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宋城”策划

“宋城”策划

一九九三年，杭州宋城公园创办人黄巧灵（下称“黄”）从海南到了杭州，有意向在杭州搞一个“清明上河图”公园。时任省人大副主任毛昭晰将林正秋推荐给了黄（注1）。

在打造宋城前，黄心里一直放不开，做事总是缩手缩脚，他问林正秋：“教课书上说的，南宋‘偏安临安’，一个投降派典型，宣扬投降主义的南宋文化，会触碰到禁忌，还有，“清明上河图”发生地点在北宋的汴京开封府，在杭州做的这个南宋公园，合适吗？”

林详细介绍了南宋时杭州的政经文化各个方面取得的成就。

由于毛昭晰的引荐，毛曾是林正秋在大学时的老师，以及黄巧灵的诚恳态度，最主要的因素是，多年来他渴望将自己的历史文化知识用于社会服务的理念，两人一拍即合。

林想，难道这不是一次将自己的历史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机会吗？

一口答应了下来，协助宋城景区的开发。其实，林早在黄巧灵到来之前的十年（1984）前已经在《杭州师范学院学报》写过类似论文《关于杭州建立“宋城”商业街的设想》（注2）。

林认为，杭州是东海之滨的文化名城，景色秀丽的西湖座落于城的西面,犹如一颗明珠镶嵌在翠山碧峰之间;气势雄伟的钱塘江奔流在东面,似一条巨龙喷洒出雪浪卷空的怒潮。

吴越国、唐宋以来,游人不绝,佳话频传,文人墨客所赋之诗词,斗量车载,不胜枚举；

南宋在杭州建立都城，成为一座中外名城，开发商业应当是自然而然的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林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杭州旅游大多延续着“静态”的观赏，或者，烧香礼佛，现代型的“动态旅游”活动不多，必须要吸引不同类型的客人到杭州，不过，将西湖旅游从观赏为主，发展到参与型、度假型、游乐型的旅游方式，仍有一定的难度。

杭州至今（九十年代初）没有一个规模大、震动性的项目，需要推出一个反映南宋古都风情的文化节目。黄巧灵的这些构想，恰好与林的理念不谋而合。

在专案评审会上

开发宋城的设想，最后落实到政府对这个项目的审批上，不少人提出质疑，双方相执不下，杭州再现北宋时期的《清明上河图》在南宋都城的杭州“宋城”，在时间上不相符、不对称，一个是南宋，一个是北宋：在地理上，一个是北宋京城汴梁，地处黄河流域中下游；

另一个南宋都城临安，一个江南的水乡城市。

实际上，大家心知肚明，这样一个简单的历史问题，值得争论吗？

关键在于意识形态的认同，南宋“偏安”，一个投降主义的弱宋，可以宣扬吗？

在头脑中，“宁左勿右”思想徘徊不去，谁都怕重蹈覆辙，谁也不敢拍板，再来一次文革咋办？一槌定音，难之又难。

有一天，黄巧灵碰到林，谈到这个棘手问题，项目能否通过有相当难度？

林听了，说道：“你怎么没叫我去开会？我可以解释一下。”

黄听了，喜出望外，说道：“好，那么，下次开会，我们请你过来。”

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在之江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会议室又举行了一次项目评审会。果然不出所料，在那些所谓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双方又争执了起来，互不相让，一时间，质疑之声，占了上风。要知道，那次会议是宋城项目的落实能否取得共识，直接关系到项目“审批”的成败，牵涉到后续一系列现实工作的开展，诸如，征地、拆迁、贷款等诸多具体问题的落实。

在会议上，林以宋史专家的身份做了说明，两宋三百余年（960-1279）历史，史学家公认，宋代的成就是在唐代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军事上虽弱。但是南宋在社会经济与文化科技成就大大超过了前代；“宋文化”为宋朝三百余年（960-1279）经济文化的积累。

北宋与南宋合称“赵宋王朝”，并没有“北宋、南宋”的提法，只是后代历史学家为了研究方便而分开的，并非是二个朝代。中、外多数史学家认为，宋朝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科技超过了唐朝，北宋都城开封与南宋定都临安，均成为亚洲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心。

又说，宋代有几个特点：一是宋室南迁，定都杭州，自此我国开始由内陆国家向海陆国家发展，对外海国家的联系，尤其是对亚洲各国的影响力超越了前代的任何一个皇朝；

第二，在历史上，我国的都城大多建在北方，南宋在杭州定都，促进了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宋室南迁，客观上促进了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文化科技的交流与融合，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行政中心的南迁，也促成了文化中心的南移，这一点，无论如何是抹杀不了的；

第三，我国四大发明，除造纸术在汉代发明以外，其余三项包括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都在宋代出现，特别是这些创造发明在南宋时期得到推广与发扬。宋词的繁荣，以及纸币的使用等等均走在全世界的前列。因此，不能夸大秦桧等少数权臣推行偏安政策而忽略了几千万宋代军民爱国思想、沙场奋战与文化科技成果。

林的这一番话，在今天看来，仅仅是个常识问题，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说是一个相当大胆的举动。他的解释，使得会上怀疑与反对的声音减少了许多，认同观点占了优势。

打造“宋城”

林正秋还专门为宋城的开发写了一篇文章，肯定民营企业在杭州建设宋城是一件好事，打破了当时杭州国营公园一统天下的局面，在杭州旅游业发展上是一个新创举，也是一个里程碑。毫无疑问，林正秋的发言与论文，在宋城开发初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后，他又以顾问的身份，参与了景区的开发设计。

一九九五年，杭州的旅游业进入转折期，应黄巧灵邀请，林担任宋城文化研究所所长。

他与黄巧灵、何思源、王士伦、黄滋等人多次碰头开会，有时甚至讨论到深夜，他们就宋城的店铺、旅乐、城门、民居、服饰的布局与布置，以及《宋城千古情》剧目的演出，在人文风格进行了认真研究、核查，力求做到最大限度接近于历史真实。可以说，无论是宋城景区的建设，还是《宋城千古情》剧目的打造，耗费了他们许多心血。当然，林能将自己多年来研究成果转化为宋城项目的精品化、艺术化，成为林正秋事业上一个值得骄傲的里程碑。

在宋城开业之初，虽然推出了富于宋代特色的民俗表演深受游客喜爱，也出现了不少杂音，主要内容仍然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有人认为，宋城民俗活动“俗不可耐”，甚或，有人见到宋城内古城楼上挂着一块“逍遥楼”的招牌，硬是将它说成是古代妓女楼，上纲上线，抓住一点，大肆鞭笞，不及其余。

这下，黄巧灵急了，上升到了意识形态领域这样“大事大非”问题，就非同小可了。

黄急忙找到了林商量，应他的请求，林查了“逍遥”二字是否含有这层意思。

他查阅了《说文解字》、《尔雅》、《康熙大字典》、《辞源》、《辞海》，以及台湾出版的《中文大辞典》这些书籍，道家解释是“徜徉缓步，优游自得；徘徊不进，或者，斟酌、玩味。”庄子《逍遥游》认为，一种无拘无束、不受羁绊束缚，又指心灵的自由放逸。

宋代诗人苏轼有:“何时杖策相随去,任性逍遥不学禅”之句。

确实没有找到这个词的内含究竟与妓女有什么联系。他用史料证明，逍遥楼与妓女楼，风马牛不相及，化解了当时宋城面临的危机局面。

接下来，又给宋城工作人员上课，讲解宋代生活方方面面的历史知识。

林认为，要想搞好宋城景区，首先就要尊重历史，抓住宋代文化特色。

宋城开张初期，有人在景区门口搞了个财神庙，财神菩萨塑成赵公明。

林知道了，说：“错了，赵公明在宋代是‘瘟神’，要送走的，怎么能坐在财神庙里?宋代财神是利市神。赵公明作为财神爷是在明朝以后发生的。”经他一讲解，改正了。

黄巧灵说：“宋城的成功在于开发宋文化，林正秋为宋文化挖掘与指导起了关键作用。”

播讲南宋文化

宋城景区的开发成功，游客如潮，为杭州的旅游经济带来一波又一波的商机，也让市民与游客对于乡土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浙江广播电台举办了一个“宋城与宋文化”系列讲座。在电台节目中，林正秋成为这个系列讲座的主角，主持人是电台的陈丹丹与姜运涛，每逢周六、周日各一次，每次三十分钟，一连播讲了三十多次，分为六大部分：宋代饮食文化；

宋代的保健养生方法；

宋代的节庆风俗；

宋时的商业贸易风貌；

南宋故都临安；

宋代宫廷生活。

每次播讲又细化主题，分别介绍了南宋时期，杭州人的衣、食、住、行、娱、风俗、习惯、岁时节庆等方方面面，内容详实，丰富多彩，形式活泼，听众兴趣昂然。

广播前半段由林正秋在电台上讲，后半段则由听众打电话提问，由林当场解答。

演讲气氛生动活跃，深受市民喜爱。此举不仅对宋城景区扩大影响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也在杭州人中普及了南宋文化，“爱我乡土、爱我杭州”之风，在市民心中悄然形成。

林不仅在电台上为民众讲解宋代文化，还为宋城员工上课，传授南宋的历史知识，尔后，又特地将演讲稿编撰成一本五十多万字的书《南宋生活风俗研究》。

全书二十多章，分门别类地论述了宋代生活风俗的各个方面，诸如，宋时的主食、面点、菜肴、饮茶、喝酒、节日、婚嫁、取名、服饰、建筑、园林、花卉、交通、旅游、商贸、店铺、娱乐、杂技、体育、养生以及宫廷的衣食住行、文化生活等。

此书内容详实，史料丰富，不仅为宋城影响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也为宋史研究填补了一项空白。书成后，黄巧灵赞助了这本书的出版费，由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七年《南宋生活风俗研究》一书被评为杭州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一名。

宋文化的传播，不仅催生了市民爱乡爱土的热情，同时也带动了宋城旅游热，自此以后，宋城继杭州西湖“老十景”之外的又一个热门景点，一举成为“西湖新十景”之一，直到今天（2019）仍方兴未艾，成为游客杭州之行的必到之地，也让宋文化在老百姓中深入人心，只要一说到杭州，人们就会想到，不仅有秀丽的山水风光，更有源远流长的城市文化。

指导影视剧

一九八0年，导演孙道临在杭州拍摄南宋诗人陆游的影片，召开了一个南宋文化座谈会，林受邀与会。在会上，他详尽介绍了陆游三次来杭考试的经过。

谈到南宋的科举制度，他讲了一个史实，陆游被主考官陈阜卿列为第一名，秦桧的孙子秦埙名列第二。秦桧是当朝宰相，授意陈阜卿将他的孙子改列为第一名，陈阜卿不畏强权，坚持已见，没有顺从秦桧的命令，后来遭致秦桧迫害，坊间颇多议论。

会议结束后，《电影介绍》杂志记者要大家一起摄影留念，以便刊载在那份杂志上，林当时只是一名青年讲师。他知道，多数与会者都是冲着大导演孙道临（注3）的名气而来的，自己只不过是个无名小卒，知趣地离开座位，在后面找了一张凳子坐下。

未料，孙导演发现了，走过来说：“你不能走开，今天您是老师，应该坐在我的旁边，一起照相。”说着，孙导演一手便将林先生拉到自己的身旁坐下。

只是一个普通教师的林正秋虽然坐下了，仍然感到几分窘迫。

孙导演看了出来，笑道：“不要拘束，自然点。”亲自给林老师倒了一杯热茶，并对站在一旁的记者说道：“只有这个样子，照片拍出来，才会有生活气息。”

合影后，孙导演特别嘱咐记者：“杂志出来，务必给林老师寄上一本。”

《西湖太守》、《苏东坡》

八十年初，作家赵遵生撰写话剧《西湖太守》，林老师受邀为演职员讲苏东坡在杭州做官的情形，以及宋代民风民俗。上演时，观众们见到舞台上的人物与布景，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宋代西湖”场景，真正感受到了历史文化脉搏的跳动。

九十年代后，赵先生又创作了连续剧《苏东坡》，导演王扶林邀请林老师一起追寻苏东坡在杭的遗迹，去了一趟玲珑山，考察了王朝云家族墓址（注4），为剧本提供相关内容。

《满江红》

二十一世纪初，浙江电影制片厂拍摄以岳飞为题的电视剧《满江红》，林老师还特别为摄制组成员讲解了与岳飞相关的宋代风习与朝廷与民间礼仪。上演时，观众们见到舞台上的人物与布景等，仿佛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宋代西湖”，感受到了历史文化脉搏的跳动。

在许多影视剧与舞台上充斥着“戏说”，什么“演绎历史、水煮历史”等形式，这些影视剧虽然也有让人了解历史的功能，却让人用现代人的眼光解读古人，许多内容完全违背历史或者扭曲历史面目，使得历史变得扑朔迷离。

林认为，历史就是历史，不应当存在任何“戏说”成份，不能任意添油加醋，误导历史。摄制时的细节，包括风俗、节庆、服饰等。在拍摄历史剧时，有许多细节需要澄清，常常有人会登门取经。林很愿意帮忙，指导还原历史，让更多人了解真正的历史。

附录：

一九九七年，林正秋的论文《浙江历史上的科学家》刊登在《浙江经济文化史研究》上，获得杭州自然科学优秀论文二等奖。

注1，《杭州建立宋城商业街设想》刊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会科版）》1984年第1期；

注2黄巧灵，1958年生于浙江丽水，宋城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二度被评为“风云浙商”，获得“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十大杰出人物之一（摘自网络）。

注3孙道临（1921-2007），著名表演艺术家、导演（摘自网络）。

注4王朝云（1062-1096），字子霞，钱唐人，苏轼的红颜知已。儿时沦落歌舞，成为西湖名伎，天生丽质，能歌善舞，敏而好义。虽沦落风尘，却独具清雅。苏东坡因爱而幸，纳为爱妾。绍圣年间，苏轼贬谪岭南，诸姬妾皆散，惟朝云执意相随。抵惠州后，苏轼作《朝云诗》、《浣溪沙·轻汗微微》、《美人如月》三首词及《朝云生日致语》诗。朝云常唱《蝶恋花》，唱到“枝上柳绵吹又少”时，掩抑惆怅，泪如雨下，不能自己。东坡问何因？答：“妾所不能再唱者‘天涯何处无芳草’也。”

苏轼笑道：“我正悲秋，而你开始伤春了！”东坡宦海沉浮，命运无奈。朝云对苏轼因忠直而被贬，两有相逢相识而知心，尽在不言之中。

绍圣三年，朝云卒于惠州，时年三十四。东坡不胜悲哀，作《西江月·梅花》、《雨中花慢》、《悼朝云》以托深情与哀思，又作朝云墓志：“东坡先生侍妾曰朝云，字子霞，姓王氏，钱塘人。敏而好义，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绍圣三年七月壬辰，卒于惠州，年三十四。八月庚申，葬之丰湖之上栖禅山寺之东南。生子遯，未朞而夭。盖常从比丘尼学佛法，亦粗识大意。且死，诵《金刚经》四句偈以绝。铭曰：浮屠是瞻，伽蓝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