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在那天清晨

乘坐“大南洋”轮船抵达黄埔长洲岛,戴笠踏上码头,迎面便看到了悬挂在黄埔军校大门门楣上的校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终于踏进了黄埔校园,带着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戴笠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的学习和训练中。

此时北伐前方捷报频传,戴笠既心急如焚,又心情沮丧。作为30岁的他,只有战场立功,火线升迁,才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但是作为第六期学员,他已与北伐无缘。

常言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正当戴笠为错失了诸多机会而焦急的时候,一个人的出现,给他的命运带来了另一种转机,将他一生的军人生涯引向另外一个方向——隐形战场。

尽管这主要取决于他本人的追求与奋斗,且通往成功之路荆棘密布,但那个人的出现,无异于为他打开了另一扇窗户,让他看到了另一片天空和另一条通往成功彼岸的捷径。

这个人就是胡靖安。

胡靖安,字中道,江西靖安人,生于1903年。虽比戴笠年轻六岁,却资格甚老,曾在江西都督李烈钧卫队充马弁四年,由李保荐入广东警卫军 讲武堂学习,于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步科,毕业后加入孙文主义学会,成为该学会骨干分子,时任黄埔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候补干事,黄埔同学会办公处主任。

1927年年初,由于前几期学员大都开赴前线,第六期入伍生肩负起了广九沿线的治安,戴笠所在十七连奉命开往东莞,边维持治安边进行军事训练。

有一天连长带着两个人来到营房,向大家介绍说:“这二位是军校入伍生部监察干部,特地下连队走访,同学们有什么建议和想法,都可以向他们反映。”

这两人一高一矮,高个的叫陈超,矮个的就是胡靖安。胡靖安虽个头矮小,却看上去结实有力,干起工作来也是雷厉风行。与同学们见面后,两人立刻分头找同学谈话。

戴笠自进入军校后,总结屡次碰壁的教训,一改过去的张扬与外露,开始韬光养晦,不露圭角。他平日里敦默寡言,处处谦退,给人留下了朴讷敦厚的印象,甚至有人觉得他像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

暗地里,他却在密切注视着校园内的一切动静。因为入校伊始,他便敏锐地嗅到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正在表面红火的训练背后波涛暗涌。

从国共合作开始,孙中山先生的“联俄容共”政策,在国民党内部便产生了极大分歧。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内部更是急剧分化。随着廖仲恺遇刺,胡汉民、许崇智相继出走,蒋介石逐步掌握了国民党党权与军权。1926年6月,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1927年春,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国共合作的关系也濒临破裂,黄埔学生中亦是壁垒分明。

戴笠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是从个人感情出发,本能地站到了蒋介石一边,尤其听说戴季陶是蒋介石坚定的支持者,对这两人的好感,以及出于同乡的观念,完全左右了他的政治立场。

胡靖安、陈超到来后,由于不知其根底,戴笠一如既往地保持沉默,公开场合绝不发表个人看法。胡靖安找他谈话,开始时他只是恭恭敬敬地听这位学长发表见解,或者提出一些较为敏感的问题,寻求答案。

渐渐地,他听出了其中端倪。

胡靖安与陈超赴粤之前,蒋介石正坐镇南昌,恰是羽檄旁午之时。而雪片般飞来的情报中,不仅有军事战场上的,更有政治战场上的。3月中旬,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蒋介石被免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军人部长等职务。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为控制广东局面,控制他借以起家的大本营,特派胡靖安与陈超返回军校,调查情况,联络忠实于蒋的军校学生,为“清党”做准备。

这一切情况都使戴笠感到政治斗争的严峻与严酷,也坚定了他站在蒋介石一边的立场。

当胡靖安谈到“校长派我们回来……”时,戴笠蓦然感觉,他离校长其实并不遥远,从上海交易所偶然邂逅之日起,冥冥中似乎早有定数。

而胡靖安看上去不过二十四五岁,却已是第二期老大哥,成为校长身边的人,令戴笠这位年届三十真正的老大哥自愧弗如,崇拜得五体投地。

戴笠开始敞开心扉,在胡靖安面前畅所欲言,将了解的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胡靖安。然后按照胡的吩咐,留心搜集连队中中共党员的情报,随时上报。

4月15日清晨,各连队入伍生像往常一样,跑步到操场集合。

与往常不同的是,学员们在操场排好队列后,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开始训练,操场四周有武装士兵在走动。灰蒙蒙的晨雾笼罩着操场上空,犹如沉重的阴霾压在每个人的心头。

山雨欲来风满楼。在死一般的沉寂中,骤然响起连长的声音:

“共产党在东莞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密谋暴动。奉校长指示,进行全面‘清党’,凡共产党员,请自动出列!”

透过浓雾,连长的声音沉重而冷峻,令每个人如雷贯耳。

在难挨的沉默中,没有一个人站出队列。

“谁是共产党员,在场各位心里都清楚,最好是自己站出来,免得连累大家!”

连长软中带硬的话发挥了作用,平时已经暴露身份的几名共产党员相继走出队列。

“还有,请主动站出来,不要等我点名!”

见大家无动于衷,连长拿出名单,点了十几人的名字。连同原先站出队列的,一共二十几人,被武装士兵带走。

这二十几人的名单,就是戴笠提供给胡靖安的。

连队“清党”之后,戴笠结束蛰伏状态,开始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公开发表旗帜鲜明的政治言论。

时值北伐军所向克捷,进展极速,很快将北洋军阀吴佩孚所部消灭殆尽,将统辖东南五省的孙传芳打得落花流水,控制了长江下游各省,转向中原挺进,直逼奉系军阀张作霖及其直鲁联军。为适应平原作战需要,蒋介石命令黄埔军校成立骑兵营,戴笠被选入该营,由上等兵晋升为中士。

这时军校政治部主要领导已在“清党”后调整,改由拥蒋的国民党人士担任,黄埔一期毕业、赴苏留学归来的邓文仪为政治部主任,胡靖安任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各级党部也重新改组,戴笠当选骑兵营党部执行委员。

不久,骑兵营奉命开往苏州驻防。一路北上中,戴笠已然是“春风得意马蹄疾”。

他是有理由对前途充满希望的,营党部执行委员虽不是什么重要官职,但他毕竟迈出了第一步;他本人又极受营长沈振亚赏识与器重;而骑兵营亦是国民革命军中一支独一无二的队伍,必然会深受总司令蒋介石的偏爱;他作为营党部执行委员,又与蒋有着上海交易所的渊源,加之胡靖安已赴南京,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副官,自然也会替他美言……

天时、地利与人和这种种的因素凑到一起,倘若在战场上再小露身手,那结果岂不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部队驻扎苏州后,戴笠沉浸在美好的遐想中,企盼着早日开赴前线。不料就在这时,营长沈振亚告诉大家一个意外的消息:

“校长下野了。”

当时戴笠正在营部,营长的声音并不高,在他听来却犹如五雷轰顶。

“为什么会这样?”

愣怔半晌之后,戴笠瞪着血红的眼睛反问营长。在他看来,蒋介石已经成功“清党”,并已在南京建立政府,北洋军阀已是强弩之末,蒋氏已坐稳江山,怎么会突然下野?

“8月13日,校长在上海通电下野。”

营长又重复说。这对刚刚见到一线曙光的戴笠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由此带来的打击,较之他本人任何一次铩羽而归,更为蚀骨锥心。

他颓然地跌坐在椅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