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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疗中，瞿玮帮助卢斌明白，他对艾滋病的恐惧其实是由换届选举引发的焦虑的“置换”。也就是说，对艾滋病的焦虑是一种“幻象”，只具有象征意义，对换届选举的担忧才是真实的。因为不能很好地面对换届选举带来的焦虑情绪，他于是玩了一个“偷梁换柱”的游戏，把选举焦虑变成了“恐艾症”。只不过，这种游戏是他的潜意识在起作用，卢斌自己并不明白。

卢斌接受了瞿玮的心理分析。接下来，瞿玮给卢斌开了抗焦虑药，并结合认知行为模式的心理治疗，主要是通过与瞿玮辩论，让他领悟到自己症状的荒谬性，最终彻底化解了卢斌对艾滋病的恐惧，这前后大约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治疗的效果不止于此。在公司换届选举中，和预期的一样，卢斌果真败给了那位女副总。不过，卢斌现在没有了不服气的情绪。相反，他看到了女对手的优秀之处，开始由衷地欣赏她的为人处事能力和领导才能，两人的关系反而改善了很多，这一时成了公司内的美谈。

女儿再次诱发他的焦虑症

去年11月，时隔三年，卢斌再一次出现在瞿玮面前，他的问题依然是焦虑，但其内容换成了对女儿卢迪的担忧。当年九月卢迪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北京一所重点大学，就读工程类专业。学校和专业都是卢斌替女儿选的，认为这会保证女儿毕业后找个好工作。卢迪非常崇拜爸爸，当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但是，进入这所学校不久，卢迪就发现自己根本就不喜欢工程类专业，她一次次地给爸爸打电话，哭着要转专业：“班里的男生都这么刻板，专业也没劲极了。爸爸，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换专业。我受不了了，我觉得自己要崩溃了。”

卢斌怀疑女儿和自己一样，患上了某种焦虑症，于是建议女儿到瞿玮这里做一下心理咨询。不过，瞿玮最后诊断，卢迪并没有患上焦虑症。因为，作为神经症的一种，焦虑症病人所焦虑内容是缺乏现实意义的，但卢迪的焦虑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她不喜欢所学的这个专业。并且，具有现实意义的焦虑是好的，因为这种焦虑是一种力量，会推动我们去改变自己的处境。

被压抑的愤怒变成了焦虑

卢斌第一次来看心理医生，真正的诱因是与公司女副总的竞争；第二次来看心理医生，直接的诱因是对女儿的担心。这两个一致的信息中，透露了卢斌潜意识里的秘密：重要的女性，触动了他“藏”在潜意识中的一个“脓包”。这个“脓包”是什么呢？这要回到卢斌的童年。

卢斌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有一个弟弟和妹妹，分别小他三岁和四岁。本来他的童年一直很幸福。但他五岁的时候，爸爸患了严重的肺病，多年卧床不起。在卢斌的记忆中，从此以后，“妈妈就总是很疲惫的样子，她首先得照顾好爸爸，其次要照顾好妹妹和弟弟，而我总是被忽略的一个”。不过，卢斌很懂事，他知道妈妈的担子不轻，所以作为长子的他不仅没有半句怨言，反而主动扮演起了半个爸爸的角色，替妈妈分担了很多家务，也很懂得照顾弟弟妹妹，“妹妹很听话，弟弟很调皮，我经常头疼怎么管教他”。

这仿佛是这个家处理家庭危机最自然不过的方式。但是，让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子承受半个爸爸的角色，实在超过了他的承受能力。

心理咨询师瞿玮的督导医生、德国专家罗斯霍普特说，让一个小孩子过早地承担这样的压力，他势必会心有怨言，有愤怒，有攻击性，“为什么总是忽略我？为什么非得要让我承担这么重的压力？”而家里唯一健康的大人——妈妈，是他最可能选择的对象。然而，可能他看到妈妈的压力更重，也可能这个家庭不能接受对父母的攻击。所以，这个“小大人”就只好把自己的愤怒压抑下去。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这个“小大人”承受的压力越大，在他心中产生的攻击性就越多。但是，这些攻击性，他在家中根本没有机会表达，只能压抑到潜意识中去。并且，可以料想的是，以后他在对女性的攻击性表达上也会出现问题。这样一来，他的愤怒只会越攒越多。当然，最重要的愤怒情绪还是在童年攒下的，尤其是对妈妈的愤怒。

但是，愤怒情绪必须要找到一个出口，在实在无法忍受时可以适当地宣泄一下。卢斌也有这样一个出口，那就是把愤怒当作焦虑来表达。前面提到，“这个‘小大人’承受的压力越大，在他心中产生的攻击性就越多”，压力也即焦虑，由此，提早负担家中太多责任的“小大人”们就会形成一个心理公式“焦虑＝愤怒”。也就是说，当这些“小大人”们潜意识中积攒了太多的愤怒时，他们表达出来的反而是焦虑。

这正是卢斌的情形。当和公司女副总发生冲突时，卢斌就像童年时面对妈妈一样，无法对这名女副总表达愤怒。所以，当相互竞争产生的敌意越攒越多时，这种敌意就唤起了他自童年起就埋藏的众多潜意识里的愤怒。这么多的愤怒必须表达一下，只不过是以扭曲的方式——即神经症的方式，把愤怒表达成了焦虑。这是为什么卢斌将选举中产生的愤怒情绪置换为“恐艾”这种奇幻的神经症行为的原因。

他女儿要换专业的情形也有些类似。从工科类专业换到理科类专业，是他女儿自己就可以搞定的事情。但是，女儿一定要从工科类专业换到文科类去，这就要卢斌付出额外的努力。和正常的父亲一样，卢斌势必也会对女儿的有点过分的要求产生愤怒情绪。但是，他的心理机制注定不允许他表达愤怒，所以他只能再一次以焦虑的方式表达出来。潜意识里的那个源自童年的“脓包”，最容易被那些与童年创伤类似的创伤所激发，公司女副总是他工作中的重要人物，与她的竞争触动了卢斌的“脓包”。女儿是她生活中的重要人物，她的过分要求也触动了卢斌的“脓包”。

应哀悼过去而非倾倒愤怒

不过，随着治疗的进行，卢斌也越来越有力量进行愤怒的表达。有一次，在和妻子吵架的时候——这在他的家庭中很罕见，卢斌终于表达出了愤怒。

他对妻子说：“我很焦虑，我觉得活不下去了。” “那你就去死吧！”妻子回答说。“我就是不死，你让我死，我偏不！你……”卢斌勃然大怒，和妻子狠狠吵了一架。

事后，卢斌对心理咨询师瞿玮说，这次吵架让他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舒畅”。不过，以这种方式去宣泄潜意识中积攒的愤怒，合理吗？答案是：NO！

因为，尽管妻子的回答不对，但卢斌的愤怒，与其说是此时此地对妻子的攻击，不如说是源自潜意识的攻击，他是将自童年以来积攒的愤怒一股脑倾倒到妻子头上了。这种倾倒，并无太多意义。因为，童年的不幸已不可更改了。这就导致，卢斌无论如何宣泄自己的愤怒，无论怎么表达潜意识里的难过——“为什么给我那么大压力，为什么唯独我这么痛苦”，他都无法改变童年发生过的事实。

所以，最应该做的，德国专家罗斯霍普特说，是应该进行一次“哀悼”。即咨询师先让患者在咨询室环境下充分地选择一下潜意识里的攻击性，然后承认自己童年的不幸，接受这个事实，最后和这个悲剧说一声再见，就像是哀悼自己一个逝去的亲人那样。那样一来，卢斌的愤怒情绪就会得以宣泄，潜意识里那个“脓包”就会消失大半，而且“焦虑＝愤怒”这种神经症式的心理公式也会被改变。

不过，有一点必须澄清的是，这个心理分析并不是在说卢斌的妈妈应被谴责。生活首先毒害了卢斌的爸爸，接着又毒害了卢斌的妈妈，他们都很不幸。这种情况下，卢斌去承担部分的不幸，是正常的。生活对于卢斌的爸爸是不公正的，对于妈妈也是不公正的，对于卢斌就更是不公正了。而卢斌的神经症就是对这个不公正的接受，他像是一个容器，接受了疾病给这个家庭中的部分“心病”，最终以自己得了神经症的方式表现了出来。这种神经症，可以说是一种“善”。一旦卢斌的神经症最终被治好，他会明白，这个给了他巨大痛苦的神经症也塑造了他的优点。

青少年太听话不是好事

你是否还记得你那青涩的青春期？那个时期，你经常被莫名的忧伤所缠绕？现在，你的孩子到了青春期。看着他们，你却在想，他们是何等无忧无虑，他们是何等快乐！

其实，他们的青春期，和你的青春期一样，充满着莫名的忧伤。

这种忧伤，是青春期的特点决定的，这种莫名忧伤，是必然的代价，也是上帝给成长着的我们的一个青涩的礼物，只是我们希望这代价不要太大。

2011年11月6日四川省平昌县某中学三名学生在该县森林公园里喝农药自杀，经医院抢救，12岁女生张某和丁某死亡，14岁男生获救。这样的事情令人痛惜，却无独有偶。据统计，只2013年上半年上海地区有31名学生非正常死亡，其中就有6名学生是自杀身亡。中学生自杀的原因大多是学业压力、家庭矛盾、情感纠纷等问题。

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她看了这些报道后，赶紧回家和女儿谈了一番话。结果，她吃惊地发现，十几岁的女儿有很多“愁”。

“本来，我以为她这个年龄是无忧无虑、整天傻开心的年龄，但没想到她会有那么多的愁！”她说。显然，她忘记了，当她也是这个年纪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愁。

抑郁源自于丧失

忧愁，而且是莫名的忧愁，是青春期的一个典型特征。因为，青春期处于一个不断“丧失”的阶段。

咨询师胡慎之说，抑郁情绪均来自“丧失”，我们心理世界的任何一部分重要内容的丧失，都会引发或轻或重的抑郁情绪。

譬如，被老板辞退、失恋、离婚、因意外而残疾和重要的亲人去世都是严重的心理内容的丧失。遭遇到这些严重心理丧失的人，必然会产生抑郁情绪，善于处理的人，通过向别人倾诉、宣泄、自我调整等方式，将这些抑郁情绪化解出去了；不善于处理的人，将抑郁闷在心里，闷得多了，就发展成了抑郁症。

改变也会带来抑郁。因为，改变意味着辞旧迎新，旧的心理内容被我们放弃了，新的心理内容诞生。不管新的内容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积极情绪，丢失的那部分旧的心理内容仍然会让我们抑郁。

正是因为这一点，正常人在分手、离婚并建立新的亲密关系时，主动的分手者和被动的分手者一样会产生或多或少的抑郁情绪，无论新的关系、新的生活多么美好，这种抑郁都不会消失。

消失不会发生，发生的是平衡和抵消。

也就是说，当改变发生时，迎来的新的心理内容产生了好的情绪，辞去的旧的心理内容产生了不好的抑郁情绪。如果好的情绪多于不好的抑郁情绪，那么这个人整体上就会处于快乐状态。

相反，如果不好的抑郁情绪远远多于好的情绪，那么这个人就可能会陷入较严重的抑郁状态。这是青春期抑郁症的核心因素。

青春期必然叛逆

青春期的孩子有一对矛盾的心理冲突：脱离对父母等亲人的心理依赖，走向独立的自己。前者意味着丧失，是辞旧；后者意味着获得，是迎新。在这对矛盾当中，如果后者占据了主要地位，那么尽管不断地有莫名的忧伤袭来，我们仍然会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整体上是积极的、阳光的。相反，如果前者占据了主要地位，抑郁情绪就会成为我们的主导情绪。但问题是，我们的文化中，不鼓励孩子的独立性。

“我们的文化，喜欢好孩子，”胡慎之说，“经典的好孩子，在家里听父母的话，依赖父母，在学校听老师的话，依赖老师。这样一来，这个孩子的独立空间就会受到挤压，他会觉得不是为自己而活，于是就缺乏动力。他可能会出色地完成老师和家长交给他的任务，但却表现得比较麻木，对很多事情都缺乏欲望和追求，这也是抑郁的一种体现。”

我平均每天会收到十多封信，而这些信中有三分之一是中学生写来的，其中说得最多的句式是“为了（担心）父母……”，而相当地缺乏“我想（要）……”这样的句式，比较典型的句式是“如果不是为了（担心）父母，我早不上学了”。

对此，我的理解是，他们觉得，人生不是自己的，而是父母的，他们是在为父母而活，他们学习、生活的动力来自父母的压力。

如果他们是“坏孩子”，他们就会走上叛逆之路，不理会父母的压力，甚至和父母对着干，父母让他们向东，他们非向西。这种“叛逆”，其实是青少年在争取自己的独立空间，试图成为他自己。

“好孩子”易有两个恶果

这样看来，好孩子似乎比坏孩子更可取。

但其实，从十二三岁开始，一直到青春期的基本结束，是我们生命中的第二个“叛逆期”（第一个是1.5～3岁）。正常情况下，每个青春期的孩子都会表现出较强烈的叛逆来，不听父母的话，什么事都要自己来。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完成必须完成的任务：脱离对父母及重要亲人的依赖，走向独立的自己。以正常的速度走完这个叛逆期之后，在18岁左右形成一个完整的“自我”，他们开始约略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这也意味着他们终于基本成为一个成年人了。有了这个“自我”，他们就会有较强烈的欲望，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从而不需要监督也能有很强的动机去追求一些人生目标。

然而,那些过于好的“好孩子”，他们的父母控制欲望太强，一直让孩子按照他们的安排来学习和生活，而根本没有给孩子独立的空间，甚至严格抑制孩子的“叛逆”。这样的话，这些好孩子的青春期就没有一个正常的“叛逆期”。这会造成两个恶果：

一、叛逆期推迟

广州某外企31岁的经理李祥，就是典型的叛逆期推迟。他到了大学才出现了强烈的叛逆心，故意和父母、老师对着干，故意不认真学习。我知道的另一个经典案例是，一位男士，到了36岁才开始他的叛逆期。他离了婚，因为婚姻是父母安排的。他辞去工作，因为工作是父母安排的。最后，他很理智地对父母说：“我已经36岁了，这之前的前半生，我完全是为你们活着，什么都听你们的，但后半生，我想为自己而活，我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事，请你们理解我，不要再控制我。”

二、缺乏生命力

太好的“好孩子”，会有一种通病：缺乏**。因为，他们努力学习也罢，努力工作也罢，都不是发自内心，而是为了满足父母及家人的期待。这种刻意的努力，是一种强迫性的努力。父母要督促他们，他们也要经常督促自己，才能继续努力下去。但是，他们仿佛对努力来的结果，譬如好成绩等奖赏没有什么热情，他们的口头禅是“没所谓”，仿佛什么都可以失去，什么事情都不能让他们兴奋。

阿琼在遗书的一开始写道：“我不快乐，一直以来也不快乐，我似乎觉得缺了点什么，但我说不出是什么，那使我不安和痛苦。”

我的理解是，她的“缺了点什么”，可能缺的就是生命**。她在家很听话，在学校和同学的关系很好，她哥哥说她“什么事都能自己搞定”。这看上去很好，很容易让家人以她为傲。但同时，她对什么都不在乎，也没什么兴趣和爱好，一直都有点冷冷的样子。这种感觉积攒下来，最终让她对活着彻底失去了欲望和动力。

为了防止青春期的孩子陷入抑郁症，胡慎之建议父母需要懂得以下几点：

第一，理解孩子的叛逆心理，懂得一定程度的叛逆心理是非常正常的，是孩子走向成长和独立的必然阶段。

如果父母尊重孩子的独立，那么这种叛逆心理就会减轻。如果父母不尊重，那么这种叛逆心理反而容易变得更强。

第二，给孩子充分的独立空间。

在正常情况下，不必太想“知道孩子在做什么”。青春期是一个心理变化非常剧烈的阶段，因为他什么都想尝试，今天是这种心理状态，明天可能就变成另一种样子了，做父母的不必太为孩子偶然出现的异常行为而焦虑。

第三，青春期之前，一般说来，父母是孩子心中无所不能的“神”，孩子们普遍对父母有一定的崇拜心理，这种心理让他们依赖父母。

但进入青春期后，这种崇拜心理一般会消失大半，孩子们会重新崇拜新的偶像，譬如明星人物、政治家、科学家等。这种心理的转变，会让孩子们变得不再对父母言听计从，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力大大下降，父母应做好这种思想准备，明白孩子这种心理转变背后的积极意义。

第四，不要对孩子偶尔出现的强烈叛逆行为，譬如离家出走、早恋等大动干戈，要理解这种行为背后的心理，适当反思是不是对孩子控制得太厉害了。一般说来，强烈的叛逆行为是对父母强烈控制欲望的一种反击，如果父母对孩子的控制适当变弱，孩子们的叛逆程度也会自然而然地下降。

第五，孩子进入青春期后，不要再把“乖”“很听话”还当作优点来看。相反，做父母的应该感觉到焦虑和担忧，并适当地调整自己的教育方法，把孩子推向独立的世界，减少他的依赖心理。

第六，谨防孩子陷入严重的抑郁状态。

胡慎之说，如果孩子比较叛逆，你起码不用担心他会想到自杀，因为叛逆的孩子一般会有较强的生命力。相反，如果孩子非常听话，那父母倒是应该有所担忧。抑郁症的一个重要源头，是本来向外的愤怒不能表达，转而指向自己。叛逆的孩子容易向外表达愤怒，而好孩子则容易将愤怒憋在心里，最终攻击自己。

评定孩子是否陷入抑郁症的标准可以概括为“三少”，即话少、行动少、情绪少。像阿琼，在家中很少说话，暑假很少出门，情绪一直很低落，已经明显符合抑郁症的诊断标准了。

最后，胡慎之强调，青春期的心理，即便对专业人士而言也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他的一个德国老师曾说，当处理青春期孩子的心理问题时，能有20%的成功率就很不错了。

看上去，这是一个悲观的数字。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专家、家长和老师都难以做到用一套严格科学的控制手法让青春期的孩子健康成长，应该让他们独立成长，让他们自己去体味生命的酸甜苦辣，并最终成为他自己。

为什么要听话？

北京教委2013年出台新规定，禁止学校和老师给小学生布置作业。本是好事，但却引出了很多家长的焦虑。多家媒体报道说，没有作业了，很多家长焦虑得不行，他们不知道，除了学习，还能和孩子谈什么。

如果没有作业，孩子的时间怎么打发。不用来学习，孩子不会学坏吗？有作业好，还是没有作业好？这是一个问题，但更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家长们和孩子能不能构建深刻的情感链接。

每个人都孤独，而打破孤独的唯一答案是，能与其他人或其他事物构建真切的链接。

感情链接，是最真切的链接之一。但中国人羞于谈感情——其实是内心对爱绝望，结果是，父母不能与孩子进行流畅的情感交流，而只能进行语言层面的交流。

语言层面的交流即思维层面、也即头脑层面的交流。身、心与脑三者中，头脑层面的交流最靠不住。《圣经》中写道，人类齐心协力想造一个通天塔，上帝为破坏他们的努力，教他们学会说话，但学会说话后，他们便起了争执，通天塔就修不下去了。这个故事的寓意是，没有语言，人能通心，从而可以建立真正的链接，于是齐心协力，但有了语言，就隔断了心，人们都以为自己的语言是正确的，因而起了争执。

简单来说，执着于头脑层面的链接，其结果是，你要符合我头脑的想象，你要和我语言要求你的一模一样。

中国父母夸孩子时，基本都会用到这个词——听话。究其原因，是因为不强调感情的中国人，既缺乏心灵层面的链接能力，也不习惯身体的碰触，而只是追求干巴巴的语言链接。父母的力量远强过孩子，于是语言层面的链接，很容易就成为父母发出语言的指令，而孩子要遵从父母的语言。这就是听话。

然而，若有情感方面的链接，我们就会觉得，听话不重要，因为不管你是否听话，我都能感觉到和你在一起，我知道你爱我我爱你就可以了，你走你自己的路，我祝福你。无论你走到哪里，我都感觉到你在我心中。

孩子有问题，大人先自省

武老师：

你好！请你帮帮我！

我很担心我的儿子变坏。他今年14岁，在四川老家，正上初二。他两岁之后，我和丈夫一直在外面打工，他跟爷爷奶奶长大。

他爷爷奶奶说，孩子现在问题很大，不仅抽烟喝酒，还通宵打牌和上网。他的老师也说，我儿子除了学习成绩好外，其他方面都令人头疼。他不听话，在班里又是孩子头，虽然不是班干部，但比班干部都更有威信。

更糟糕的是，最近一次我给他打电话，他居然说，爷爷奶奶太烦了，烦得他有时都动了杀心。正好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广州日报》上那个弑父大学生的新闻，所以担心得不得了。

我该怎么办才好呢？我宁愿他学习糟糕但道德好，也不愿他学习好但道德糟糕。

一位焦虑的妈妈：张琳

教育孩子的一个原则是，不要只紧盯着孩子的问题，而是要寻找并理解问题背后的原因。

不过，在通过电话采访张琳的时候，我感觉她明显违背了这个原则，她为儿子的问题而焦虑，却没有去关注问题背后的原因。

我问张琳：“你觉得儿子抽烟喝酒打牌和上网这些行为很糟糕吗？”

“是很糟糕，我很担心。”她说。

“你很希望他改掉这些行为？”我问。“是的，我对他说过，他应该把精力放到学习上去。”她说。但是，她儿子在年级已经名列前茅了，而且成绩一贯还非常稳定。这种情况下，她如果对儿子说，希望你放弃那些行为，把精力投入到学习上去，显然不会有说服力。

我继续问她，是否想过，她儿子已进入青春期了，而青春期的孩子会比以前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她回答说，她知道儿子进入青春期了，但不明白我说的改变是什么。

“叛逆！”我回答说。

接下来，我向她解释，叛逆是青春期最大的特点。不过，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之所以叛逆，并非是一定要和父母对着干，而是为了尝试自己的力量，试着为自己的事情做主。他们不愿意继续做“乖孩子”，如果父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仍然频频向孩子发号施令，期望孩子按照他们设计的“正确路线”发展，那么孩子会用叛逆行为来向父母说“不”。“叛逆期的孩子仿佛故意和父母过不去，他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给自己争取独立空间。”我对她说，“如果父母尊重他们，一开始就给了他们独立的空间，那么他们的叛逆行为会大大减少。”

抽烟喝酒是最典型、最常见的叛逆行为，当孩子出现这些行为时，做父母的不要急着去谴责孩子，甚至强迫孩子改变，因为那常常会激发孩子更强烈的叛逆心，从而更频繁地抽烟喝酒。相反，做父母的应该反省一下，是不是自己对孩子的干涉太多了，或者自己对孩子的某些教育方式不对。

言行不重要，重要的是感受

听我说了这些道理后，张琳想了想，给儿子的叛逆行为找了一个答案：爷爷奶奶太唠叨了。

她说，暑假期间，她接儿子到广州待了一个多月。临走的时候，孩子求爸爸妈妈让他留下来，因为爷爷奶奶整天对着他唠叨，让他烦透了。

“我们劝他说，爷爷奶奶唠叨也是为了你好，你要听话，”张琳说，“当时他立即就沉默了下来，一声不吭了。”

“他当然要沉默，因为他觉得，你们根本不理解他，他说什么都是白说，那就不如不说，”我向她解释，“他会觉得，好孤独啊，为什么所有的亲人都不能理解他的痛苦呢？”

这是父母与孩子之间最典型的错误的沟通方式。孩子不仅是在描述“爷爷奶奶整天对着他唠叨”这件事情，更是在表达他“烦透了”的感受，但做父母的只对这件事情给予了回应，却根本没有考虑孩子的感受。

既然正常表达发挥不了作用，那么孩子只好用惊人的语言来表达不满，这就是他告诉父母说对爷爷奶奶“动了杀心”的原因。其实，他使用这种语言，只是为了让父母明白，爷爷奶奶的唠叨让他多么难受，他多么想摆脱。

儿子的这种惊人之语吓坏了张琳，但她仍然没有考虑儿子的感受，而是立即给儿子贴了一个标签：道德糟糕。她儿子当然会感受到妈妈的这种评判，从而会觉得更加孤独，更加得不到理解，于是也会变得更叛逆。

听完我的分析，张琳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若有所思地说：“的确，我没有考虑过儿子的感受……我现在明白了，那我是不是要立即把儿子接过来，不让他继续跟着爷爷奶奶？”

“不要急着作决定，”我强调说，“更重要的是先理解你儿子的感受。他觉得爷爷奶奶太唠叨了，如果唠叨这一点改变了，他也会相应放弃这个要求。”

家长应该先学会聆听

很多时候，我们向别人倒苦水时，其实只是想找个人说说话，并不是去寻求那个人的帮助。如果那个人只是倾听，并表达出对我们的理解，这就够了。但假如那个人连珠炮似的给我们提出一系列建议，那么不管那些建议多么好，我们都会觉得孤独，甚至还有受伤害的感觉，于是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

孩子们也一样。这时，你不要和他们一样也变成孩子，和他们一起急。相反，做父母的应该静下心来，耐心地和孩子沟通，先理解他们的感受，然后再和他们一起决定该怎么做。

也在这两天，一个亲戚给我打电话说，她正上初二的儿子拒绝上学，家长怎么也劝不动。最后，她百般逼问，儿子才告诉她，他英语成绩很差，英语老师又脾气火爆，经常当着全班人的面训他，让他觉得很没面子，所以不想去上学。因为这点理由就不想去上学？她觉得啼笑皆非，但她已没有办法再说服儿子了，于是打电话给我。

“你有没有对儿子说，老师训你是为了你好。”我问她。

“说过，我知道老师这样做是为了我儿子好。”她说。

这就是问题的来源了。她这样说中规中矩，看上去很符合道理，但这势必会让她儿子觉得不被理解，于是变得更固执。

这种说法是我们的习惯，但却是对孩子的严重不尊重。如果撇开习俗，只看问题本身，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显然是老师不对，他自以为可以用当众训斥的方法给这个孩子施加压力，从而逼他努力学习，但实际上他这种做法只会严重伤害孩子的自尊心，最终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厌学情绪。

最后，由我给她儿子打了一个不到十分钟的电话，让他先说了一遍老师是如何训斥他的。然后，我对他说，你英语不好，这是你的问题，但他发脾气，那是他的问题。仅就发脾气这件事上，并不是你不对，而是他不对，你不必因此而自责……

我说完了这番话后，他很快就对我说：“我知道了，我去上学。”

成熟的父母先了解孩子的感受

表面上这个孩子不想上学，但实际上，他只是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假如家长理解他的这种感受，并帮他分辨真正的是非，而不是发表“大人永远是为了你好”这种言论，那么当他感受到自己被理解时，自然而然地就会放弃自己那些极端的行为。相反，如果家长不考虑孩子的情绪，而是把焦点集中在孩子的不理智行为上，就难以做通孩子的思想工作，甚至会促使孩子变得越来越极端。

很多孩子没有学会直接表达感受，尤其在青春期，他们什么事情都想自己搞定。但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麻烦，怎么办？他们通常的办法是，做一些有点过分的事情，用这种方式告诉大人自己遇到了一些麻烦。

美国家庭治疗大师萨提亚14说：“当孩子确实有错误需要纠正时，充满慈爱的父母通常会采取很坦诚的办法，询问原因，倾听孩子的心声，给予关爱和理解，同时体会孩子的感受。最后，才利用恰当的时机，在孩子自然地想倾听时才给他们讲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