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体道

他遇上的文学总形势是李何之前七子要取代三杨之台阁体的复古思潮。台阁体的最后遗响是李东阳，他是王阳明、李梦阳、何景明这一茬人的宰相。李东阳“为文典雅流丽，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他因一篇文章被弘治“称善”，遂“入阁专典诰敕”，不到三年就成了文渊阁大学士。这大概是文人从政最理想最漂亮的便宜法门，是李白、龚自珍这一路业余宰相梦寐以求的道路。“自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后，东阳而已。”（《明史》本传）

东阳已有点儿求变之声，论诗多附和严羽，自然还端着讲究形式的台阁大架子。梦阳讥笑他太“萎弱”，梦阳以他特有的嚣张气质，位卑言高，勇于当“黑马”，拉起杆子来大干。与何景明、徐祯卿、康海、王九思、边贡、朱应登、顾磷、郑善夫、陈沂等号“十才子”，又与王廷相再加上十才子的前六位，号“七才子”，皆卑视一世，而李为领袖。这一彪不可一世的文学好汉，除了梦阳比阳明小一岁，别人都比阳明小五岁以上。中举中进士的年头也相若，梦阳与阳明是同年举人，次年就及第了。何比阳明小十一岁，中进士只比阳明晚一科。无论是李还是何，都没有直接说过“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两句话是《明史》作者对他们文学宗旨的概括。他们显然是在以复古求解放，想从形式主义的天地中找回文学的真气，但他们陷入另一种“情寡词工”的摹拟田地。

总想与人不同出奇制胜的青年阳明，加入李、何一路，还是全力以赴的。黄绾在“王氏行状”中说：“日事案牍（做好本职工作），夜归必燃灯读“五经”及先秦两汉书，为文字益工。龙山公（王华）恐过劳成疾，禁家人不许置灯书室。俟龙山公寝，复燃，必至夜分，因得呕血疾。”（这个肺病纠缠了他一生，并要了他的命。）以他英敏的才智，如此刻苦的力行，遂与李、何诸公“以才名争驰骋”。虽然还没取得天下大文名，但也有专门来找他作序记的四方之士。如高平县县令杨明甫请王为其新编的《高平县志》作序，而且是专“走京师请予序”。

现在的阳明全集中，序，算得上单文的大宗。给别人诗文集作序，还有一些送赠序记，都写得有特点、有优点，古朴灵动。公平地说，仅就文而言，他比那七子、十子都写得好。不仅词工而且义高情腴，还活泼清新，最不可及的是尤多体道慕德之语。他已被朋友视为“粹于道”者。

他当然也有足够多的文人雅趣，与朋友同志四时赏景，唱和联句，但他已经“玩”不起来了，他证道体道的情绪大大压过了自得其乐的文人习性。一次，重阳节过了十五天，官邸中的花“盛开且衰”，他们的雅集几乎变成了“新亭对泣”：“相与感时物之变衰，叹人事之超忽，发为歌诗，遂成联句。郁然而忧深，悄然而情隐，虽故托辞于觞咏，而沉痛惋悒，终有异乎昔之举酒花前，剧饮酣歌，陶然而乐者矣。”（《对菊联句序》）

据钱德洪说：“京中旧游俱以才名相驰骋，学古诗文。先生叹曰：‘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遂告病归越，筑室阳明洞中，行导引术。”这与黄绾的说法都有不尽不实之处。黄虽也是王的学生，但与王年相当官相若，后来又变革师说，此处微含贬义。钱则为神化教主，高大导师，而故作伟词。其实，阳明是心急失望，中了进士，政局不可为；入了文学圈，也不过如此。最致命的失望还是找不到成圣之路。

《传习录》（上）有这样一段话，包含着他对泛滥词章的悔意，也是修炼心意的紧要节目：

种树者必先培其根。种德者必先养其心。欲树之长，必于始生时删其繁枝。欲德之盛，必于始学时去夫外好。如外好诗文，则精神日渐漏泄在诗文上去。凡百好皆然。……树初生时，便抽繁枝，亦须刊落，然后枝干能大。初学时亦然。故立志贵专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