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予外相求无有是处

纸上谈兵

丙辰（1496年，弘治九年）会试失败后，他在“随世就辞章之学”的同时，再度燃起对兵学的热情。现存阳明“批评”《武经》的评语不见什么精深的学问，也谈不上什么了不起的洞见。阳明读了哪些秘籍不得而知，他评的却不是什么罕见的秘籍，只是宋代编辑的《武经七书》，所收均是公认的兵学精华：《孙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吴子》《三略》《唐李问对》。南宋高宗时，曾指定《武经七书》为选拔将领考试的必读书，在社会上广为流传。阳明一旦染指就“沉浸”其间，这是性格使然之事。

即使不当军事家，单为当哲学家，也该学习中国的兵学。其中的智慧最见中国人的学中之“术”。兵、农、医学是中国古代人文博雅型教育体系中的“工程技术”层面的实学了。而且，“乱世喜谈兵”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

打仗不能靠《论语》，《论语》讲的是正道。战争须用诡道。

他的批评可分两类：一是验证圣学之不误，属于理论性的总结。一是实践性技术性的领会，即徐光启所谓“实用固彰彰不诬”的“术”。但无论是学还是术，都有“心学”味儿，都是寻找切合我心的读后感。

《司马法》对他的影响是相当大的，这有他后来真领兵打仗时讲究行伍管理、军礼建置为证。但他此时（评点时）只对《司马法》体现了他认同的儒学要点处感兴趣，只对第二篇《天子之义》作了撮要式的发挥性的议论：

先之以教民，至誓师用兵之时，犹必以礼与法相表里，文与武相左右，即“赏罚且设而不用”，直归之“克让克和”，此真天子之义，能取法天地而观乎先圣者也。

这种评法有心学的王者气概。不是“教授”体，更无讲章气，也不是曹操、杜牧式的虽有才气但尚盘旋于原著下作发挥。而是一种政治家既吸收前人营养又后出转精层楼更上的理论总结。用“儒”释“兵”，恰到好处，倘将兵者都如此行事，则生灵有幸。司马骧苴在本篇中讲了许多切合实用的规定，比《孙子》具体，但阳明只抓住这个“纲”，既不违背原意，又切合己意。

王不是来做学问的。王是“拿来”为我所用的。“行”重于“知”，“知”为了“行”，是王一以贯之的特征。

他对《李卫公问答》（即《唐李问对》）不以为意，只对下卷作了一句评论：“李靖一书，总之祖孙、吴而未尽其妙，然以当孙、吴注脚亦可。”对《尉缭子》的评价是“通卷论形势而已”。总共没有二百字，只就“将理”重审囚略表感慨，就“治本”说了一句“文武二者不可缺一”。对“战术”什么的均未作评论，就“兵教”发挥了几句：“巧者不过习者之门。兵之用奇，全从教习中来。若平居教习不素，一旦有急，驱之赴敌，有闻金鼓而目眩者矣，安望出死力而决胜乎？”这是典型的操作型官员的着眼点了。

他谈的最多的是《孙子》。对孙子“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很有感触，“此中校量计划，有多少神明妙用在，所谓‘因利制权’，‘不可先传者也’。”既要深入掌握其“几”，又要充分临场发挥。这是心学总术！也是他解读《孙子》的根本角度，如《攻谋第三》的评语，在作了贯穿性理解后，归到“‘全’之一字，争胜天下。‘上兵伐谋’，第（只是）校之以计而制胜之道而已”。兵道的总原则就是：误人而不误于人，致人而不致于人。靠什么？就是靠万全的谋略。还有《军争第七》的评语亦见心学受益于兵学、老子《道德经》的痕迹：“善战不战，故于军争之中，寓不争之妙。‘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悬权（秤砣）而动’；而必申之以避锐击惰；‘以治’‘以静’‘无要’‘无击’‘勿向’‘勿逆’等语，所谓‘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者，审也。’”

后来的王学简言之就是：在制敌时是兵道，在克己时是儒术。阳明后来成雄靠兵道，成圣靠儒学。他自我总结是将两者合为一体时才算成功。这也是他努力要解决朱子将理与心分为二这一关键问题的肯綮之所在。此一节，既是王学的秘密之所在，也是王学的特色之所在。章太炎在《研究中国文学的途径》一文中的意见可资参考：“程、朱、陆、王互相争轧，其实各有各的用处。阳明学说言而即行，适于用兵；朱子一派自然浅薄，但是当地方官做做绅士，却很有用；程明道、陈白沙于两派都不同，气象好像老、庄，于为君很适当。这三派异地皆败。以阳明学说去行政，就成了专制；以朱子学说去用兵，就有犹豫不决的弊病；以明道、白沙两学说去做地方官和绅士，就觉得大而无当。”“阳明自幼就喜欢谈兵，性情应机立断，就成了这样的学说。”

“平生无一济安策，临危一死报君王”的丹心之士多了去了，能料敌制胜还需要“意术”。阳明的纸上谈兵是纸上谈“心”，其呼吁“诚身”“诚意”“只一个真诚恻怛”的心学之本已经呼之欲出了。“苟利国家，生死以之”是历代志士仁人共奉的格言。

他现在虽无心学之名，却有了和后来一致的心学方法了，譬如“化约法”“意会法”。这在纸上谈兵时显得简易直接，轻松漂亮，他的读法就像伯乐相马“略其斑黄，取其飘逸”。如用“揽英雄”三字概括《三略》大义。这，除了是心学之“英雄万能论”的体现，还透露出他后来广招门徒实乃“务揽英雄”的心迹。譬如为罗致王龙溪，让人去跟他赌博。龙溪问：腐儒会玩儿这个？那人说我老师天天玩这个。龙溪遂见阳明，后来果然光大了阳明学。

化约对象时是体现化约者的心理轨迹的，这大概是中国特色的阐释学原理吧。“意会法”则像诗学审美法了。他读《文韬·文师》只批了一句：“看‘嘿嘿昧昧’一语，而韬之大义，已自了然。”

“嘿嘿昧昧”在原文的意思是韬光养晦，暗中准备，这样才能“其光必远”。阳明把“韬略”归结为韬晦、阴谋，应该说勾出了其中“玄”意，的确一语破的。

他嘲笑《龙韬·兵征》的“‘望气’之说，虽是凿凿，终属英雄欺人”。他对《龙韬·农器》很重视，详加评说：“古者寓兵于农，正是此意。无事则吾兵即吾农，有事则吾农即吾兵，以逸待劳，以饱待饥，而不令敌人得窥我虚实，此所以百战百胜。”

他对《吴子》的评语只有一段，但极见阳明的心志：

彼孙子兵法较吴岂不深远，而实用则难言矣。想孙子特有意著书成名，而吴子第就行事言之，故其效如此。

阳明的取向是吴子式的，他决意不走“著书成名”之路，他要在“行事”上做出实际效果。所以，他强调重行，绝非说教或空谈，梁启超说王阳明在重实践上是颜李学派的先声。

儒家奉行和平主义，孟子耻言齐桓晋文之事。荀子谈兵，受后儒讥评。社会越来越复杂，单靠拒绝的态度纯是迂腐。“兵者，拨乱之神”的说法被人接收，以暴止暴，几成共识。阳明说孔子已言兵。唐甄说“兵者，国之大事，君子之急务也”（《潜书·全学》）。但单靠阴谋必成强盗世界。问题又回到了心学的命题：志者，帅也。同样一件事，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

阳明恰恰正有伊尹之志。然而，现在他只能“每遇宾宴，尝聚果核列阵为戏”（《年谱》）。知之者，知其有远志，不知者还以为他有精神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