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风送南雁
他在料峭春风吹人冷的时节，离开他原本要大展宏图的京都。
汪抑之、湛若水、崔子钟等人为他赋诗以壮行色，他也在他们的呵护中渐渐复苏了精神的活力与信心。他“南游”走了不到十几天，就再次赋诗申述前几天答诗的未尽之意，并且在梦境与他们重逢。毫无风刀霜剑的威逼感，并且再三念叨他们要在衡山结庐，共同研究《易经》的约言。经典，必然是他这种如“惊鹊无宁枝”者的家园。心学家是热心肠思想家。
按《年谱》及查继佐的《王守仁传》说：锦衣卫杀手追到江畔，阳明虑难得脱，急中生智，用上了当年习学侠客的那一套本事，将衣服鞋帽或投至江中，或搁置江畔，成功地布置了自杀的假现场，骗过了那些职业杀手（这其实很难。江水滔滔，杀手们看见江中衣帽须距离很近，距离近则能看见真相。距离远，走到跟前则看不到任何现场。再说锦衣卫的人岂是等闲之辈），然后，他偷偷地爬上一条商船，船是去舟山的，忽起飓风，一日夜到了福建界面。他爬上武夷山，如惊弓之鸟，一气窜入深山之中。
深山之中只有寺院，到了晚上，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寺院，请求容纳，但人家不收留他。一个面色发绿、神色荒凉、来路不明的中年男人，不容易被相信。他没法，只好在附近的一个野庙里落脚，躺在香案上睡着了。
这个野庙是老虎的家。那个不给他开门的和尚以为他喂了老虎，来捡他的行囊，却见这个风餐露宿、爬了山的人睡得正香。这个势利的和尚以为他一定不是个凡人，就又把他请回寺中。
无巧不成书，当年他在铁柱宫谈得投机的那个道士，像正在这里等他似的，拿出早已作好的诗，其中有：
二十年前曾见君，
今来消息我先闻。
似乎是专门为来点化他的。
阳明问他该怎么办？并把自己刚下定的“将远遁”的决心告诉他。可能还给他看了刚写的与家人“永别”的诗：
移家便住烟霞壑，
绿水青山长对吟。
道士说：你父亲现在朝中，你不屈不要紧，刘瑾会把你老父亲抓起来。你是隐于深山了，但刘瑾会说或者北投胡兵了，或者南投海盗了，给你定个叛国投敌的罪名，你下三代都抬不起头来。
阳明知道他说得对，但一时难以回心转意。道士为他占了一卦，卦得“明夷”，虽是光明受损伤之卦，但可以有希望地等待着，会有圣主来访。人，就是这样，只要有希望，就可以忍受——心学是这种意义上的希望哲学，是阳明在“动忍增益”中锤炼出来的自救救人的智慧学。他本人也是有了希望就有了豪迈的气概：
险夷原不滞胸中，
何异浮云过太空。
其实，他只是刚刚不滞胸中。尽管如此，这位心学大师毕竟魄力挺大。他又毅然出山，重返充满荒诞和希望的人世间。他已不是无名小辈了。在京城流传着他自沉于江水、至福建始起的神话。还有他自己的诗为证：
海上曾为沧水使，
山中又遇武夷君。
信以为真的人告诉湛甘泉，湛哑然失笑，说“此佯狂避世也”，他同时也笑世人喜欢“夸虚执有以为神奇”，哪里能懂得阳明这一套虚虚实实的艺术。湛还作诗总结王的这种“艺术”：“佯狂欲浮海，说梦痴人前。”他是显然不相信阳明沉江至福建复出的神话的。几年后，他们在滁州相会，连袂夜话时，阳明向老朋友吐露实情，的确是在英雄欺人，果不出湛所料。莎士比亚说：人生尽管充满喧哗与**，却如痴人说梦，毫无意义可言。痴人说梦自然是一塌糊涂，但阳明是给痴人说梦，是给出“梦”的人。王阳明可曾起过这样的念头：生活的魔力在于戏剧性，哲学能够对付这种戏剧性才是真正的哲学。
据《年谱》说，他从武夷山下来，到鄱阳湖北上，去南京看望因受自己牵连被刘瑾给弄成南京吏部尚书的父亲。
他在北新关看见了他的几个弟弟则有诗为证，他喜不自禁地说：
已分天涯成死别，
宁知意外得生还。
此时又只怕这骨肉重逢是梦。同样是梦，有时唯恐是真的，有时唯恐是假的：“弟兄相看梦寐间。”当然，既然已经生还就与真死大不相同了，哪怕是差一点儿死了，但没死就是没死。所以感叹之后，“喜见诸弟”的喜是有体温的。
虽然是贬斥到边地去做小吏，但没有限时限刻的死日期卡着。再说刘瑾忙得很，没有必要盯着一个小小主事。阳明可以从容地走走停停，正赶上又病了。这是大难过后的必然反应。现存赴谪诗证明他在杭州住了好些日子。先住在南屏山的静慈寺，应该是从春至夏都住在这里。起初还有兴致游南屏山，再后来，又移居到胜果寺。
杭州，是他的老朋友了。现在“湖山依旧我重来”，来在这个春天和夏天舔伤口（“卧病空山春复夏”）。胜果寺可能更凉快——“六月深松无暑来”。他的肺病，只宜静养。他现在既需要用静心的沉思来“洗心”，也需要用高质量的空气来洗肺。他从心眼里喜欢这个风水宝地。在这种人间天堂的环境中过心魂相守的宁静的书生日子，是他发自内心的愿望。再用颜子的内倾的精神境界来比论一番，就更心安理得了。“把卷有时眠白石，解缨随意濯清漪。”这种冰雪文字是心存富贵的功利人写不出来的。“便欲携书从此老”也是他此时真实的心声。他若没有这种淡泊的心境，也做不出惊天动地的功业。因为淡泊养“义”，因义生的“利”才是好“利”。此时还算进修，在深化“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功夫。当然，只有这样养心，才能养病。
《年谱》将这一年定于“在越”，极可能是在杭州养得接近好了，便回到绍兴。虽然无诗可证，但基本可信。而且有“大事”发生：就是余姚徐爱和山阴蔡希颜、朱守忠，正式举行拜师礼，只有举行了这种礼才算正式入门为弟子。否则，只能算私淑，算业余的学生。这三个人，至少徐爱，早已从阳明问业。
这一年，阳明三十六岁，干支纪年则岁在丁卯。纪年文有《别三子序》，开头大讲师友之道：“自程、朱诸大儒没而师友之道遂亡。《六经》分裂于训诂，支离芜蔓于辞章举业之习，圣学几于息矣。”将圣学的存亡与师友之道的兴废因果性地联系起来，显然，师友之道是用师生链的形式保持着原儒之士子儒学的真本色。经过主试山东，以及后来的这场风波，阳明越来越意识到：只有自己另起炉灶，创立自己的学说和学人队伍，才有可能甩开官场那套卑劣做法、突破学界那种糊涂做法，使圣学真正复兴起来。
所以，他虽身处逆境的极点，但正式接收徐爱等三人，做起“导师”来。这毫无虚华之意，倒有切身的反面感受：“自予始知学，即求师于天下，而莫予悔也；求友于天下，而与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于天下，二三子之外，藐乎其寥寥也。”这个孤独的状态是他的水平和志向以及处境的最好说明，这是一条中国版的“荒原狼”（黑塞有自传小说《荒原狼》）。现在收获了这三个弟子，他无比欣慰。但三人同时被举荐为乡贡生，就要到北京去了。他告诉他们，到北京后，找湛若水，就像跟我学习一样。
这三个同志的离开，使他有失助的遗憾。他们在哪儿都一样学习，“而予终寡乎同志之助也”，他是要准备做点儿什么了，“同志”一词，在此具有它最神圣的本义：就是想与他们一起与地面垂直相交，“出身承当，以圣学为己任”。用但丁《神曲》的话叫：由是而出，重见繁星。
这种态度暂时还只是内倾性的一种人生姿态，一旦有了广大同志，便是实体性的社会力量，就精神变物质了。阳明当然能够清醒地意识到现在只能是“沉潜”期，也当然只是“潜龙”在“勿用”时期的沉潜。他语意深长地教导这三个首批上了“名册”的学生要沉潜进学，“深潜刚克，高明柔克”，温恭亦沉潜也，“三子识之”！
他现在能做的就是平静地到贵州龙场驿站去报到。
自然走得很慢，他从姚江坐船，抵达钱塘江，然后经江西广信（今上饶）、分宜、萍乡，进入湖南的醴陵，然后沿湖南的湘江，经过洞庭湖，溯沅江西上，经沅陵、辰溪等地，然后由沅江支流沅水进入贵州玉屏。
“山行风雪瘦能当，会喜江花照野航。”看来，他还能强颜欢笑。因为这是他主动选择的道路，似乎没有理由怨天尤人。“野航”也是文人本是流浪汉的宿命，所以在野航中他能找到一种本真的感觉。野航，正是这条“夜航船”的本质。据说，幸福就是本质的自我实现，阳明可找到了归宿感？
水路漫漫，他没有抒发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豪情，他又到了当年过访娄一斋的广信。他当年志在成圣，如今是个“犯官”。遥想当年的豪气，他此刻只有哭笑不得的无奈。成圣之路必然逻辑地包含着发配之路吗？
对这个话题他已无言。
他未能在年底以前到达贵州。“元夕”之夜，他还与广信的太守在船中“夜话”呢。他当年就模仿过苏东坡的《赤壁赋》，现在依然情愿消融于江风明月之中。他很感谢蒋太守热情地接待他这个准配军。这种古君子风让他感动得表示要继续寄诗给蒋先生。尽管他说到了湖南就寄诗过来，但现存的诗篇没有。也许是蒋个人保留着而终于湮没在滚滚红尘之中。
必须正视的现实是他必须往前走。刘瑾不相信眼泪，大明朝也不相信眼泪。阳明的情绪还是那么不稳定。当他只面对自己时，他的精神胜利法就可以使他感觉好起来：
青山清我目，流水静我耳。
琴瑟在我御，经书满我几。
措足践坦道，悦心有妙理。
在江阔云低雁断叫西风的“野航”之中，古老的《易经》居然使他欣喜起舞，顿忘形骸，大有何似在人间之慨。这显然是只能与智者道，不能与俗人语的“精神舞蹈”。发完少年狂之后，他又敛衽端庄地静坐，心游万仞神骛太极，去冥想大化玄机，生生之易理。结论是：
寒根固生意，息灰抱阳精。
要调理自己的精气神，去吻合生生易道，去“辩证”地迎接世界的挑战。于枯寒处悟见“生意”，又能“晦”处安身，负阴抱阳。只要精气内完，外物奈何于我？——这岂不等于说我是神仙我怕谁？
这种超越飘逸的心境固然不常有，但一年之内有这么几次就足以保持精神胜利的“元气”，就有了抵御外界风寒的心力。正好这种精神法宝代有高人来作灯传。王在“萍乡道中”正好遇见一个祭祀周敦颐的濂溪祠，他自然虔诚地进谒。他对周圣人的评价要高过朱子。因为周子不支离（仅留下六千二百四十八字的东西），有神性，兼容儒、道、释三家，而又能一本于圣道。周也因此而成为理学及阳明心学的开山祖师。
于此，略述周子，能了解阳明到了什么火候。周的家乡有许多能显示周的精神特征的小地名，如安心寨、圣脉泉、道山，更不用说什么极有仙风道骨的濂溪、灌缨亭、濯足亭、钓游桥、五行墩等等。阳明的隐逸气、道士气，正是周这种儒生风味的道士气。阳明的诗天然地像周，也许并未刻意追摩，只因“心”似，故声气便自然如出一辙。周的《濂溪书堂诗》：“田间有流水，清池出山心。山心无尘土，白石照沈沈。”通篇都是这种调子、写法。比阳明的还清淡（淡乎寡味）。要点在于其意境，即其中包含的人生哲学、人生境界，是冰雪文，是平常心，是拒绝滚滚红尘超然物外又不弃世的真道学的人生态度。这也是王一直要从颜回处学习的“道行”，是王一直标举“颜氏之学”的内心原因（颜回是儒门修静虑开了悟的，比禅宗早千年）。
王谒濂溪祠的诗写得很好，确实是神到意到之语：
碧水苍山俱过化，
光风霁月自传神。
他毫不掩饰地承认自己是周的私淑弟子，也承认自己是心丧到此地。但只要以濂溪为榜样，何愁前路无光风霁月？但心路与世路颇难一致，是世路大呢？还是心路大？就看你有一颗什么样的心，就看你的心力大不大了。
是否人生在旅途，读《易》最相契？反正，阳明是迷上了《易》——“还理羲编坐夜长”。
“醴陵西来涉湘水”，跨越了今天属于江西的山地，他来到湖南地面。他身体不好，走水路为宜。舍鞍马而坐船，就算今日之坐卧铺了。走水路实在绕了远。也许，他在磨蹭着等刘瑾覆亡的消息。凭着他的《易》学水平和政治智慧，他现在对刘瑾的灭亡已“知数”矣。这也是读《易》便欣喜气畅的原因。
到了长沙之后，他情绪很好。他的学术名声因传奇性的政治遭遇而流传远播。湖南的学子有向他请教的。这其实搔着了他的痒处。心学家染有“好为人师”这种“人之患”。湛若水笑王“病在好讲学”，算知音之言。他此刻虽然“旅倦憩江观，病齿废讲诵”，但他不顾病倦，勉力跟问学的青年讲贵在立志的重要性。先“静”下来，培养颜回、曾点的境界，明白大厦之材必出幽谷的道理。不要急功近利，“养心在寡欲”。他举经典性的例子：“孔圣故惶惶，与点乐归咏；回也王佐才，闭户避邻闳。”这种意志自现在确立之后，他终生奉行不渝。这是对治明人好名、奔竞大于沉潜的毛病而特别标举的方针。他勉励长沙的学子，宋学的基地就在你们湖南，周濂溪、朱熹在湖南留下了良好的学风、学统，应该立志继承这一宝贵的“圣脉”。明白的理性、深沉的勇气，永远是士人最可宝重的“气”。
极重师友之道的阳明，也的确是为了“道宜日相求”而与好学之士论学往还，而不是来游取虚名的，更不是来游山玩水的。他满怀着对宋儒的尊仰之情，决心西探岳麓：“昔贤此修藏，我来实仰止。”这个志在成圣的人由青年变成了中年，现在总算找着了成圣的门径，在患难之中，尝到圣学的精神疗救的滋味，越发深信不疑了。他屡次提起曾点和颜回，再三表示要像他们那样潇洒走一回。“渴饮松下泉，饥餐石上芝。”他现在更多地想的是“处则为真儒”的一面，但也合理地包括“出则为王佐”的另一面。随时而起、待机而动。资之深者，左右逢其源。岳麓山虽说颇当我情，但既是求道，何必唯在此山？一旦靠近了“圣脉”，他就能对自己充满信心——“晚冀有所得，此外吾何知！”儒学对于真诚的儒生还真有这种宗教般的升华功能。
据诗中所写，岳麓书院已经破败，房屋不能遮蔽风雨。但阳明的心情很好，雨过天晴，他为能目睹朱子和张拭讲学的遗迹而高兴。他不让热情的周生通知赵太守他们，但后来赵太守他们还是赶来，并一起在山上喝酒到城里起了灯火。
长沙的赵太守、王推官，最后又到船上与他拜别。他赞扬他们在保持儒学气象方面做的有益工作。但也坦白地说出，这块斯文重地，已今不如昔。他提议在这鱼目混珠的年头，首先得洁身自好，哪怕是“迂疏自岩谷”，也要守住儒士的下限。
从长沙出来，开始很快，“瞬息百余里”“舟人共扬眉”，他却于欢畅时感到了危机。果然，天黑时在进入沅江之后，飞舟触石，差不多散了架，就别提多狼狈了。还得说这个人命大。像康有为渡海外逃时，早一会儿晚一会儿，都会被追捕捉住，却偏能逃生一样，王也是几次大难不死。该当他们成就一番不世之功业。眼看就要到天心湖时，突然风雷大作，又一次险些送命，善于顺势御马的王果断地决定停泊于岸边，然后沿岸边缓行。他说“虎怒安可撄？”暂避其锋后，他们顺利地像箭一样到达了武阳江。生火做饭，暗暗庆幸劫后余生。
王的结论是：
济险在需时，侥幸岂常理？
尔辈勿轻生，偶然非可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