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揭谛揭谛波罗揭谛 36、傀儡老板
怀着一种怅然若失的忧郁，郭巨鹿回到了办案点。前几天，齐隆尧一再打电话给他，很关心他的身体，更希望他早点回来工作。分管领导和办案骨干一个个都病倒了，齐隆尧心里发虚，弄不好自己也会垮下去，这个案子可如何收场。
看到诸赤城躺在病**吃力地批阅着材料，又听闻分管领导也病倒的消息，郭巨鹿不再觉得孤单和忧伤。父亲已经永远离去，不可能再回来。自古忠孝难两全，和纪委一起长年办案，也免不了要作更多的牺牲。为了办案，领导们都这样拼上了，自己小小的处级干部，有什么理由继续悲戚戚呢？
诸赤城在自己的病房里，召集齐隆尧、张北、老郭等人一起开会，商量下一步的工作思路。他说：“案子办到这一步，是我们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的。我们中央纪委每年都要办一批省部级大要案，这些年来已经办了几百起了，可像蒲承德这样顽固不肯交代，而且查了一年多还没有查出他重要问题的，还是第一次。这个结果，给我们打击不小啊。从腐败和反腐败的规律上分析，也是不应该啊。这些天我一直在想，蒲承德究竟把钱放到哪儿去了呢？难道真的是全部都捐给寺院了吗？不，不是我顽固，我至今还是不敢相信。你们说，这个破绽在哪里？”
齐隆尧说：“破绽肯定有的，你们有没有想到一点。”他看了看张北和老郭，道：“你们到许多寺庙去查账目，每次都发现账目做得很好，与阎乐亭提供的捐款去向完全一致。这不就是很大的破绽吗？”
张北赞成齐隆尧的分析：“按理说是不应该。我们一些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账目都未必做得那么好，更何况寺庙呢？它们上面没有任何监管单位，凭着自律意识就能把账做得这么认真仔细，一丝不苟，是有些不符合常理。”
“不是我马后炮啊，”老郭早就有些急不可耐了，说：“我在五莲山调查时就发现，做账的纸张特别新，字也写得特别工整。我就想，这些账会不会是最近补上去的呢？”
“但是，我也注意到了。”由大名道：“不仅五莲山，其他寺庙也有这样的情况，账簿都特别新，所有的字迹都一样，像是同一次记上去的。”
“你们以前怎么不说呀？”齐隆尧眼睛瞪着小由，实际上也把老郭张北给批评进去了。
“但是，我以前没敢往这方面想啊！”小由胡乱辩解道：“刚才听张处长和郭处长这么一分析，就激发了我的灵感。藏在我潜意识里的想法，马上就冒出来了。”
“好好好！”诸赤城微笑着表扬道：“迟来的灵感也是灵感，今天，你们要有什么灵感，最好都给我早早都冒出来。时间不等人啊，我们不能再拖下去了。”
“我有一个想法。”老郭总有新的建议：“账目上虽然有疑问，但明查是查不出来的。我们还是要通过口供来突破。现在阎氏兄妹都在办案点上关着，他们都希望早一天出去，心理上已经非常脆弱。特别是那个阎新乐，新娶的媳妇正在怀孩子，他比谁都焦急。因此，我们不妨给他们俩多施加些压力，争取从他们身上打开缺口。”
“怎么打？”诸赤城问：“有方案吗？”
“我想，还是用我们的一些老办法，比如，狗咬狗，各个击破，等等。”老郭笑道：“他们现在认为自己没责任，所以都不肯说。如果我们施压加力，要求他们承担责任，他们肯定会互相推卸，那样的话，口子就打开了。”
“好，就这样么办！”诸赤城高兴道：“我看，就由齐隆尧牵头，拿出一个具体的谈话方案来。你们分头行动，争取早日突破。”
齐隆尧和张北老郭一起制定了谈话方案，经过反复修改，在零晨两点钟开始执行。
“半夜里找我谈什么呀？你们也不休息？”阎新乐觉得很奇怪。
“半夜里找你，说明有重要情况。”老郭郑重地道：“不是我乱打比方，当年我们经常半夜里被叫醒，一起爬起来学习。为什么？因为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下达了，耽搁不起啊。今天，我们也发现了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向你核实一下，同样非常紧急，不能耽误。”
听到老郭神神鬼鬼的语气，阎新乐开始紧张起来。
“什么新情况？是案子查出结果来了吗？”
“那当然，你以为中央纪委的人都是吃干饭的？你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老郭道：“这些天你们闲着，可我们都没闲着，一直在外面跑着，搞外调呢。现在结果都出来了，各家寺院都收到了你们的捐款，可捐的数目上有出入。他们开始想帮助你们隐瞒，可后来一想，就是出了事，关他们什么事呀？寺庙又不是他们家的财产不是？何必为了公家的事个人去挑担子呢？和尚尼姑也没那么高的觉悟啊？又不是干革命流血牺牲什么的，没那个必要呀！”
“就都说啦？”
“说了，都说了。”老郭顺着阎新乐的怀疑，把自己的分析说得有鼻子有眼，但又带些含糊，不能让对方看穿。“捐也捐了一部分，但还有相当多的部分被你们截留了，转移到其他账户上去了。原先的功德簿毁掉了，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造假的本子，把你们捐的款增加了不少。其实你们这样做不聪明，账目太平了，反而露出马脚来了，你说呢？”
“说的也是。”阎新乐像是很老实的样子，但他并没想亲口吐出什么秘密。“但是账目的事和我无关，这些都是蒲省长和我妹的事，我不清楚呀。”
“好了，先不说账目的事，我们再说说公司的事吧。”老郭转移话题道。
“公司又有什么事？”阎新乐显得很警惕。
“你不是公司的董事长吗？公司的事你得负主要责任啊？”老郭道：“刚才，我们已经分别找蒲承德和你妹谈了，他们也把事情都交代清楚了。他们的口径很一致，那就是，公司贪污挪用了企业家的很多捐款，实际上构成了受贿。但责任并不在他们，而主要在于你。因为你是公司的董事长，你是最大的受益者。”
“哪有的事儿！”阎新乐歪着嘴道，“我这算什么董事长呀？”
“什么？你不是董事长？”
“是呀，我是董事长，可我不是法人，法人是我妹。”
“你妹说了，蒲承德也说了，你妹文化比你浅，公司的事主要由你负责，所以让你当董事长，公司出的问题也主要由你承担。他们还说了，如果这个案子一定要选出一个人拉出去枪毙，那就是阎新乐，他们最多是从犯。”
“这是人话吗？”阎新乐生气道：“如果这个案子一定选出一个人拉出去枪毙，那应该是我妹阎乐亭，其次才是蒲承德，至于我，八竿子够不着！”
“空口无凭啊，你倒说说看，为什么你身为董事长，责任却不在你身上？总不会有人强迫你做董事长的吧？”老郭希望他马上开口实出实情。
案情进展顺利，但也不至于太顺利。听到老郭的话，阎新乐马上犹豫了起来，觉得自己像是掉进了一个很深的陷阱里，马上闭口不言了。
任老郭三寸不烂之舌上下鼓捣，他就是不往下细说。问急了，就是一句：“反正我妹和蒲承德都不可能把责任推给我，他们心里比我更清楚。你想想看，我会是首犯吗？”
这时，由大名进来了，把老郭拉到一边，还塞给他一个录音带。
原来，隔壁的张北也和老郭同时如法炮制，在给阎乐亭施加压力，而且一定要把她确定为为首分子，交司法机关重判。
“我们三个人里面的首犯，肯定不会是我。”录音机打开了，里面是阎乐亭的声音，有些恐怖，又有些尖亮，“如果三个人里面一定要选出一个人枪毙，那么，不是我也不是蒲承德，应该是我哥阎新乐。”
“为什么？”是张北的声音。
“他是公司的董事长，当然应该他负责主要责任。”阎乐亭说，“我是总裁，在公司排第二位。蒲承德在背后施加一些影响，帮助公司拉些业务，但归根到底，主要还是我哥在操作，他是为首分子。”
阎新乐听傻了，道：“这是我妹的声音吗？”
“那还有假？”老郭道：“中央纪委也会像你们那样胡搞吗？要不要多听几遍？”
“不用了，应该是我妹的声音。”阎新乐道：“那蒲承德呢？他也这么说吗？”
这时，老郭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笔录纸，指着其中一段说：“喏，看见了吗？这是人家蒲承德亲手写的供述，看这一行，‘阎新乐是公司董事长，他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如果说公司是在犯罪，那么他无疑就是首犯，我和他妹都是从犯，负次要责任。’看清楚没有？”老郭马上收回笔录，又指了指末尾的那颗红印，说：“这可是蒲承德的手指印，他什么都供认了，我们正准备对他从轻发落呢。”
其实，这并非蒲承德亲笔。那枚指印不是别人，正是老郭他自己的大作。
“他还说了些什么？你要看就全给我看呗，后面写了什么？”阎新乐道。
“那不行。”老郭道：“这是办案纪律，只能给你看与有你关的部分，其他方面的口供，我们还要一一对应，等你全部供认了，我们可以考虑把其他人的口供给你看。但现在不行，我们之所以要让你亲口说，主要是想看你的态度，如果你不主动认罪，肯定要从重处理，不是我乱吓唬你，这个案子这么大，枪毙你的可能性完全有。”
“他蒲承德出事，要拉我去枪毙？”阎新乐有些不信。
“话不能这么说。”老郭解释道：“事情是出在蒲承德，但现在案子查得差不多了，你们三个人是窝案，是集团犯罪。数目又这么大，肯定要拉出一个首犯去枪毙，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嘛。但是，我们也不会把三个人全部拉出去枪毙的，案子总有首犯和从犯的嘛，对首犯重判，对次犯是可以从轻的，特别是态度好，主动交代问题的，我们完全可以从轻发落。”
“不能啊！”听到这里，阎新乐突然流下了眼泪，“你们不能毙我呀，我刚刚新娶了媳妇，她已经怀孕五个月了，就快分娩了，正眼巴巴地等着我出去呢！你们不能毙我，我的孩子刚出世就没了爹，不能啊！”
阎新乐边说边哭，最后竟泣不成声了。
“别哭，大男人一个，坚强些！”老郭递过去两张面巾纸，安慰道。“就当你为了你妹和蒲承德，多挑些担子吧。现在需要你把事情都说说清楚，究竟你在这当中干了哪些坏事，人家送来的钱，最后都转移到哪去了；哪些捐了，哪些没捐，我们得让你们三个人的口供全都对上，这是我们办案的要求。”
“哪能对得上？哪能对得上？”阎新乐红红的眼睛怒视着老郭，哭道：“他们根本就是为了逃命，不顾我的死活啊！你想想，蒲承德想害我也就算了，连我亲妹子也这样算计我，把我推下井，她就不替自己就要出世的侄儿想想？不应该啊！这些没良心的东西！”
“莫非，他们冤枉你了？”老郭用惊诧的语气问道。
阎乐亭擦了擦眼小鼻涕，道：“公司开始办时，我是董事长兼总经理，还是法人代表，不久，我妹任总裁兼法人代表，名义上还是由我担任董事长，但我并不管事，公司大小事务，全是我妹和蒲承德干的，和我没多大关系啊！”
“那你介绍一下你们公司的情况吧。”
“我们公司除我和我妹外，还有会计小张，二十七岁，去年我和媳妇离婚后，就娶了她，我们相差二十岁，可她不嫌弃我，就因为我这人实诚哪。除了她，还有小刘，是我妹的秘书，主要工作是侍候我妹，给我们做饭洗衣接电话等。还有办公室主任、司机等，总共有十几号人。但是，整个公司包括我和妹在内，没有一个懂业务的，比如老张，他曾经是王府饭店的书记、经理，被我们招聘来后，工作积极性很高，老给我们提建议要干这干那，可我妹一件都没让他干，最后被气跑了，临走时对我说：‘你妹不是干正事的人！’我们公司就是这么奇怪，反正没干过正事。”
“说说看，你们是怎么想到成立一个公司的？”
“那年夏天，蔡总裁回台湾竞选总统没选上，他搞的其他一些政治活动也不太理想，就比较失望地回到北京。回京后，因为交不起房租，再加上违反了文化宫的规定，主管部门要求他尽快搬走。九月初，他就搬走了。走之前，他嫌我妹没给他挣钱，把我妹一个柜子扔出了大殿。我妹回来后很伤心，哭了一回。接着，我们就商量着能不能自己租下来，办一个公司。但是，文化宫的领导说，按规定文化宫大殿不能租给个人，即便成立公司也不行。如果一定要租，那就得找个主管单位，挂靠的也行。我妹在北京关系好，熟人多，她说那就成立公司吧，挂靠的主管单位后来去找了，是和军事方面有关的一个学会，学会的领导都是我妹的熟人，常来找她看病。在学会领导的关心下，我们就注册成立了这个咨询服务公司。公司的注册资金共需五十万，我妹出三十五万，我十万，一个叫大有的员工出五万元。第二年一月份，营业执照就下来了。”
“你们公司主要经营什么？”
“经营范围包括文化、艺术、咨询、财务、针织品、医疗、器械、煤炭……反正挺全的。是在东城区工商局注册的。当时工商同志说，除去贩毒、军火不能搞，这个公司什么都可以搞。”
“你妹哪来的三十五万呢？她的工资不高呀，更何况还要日常开支呢。”
“是啊，她哪有这么多钱呢，我想，这钱应该是别人捐的。大约是三年前的五六月份吧，她得了两笔钱，一笔是香港一家公司的司老板，他是带着太太来的。北京一家商报的张社长和一家公司的部门经理陪他们一起来。我妹和他们聊得很投机，还给司太太看病。因为对身体及公司作预测，说对了，司老板和太太很高兴，当场表示给她捐五十万港币。另一笔是通过保密局的陆局长陪同来的一个尚老板送的。尚老板也带了太太来。我妹同样给他们看了病，作了预测，他们很高兴，主动提出给七十七万人民币。我想，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妹应该是从这些钱中拿出三十五万注册的。因为在公司成立前，这两笔款比较大，我印象很深。”
“既然公司不干正事，那你觉得你妹为什么要成立公司呢？你们平时靠什么维持生存呢？”
“公司成立以后，确实没有实实在在做过一笔业务，我妹本人也没有什么收入，账上的钱全是蒲承德的，当然这是我的推测，因为具体情况我并不清楚。”
“你是说，蒲承德让企业家捐款，都是打到你们公司账号上来的？”
“不能说全部，至少有很大一部分吧。我觉得公司就是个空架子，是个摆设，是个为掩盖老蒲打钱的公司，实际上这个公司就是他老蒲的，因为用公司遮盖比用个人账号要好听一些，说句实在的，公司纯粹就是扯蛋，正事不干，也干不了。实话说了吧，公司就是蒲承德个人的公司，当然不是正规公司，不是个依法经营的公司，就像是他个人存款的一个地方，只是为了打钱方便而已。”
“那你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工作呢？”
“我妹是蒲承德的管家，我是个跑腿的。具体说，我妹是出纳、管钱的，管金库钥匙的，替老蒲管钱。我们的职务，什么董事长、办公室主任，都是个空名儿，连花一分钱的权都没有。”
“那你们的工资呢？靠什么发？”
“工资有的，哪里来，谁知道？反正不是靠做正经生意赚来的，因为从来就没有做过一笔生意。公司的员工，就是这十几个。开工资时，按月开的少，有时压两个月，不过再不济，也能在年底前补齐。每次开工资的时候，大家都围坐在文化宫大殿的大会议桌前，我妹一声吆喝：‘开支啦！’大伙高兴得不得了，齐刷刷地围拢过来。只听妹喊一个人的名，多少钱，这个人就站起来，走到跟前领钱，旁边的会计在白纸上写上这个人的名字和钱数，比如我：在这些人当中工资算高的，我妹就喊：阎新乐，一千五！我就站起来领上工资。司机的工资高一些，因为他多少还有些事要做。其他人的工资很少，但为什么还有人愿干呢？就是成天没啥事干，一个个都无聊得很。说不好听，我们公司就像是个扶贫机构，大家在别的地方赚不到钱的，到这里挂个名，多少还能领到几个。你想，谁还不愿意呢？”
“听你这么说，你在公司里还真没挑什么担子。”老郭皱着眉头，严肃地道：“不是我乱扣帽子啊，我就在想了，你会不会是为了推卸责任，故意这么说呢？会不会当初都是你在操作，现在却推得一干二净呢？因为蒲承德和你妹都说了，公司的事主要是你干的。”
“放屁！”阎新乐恼火道：“这两个害人精，自己干坏事，还想拉我垫背不成？门都没有！我阎新乐又不是傻子，又不是二百五！”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呢？”
“你们不信我也没办法。反正，我妹每月给我开点工资，别的我啥都不知道，也没插手。就是公司贩毒卖军火，我也不知情。公司里的大事小事，都是她和老蒲定，我什么事说了也不算。举个例子吧，前年底的一天，在慧德苑九楼的房子里，只有我们三人，我妹诬谄我，说我偷了她的衣服给她嫂子穿了，我就和她吵了起来。这时，蒲承德走了过来，听了几句就忍不住了，批评我道：‘你要分清主次，你有什么资格跟她吵架？你在我们跟前，就是一个打工的。’你听听，这都什么话！当时气得我够呛，我一转身就走了。还有一次在文化宫大殿，我又和我妹吵架，还没吵几句，蒲承德又开口了，说：‘你跟她争论啥？你就是个打工的！’差点没把我当场气死！”
“照你这么说，你妹和蒲承德关系暧昧啊？他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肯定暧昧，当然也只是我的猜测。为什么这么猜测呢？因为老蒲每次来文化宫大殿，都和别的人不一样。他每次来，都打电话让我出去接他。就是打电话找我妹，也先找我聊几句，让人觉得我们是朋友。其实，告诉你们，他大部分时间跟我妹单独在一起。他俩说话的口气，也不生疏。比如说，刚才说到的，他说我是给他们打工的，他凭啥那么说我？那么帮我妹，他们像一家人，我倒成外人了啊？”
“你觉得蒲承德和你妹办这个公司，是真的为了给寺院拉捐款呢，还是自己想从中捞一把？”
“可能都有。蒲承德信佛，我们都信佛，但蒲承德和我妹信得更虔诚，更痴迷些，所以捐款的事应该是真的，我印象当中他们捐了不少，要不然那些寺院的住持不会老往文化宫来找我妹，还说我妹能量大，关系广，是京城第一女大师。要是没帮他们拉那么多款，就不可能说那么多好听的话。但是，我觉得蒲承德也想利用这个公司为自己捞钱，他一直有这个想法。”
“你是怎么知道的，有凭据吗？”
“前年年底的一天吧，老蒲在电话里对我说：我肚子气大了，给我治治。当晚他就在慧德苑九楼打电话叫我去，让我给他治病。我边给他治（也就是抓抓摸摸），他边对我说：我这肚子的病都是让老高、老宋他们给气的，他俩一直在玩弄党中央，常委会总把我甩在一边，我连说话的权力也没有。提的干部都是他们自己的人。那些厅局长里面真正干得好的，他们一概不闻不问，干得不好的，偏要提起来。这些人都是贪污犯，把国家的钱转移到自己家去了。然后他说，我也要干些正事，也要像他们那样，通过办实体赚钱。”
“他说要像他们一样办实体赚钱？”
“是啊，说了还不止一次，每次见我他都说这几句话。”阎新乐说，“他说的老高就是前任省委书记、现任省人大主任高邑，老宋就是原来的省长、现任省委书记宋行唐，因为纳兰省长是中央下来不久的，根子不深，老蒲并不恨他。老高和老宋办公司并不是自己办，而是让他们的子女办，赚的钱早就上亿了，这事给老蒲刺激很大，所以，他一直想着办公司赚钱。”
“那老蒲自己为什么不让子女办公司呢？”
“谁知道呢？可能是两个儿子都不争气吧。”阎新乐道：“他的大儿子像是早就出国了，也不知道是做了白领，还是自己办了个小公司，反正日子过得没人家好。小儿子还在老家，连正经工作都没有，老蒲常把小儿子挂在嘴上，说自己清正廉洁，别人都是贪官，心理很不平衡。”
“你觉得蒲承德这人怎么样？”
“老蒲心眼并不坏。”阎新乐不停地摇头，似乎很难判断蒲承德的为人。“他堂堂一个省长，能够看得起我妹，给公司里打进那么多的钱，够情义的。即便公司是老蒲的，我妹肯定也有份。我觉得是我妹害了人家，都是我妹不好。你说，老蒲给钱你就要，要人家的干什么？我妹把老蒲糟践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