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奥林匹亚兜个风

A Ride With Olympy

奥林匹亚·塞米佐夫用法语称我为“先生”，因为我是塔米西耶别墅的主人，而他是园丁。他是俄国人，他太太玛丽亚则是法国人，在这里当管家。我也用法语称他为“先生”，因为我永远也学不会直呼任何人的大名，也因为他周身恋栈不去的那股法国1789年革命之前旧政权的气息。他和我一起喝修士酒，抽我的烟，以及如您将看到的，开我的车。我们用法语交谈，一种我们俩谁都称不上精通的语言，而且我比他还要不通。慌起来时，他法语的“左边”既代表左也代表右，而我要慌起来，法国人就该拉起警备，瞪大眼睛，战战兢兢了。比如说，有一次，我的手腕被玻璃割破了，我冲进酒店大堂，用法语大声嚷嚷道：“我生了刀子病啦！”奥林匹亚就知道怎么说才对（不过到了他嘴里，不管伤到哪只手腕，都会是左腕了），而且他不会大喊大叫，他讲话有点慢条斯理，像是淌过石头的潺潺水声。我通常听不懂他说的话，他难得听得懂我说的话。我们之间的关系玄得如云山雾罩，一个俄国人，一个俄州人，隔着山长水远在法国相会。鉴于凡此种种，我和奥林匹亚的那次事故最终没有酿成一场大祸，真可称得上是奇迹。

我和妻子在昂蒂布角租的别墅“附赠”了奥林匹亚和玛丽亚。玛丽亚是位心宽体胖的女士，脾气就像里维埃拉晴朗的好天气一样，总是乐陶陶的，法国干冷的密史脱拉风永远吹不进她的心里。她肯定不止四十五岁了，但是依然强健得像大树一样。有一次，我怎么也无法把坚守酒瓶的软木塞拔出来，她接过去，轻松一拈就成了，仿佛那不过是株掌叶铁线蕨。星期天，她的儿子会从昂蒂布的军营回来，我们就团坐着喝杯波尔多葡萄酒，有时是塞米佐夫家的酒，有时是我家的。她儿子十八岁，是个有点忧郁的高个儿男孩，在阿尔卑斯山骑兵第六团服役，身着制服和披风令他显得很是英俊。用法国人的话说，他是在第一张**出生的孩子。和玛丽亚分享第一张床的是一位中士，战时他在军团中负责修鞋，不知怎的似乎攒了不少钱。战争结束，这位鞋匠中士也退了役，他把攒的钱都投到了印度等地某些神秘莫测的项目里，结果赔了个精光。“他死了，”玛丽亚告诉我们，“抑郁而终。”坏运气逼得他走了绝路。玛丽亚说，忧郁最终侵袭了他的大脑，他享年只有三十八岁。玛丽亚不得不卖掉房子缴税，并且出来工作。

奥林匹亚·塞米佐夫是玛丽亚的第二任丈夫，他个儿不高，人很害羞，还长了一部大胡子，隐身在工作服里，人们根本不会再多看他一眼。如果他为星期天盛装起来——穿上件体面的双排扣夹克——你就会发现，他有一张感情丰富的嘴巴，眼睛里盛满动人的忧郁，他的害羞也很有自己的腔调。他在戛纳附近的船厂工作，玛丽亚说他是位造船领域的行家，船厂工休的时候他才来别墅区打点零工。船厂那边七点开工，所以天才蒙蒙亮，他就要起床了，当他回到家时天却已经几乎全黑。每个月，他能从工厂那里拿一份少得可怜的薪水，在别墅当园丁也只挣得上几块铜板。我有时请他帮忙修修家里的东西，从排水管到手表，就没有他修不好的。拿到我酬谢他的一百法郎，他说：“哎呀，先生，这实在是太多了！”“并没有，先生，”我说，“并不算太多。”在一番互相鞠躬和称赞后，他才终于收下。

我们那位有了点年纪的房东太太阴恻恻地告诉我们，奥林匹亚是个“白俄”，身上可能藏了点小秘密，不过我们都觉得这是她中产阶级的想象力作祟。玛丽亚也没能从丈夫那里掏出什么秘密来。革命是有的，奥林匹亚的兄弟姐妹多数都死了，大家都懂革命是怎么回事，而他逃了出来。从此他便开始流亡，自然是再也回不去了。即使玛丽亚知道他在俄国的身份或职业，也从未透露出一丝一毫。他生在俄国，逃了出来，而且十三年前就和她结婚了，欲知后事如何，就是眼下这样啦！你愿意相信奥林匹亚流着沙皇家族的血液也好，不过如果哪则古老的传说，说所有皇室流亡的后裔都天生是驾驶出租汽车的好手，请不要把奥林匹亚算在里面。他生来就不是当司机的材料，我也是直到和他一起开车出门兜风那天才发现，我们开车出去，结果我却走着回来，尤其令玛丽亚不满的是，我是独个儿走回来的。

奥林匹亚·塞米佐夫上下班的座驾是一台只有在法国才见得着的用车轮、发动机和厢体拼凑而成的黑暗系杂交聚合体。第一眼看上去，像失事飞机的驾驶舱。然后是两只前轮和孤零零的一只后轮。这台座驾，除了轮毂和轮胎，以及据玛丽亚说是“摩根动力”牌的发动机，全部纯手工打造。它的主体部分是奥林匹亚供职的那家船厂老板的手笔，不过那块权且由某种木头充当的前挡泥板，不管用英语还是法语说吧，是奥林匹亚亲手加上去的。伞盖般的怪异顶篷来自玛丽亚骄人的手艺，观其前身似乎是几片帆布和围裙。驾驶位在右侧，坐进去之后，司机会变得非常矮，想和他说话必须得弯下腰。驾驶位旁边还有一小块地方，可容一人坐进去，或说缩进去。这东西从头到脚比一台放倒的柜式手摇留声机也大不了多少。它开起来突突响，动静有如内部正在进行一场狗咬狗的混战，全速前进时时速可达三十迈。这件宝贝花掉奥林匹亚三千法郎，约合一百美金。他驾驶这辆车已经三年了，对它那玄妙的机械装置可以说了如指掌。那些镶在仪表盘及地板上的玩意儿，囊括了火钳、汤匙、门把手，他一番推推拉拉，就能让这装置跑起来。逼不得已时，玛丽亚也能神奇地挤进驾驶位旁的位置里，不过我理解她为什么不想乘着这台“摩根”牌去参加嘉年华会。我看出她的不甘心，于是提议奥林匹亚哪天开我的福特牌汽车带她去。玛丽亚让我们相信她丈夫什么车都会开，只要他想，他就能当司机，一位出色的司机。你们瞧，我只需带奥林匹亚到昂蒂布角兜个风，他就能轻松驾驶这台大号的四座汽车了。于是，一天午饭后，我们出发了。

我们沿滨海路行驶，在距昂蒂布半英里处停下车，我没有把车熄火，直接和奥林匹亚换了位置。他探着身，紧紧握住方向盘，这比他握习惯的那个大上许多，距离也嫌太远了。我看得出他很紧张。他试探地将脚虚踏在离合上，用法语问我：“这是不是离合？”他难住我了。我所知与汽车相关的法文词汇本就寥寥无几，而且它们还会临阵脱逃。我只得说不知道。我想不起来离合器用法语、意大利语或德语三者中任一语言应该怎么说，其实我的驾驶指南里都写着的，只是我把它忘在别墅了。奥林匹亚说的那个词听起来莫名就是不像离合，虽然那其实是对的。我明白，由美国作家用法语向俄国船只专家解释那个踏板的用途只是白费力气，而且，我其实也不太清楚。我想到个折中的办法，把左脚踩在刹车上。“刹车。”我用法语说。“啊。”奥林匹亚悻悻地说。用排除法来演示某样东西可能的用途，有个烦人的副作用。我把脚挪到油门上，准确地说是用脚趾点在上面，突然“油门”这个法文单词，甚至“汽油”对应的法文都弃我而去。我也开始有点紧张了。“汽油。”我最终用意大利语说。“啊？”奥林匹亚说。开始，需要排除的只有一项，而现在已上升到两项，甚至也许是三项了。多语言系统的人想要准确表述燃气发动机真是道阻且长啊。我们对彼此都失却了一点信心。我想假如当时就放弃，对我们而言或许才是明智的选择，然而我们没有。

奥林匹亚认定多出来的那个踏板就是离合，他从空挡换到一挡，接下来我所知的就是，我们的车开始一连串地小跳，就像麦田里蹿出来的兔子，想看看自己身在何处。这种移动的方式对男人和车子都是莫大的耗损。引擎大声抗议，发出有节奏的哀号。之后，奥林匹亚不知怎的把左脚放到了启动器上，熟悉的闷声抗议再度响起，他放在油门上的右脚随之哆嗦起来，兔子跳亦随之肉眼可见地显著升级了。我立即放弃搜寻启动器对应的单词，而是抓住他的左膝，用法语大喊一声“那是开始”。奥林匹亚刚刚摸到车，自然分辨不出有什么不对劲——说不定是机器的什么老毛病，或性能本身就有点古怪呢。他瞟了我一眼，脸色有点儿发白。我熄了火，大口喘着气，和他讨论了一下启动器的状况。最终，他明白了那是什么，于是我们暂时又东倒西歪地上路了，奥林匹亚挂在低挡，僵硬得像个使用了故技的摔跤选手，说什么都不敢换到二挡。最后，他还是尝试了一下，结果车子咆哮着，一阵猛烈的颠簸，事与愿违：车子像遭到虐打的猎豹般抽搐扭动着，引擎罢工了。

我吓坏了，而且完全摸不到头脑，奥林匹亚也是一样。驱使我们继续下去的唯一动力是满腔男儿当自强的愚蠢骄傲。我指给他看，要换到二挡，得把手柄先稍微向右推一点，他发动引擎，我们又东倒西歪、一步一颤地继续前进。他终于成功换了挡，然而制造的噪声仿佛闪电击中了一家铸造工厂——同时车头猛地甩向右侧。我们差点儿撞上路肩和明渠，那可是一溜硬邦邦的花岗岩浇筑上混凝土形成的。我们蹭了一根电线杆，又紧贴着一段挂满藤蔓植物的墙开过去，**进车窗的叶片啪啪拍在我脸上。我的声音不翼而飞。项上这颗大好头颅应接不暇地逃过了一难又一难，我有点晕，手脚也有点发软。总算还能支应着去摸索点火开关，只是不留心手腕压到了喇叭。等我把手臂挪开，奥林匹亚却像个乖小孩一样开始按喇叭。我们的车就开在一条沟的边上。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关掉的引擎，总之车子吱吱嘎嘎地停住了。奥林匹亚没开惯左舵车，忘了在他右手边还有一大块空间，里面装着个我。我跟他说：“往左，往左，一直往左！”“啊。”奥林匹亚应道，但他其实根本没听懂。我看得出，他都不知道我们刚刚是蹭着别墅墙上的藤蔓过来的，他一门心思琢磨着换挡这个棘手的问题，根本不清楚车子和我刚刚经历了什么。此刻，他眼中闪过一丝不祥的光芒。他打定主意，下次要换到高速挡，之前的半英里左右我们一直是挂低挡行驶的。

下坡的路段在伊甸岩处折了个弯，有一对上了岁数的英国夫妇正走在那里，他们还不知道高速公路上即将有一条岔路通往地狱。奥林匹亚又挂到了二挡，他像个自行车比赛选手那样向前探着身子。我大喊着要他小心，他说“好的”，就在这时，我们从那对老夫妇身边呼啸而过。我惊恐地回过头，只见他们瞪着我们，四只眼睛、两张嘴巴都张得圆圆的，不能动，也发不出声音。奥林匹亚已冲向了新的危险：一个下坡的发夹弯道，我奓着手，准备好随时紧急拉手刹，他最终开是开过去了，只是过程一言难尽。转入直道后，我放开手刹，奥林匹亚突然决绝地推入高挡，那样子活像要用帽子扣住停驻的蝴蝶，不成功便成仁。我们的车子飙起来了，奥林匹亚没想到速度会这么快。我们前面有一辆小汽车，车距仅有一英尺了，他嗖地超了过去。“开慢点！”我大叫，又喊，“往左！”我耳朵里又响起电线杆和墙壁的哀号。“现在不是挺好的。”奥林匹亚若无其事地说。我脑海里冒出一个疯狂的念头，也许当年在俄罗斯，他们就是这么开车的。

等在我们前方的是这个岬角最为诡谲的弯道。弯又窄又急，像槌球比赛的柱门，转弯处高耸的石壁将视线完全挡住。不过对面如果有车过来，通常也都是在路的另一侧，所以这下就不能喊“往左”了。我们弯转得不错。对面驶来一辆车，不过它在它该在的那一侧，并且很靠边。但是奥林匹亚显然不这么想。他把方向盘打向右侧，虽说及时反应过来了，却没能及时打回来，于是一声巨响，我仿佛听到了一座青铜纪念碑的轰然倒塌声。我瞥见奥林匹亚的右手像在桌子底下找什么东西那样，一通乱晃。不由得纳罕他的脚此刻在干什么。车子依然在移动，沉重的车身拖行出刺耳的噪声和轰隆怒吼。“打开前灯！”我用法语大喊。“啊——啊啊啊。”奥林匹亚答道。我关掉引擎，拉下手刹，不过这时我们已经停下来了。下车之后，我们先看了看擦撞到的电线杆，再看看车身。右前侧的挡泥板凹陷并且开裂，右后侧的也有破损，除此外倒没有其他问题。奥林匹亚看着我，一脸惨淡，我觉得自己仿佛有义务让他振作起来。“天气真好啊。”我宣布，这句也是用的法语。我也只能想得起这句了。

奥林匹亚知道哪儿有一家修车厂，我们决定过去，这次是我开车。遇到第一个路口时，他说：“往左。”我于是左转。“哎，错了，”奥林匹亚说，“是往左。”他指着另一边。“你是说往右？”我挺自然地问道。“噢！”奥林匹亚说，“没错！”好似连日来令他想破头的那件事，至此茅塞顿开。很多事情大概也已无须多言了。

奥林匹亚说他要走回去，有他看着车，我便先走一步。修车厂的人开车把我送到瑞昂莱潘，我从那儿走回家去——迎接我的是玛丽亚满眼的惊慌失措。我没想到这个：她亲眼看着我们两人一起开车出发，而回来的只有我一个。“要问你的丈夫在哪儿？”我脱口问她。我本意是要她别担心，但这个开场实在太差劲了。既然我替她把问题问出口，索性也直接答了。“他去散步了。”我对她说。接着，我想说，她的丈夫很好，却发错了音，所以我其实说的是她的丈夫很好看。她势必理解为，他不但死了，而且遗体都已经准备好入殓了。接下来的这段时间，令我们双方都饱受煎熬，终于，奥林匹亚垂头丧气的身影出现了。他伤心地向玛丽亚解释，和摩根的车子比起来，福特车实在古里古怪。我也同意。当然了，他表示会支付修车的费用，不过我和玛丽亚都对这一建议投了反对票。在玛丽亚眼中，我赚的是纽约市财政发的薪水，此外还享受一笔不菲的津贴——奥林匹亚在船厂的工作一天才挣四十法郎。

那天晚饭时，玛丽亚告诉我们，她的丈夫在他们家位于房子后身的小卧室里踱来踱去。他心情很烦躁。我不希望鞋匠的旧事在他身上重演，害他被懊恼所侵袭，甚至或许会蔓延至大脑。玛丽亚要离开时，我们让她给奥林匹亚带了几支香烟和一杯修士酒。第二天拂晓，我听到熟悉的嘁嘁、铿铿、锵锵，奥林匹亚那台奇妙的装甲又上路了。前方等待他的是船厂和每天四十法郎，还有他的生计和颜面。两块挡泥板的修理费要用掉他两个星期的薪水，但他总会想出办法的。我坐下来吃早餐时，玛丽亚从厨房走出来，她手里捧着本大部头，递给了我，我瞧见那书翻得旧旧的，书页也散了。《博物馆的艺术——十九世纪法国及域外的著名画廊及艺术史要》（1000页，58幅插图）。这是一件奥林匹亚·塞米佐夫送给“先生”的礼物，也是一份青眼相待。这场机动车事故就这样以互赠礼物而圆满落幕了：香烟及修士酒，换来了《博物馆的艺术》。在我看来此类事情就应该这样画上句号，不过，也许是我和奥林匹亚超越了这个时代，又或者被它甩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