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臆说

阳明几乎是此地百年难遇的大儒了。有了这棵梧桐树便引来金凤凰，有不远百里前来问业的莘莘学子。阳明也不失时机地普度众生，龙岗书院成了此地的文化种子站。因有了阳明，“此地始知学”，所以当地人世代感谢他。他们更该感谢刘瑾的“下放政策”。这种“倒插式”地流放一人、普教一方是中国特色的文化传播方式，自古而然，直到近现代仍能看到这种方式的影响。

自然须是阳明这种本要普度众生的真儒，并有极强的教主欲的人物，才会有他这种普及教化的成绩。这也是大一统国家在和平时期局部整合文化的一种不自觉的方式。

龙场，现在不能说群贤毕至，但可以说百鸟来翔。来者有附近州县的生员、阳明的老学生。有了他们，阳明的心情也大大好转了。文化交流是人世间最美好最温馨的一种情感生活。没有它，人人都可能是孤苦的。就像没有“敬”就没有“爱”一样，没有文化的感情是低质量的感情。没有交流的文化感情反而会郁闷成“痞”。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又是群居动物，再天纵英才也不能旱地拔葱。有时恰恰相反，越是天才越需要地气。龙冈书院成了阳明的地气接纳站。

尽管他此时正在为五斗米折腰，但他是外折内不折，他已经有了足够的超越意识。他自己明说现在是“吏隐”，也正是“办学”的好时机。正因为他在“讲习有真乐，谈笑无俗流”的文化生活与工作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他才真可能从中领取“淡泊生道真”的境界。教学相长体现在同一文化场中的文化心态的养育更胜于书本知识的长进。

这真是歪打正着，不幸中的幸事。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自己到了这废幽之地，反而避免了在朝中动辄得咎的麻烦。而且在这夷地能享受到原始质朴的风土人情之美。原先还觉得缺少亲情满足与文化交流，现在有了学生，也就都过得去了。关键是“讲习性所乐”，他热衷此道。他在《诸生夜坐》诗中写到与学生一起骑马、投壶、鸣琴、饮酒，晚上在一起神聊，清晨一起到林间散步继续神聊。语句之间透露出极大的快乐。他觉得与孔子和学生在一起的味道差不多了。他尤其向往曾点说的暮春三月，在河里洗了澡，迎风唱着歌往家里走的潇洒自由的活法。

他想学孔子，与学生漫步漫谈中随时随地地加以指点。这是个心气很高的设想。他就是这样，不鸣则已，鸣则惊人，不当庸碌的混世虫，也不想当中等偏上的讨巧的巧人。他想的不是如何趋同，而是如何与别人不同。“岂必鹿门栖，自得乃高践。”“自得”，是他的标准。他必定在学问上也能像孔子一样压住阵脚，能随时回答学生的各种问题。否则，他不敢采用这种开放式的教学方法。当然，披卷讲论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毕竟是书院而不是诗社，尽管阳明并不主张死背章句，但也不能离开经书而直接让学生“明心见性”。再说来问学的人程度不等，总得有个接手入门的功夫——阳明便把《大学》作为第一入门书。

他在学问上是很下功夫的。身处边地，当地无多少书可读，他也没带多少书来。他就像在狱中只能精读不能博览一样，以思带学。反正他也不想做那种“支离学问”。虽然他此时并没有提倡“六经注我”，事实上还是用“学得所悟，证诸‘五经’”，莫不吻合，因此开写他的第一部“专著”——《五经臆说》。

他在《五经臆说序》中自述写作缘起：官方的或流行的注经解经的做法是求鱼于渔网，求酒于酒糟。“我”是舍网来直接求鱼的。但他也自知这种“意会法”难以尽合于先贤。他谦虚又无不自得地说，我这样做只是自抒胸臆，用来“娱情养性”而已。言外之意是，我根本就不想加入你们的主流规范，我拒绝你们那一套做法。

这部专著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后人无法完整准确地了解其全貌。据其大弟子钱德洪说，没保存下来的原因是老师根本就不想让世人知道它的内容。钱曾几次想见见此书，王都婉言谢绝。有一次，老师笑着说：“付秦火久矣。”因为阳明是个极为谨慎的人，怕将来自己超越了现在的水平还不如不拿出来。直到王死后，钱从废稿中发现了十三条。据钱说其师是由于感到“先儒训释未尽”才作这部解经著作的。钱说先生用了十九个月的时间，才最后完成。也就是说，从他悟道后开始写，直到差不多离开龙场时才完成。阳明在自序中说用了七个月。居然有四十六卷，也不止五经，而是读十部经书的心得。他学问最弱的是《礼》，写下的心得仅有六卷，在全书中比例不大，他自言缺说处多多。大概因为“礼”是规范，是“理解”不出什么切合“见机而做，可长可短”的心学智慧的。他很讲究礼，但骨子里对“礼学”不感兴趣，后来也很少谈礼学。

“臆说”自然是心得笔记体，成熟一条写一条。心学的言说方法就是这种“原点发散”式的，用钱的话说就是：“吾师之学，于一处融彻，终日言之不离矣。即以此例全经，可知矣。”我们也就举一个例子以概其余。

现存十三条“臆说”的第一条是解《春秋》的第一句话：“元年春王正月。”这是公羊、谷梁二家大作文章、建立其学则家法的发凡处。王天然地倾向公羊学（谷梁学与公羊学基本上相近）式的“微言大义”的联想法，只是更侧重从“心本体”的逻辑起点加以发挥罢了。如对这一句话的解释，其要点为：

天下之元在于王；一国之元在于君，君之元在于心。元也者，在天为生物之仁，而在人则为心。

元年者，人君为国之始也。当是时也，群臣百姓，悉意明日以观维新之始。故曰年者，人君正心之始也。

改元年者，人君改过迁善之始也；端本澄源，三纲五常之始也，立政安民，休戚安危之始也。

其还是将表示时间的“元”（年）“正”（月），讲成了哲学伦理学的理论原点性的基本概念。与公羊学的理路一致，只是灌注的内容不再是“尊王攘夷大一统”，而变成了君心正国一元化。将儒家的伦理本质主义推导到一元化的极致，还是“美学”式的意会法，想到什么就尽情地“赋予”它什么。这自然可以保证其一通百通的理论彻底性，这并不是公羊学、心学的独传之秘，而是我土我民自由心证的“通用公共走廊”。公羊学和心学就是从中走出来的，又为之推波助澜而已。

这种思路和方法也最适合其散步漫谈式的教法。就像苏格拉底适合在街头漫谈对话，而马融、郑玄只能设帐授课一样。阳明和苏氏运用以及传授的是智慧，而不是学究式的知识。教的是“大学”，不是“小学”。

钱德洪说：“吾师接初见之士，必借《学》《庸》首章以指示圣学全功，使知从入之路。”钱是王的早期学生，是王后来的助教，但现存的这篇《大学问》是钱在王最后的日子里记下的。我们只能略见其意，不能完全算作现在的思想结晶。

《大学》本是教国君成为君子的教材，它设想中的学生首先是国君。教国君的必然是至理真言，从而也当之无愧地是教所有人成为君子的教材，还是教士人“学为君师”的第一教材。它言简意赅，能把教学目的与修养方法“一言以蔽之”，的确能见圣学全功。总而言之是“大人之学”。《大学》成为王学的“教典”几乎是理所当然的。

阳明认为“大学之道”的核心性难题和机关在“亲民”二字。别的都是主观性的指标，能亲民与否才是区分真伪的实践性的标准。只有在亲民的过程中才能体现出你是否知行合了一，才能将三纲五常等“明德”落实到日常生活之中。做不到“亲民”，所有的说教都会沦为滑舌利口的空话闲谈。有了亲民的境界，才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才能有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心态，这样才能“尽性”。“尽性”与“止于至善”不是两张皮。而且既不能独善也不能空谈，必须在“亲民”的过程中“实修”，开放性地“修”。这才能找到“吾性自足”的正确门径。

他为来龙场的秀才定的“教条”，完整地体现了这一自我修养的系统工程的基本思路。第一条是“立志”。因为伦理态度是一种准信仰的态度，关键看怎样起信，起什么样的信。阳明从“亲民”的路径而入：“使为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乡党贱恶之，如此而不为善可也；为善则父母爱之，兄弟悦之，宗族乡党敬信之，何苦而不为善君子？”这样便接通了与传统伦理的地气，也接通了人人性善这一古老的信念——“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第二条是“勤学”。阳明虽然反对记诵辞章、沉溺于训诂注疏的“支离之学”，并不反对学习。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主张“悟”的阳明一定偏好伶俐之士，然而他却“不以聪慧警捷为高，而以勤确谦抑为上”。为什么？因为前者不容易“笃实”，而后者才肯真学实修。更关键的是这个学不是记问之学，而是大人之学；是学做君子，而不是学做“讲师”（所谓能文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阳明又从来不提意义深远却无法操作的口号，总是保持着可感可信的说服力、引诱力。他问同学们，你们当中是那些资质虽然超迈却大言欺人、讳己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以为是的人受好评，还是那些虽然资质鲁钝却谦默自持、无能自处、笃志力行、勤学好问、称人之善而咎己之失、表里一致的人受好评？

阳明的心学虽高扬“吾性自足”，但又绝对反对自恃自高，力斥任何奋其私智的自了汉。这也是阳明与其后学中的末流的本质区别。高扬主体性的王阳明一生与好高好名的习气做不歇息的斗争，从而能得道。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遵守着一个“敬道而修德以副之”的原则。儒讲扩充主体能力以进德而合道；道讲去私去欲以进德而合道。前者用“加法”，后者用“减法”。在伟大的道体面前必须卑以自牧则是其共同的“口径”。

第三条是“改过”，第四条是“责善”。责善是要求同学之间互相帮助。这个特别讲究思想方法的人要求学生要“善道忠告”，既不要痛诋极毁、激之为恶，更不能专骂别人以沽取正直的名声。善道忠告的标准是“直而不至于犯，婉而不至于隐”。他提议“诸生责善，当自我始”——这既是心学的感动法，也是心学家“赤身承当”的基本态度。心学的英雄主义的魅力正在于“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实行精神。

有这样的人在主持一个偏远小区的书院，是怎样一幅图景？用荷尔德林的话说就是：“神需要此人。”因为他是：

神圣的器皿，

生活的美酒和英雄的灵智

在内中保存

这是因为：

神圣的上帝自忖度：

倘若教区没有吟唱的诗人，

在他生灵中再也不会自觉真。

这一年的纪年文还有一篇《龙场生答问》，足见他此时的“态度”。学生问他为什么总想着离开这里？他说，我又病了，所以想走。学生说，是否因为过去贵现在贱，过去在朝内现在放于外？孔子也当过小吏呀。他说，不是这么说。君子出仕为行道，不以道而仕者，是“窃”。我家有田产，没必要为了疗贫而当官。我到这里来，是被遣送来的，不是来当官的。但我要是不当官，也不可能来到这里。所以，我现在还算是“仕”，而不是“役”。“役者以力，仕者以道；力可屈也，道不可屈也。”我之所以想走，是因为“不得其职”，再委屈下去只是“妾妇之顺”，是悖道了。学生说，圣贤都离职而去，国君靠谁治理国家呢？而且贤人是但求有益于人，无论干大事小事都是一样的。阳明的回答很悲凉无奈也无赖：我并不是什么圣贤，所以你的要求不对头。

也许因为此时才恢复了“人”的内外况味，阳明深情地怀念起他的妻子来。因为标准的“封建意识”作怪，一部“完整”得令古人妒忌今人庆幸的王氏全集及其年谱，几乎没有他与其夫人的任何细节性资料。好像阳明是个真正的道学家，或康德式的终生未有夫妻生活的哲学怪人。这也不单是阳明弟子人性不完全带来的缺失，任何古人给王氏作的传也都不及于此（同样孔孟程朱的夫人我们也是不知其详）。对“古人”而言这很正常。凿凿可见的永远是“学”而不是“情”，这也是中国的“学统”“道统”的特色，是其学理、道理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