜一切代价！》。
在这一点上，我们都是一样的，正如一首歌的歌名《死了都要爱》。关键是，为什么而死。
里昂为小女孩而死，有了灵魂层面的味道。为电脑和手机而死，则显得可怜而可憎。
但这些故事其实是一样的。母爱获得太少的孩子，就会执着于母爱载体。既然母亲表达爱的方式是给孩子买东西，而不是陪伴与细腻的关爱，那么孩子就没办法发展到灵魂层面的爱，而是会执着于这些东西。先是很小的需求，一颗糖，一串糖葫芦，一个小玩具，最后则发展成手机、笔记本电脑乃至其他。
最初思考援交少女的事情时，我脑海里跳出一个短句——“没有灵魂，只有交易。”
体悟到无形无质的爱，便会知道，爱是有灵魂的。但若体悟不到这一点，灵魂层面的爱就沦落为需求被满足的层面。满足需求，这总是要交易的，拿我所有的，换我所渴求的。
看不到灵魂的存在，就不知道自己的尊贵。身体是什么？肾是什么？不知道，体会不到，我只看到我的渴求，一部iPad2，它闪闪发光，具有无可匹敌的吸引力，啊，有了它，我太心满意足了……
看不到灵魂的存在，我们也不知道事物的尊贵。iPhone到手了，有形有质的美妙之物到手了，但那满足感，也就只是到手那一刻，很快，它就消散了。
于是，有了iPhone一代，还要渴求二代，有了二代，还渴求更新的……
寓言小说《小王子》中，小王子居住的小小星球上，只有一朵玫瑰花，他以她为傲，以为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花。但到了地球上，他发现了一个玫瑰花园，那一刻他很失望，原来他的玫瑰花并非是独一无二的。但狐狸让他明白，他的那朵玫瑰花的确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驯养了那朵玫瑰花，玫瑰花也驯养了小王子。
驯养是怎么发生的？
每天，小王子要给玫瑰花浇水、捉虫子、遮太阳，还要陪她说话，有时要满足她小小的虚荣心……就是在这些琐细的行为中，小王子驯养了玫瑰花，玫瑰花也驯养了小王子。
本文一开始提到的那些可怜的孩子们，他们常常还有一个可怜的命运——被“溺爱”坏了。
其实，并非是溺爱，而是缺爱。研究发现，孩子要形成稳定的安全感，需要一个条件——在三岁前，和妈妈生活在一起，没有严重的分离（超过两个星期的分离即为严重），而且与妈妈的关系有很高的质量。
如果深入了解那些被“溺爱”的孩子，你会发现，没有一个能满足这个基本条件。
达不到这个条件，孩子的心就难以发展到能真正体会到无形无质的爱，或者说灵魂层面的爱。
小王子对玫瑰花的照顾中，需要时间与精力，或者说，需要心。
然而，只是给孩子一部iPad，这未必是有心。
我的一位来访者，她觉得她基本满足了我刚刚所说的条件，但她的一开始如天使一般美丽可爱的女儿，到了四五岁后变成了小恶魔，常常失控，激烈地攻击她和丈夫，主要是攻击她。
她从未和女儿有长时间的分离，也读了很多育儿书，尽可能用书上的办法与女儿相处，但却收获了这样的结果，这令她绝望，甚至觉得生命都没了意义。
仔细地聊下去，我发现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她很少和女儿拥抱。这源自于她的童年，她十岁前没和父母一起生活，所以得不到拥抱，最后变成惧怕并抵制拥抱。
后来又发现一个问题，她是将育儿书上的办法当成“任务”来对待的。
如果给孩子喂水就只是一个任务，那么就只有奶瓶这一过渡客体存在，而无形无质的母爱就没有传递。
明白这两点以后，她开始学习用心对待女儿，将一切任务变成与女儿一起的玩耍。譬如洗澡，当只是任务时，女儿会抓狂，但现在她仔细体会碰触女儿的身体，和她一起玩耍，结果女儿会说，妈妈，多玩一会儿，妈妈，什么时候我们还这样玩啊？
这时，洗澡这件事也成了过渡客体。这种有心地在一起，就是彼此驯养的过程。
果不其然，随着这样琐细时刻的累积，女儿的暴力倾向少多了。沈东郁的说法很科学，而我一个朋友的说法很感性。她说，对妈妈的那种暴力倾向，就像是想撕碎妈妈那层僵硬的壳，看一看是不是有一个活生生的真爱自己的事物存在。
溺爱不是孩子的答案，狼爸虎妈更不是孩子的答案，答案在于心，在于灵魂。
密不透风的“爱”源于自私
孩子长大了，会渴望独立空间，渴望伸展自己的手脚，尝试自己的力量。这是一个生命成长的必然规律。
但是，很多家长意识不到这一点，在他们心中，孩子就是永远不懂事的小孩，永远不知道怎么做事的小孩，他们得时时刻刻为孩子的
一切事情操心。于是，孩子哪怕都20岁了，他们还像对待一个两岁的孩子那样对待他。
并且，尽管他们意识到，自己这样做似乎只能令孩子变得越来越糟糕，但他们仍然无法放下自己那密不透风的“爱”的风格。
这是因为，这种爱的背后，其实有一种恐慌：一些家长无法忍受孩子的独立倾向，无法忍受与孩子分离的规律。
武老师：
救救我的儿子吧！
他21岁了，刚上大三，暑假期间，我让他去舅舅那里打工，那个地方比较偏僻，没有什么娱乐场所，他迷上了网络，整夜整夜地上网，白天工作没精神，他舅舅怎么说他都不起作用。有一次，为了躲舅舅，他甚至步行十里地去另一个网吧上网，舅舅找到他后把他打了一顿。
我听说孩子迷恋上网后心急如焚，于是请假去孩子打工的地方，陪了他一个月，为了让他不上网或少上网，我说尽了一切好话，有一次还跪下来求他，让他不要因为网瘾毁了自己以后的前程。他答应我少上网，我在的时候他也做到了。但我一走，他又开始整夜整夜待在网吧里，他舅舅忍不住又打了他一次。
随后，他与舅舅不辞而别，回到学校里，再也不理会我们。打电话过去，他一听是我的声音就会立即把电话挂掉。他爸爸在电话里骂了他几次后，他连爸爸的电话也不接了，好像我们成了他的敌人似的。
现在，听说他还疯狂地上网，我都快绝望了。我该怎么办呢？
其实，除了上网，他还有很多问题。都上大三了，他还没什么朋友，也没有追过一次女孩，每天都独来独往。再过两年，他就进入社会了，这样怎么能行呢？就这些问题我也想了很多办法，逼他去和同龄人交往，想办法给他创造机会与一些异**往，但都没有让他有什么改变，他还是那么孤僻。
我该怎么办啊？求你想想办法，救救我的儿子吧！
梁姨
读完这封信，我不由想起前不久曾在一个关于网瘾的新闻发布会上看到的一位妈妈。
新闻发布会的主办方介绍说，这位妈妈是因为儿子的网瘾问题而来的。但是，私下里与这位妈妈对话才知，她儿子已有半年多没怎么上过网了。听她这么说，我有点犯晕，我问她，那为什么还来参加这个关于网瘾的会议呢？
她回答说，儿子虽然不上网了，但学习动力不够，她为这一点很焦虑，所以希望这次新闻发布会主办方的心理医生能帮儿子提高学习动力。
我再问她，她儿子犯网瘾时是什么状况。她回答说，他每天上两个小时的网，大概持续了几个月，后来就不怎么上了。
“每天上两个小时的网，你认为这是网瘾吗？”我问她。
“现在听了很多关于网瘾的故事后，我知道儿子的状况不算严重，但是每天用两个小时上网，这不是浪费学习时间吗？”她说。
这番对话让我恍然大悟，原来很多家长对“网瘾”是有自己的诊断标准的，即上网只要被他们认为有可能妨碍学习，就是网瘾。
再回到梁姨的信上来。她儿子打工所在地“没有什么娱乐场所”，在这种情况下，一个21岁的男大学生经常出入网吧，是很可以理解的事情。但他的舅舅不这么看，不仅严加管教而且还打了外甥一次。
频频上网与舅舅打21岁的外甥，这两者之间，究竟哪个更不正常呢？
在我看来，显然后者更不正常。
梁姨给我的信很长，里面还有好几处明显比他儿子上网更不正常的地方。
譬如，这男孩的爸爸几次打电话训斥儿子，叫儿子戒除网瘾。但这个爸爸自己却有赌瘾，已经输到严重影响家里的日常生活了。这样的爸爸，却来训斥儿子的网瘾，能起到作用就怪了。
但我觉得这里面最不正常的是妈妈的下跪行为。
这个男孩的“网瘾”，其危害性有那么严重吗？竟然要妈妈下跪求他改变？
我给这位妈妈回了一封信，言辞有些激烈，大概意思是：儿子戒不戒网瘾，是个小问题，他们做父母的，倒应首先反思一下自己的方式。
她的方式，是通过自我牺牲来勒索孩子的服从，我都把自己摆到这么低的位置了，你看看我多么可怜啊，还不顺从，你这个不孝子！
通过自我牺牲，给对方制造愧疚感，然后以此逼迫对方服从，是中国家庭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策略。
别老挑儿女的错
最近一段时间，我接连收到多封类似的信件，都是妈妈写来的，她们为自己20岁左右的儿女焦虑至极，担心他们朋友少，担心他们不结交异性，担心他们缺乏社会适应能力。
给我的感觉是，这些妈妈都有一双挑剔而锐利的眼睛，专门用来寻找儿女的问题。就和我在网瘾会议上见到的那位妈妈一样，儿子每天上两小时网就断定他有“网瘾问题”，儿子不上网了就担心他有“学习问题”，如果儿子学习问题也解决了，我估计她就开始担心儿子的“朋友问题”，等儿子进入成年后则开始担心他的“女友问题”……
总之，不管儿女怎么样，做妈妈的都能找到问题。
从意识上看，这些妈妈是担心儿女成长得不够健康，但其实，我想他们担心的是儿女的独立，是儿女与自己必然的分离。
一位妈妈给我的电子邮件里说，儿子16岁了，她不知道儿子是怎么想的，于是不知道该怎么监督儿子健康成长，她对此非常焦虑，问有什么办法可以了解儿子的想法。
我回信说，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特别希望有独立空间，特别希望自己为自己做主，做父母的只有给儿子设定一个正常的底线——好好学习不做坏事——就可以了，没必要非得知道孩子想什么。
我接着又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是她儿子写来的。他说，前面那封信，是不会用网络的妈妈让他写给我的，原希望我能站在她的角度上，帮她劝导一下儿子，没想到我倒站到了另一个立场上，让她很不舒服。他说，我的回信说中了他的心事，他正是这么希望的，而“妈妈对我的爱太过了，常让我觉得透不过气来”。
这两封信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显然，儿子并不需要妈妈“密不透风的关爱”，这其实是妈妈的需要，她渴望与儿子黏在一起，当儿子越来越大、越来越独立、越来越渴望自己为自己做主时，这位妈妈就感到了极大的分离焦虑。她渴望永远了解儿子的想法，以为那样就感觉不到分离了。
妈妈的这种做法，会给孩子被吞噬的感觉。他们常常被动地满足妈妈的这种不分离的需要，但为了对抗这种被吞噬感，他们会形成一个保护壳。即，他们所有配合妈妈的行为，都是从壳外面生出的，而不是从内心发出的。久而久之，妈妈再也问不出他们内心的话。
置换了焦虑的内容
在我看来，那些永远能发现儿女的“成长问题”并为之深深焦虑的妈妈，其实置换了焦虑的内容。
就是说，她们真正焦虑的，并不是儿女的成长，而是与儿女的分离。她们自己缺乏独立，所以需要那种无时无刻地关爱另一个人的感觉，这种黏在一起的感觉消除了孤独，也消除了我们生命中经常要遇到的无意义感，即空虚。
儿女小的时候，没有强烈的独立意愿。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进入青春期后，他们开始叛逆，渴望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并有了主动离开妈妈的意愿。
儿女的这种意愿让这些妈妈感到焦虑，而“了解儿女的想法”“发现儿女的问题”则成了她们控制儿女的常用方法。
怎么，难道妈妈想了解儿女的想法，不应该吗？做妈妈的就用这种逻辑控制住了儿女。“发现儿女的问题”则是更有利的控制方法。儿女再怎么发展，也是不完美的，什么时候都会有“成长的问题”。既然儿女有问题，那么妈妈为此焦虑，并为此投入巨大的精力教育儿女，也是理所应当的了。所以，我们还是要黏到一起。
如果黏到一起能对儿女好，那么这种控制方式也算可以接受的。但事实表明，效果恰恰相反，那些时时刻刻都在为儿女的“成长问题”而焦虑的妈妈，她们的儿女在长大后是最容易出问题的。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由进入青春期的孩子的特点所决定的。一般而言，进入十三四岁后，孩子就会进入一个漫长的叛逆期，父母让他们向东，他们偏偏向西。但他们不是非得要与父母过不去，而是渴望展示自己的力量，自己为自己做主，从而最终发展成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
如果做妈妈的不理会孩子的这一特点，而是用密不透风的爱为孩子的“所有问题”操心，那么孩子常会发展出一种极端的叛逆：我什么都不做了。意思就是：我什么事情你都要操心，我怎么做你都能找到问题，那我干脆什么都不做了。
正是在这种逻辑之下，梁姨21岁的儿子才变得特别孤僻。
一个男大学生对我说，无论他做什么事情，耳边好像都能响起妈妈的各种叮嘱，让他烦不胜烦，于是什么都不想做了。儿女出现“成长问题”，一般都能在父母的身上找到原因。
所以，我在回信中告诉梁姨，她最好先去看心理医生，但首先不是为了孩子，而是为了她自己。假若她改变了自己的“教育”方式，她儿子很有可能会不治而愈。
更重要的是，她要活出自己的生活，让她的能量贯注到自己的生活上。太多中国父母过于关注孩子，一个关键原因是，他们的生命已乏善可陈。
“我的孩子出了问题”这种话不要急着说，因为很可能出问题的是父母自己。在这里我给妈妈们一些建议：
一、不要渴望彻底了解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只要孩子守住了“好学习不做坏事”这一底线，就不要总想着去和孩子谈心。
二、不要总把眼睛盯在儿女的“问题”上，青春期的孩子自然地会出现许多问题，这是青春期的发展特点所决定的。
三、尊重青春期孩子的叛逆意愿。假若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发展，给他们充分的独立成长空间，他们的叛逆行为自然会消失大半。
四、反省一下你自己，你是不是特别害怕孩子离开你？
五、丰富你自己的生活。如果你自己的生活不无聊、不空虚，那么你就不会太黏儿女。
六、改善你与丈夫的关系，把你的情感重心从你与儿女的关系转移到你与丈夫的关系上来，让丈夫来填补你的情感空洞。
精神分裂如何发生
对一个人而言，最可怕的是，他最为重要的感受，却被周围人纷纷说，你不应该这样，你应该是相反的样子。
我现在越来越多地发现，内心严重的分裂，甚至精神分裂症，就是这样发生的。
假若一个家庭是极端家长制的，那么故事常这样发生：权力狂（常是父母，偶尔是家中的长子或长女）极力向下施加压力，让别人服从于他。因各种资源掌握在他手中，并且他偏执地追逐这一点，甚至不惜杀人或自杀，于是家庭成员纷纷顺从，最后精神最弱小的，就成了这个权力结构的终端受害者。
终端受害者的精神非常苦闷，他向家人诉说，但因为怕麻烦或恐惧，没有一人支持他。相反，他们都说爱他，并说权力狂的一切疯癫行为都出于爱他。这时，他向外部世界求助。可外部世界的所有人也说，权力狂爱他。他发现他的痛苦没一个人能理解，且所有人都觉得他不该痛苦，他应快乐，并感恩权力狂。
于是，他饱受折磨的灵魂被驱逐到一个角落。假若他将这些痛苦展现到外部世界，那么他所能居住的角落就是“异端”“疯子”“精神病”世界。这种外部现实也会进入内心，他自己也会驱赶自己的痛苦到内心一个极度被压缩的角落，结果他内心也处于极端分裂中，因这份痛苦，是他生命的最大真相，它不能被忽视。
可以想见，在特别讲孝道的地方，一个孩子最容易成为权力狂家庭的受害者。他被父母伤害，但所有家人都说，父母是爱你的，你不该有痛苦。到了社会上，大家也这么说。去看书，书上也这么说。最后，他只能分裂。
有时是一个学生受了老师的伤害，但学校不给他支持。回到家，父母也说，老师虐待你是教育你。书中也这么说。最后，他也得分裂。
在严重重男轻女的社会，一个女性，也容易有这样的结果。她的痛苦，不能到任何地方诉说，每个人都会用一套奇特的、绕了很多弯的逻辑来告诉她，别人没有错，错在你。譬如印度，被强奸的女性都不能报警，因报警会被警察奚落甚至被警察强奸。最后，她也只能分裂。
我写这些文字，绝非说，所有的精神分裂都源自这种现象，我只是看到，我了解的一些内心分裂甚至精神分裂的人活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中。对他们而言，系统性的被迫害妄想是非常真实的。最可怕的就是，无论走到哪里，别人都说，虐待你的人是爱你的。请记住，轻易地说这样的话，就是在制造分裂。
所以，请“看见”痛苦者的痛苦感受，确认他们的痛苦感受是多么真实，不要粗暴地进行评判，更不要朝相反的方向说。你以为，你在让他看到正能量。殊不知，你在继续将他朝分裂的方向推。精神分析认为，精神分裂症等重型精神疾病的心理因素的源头在于极度糟糕的母婴关系。这也可以理解为，婴儿期的重要感受不能被母亲看到，不能被确认，于是这些感受就成为破碎的裂片，婴儿的自我功能不能包住这些裂片，更谈不上整合。
我为这个题目写过一系列微博，一是因一些个案的累积，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事件：重庆一九岁女孩，没按照父亲要求摘菜，被父亲训斥、反驳，遭父打耳光。但在学校，竟被感恩教育老师教导，在一千人面前向父亲下跪并求原谅。这就在女孩心里制造了巨大分裂。所幸的是，网络上对这种教育一片骂声，但最初报道此事的《重庆商报》仍然称此事很感人。
最后强调一句话：感受被看到，就是最好的治疗。
痛苦的童年为神经症“播种”
19岁的张馨性格豪爽，颇有男孩子的胆气，独独怕蚂蚁，从不敢坐在草地上，每到一个地方，她必须要先仔细地检查有没有蚂蚁。不过，她可没有胆量检查，必须由朋友先完成这个任务。
24岁的梁雨不敢和人对视，因为“谁都能从我的眼睛里看到一些不对劲”。他也不愿意上街，因为他觉得大街上的人都在议论他。
34岁的方菲和丈夫吵了一架后，瘫在**不能动弹了，她的腿失去了知觉，但医院怎么都检查不出问题来。后来，一名心理医生给她注射了一针“特效药”——其实是生理盐水，让她的腿重新恢复了知觉。但前不久，在对7岁的儿子发了一场大脾气后，她的胳膊又失去知觉，不能动弹了。
…………
以上案例都是典型的神经症13，张馨患的是蚂蚁恐怖症，梁雨患的是对视恐怖症，而方菲患的是癔症。这些形形色色的、难以理解的神经症症状会给患者带来巨大的苦恼，几乎每一名强迫症患者都强烈希望能消除自己这些奇特的症状。
但是，美国心理学家斯考特·派克在他的《心灵地图》一书中宣称：“（神经症的）症状本身不是病，而是治疗的开端……它是来自潜意识的信息，目的是唤醒我们展开自我探讨和改变。”
神经症在幼年时播种成熟期发作
神经症又名神经官能症，是最常见的心理疾病，患者有持久的心理冲突，并为此深感痛苦，但其戏剧性的症状常缺乏明显的现实意义，而且没有任何可证实的器质性病变基础。
患者也罢，周围人也罢，很容易关注患者富有戏剧色彩的症状。不过，按照精神分析的观念，虽然患者为神经症的症状痛苦不已，但这其实只是一个象征，问题的核心在于患者的一些创伤体验。只不过，这个创伤体验主要并不是源自此时此地的创伤事件，而是产生于幼年发生的一些创伤事件。
当时，对于严重缺乏人格力量的小孩子来说，这些创伤是“不能承受之重”，如果直面它会遭遇心理死亡或实质死亡。所以，幼小的孩子会发展出一套特定的心理防御机制，扭曲创伤事件的真相，将其变得可以被自己所接受。从这一点上讲，神经症是一种保护力量，可保护幼小的孩子渡过可怕的童年灾难。
同时，当时的创伤体验就会成为一个“脓包”，被压抑到潜意识中“藏”起来。等当事人长大后，再一次遭遇到和童年类似的创伤事件——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藏”在潜意识中的“脓包”就会被触动，并最终表现出相对应的神经症。
并且，奇特的是，尽管神经症一般是在五岁前就埋下了“脓包”的种子，但一般都要等到当事人足够大时——譬如青春期或成年才发作。这是什么道理呢？
美国心理学家斯考特·派克认为，这是生命的一个秘密。童年的痛，弱小的我们无法承受，必须扭曲，以保护自己。但当神经症真正展现的那一时刻，我们其实已经长大。这就好比是，戏剧化的神经症症状是在提醒我们，喂，你长大了，有力量了，别逃了，现在是正视童年那个不能承受之痛的时候了。
创伤越早，患病越重
心理疾病从轻到重可以分为三类：神经症，如抑郁症、强迫症、社交焦虑症和广场恐怖症等；人格失调，如表演型人格障碍、自恋型人格障碍、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和边缘型人格障碍等；精神病，如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等。
按照精神分析的理论，五岁之前的人生阶段是人格发展的关键阶段，一个人的人格在这一阶段被基本定型，如果儿童在这一阶段遭遇严重创伤，他就会埋下患病的种子。如果以后的人生阶段再一次重复了类似的创伤，他就可能会爆发相应的心理疾病。
一些精神病患者到了成年才发病，但其患病基础一般可追溯到出生后九个月，他在这一阶段没有得到父母的呵护，他们的病情可以用数种方法缓和，但几乎不可能治愈。人格失调的患者被公认是婴儿期得到完善照顾，但从其九个月到两岁间未能得到很好的呵护，因此他们的病情虽然比精神疾患轻微，但仍相当严重而不易治愈。神经官能症患者则被认为是幼儿期受到妥善照顾，直到两岁之后才因故受到忽视。所以一般认为神经官能症情节最轻，也最容易治疗。
案例：大企业副总得了恐艾症
神经症的症状是如此富有戏剧性，以至于神经症患者的人生常常变成一团迷雾。在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案例中，我们会非常清楚地看到这种复杂性。
去年11月，在某心理咨询中心，51岁的卢斌无比焦虑地对咨询师瞿玮说：“瞿医生，请你务必再帮帮我，我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
这是卢斌第二次到瞿医生这里寻求治疗了。上一次是三年前的夏天，瞿玮还记得卢斌来到咨询室的情形：这个个子约一米八，帅气、干净、身材匀称、彬彬有礼的中年男人刚坐下来，就以非常急迫的语气说：“你一定要救救我，我担心自己得了艾滋病。”
表面上怕染上艾滋病，实际上焦虑不能升职
原来，卢斌是一家企业的副总经理，家庭观念极强的他一直洁身自好。然而，数月前，因为要陪外商，在一名客户的极力怂恿下，卢斌和一名小姐发生了性关系。没过多久，卢斌发现自己的**部位有些不舒服，去医院一检查，发现感染上了尖锐湿疣。经过治疗后，他的身体很快恢复了正常。不过，事情不仅没有结束，反而成为了噩梦的开始。一次，卢斌在报纸上偶尔看到一段文字说“性病有可能会变成艾滋病”，心里一下子紧张起来。他一次又一次地去医院检查，每一次结果都证实是阴性，一个又一个的医生对他说，尽管他们不能百分百地保证，但他的尖锐湿疣转换成艾滋病的可能性近乎是零。然而，这一切检验结果都不能化解卢斌的担忧，他的焦虑情绪越来越严重，先是不断做噩梦，接着整夜整夜失眠，最后出现了惊恐发作——恐惧到身体颤抖、出冷汗，甚至有濒临死亡的感觉。一名医生怀疑卢斌是心理因素作祟，于是建议他去看心理门诊。
“你这是恐怖症的一种。恐怖症的内容各式各样，有人怕脸红，有人怕开阔地带，有人怕闭塞空间，有人怕蜘蛛，而你是怕自己患上艾滋病。”心理咨询师瞿玮说，卢斌对艾滋病的恐惧其实只是一种象征，并无现实意义，患者真正担忧的是其他方面的内容。
第一次治疗时，瞿玮先给卢斌开了一些抗焦虑的药物。吃了一周药物后，如期而来的卢斌在咨询中找到了他的真实焦虑：担心落败换届选举。
卢斌回忆说，在恐艾症爆发前，公司启动了换届选举程序，他和另一名女副总是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一开始，卢斌自信爆棚，他认为自己的业务能力明显高于对手，当然应该是总经理的不二人选。但是，随着选举的进行，他逐渐发现，相对于有点清高的自己，善于搞人际关系的女副总得到了更多的支持，优势日益明显。就在这个时候，卢斌看到了“性病有可能会变成艾滋病”这段文字，“恐艾症”随即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