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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十点多钟，聂一兵回到江左县公安局的办公大楼。院子里也是停满了各种车辆，九层的办公大楼灯火通明，按照聂一兵的吩咐，全县公安系统的主要领导、中层干部，各个乡镇派出所的所长、指导员，都集中在大会议室里，等待着他传达会议精神。
聂一兵详细传达了省厅、市局公安会议的精神，部署了全县“扫黑除恶”工作，重点强调了明天晚上全省统一的“一号行动”。
下面的那些派出所所长、中层干部看着他，都是一脸茫然，大家心里都清楚，扫黑除恶，这么多年了，黑社会少了吗？都是走过场吗！现在的社会大环境，就是黑社会滋生泛滥的肥沃土壤。没有黑社会撑腰，那些开矿的大老板连一天都做不下去。大家为了争夺矿源，哪一天没有打打杀杀的事情啊！打官司，管个屁用。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只能找黑社会，大家找个地方大干一场，谁败了谁让出矿井走人。
在江左县大大小小的矿山中，到底活跃着多少黑社会，没有人算得清楚。但是，成气候的，几十个团伙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大的矿主，自己说不定就是黑社会的金主。他们每一年从自己赚得的利润中，要拿出几百万，豢养一批黑社会的打手。为了保护自己的矿山，也为了威慑对手。这样的情况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了，年年说打，但打谁不打谁，大家都心知肚明。真正有势力，上面有可靠的关系的，根本没有任何事。受到打击的都是一些刚刚兴起的小团伙，他们还没有完成原始的资本积累，没有多少资源，在地方政府的体制内还不能建立自己的人脉，找不到庇护自己的靠山，所以，这样的团伙最容易受到打击。
在县里，打谁不打谁，说白了还是领导说了算。在江左县谁是领导？第一个是县委书记胡润东。他是江左县的老大，他说谁是黑社会，一个电话打到县公安局，说：“一兵，你派人把谁谁给我抓起来，查一查，看他们是不是黑社会！”
他聂一兵很快就会派警察抓人。
第二个就是县长廖云海，他也可以直接对着公安局长下命令。
其他的人，像县委副书记，县委政法委书记，也可以向聂一兵下命令，但是听不听，听多少，他聂一兵就要在心里盘算了。
作为江左县的公安局长，他知道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则，县委书记胡润东，绝对不能得罪，一定要做到言听计从，因为得罪了他，你这个县公安局长真的有可能干不成。县长廖云海，绝大部分要顺从，有些情况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江左县当了几年的县公安局长，聂一兵对江左县的各种情况已经了如指掌了。
通过他的观察和思考，他认为，江左县今天的社会状况，很像一个江湖。在这里，各色人物、各种资源纵横交织，形成了一个类似于解放前上海滩的社会结构。
在这个拥有三十多万常住人口，三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活跃着这样几股大的势力。
第一个当然是官方的势力，他们是拥有合法政治权力的统治者。在一个县里，就是以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四大班子为代表，再加上林林总总的一些办事机构，各个局、委、办，再加上二十多个乡镇政府，全县的公务员队伍加上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什么教师、医生之类的，总共有一万多人。在这个庞大的官方队伍中，生存在金字塔最顶端的是县委书记胡润东，其次是县长廖云海。他们两个在县里，基本上拥有一言九鼎的权力。
胡润东和廖云海都不是江左县本地人，胡润东是龙江市江湾区人，今年四十六岁，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江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龙江市政府，从办公室的秘书做起，后来做了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下派到江左县，先是做了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后来升了县长。前任县委书记钟子明升任副市长之后，他就顺理成章接了县委书记。
胡润东这个人前前后后算起来，在江左县已经工作了六七年，对江左县已经非常熟悉了。江左县民间对他的评价分歧很大。有的说他很稳健，和各方势力相处得不错，所以才能够在江左县呆那么久；有的说他这个人比较聪明，谁也不得罪，只顾着闷声发大财。说他身家早就超过几千万了，在北京、上海买的都有房子。
更多的老百姓私下里骂他，说他是个贪官，和那些矿老板称兄道弟，钱肯定是没少捞，但对老百姓却没干多少实在的事情，环境污染这么厉害，社会治安这么不好，跟他有很大关系。但是，生活在县城里的一些人却对他赞不绝口，说胡润东这个人敢想敢干，你看他没有花财政上的一分钱，就安排那些矿老板，每一年都要捐款，修公路，修桥梁，搞大广场，文化馆、博物馆，又建设了新的县城一高，现在整个县城的面貌在龙江市所属的几个县城里，属于是最好的。论贡献，他是数一数二的。
现在的社会多元化了，大家在不同的角度上，对于政治人物做出了自己的评价。
廖云海是龙江市委组织部的办公室主任出身，此前是市科技局的局长，胡润东升任县委书记后，组织上就把他调过来，当了江左县的县长。科技局局长和江左县县长，都是正处级的位子，但是，由于江左县是财政大县，每年的财政收入达到了十几个亿，是西江省有名的富裕县，所以，他属于是被组织上重用。在官场上，同样级别的官员，由于岗位不同，待遇也就有天壤之别。有的是清水衙门，像文联、妇联、共青团什么的；有的却是富得流油，像这个江左县县长的岗位，你老老实实地干几年，轻轻松松就可以捞到几百万、上千万，如果足够贪，几千万也是有可能的。因为这是矿区，想发财太简单了，有的是办法。
在县委书记和县长的下面，是七个县委常委：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统战部长，政法委书记，再加上县委办公室主任。这些都是可以参加县委常委会的，可以参与重大事项的决策。每个人手下也有具体分管的部门，所以在县里这是实权派。
此外，就是几十个正处级、副处级干部了。他们是县人大主任、副主任，县政协的主席、副主席，再加上那六个副县长，还有几个调研员、副调研员。林林总总，能坐满几个大桌。这些人都是在职的领导干部，在县里工作了一辈子，还活跃在政治舞台上，谁手下都有一批自己的铁杆部下，他们随着自己影响力的不同，在一个县里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他们通常都是江左县本地人，是典型的地头蛇。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有时候，县委书记胡润东和县长廖云海都要在一些事情上争取这些人的意见。因为在县里，一些事情很具体，很复杂，里面盘根错节，说不定就伤住不该伤害的人了。你处理得不够谨慎，不够全面，就可能伤及无辜，为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此外还有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就是在县城里还生活着一些退休的老干部，他们当年在位的时候，都是正处级或者副处级，在县里担任过非常重要的领导职务，现在虽然年纪大了，退出了领导岗位，但是他们的子女都走上了各个领导岗位，说不定就是副县长、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了，最差的，也在各个乡镇当上副镇长，或者在县直机关当上副局长、副主任了，他们通过子女联姻，你把闺女嫁给我儿子，我把侄女嫁给你小舅子，这样盘根错节，形成了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关系网。说得粗俗些，就是裤裆里并联加上串联的大家族。围绕着每一个当地的头面人物，都会形成一个凝聚力很强的小团体，他们的周围，是通过姻亲关系、老乡关系、同学关系、战友关系等等各种因素，组成的一个有亲情、有感情、有厉害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斗集体。这也是一股相当有实力的力量。
在这些处级干部下面，是全县七八十个拥有实权的正科级干部。他们要么是县直机关的一把手，不是局长，就是主任。要么是各个乡镇的党委书记或者镇长。他们的官虽然不大，但在第一线，有人事权，也有财权。像那些采矿业发达的乡镇，一年的财政收入都有七八千万。在那里当个乡党委书记或者镇长，一年到头，手里有花不完的钱。喝酒最差就是茅台、五粮液了。随便召集几个矿老板打一晚上的麻将，轻轻松松就可以赢几十万。那些矿老板知道，不输够一定的钱，这些“土地爷”就会找你的麻烦。作为有名的矿区，这里小小的一个局长，像国土资源局、环保局、安监局、建设局什么的，那是牛得很。请吃饭你得排队。因为巴结他们办事的人多了去了。在这里当官实惠得很。有许多局长家里的存款就是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孩子可以送到加拿大、美国、英国自费留学的。
这些都是生活在县城政治权力上层的一些官员。而那些副科级以下的干部，根据各人岗位的不同，岗位的含金量也不同，所以各人有各人的活法。有的在县城里可以拥有别墅，有自己的私家车；有的却在县城里租房，守着每个月一两千块的工资、补贴，紧紧巴巴地过日子。为买一件衣服、一双鞋子而发愁。
在一些地方，官场上的生态已经退化到这样的地步。一句话，不受约束的权力一定会产生腐败。对付官员的腐败行为，要么发动群众，按照我们以往成功的经验，搞群众运动，靠群众的揭发、批判、斗争，解决干部腐化堕落的问题；要么学习西方，搞权力制衡，新闻监督，领导干部必须公布自己的私人财产，接受舆论监督。除此之外，其他的办法只能是扬汤止沸，治标而不治本。
在江左县里，第二个有很大影响的人群，就是那些富人--所谓的矿老板。在这个以金钱多少论英雄的时代。在江左县，生活着这样一大批富人，最顶级的，是几个身家数十亿的矿老板。这样的人估计有三五个。以刘双城为代表，他们有自己的企业，拥有矿山合法的开采权，有资金，也有一定技术，每年向国家上缴几千万，甚至上亿的税收。养活了几千工人，他们是成功的企业家，是慈善家，是官员们最亲密的朋友，方方面面都买他们的账。对于江左县里这些县委书记、县长等处级干部，他们刚开始创业的时候，还客客气气的，但现在他们财大气粗了，触角已经伸到了省城，甚至北京。这些小芝麻官，他们根本就不会放在眼里了。刘双城私下里和自己的手下聊天说：“胡润东算什么？廖云海算什么？他们在我眼里算个鸟！老子去省城，想见哪个省长就见哪个？他们能吗？他们请省长吃饭，省长会来吗？他们能跟我比吗？”
在这些巨富下面，是几十个亿万富翁，像周杰那些人。他们有自己的矿山，规模中等，有自己的酒店、房产，每一年轻轻松松也有上千万的进账。这些人在县里方方面面也有自己的关系户，也算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了。
在他们的下面，是数不清的小老板，他们身家千万，或者几百万，几个人或者十几个人合伙开了一个矿，每一年有几十万的收入，好的年景有上百万甚至几百万，他们人数众多，在县城里是最有活力的消费群体。大凡手里有了几个钱，都要在县城里嫖小姐，各级豪华的娱乐场所，他们是最重要的消费群体。碰到合适的妹子，他们也会一年花个十几万。这些人没有多少追求，开矿就是为了发财，然后花天酒地，吃喝嫖赌玩女人。他们有的这样折腾几年，钱花光了，就离开了江左县，另谋生路去了。
此外，在江左县还活跃着这样一股地下的黑社会势力。他们大大小小有上百个团伙之多。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地盘，组织严密，有自己的产业，平常里打打杀杀，敲诈勒索，收取保护费。这是一个黑色的江湖。在这个江湖上，大家认同的是哥们义气，是为兄弟两肋插刀的精神，谁敢于拼命，不怕死，仗义，谁名气大，谁受人景仰。几个大的黑社会组织，像“斧头帮”，“青龙帮”，“兄弟会”等，动辄都有几百人，控制着几个乡镇的矿山，集市，甚至你卖什么牌子的白酒、红酒，他们说了算。所有的商户都要服从命令听指挥，要不然砸你的商店，打你的人。
老百姓是没办法对方组织起来的黑社会的，他们手里有家伙，什么砂枪，猎枪，甚至仿真枪，仿“五四”手枪，冲锋枪都有，老百姓见到他们打人杀人的场面，一下子就吓傻了。这比旧社会的土匪厉害多了。原来的土匪在深山，现在的土匪在民间。原来的土匪打家劫舍也是偷偷摸摸的，现在的土匪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干自己想干的事情。真是造化弄人，短短的几十年，中国社会竟然出现了这样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些为了新中国的建立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们，地下有知，不知道会做何感想。
况且，官员、矿老板、黑社会这三股势力，最近一些年同流合污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基层的政权越来有黑社会化的倾向。在江左县这里，官员勾结矿老板，是想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实现权力寻租，多捞些票子，要不然权力过期作废了，自己就是想捞，到时候也没有机会了；矿老板也需要有官员支持自己的企业发展，为他们减轻税收等方面的负担，在他们的企业污染环境，面临停产或者关闭的情况下，为他们说话，只要矿不关闭，他们就会天天有钞票赚；黑社会呢，他们一方面要在官场上寻求保护伞，那样才能做大做强，避免遭到致命性的打击。另一方面，官员们也把黑社会当做自己可以利用的一颗棋子，在需要的时候，为自己办一些见不得阳光的事情。矿老板们也需要利用黑社会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钳制和威慑竞争对手。黑社会也希望从矿老板那里得到自己需要的资金支持。
这样，这三股势力互相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组成了一个铁三角的关系，天天面临他们威胁、欺负的，就是那些普通老百姓了。他们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真是不知道说不定哪一天，灾难就会无端地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有许多人死到临头了，还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招惹谁了。
前几年江左县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可以让我们看清楚这个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
那还是钟子明当县委书记、胡润东当县长的时候，江左县县委、县政府决定投资两个多亿，在江左县的东郊修建一个高标准的办公楼群，用来给县委、县政府各个机关办公。占地面积一百多亩，前面还配套修建了一个大广场、喷泉、草坪、林荫道等。选定的这片地方，是城关镇张家村几十户人家的宅基地、菜地和林地。张家村一百二十多口人，在这里世世代代生活了几百年了，现在随着县城的扩大，外来人口增多，他们靠出租房屋，出租自己的土地让别人种菜，每家每户年年都有几万块钱的收入，他们不用干活，天天打麻将，日子就过得相当滋润。
突然有一天，一张布告宣布了他们这个好日子的终结。县城乡建设规划局宣布，县里对张家村的土地进行了重新规划，这里已经被列为县委、县政府的办公用地，土地收归县政府所有，有关部门将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对村民进行一定补偿。
消息一出，震惊了整个张庄村的村民。大家议论纷纷，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过了几天，城关镇的干部就下来了，挨家挨户做村民的工作，说让大家赶快搬家，政府马上就要实行拆迁了。
村民们说：“拆什么拆？！补偿还没谈好呢，协议还没有签呢，我们不搬。”
过几天就有人挨家挨户地量面积，调查房屋的结构。结果一公布，大家都觉得，自己家的房屋没有那些小，补偿的标准也低，砖混结构的，每平方米才补贴五百块。张家村的村民家家几乎都是三四层的楼房，一栋房子两三百平方，当初盖的时候花了二三十万。现在补偿的这些钱，连本钱的一半都不到，拿着政府补偿的这十几万，到县城里买房子，也就是能买一套一房一厅的，四五十个平方就算是不错了。村民们觉得这太亏了，就不干了。自己掏钱找测量人员，一对照，政府派来的果然少给他们算很多，平均每家每户都少算几十平方米。
这下子可炸了锅，村民们对政府人员更有抵制情绪了，说什么也不愿意配合拆迁了。他们要求重新找新的测量公司来测量，要求政府提高补偿标准，一平方米至少一千二百元，让他们每家每户在县城里买得起一百平米的楼房。
村民的意见反馈到城关镇政府，城关镇政府又反映到县委、县政府。钟子明知道了这件事，就对县长胡润东说了这样一句话：“对付这些刁民，得用狠办法。你告诉城关镇的金刚和牛健。限他们一个星期以内完成张庄村的拆迁，到时间完不成任务，他们俩就地免职。”
金刚和牛健他们一个是镇委书记，一个是镇长，都是三四十岁，得了这个死命令，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上吧！他们找来挖土机，把所有的镇政府工作人员都组织起来，一人一个棍棒，一百多人浩浩****，到张庄村强行拆村民的房子去了。
张庄村的村民早已经得到消息，他们立即组织起来，老弱病残在前面，青壮年劳力在后面，在路口阻拦住了镇政府拆迁的队伍。
金刚下令，镇政府工作人员两人一个，把村民架开，挖土机继续前进。那些妇女、老人立即哭天抢地，在地下撒泼打滚，有人破口大骂，说：“你们就是一帮子土匪，什么狗屁政府？！就知道欺负我们老百姓！”
女人、老人们哭天抢地，那些年轻力壮的就憋不住了，立即拿起家伙，和镇政府工作人员动起手来。大家一团混战过后，镇政府的一个副镇长被打倒在地，十几个工作人员也受了伤。村民们这边，十几个村民也被打得头破血流，几个村民一气之下，干脆在挖土机上泼了汽油，烧毁了一辆价值几十万的挖土机。场面一下子失控了。
等上百人的防暴警察出动，荷枪实弹，才压住了阵脚，平息了骚乱。警察趁机抓了十几个村民，把他们关到看守所里，到里面使用各种手段，扇耳光，蹲马步，坐老虎凳，不让喝水，不让睡觉，折磨这些村民，让他们承认攻击了政府工作人员，焚烧了挖土机，并保证不再对抗政府的拆迁工作。
村民们被折磨的受不了，就妥协了。让家里交了罚款，就出去了。
但有的村民个性强，出了看守所，心里咽不下这口气，就到街上买汽油，买煤气罐，准备再一次对抗政府的拆迁，大不了鱼死网破，拼了！
可过了几天，黑社会来了。一到午夜，黑社会成群结队，有上百人，个个是光头，或者寸头，戴着白手套，他们挨家挨户砸村民的玻璃，往院子里扔砖头，扔毒蛇，把村民们吓得心惊胆颤，有些胆小的妇女、老人，受不了这个，心脏病都发了。有的干脆离开家，投亲靠友避难去了。
有些年轻人想跟黑社会拼命，但看到对方人多势众，他们有些人手里还拿的有猎枪、砂枪，于是就害怕了，缩在屋子里的角落里，不敢出来了。
村子里的水停了，电也停了，城关镇政府又组织了拆迁队，开着十几台挖土机，一天时间就把整个张庄村的房子推平了。有些人家里的电视机、洗衣机、家具，甚至锅碗瓢盆，什么都没有抢出来。整个家一瞬间就彻底完了。
大家都感到义愤填膺，就想去北京告状。结果刚走到汽车站，就被镇政府派的工作人员抓住了，送进了学习班，也就是被关了紧闭。
有几个坐出租车去了外地，转乘火车，终于到了北京。为首的叫张德福，四十多岁，初中毕业，在自家楼下开了一个小卖部，卖些日用品之类的东西。
他们一行三个人，到国家信访局反映问题，也受到了国家信访局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他们递交的信件，国家信访局也收了，答应说：“会尽快办理。”
张德福说：“需要多长时间？”
国家信访局的工作人员回答他们说：“大约一个星期吧，我们先调查一下情况。你们先找个地方住下来，等消息吧。”
几个人为了省钱，就去了国家信访局附近胡同的一家小旅馆，登记了一个房间，住了下来。
结果到了第三天夜里一点钟，三个人正在休息，就听见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三个人立即警惕起来，问：“谁？”
来人回答说：“服务员，来看一下你们的身份证。”
张德福听声音有些熟悉，确实是一楼总台服务员的声音。于是就开了门。
刚开了一道缝，门口立即就撞进来五六个年轻人，个个身强力壮，凶神恶煞似的，他们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谁是张德福？”
张德福说：“你们找他干什么？”
一个高个子，看着像打手一样的人，瞪着张德福说：“少废话，你的身份证拿出来我看看！”
张德福说：“凭什么？你们是警察吗？请拿出搜查证来。”
高个子说：“妈的，再敢不老实，老子揍你信不信！”说着不由分说，几个人就冲上来了，两个人对付一个，把张德福他们三个人的手腕背后拧着，从他们身上搜出了身份证、钱包、手机什么的。他们看了看，说：“没错，就是他们三个。带走！”
张德福他们三个人反抗道：“凭什么？你们凭什么抓人？你们是干什么的？”
几个年轻人不管三七二十一，架着他们就上了一辆面包车。车子很快就启动了，开向了哪里，张德福他们也搞不清楚。
张德福在车里还挣扎了几下，说：“让我下车，放开我们，你们抓错人了。”
高个子青年狰狞地看了他一眼，抬手照他脸上打了几巴掌，把张德福打得顺嘴淌血，然后恶狠狠地说：“叫你还敢来北京告状，下一次再见到你，老子弄死你，信不信！弄死你就跟弄死一个蚂蚁差不多！反正你们政府出钱。就是死了，也没有人调查你的下落。”
张德福才明白，这或许就是北京的黑社会吧。原来全国各地政府和黑社会都是有联系的。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也逃脱不了他们的魔掌。
这个时候只能是听天由命了。张德福三个人被送到北京郊区的一个院子里，这里有七八间屋子，分别关押了几十个人，男男女女，都是到北京上访、告状的。虽然出不了屋子，但是，晚上可以听到，经常有人被打得哭爹喊娘。
他们三个在一个黑屋子里被关了五天，吃喝拉撒都在一个屋子里，睡觉地下有几张草席，根本没有被子，好在是夏天，要是冬天，非活活冻死不可。
到了第六天，终于有人来领他们了，他们出门一看，认识，是江左县城关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为首的是副镇长刘伟良。个子不高，胖胖的身材。
刘伟良说：“老张，我代表金书记和牛镇长来接你们了。走，回去吧，千万不要上访告状了，你们告不赢的。自古民不和官府斗。你们一个小百姓，能斗过官府吗！你们的告状信刚交上去，我们就知道你们在哪了。我们有技术侦察手段。知道那些控制你们的人是谁吗？他们都是北京的一些保安公司，人家专门就是拿钱为人消灾的。你们三个，我们一个五千块，就把你们逮到了。下一次再来，又是五千块搞定。你们花自己的钱告状，而政府有的是钱，你们搞不过的，乖乖地回去吧，老老实实配合政府，要不然没有你什么好果子吃的！”
张德福这个时候才明白，原来他们官府和黑社会是一家的，他们相互勾结，共同对付各地上访的老百姓。
面包车在路上走了一天一夜，回到了江左县城后，张德福三个人就被送到了学习班里，关了禁闭。
县里的学习班在一个废弃的厂房里，那里有一个大院子，高高的围墙，周围没有村子，孤零零的，院子里跑着四五条大狼狗，一看到生人，就会扑上去撕咬。
几十间屋子，窗子都是被砖头、水泥封闭的，大铁门锁着，根本跑不出来。
张德福在里面被关了半个月，天天给喝一碗白粥，天很热，也不让你喝水。嗓子都要冒烟了，看守才会给你放一个脏兮兮的破碗，里面放一点水，让你用舌头舔才可以湿一湿嘴唇。那碗里尘土、草屑一下子就粘上了舌头，让人恶心。但是，这样总比喝自己的尿强吧。
过去只听说，在万恶的旧社会，才采取这种下三滥的办法，没想到，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在堂堂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他张德福还会遭受这样的折磨。他想不通，他迷茫，有时候感到绝望，没有生活下去的勇气了。他觉得这个社会已经不值得他继续留恋了，如果自己一直不松口，他们会把你整死的。到时候，就是喊冤，也没有人听得到了。不行，不能便宜了这帮土匪，自己要想法出去，到时候弄死一个够本，弄死两个赚一个，反正和他们拼了。
计谋已定，张德福对看守说：“把你们的领导叫来，我服了。”
看守说：“我就说嘛，你和政府对着干，干不过的，你早这样，早就不用受这个罪了！”
于是领导过来，和张德福谈了话。
张德福说：“我再也不上访告状了，我配合政府拆迁，你们说给我多少，我都接受。”
看守所的领导说：“这样就解决了吗！那好，我打电话给你们的镇政府领导，让他们派人领你。”
结果还是副镇长刘伟良亲自来的，刘伟良说：“老张，服气了吧！不要告了，你就是告到联合国也没有用！他们也不下来人，还是把信转到我们镇政府处理。你就是找到国务院的总理，他也管不住我们镇的镇长。我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他们上面的领导不知道我们这么干的啊？知道！不这样干，怎么出来政绩？怎么会有那么高的GDP？不拆房子，税收从哪里来？那些大官靠谁养？还不是我们这些基层官员！我们得罪老百姓，他们落好，但是，他们就是不办事。官官相护，你懂吗！就是再过一百年，也是这个理！”
张德福听了他的话，心里拔凉拔凉的，心里说：“孙子，等着吧，老子跟你们拼了！”
张德福回到家里，他老婆、孩子见了他，抱着他痛哭了一场。因为他们看到，张德福才四十岁，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腰也弯了，身体非常虚弱，瘦了二十多斤，都脱像了。到医院里花了几千块打营养针，静养了几个月，才恢复了元气。
张德福身体复原后，就开始了他的报复计划。他到矿山上，托人买了十几根雷管，学会了引爆的技术。然后，隔三差五就会到镇政府的大门口观察情况。见了镇政府的干部，也是满脸带笑，大家都以为，他是彻底服气了。
春节前的腊月二十，他打听到镇政府开会，镇委书记金刚和镇长牛健都在。他于是就把雷管放到身上，到街头的商店里买了一把尖刀，放在衣服里面的口袋里。穿着宽大的羽绒服，就进了镇政府的大院子。
把门的看到他，他笑了笑，说：“我有事情要找书记和镇长汇报。”
把门的认识他，就把他放进去了。
他一个人上了镇政府办公楼的二楼，到了金刚的办公室，看到金刚正在和一个干部谈话，于是就直接走进去，说：“金书记，我有些事情找你。”
金刚坐在老板椅里，冲他说：“你先在外面等一等，没看到我在谈话吗？！”
张德福说：“没什么大事，一句话就完了。”说着笑着走到金刚身边，突然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尖刀，向金刚的胸部、头部狠狠地捅去，边捅边说：“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官员，老子弄死一个算一个！”
十几刀过后，金刚就没有声音了。
那个坐在沙发上的工作人员吓得一下子就跳起来了，边跑边喊，说：“杀人了，杀人了，金书记被杀了！”
牛健这个时候正在和一帮人开会，听到喊声，大家都出来，说：“抓凶手，快报警！”
大家七手八脚，搬起椅子作为武器，就往金刚的办公室方向跑。这个时候，正碰上一手拿刀、杀红了眼睛的张德福，他提着刀子就冲上来，不由分说，刺倒了两个镇干部。
这个时候，刘伟良和牛健一帮人一看事情不妙，转身想逃，就见张德福冲杀过去，扔下刀子，抱住刘伟良和牛健，拉响了导火索。轰的一声，一声巨响，把整个办公楼的玻璃震碎了不少。整个镇政府院子里血肉横飞，现场惨不忍睹。
等公安民警、防暴警察、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才发现，金刚流血过多已经死了。镇长牛健的头和肚子炸飞了，也已经死了。副镇长刘伟良，头被炸得稀巴烂，身体残缺不全，比牛健还惨。张德福身体四分五裂，胳膊腿都飞到十几米之外，也死了。现场受伤的其他干部也有七个，被张德福每人捅了一刀的那两个镇干部都是重伤，被急救车紧急送往县医院抢救去了。
事情很快就汇报给了县委书记钟子明和县长胡润东，他们商量了一下，就决定封锁消息，禁止任何记者采访报道这件事。县城里加强警戒，看到记者摸样的，立即出警，把他们驱逐出县城。对村民和市民严密监控，派出了大批便衣。钟子明要求县公安局以私人恩怨导致的报复杀人定性这个案子，尽快结案。
金刚、牛健、刘伟良的家人不干了，说他们都是为政府卖命才被害的，应该被定为烈士才对。他们不愿意尸体火化，一定要县委、政府给个说法。
没办法，钟子明派县委组织部部长亲自出面，做他们家属的工作，说定烈士就算了，这样影响不好，会把事情闹大。干脆，每个人包赔一百八十万好了，由县财政出钱，还做出承诺，他们三个家庭的孩子，到了大学毕业，一家安排一个公务员。
这样才平息了事态。钟子明有惊无险，过了一年多升了市政府的副市长，就离开了江左县这个是非之地。
县公安局的会议结束后，聂一兵把县刑警大队大队长陶磊和“扫黑办”主任曾权挨个传唤到自己的办公室。
第一个进来的是陶磊。
陶磊是江左县洪山镇人，是土生土长的江左本地人，原来在省警察学校读书的时候，和聂一兵是一个班级同宿舍的同学。两个人都是龙江市的，放假回家，都是坐一趟火车，三年下来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
陶磊毕业后被分配回江左县洪山镇派出所，做了一名普通民警。十几年下来，才熬到洪山镇派出所的副所长。在县级以下的机关里混，如果没有可靠的关系，你又没有钱拉关系送礼，在当前的社会环境里，升迁是非常困难的。有些人干到四十岁出头，能混到一个股级干部，就已经不错了。
谁知道时来运转，一纸令下，他的老同学聂一兵从天而降，成了江左县公安局的党委书记、局长，是当之无愧的一把手了，在官场上，这就叫运气来了挡也挡不住。聂一兵新来乍到，对江左县两眼一抹黑，怎么办？只能用自己熟悉的人，可以信得过的人。
在江左县公安系统，他当年的同班同学就一个陶磊。还有一个同届的同学，叫杨能超，当年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和聂一兵都认识。这个时候，杨能超在县公安局城关镇派出所做副所长。
陶磊和杨能超一听说聂一兵要来江左县担任公安局长了，心里自然是按捺不住地高兴。他们知道，自己的好运终于到了，还是老天有眼啊！
大学毕业后，他们这些同学虽然平常里联系很少，但是，五年一次的聚会还是都会参加的，因为在同学聚会上，他们可以了解许多信息，筛选出对自己有利的情报，哪些同学升迁了，哪些同学现在当局长、副局长了，他们会主动走过去，握握手，敬杯酒，自我介绍一下，让老同学对自己有一个基本的印象。这样日后有用得着对方的时候，也好开口。
聂一兵到江左县担任公安局长后，陶磊和杨能超都分别请了聂一兵在县城里最豪华的大酒店吃饭。双方的感情迅速升温，逢年过节，作为下属的陶磊和杨能超，总是找出各种借口，到聂一兵住处或者办公室里，送高档烟酒，送现金。一次两万三万的，虽然不多，但是同学关系吗，有这些，在县城里也算是拿得出手了。
果然，刚过了一年，聂一兵屁股也坐稳了，对公安局上上下下的中层干部也基本上熟悉了，于是就开始大规模地调整干部。提拔一批，交流一批，内退一批，一下子就空出来几十个领导岗位，整个县公安局四百多号人，各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找人的找人，拉关系的拉关系，有的人送礼都跑到龙江市区聂一兵家里了。
现在的社会大家都知道，一个派出所所长你不送个十几万，根本不会考虑你。你不送有人送，想干的人多了去了。县公安局的副局长，也是局长向上面推荐的。他说你行，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想当副局长，那好，三十万起步。竞争的人多了，说不定五十万也是他。
虽然是同学关系，有感情，但是必要的硬通货是少不了的，大家都明白，现在的官场上，感情归感情，利益归利益，于是陶磊和杨能超都识时务地给聂一兵送上了十几万的人民币。
陶磊和杨能超这样的副所长，一年到头是没有多少油水的，油水绝大部分让所长独占了。他们作为一个小职员，上哪里弄这十几万的钱拿去送礼啊！没有钱，就是借也得送。因为你不送，就永远不会提拔你，你当不了所长，手里永远没有实权，就永远没有办法搞到钱，这样就是恶行循环了。
相反，你借了十几万的钱，拿去送礼了，但是，你升迁的目的实现了，当上了所长，那样你就有发财的办法了。
在江左县这样的矿区，你别看一个小小的派出所所长，只要你会来事，想发财简直是太简单了。
城关镇的派出所所长，一年到头，光是向自己辖区内的餐饮娱乐业，什么酒吧、歌厅、夜总会、大酒店、小旅社什么的，光是那些老板逢年过节孝敬的礼金就是几十万。这些行业多多少少都和黄赌毒沾点边。大家也都知道，不这样，生意不好，旅客根本不住你的店。人家就是为了玩的，花钱找乐子，哪里小姐漂亮，服务好，安全，哪里客人多，哪里的店生意好。
那些老板没办法，为了生意，只能是千方百计巴结这些人民警察。逢年过节，送个万儿八千的，换得一个平平安安。不然隔三差五，你的店里就会来一拨又一拨的人民警察，他们有的是来查毒品的，有的是打击嫖娼的，有的是来检查消防安全的。只要一发现问题，他们就会让你停业整顿，十天半月，你损失多少钱？你耗不起啊！没办法，人在江湖混，哪能不挨刀。花钱消灾，是现在通行的做法。
陶磊把东拼西凑的十万块现金，用报纸包裹好，放在一个礼品店里，晚上九点送到了聂一兵的住处。
陶磊说：“老大，听说局里马上要调整干部了，我在洪山镇派出所已经干了十六年了，总不能一辈子在这个地方干到退休吧！这一次拜托老大，千万考虑考虑我的事情！”
陶磊和聂一兵单独相处的时候，陶磊都是喊聂一兵“老大”。因为当年他们在警校读书住一个宿舍的时候，聂一兵在宿舍里年龄最大，于是大家习惯叫他“老大”。现在聂一兵当了局长，更是名符其实的“老大”了，这样叫着，亲切而且富有含义。中国社会本来就是一个江湖，官员们在私下里，也喜欢被自己小集团里的兄弟们称为“老大”。
聂一兵看了看他送过来的手提袋，知道这里面放的是现金，但还不知道具体是多少，这些事情又不能主动问，那样就显得你也太下作了，好像没有见过钱似的。
陶磊说：“到城关镇当派出所所长也行，到刑警大队或者交警大队当大队长也行，反正你老大看着安排吧！”
聂一兵没有当场答应他，因为许多事情要全盘考虑，不能说死了，给自己留下回旋的余地，于是他说：“好吧，你的事情我知道，到时候再通盘考虑吧。”
过了半个月，县公安局召开了党委会，谜底很快就揭开了，新提拔了五个派出所的所长，三个实战大队的大队长，三个机关科室的一把手。陶磊担任最重要的刑警大队大队长，负责全县的刑事案件。这是整个县公安局最核心的部门，手下有六十多名刑警。
杨能超呢，担任了县公安局办公室主任，成了聂一兵名符其实的大管家。
大家一看就明白，原来聂一兵的用人导向是这样的，你要送钱，还要获得他的信任。最关键的位子他都留给他同学坐了，别人就是送钱，也不会给你。
这一次动干部，是聂一兵到江左县公安局当上党委书记、局长以来收获最丰盛的一次。中层正职，基本上都是十万以上说事。几个关键的岗位，像城关镇派出所所长、交警大队大队长，二十万到三十万。中层副职，派出所副所长，三五万不稀罕。
也有不掏钱就得到重用的，但那些都是女警察。像财务股的副股长闵玲玲，二十七八岁，长相非常漂亮，大大的眼睛，雪白的皮肤，身材又性感，丰满、高挑，个子足有一米六八，在公安局大楼里晃来晃去，谁见了都会死死地盯上一眼。
聂一兵刚来，一下子就注意上了这个颇有风情的小少妇。因为经常要处理财务上的报账什么的，闵玲玲经常出入聂一兵的办公室。穿着警服的闵玲玲显得英姿飒爽，弯下身子，把自己身体的曲线全部展现了出来。每次她到聂一兵办公室里报账，都会用她那诱人的大眼睛，看得聂一兵心里只发毛。
聂一兵刚来，还不敢造次，和她对视了一下眼光，扫视了一眼她丰满的上身，就连忙把目光转移开。
碰到什么不明白的账目，聂一兵提出疑问的时候，闵玲玲会特意走到他身边，靠着他的肩膀，嘴里嗲里嗲气地做着解释。她身上一股好闻的异性的气息，让聂一兵感到简直是陶醉死了。
聂一兵刚调来的那几个月，中午有时候就在办公室的套间里休息，那里有一张弹簧床，还有专门的卫生间，装修一新，和四星级宾馆也没什么两样。
公安局机关有食堂，中午热，办公楼里各个部门都装了空调，大家习惯在食堂里买了饭，端到办公室里吃。有的民警就在办公室里沙发上，对付着午休了。
闵玲玲知道了聂一兵这个生活规律后，于是就在一个午后打了聂一兵的电话，说：“聂局，我有事情向您反映。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
聂一兵说：“好吧，你到我办公室来吧。”
财务股在五楼，闵玲玲马上顺着楼梯，走到六楼聂一兵的办公室门口，推开门走了进去，顺手轻轻掩上门。来之前，她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从聂一兵看她的眼神中，她知道，这个聂局心里是喜欢她的，男人吗，哪有不喜欢漂亮的女人的。对自己的身体，她闵玲玲还是有充分的自信的。
聂一兵穿着睡衣就走出了套间，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对闵玲玲说：“坐吧，小闵，你有什么事情？”
闵玲玲把一把账单递给聂一兵说：“是这样聂局，这是我父亲在县医院住院的账单，总共是一年半的，四万六千多块，按照规定，局里要百分之百报销的，他是因公负伤，但是，现在局里经费紧张，已经拖欠几个月了，县医院催款几十次，如果再不交钱，我父亲只能是被迫出院了。”
闵玲玲的父亲原来是县交警大队的副大队长，前几年在一次执勤的时候，被一辆违章车辆撞成了脑死亡，成了植物人。肇事司机逃逸后，虽然被抓获了，被法院判了无期徒刑，但是，司机是个穷光蛋，什么也没有，根本没有钱拿来包赔。所以，闵玲玲父亲住院治疗的各种费用，都是县公安局支付。
因为一年至少需要四五万，时间长了，公安局的领导因为经费紧张，就不那么好说话了，每逢闵玲玲去为自己的父亲报账，他们就推三推四，说：“等一等吧，局里经费紧张，办案都没有钱，财政上给的那些拨款根本不够用，没办法，你就放一放吧！”
聂一兵刚来江左县几个月，还到县医院看过闵玲玲的父亲一次，对这个事情很清楚。
聂一兵接过厚厚的一沓账单，翻看了一下，然后又递给闵玲玲说：“这个，先等一等吧，我们局经费确实很紧张，现在连办案经费都不能保障了。”
闵玲玲听了，忍不住掉下泪来，小声地啜泣着说：“聂局，就算我求求你了好不好？为了我父亲，我什么都愿意替你做。”
聂一兵迟疑了一下，说：“小闵，不要哭了，我也是没办法吗！全局四五百号人，都等着吃饭哪！没有钱，我这个局长能有什么好办法？！”
闵玲玲说着开始脱去自己的上衣，说：“聂局，今后我愿意随叫随到，就算你可怜可怜我行吗！”
这个时候，聂一兵鬼使神差，只能是跟着闵玲玲去了套间里。
从此以后，闵玲玲就成了聂一兵的情人之一。当然，她父亲的住院费用也有保障了，现在的单位，钱再多都不够当官的花的，一把手就是土皇帝，他说把钱用在什么事情上，没有人敢反对。
县城就那么大，有人风言风语，说他老婆闵玲玲很风流，和聂一兵有关系。他听到了，也只能忍气吞声，因为他知道，自己现在是斗不过聂一兵的，况且，自己的老婆也肯定是有错的，人家聂一兵是局长，最有可能的是，自己的老婆主动去找的人家。这样，你就是闹腾，也是更加丢脸，还是忍了好。
陶磊进了聂一兵的办公室，在聂一兵对面坐下来，小心翼翼地等候着聂一兵发号施令。
聂一兵从办公桌上拿起一包软中华香烟，抽出一根递给他，然后自己往嘴巴里衔上一根，陶磊连忙拿出打火机，为聂一兵点上火，然后自己点上。
聂一兵大口地吸了一口烟，吐出一团烟雾，然后看着陶磊说：“给你一个秘密任务，记着，非常重要，省委王一鸣书记和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石卫东都做了批示的，市局万局长吩咐，要尽快抓捕周杰和胡彪、胡霸兄弟，要求我们一个月之内把案件拿下来。现在你就开始二十四小时监控，搜集证据。千万要防备他们外逃，尤其是周杰，要随时跟踪，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实施抓捕，要不然让他跑到境外，我们就不好交待了，到时候你我的乌纱帽都得掉，懂了吗？”
陶磊说：“老大，我懂了。”
聂一兵说：“你一定要找些可以信赖的弟兄，小心出现内鬼，万一有人通风报信，走漏了消息，我们就被动了。”
陶磊说：“我会注意的。老大你放心吧。”
陶磊走后，扫黑办主任曾权走了进来。
曾权刑警出身，三十八岁，在县公安局当过刑警中队长、副大队长，前几年成立了专门的扫黑办，他给当时的公安局长送了五万块钱的现金，就被提拔为扫黑办的主任了，在公安局也属于中层正职。
聂一兵做了局长后，曾权逢年过节也是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到聂一兵办公室或者住处送礼，中秋节一万，春节两万。这样基本上算是维持了一个良好的关系，所以，他的扫黑办主任的位子，聂一兵就没有动他。
扫黑办主任在县公安局里，也是一个关键岗位，因为他掌握着县里那些黑社会的信息，打谁不打谁，他们向局长汇报后，就可以自己做主了。所以，县城里那些做大的黑社会头目，没有人敢漠视曾权的影响力。他一个电话，那些黑社会的头子都会给他面子的。所以，一旦围绕某个矿源，出现了矿老板各自找黑社会为自己撑腰的事情，即使是大战一触即发，这个时候谁要是搞掂了曾权，请他出面和黑社会的头子说句话，他只要答应了，一个电话打过去，让某个黑社会撤出去，不要参与，黑社会头子都会乖乖地撤走。因为他们知道，得罪了曾权，他们今后就没有好果子吃了，你黑社会再牛，你敢和国家机器对抗吗？！只要下决心整你，看你死得快不快！所以在江左县里，曾权也是一个人物。
曾权说：“我听老板的。”
聂一兵说：“说一说你的想法。”
曾权说：“说实话，一个晚上抓不了几个黑社会，我算了一下，我们江左县在黑道上混饭吃的人，至少有两千多人，我们全局动员，也就是四百多个警力，根本抓不完。况且，有些黑社会势力那么大，上面不点头，我们根本对付不了，都打这么多年了，不是没见黑社会减少，相反还越来越多。老板，这一次是不是又是走过场啊？”
聂一兵说：“不是，肯定是要动真格的，没听万局长说吗，这一次谁搞得不好，乌纱帽就要掉了。”
曾权说：“那样我们就象征性地打击几个，应付一下，再看一看情况。”
聂一兵说：“你看明天晚上的行动，先打击哪个团伙？”
曾权想了一下，说：“这样吧，干脆把在县城里这两年刚崛起的‘恶少帮’灭了算了。这帮小子不知道天高地厚，谁也不服，县城里民愤很大的。灭了他们，群众肯定会拍手称快。”
“恶少帮”是这几年在江左县刚刚兴起的一股黑社会势力，以管氏兄弟为主，老大叫管天，老二叫管地。成员是一帮年龄在十五六岁到二十岁出头的无业青年。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各自为战，一些流浪在社会上的无业青年聚集在各个中小学校门口，等学生们放学的时候，他们就围上去，向那些独自回家的学生要钱。如果不给，他们就会找茬打你。没办法，许多学生只好从家长那里要钱，以买学习用品的名义每个月多要个几十块，交给那些赖皮。
由于这些赖皮年龄小，还是未成年人，虽然有的家长到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也抓了几个人，但是，批评教育一番之后就放人了。
这样，那些赖皮就更无法无天了，认为公安局拿他们没有办法，以后就通过多次的火拼，在县城里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管氏兄弟为首的帮派团伙，下面纠集了五六十个小兄弟。这个时候，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到学校门口要几个钱，那样低层次的生存了，他们开始向街道的门面收取保护费，为人追债，接受有些人的委托，报复人。他们这些人年轻气盛，没有法律意识，从小家庭里又缺乏管教，大部分是一些从小就失去了父母的关爱，在社会上混日子的边缘人群，他们打起架来，根本不要命，比得是谁下手狠，谁能够一招制胜。他们在整个江左县的崛起，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县城的东区是新区，这里集中了大部分的党政机关和高档的餐饮娱乐场所，每当夜幕降临，这里的街道两边霓虹灯闪烁，各种歌舞厅、夜总会、洗脚屋、美容美发店前，穿着暴露的小姐们搔首弄姿，向每一个经过的男人不断地抛着媚眼，引着你到这里消费。这里是江左县高消费的地方，几乎每天晚上灯火通明，是个不夜城。小姐们和客人们玩到深夜，会三五成群地出来吃夜宵。所以，这里的夜市摊点也非常火。谁控制了这片街区，光是每年的保护费，收个几百万是没有问题的。
在两年前九月份的一个夜晚，江左县城的好多老百姓亲眼目睹了两个黑帮的火拼。这些原来只能在港台电影上才能看得到的镜头，今天就真实地发生在他们身边。
晚上十点多，在江左县东区的大道上，从西面走来的是一群年龄在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个个穿着圆领的黑体恤衫，剃着光头，脚穿白色的运动鞋，手中每人一根钢管，一眼望过去，估计有三十多个。
从东面过来的是一帮年龄在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仔，染着黄色或者红色的头发，穿的衣服五花八门，他们的手上有人拿着钢筋，有人拿着一米长的大砍刀。虽然身材瘦小，但是人数多，有五六十人。
这两股队伍一见面，不由分说就混战起来，几分钟过后，双方倒下了十几个。有人脑袋被打破了，有人胳膊被砍伤了，有人的肚子被捅了。老牌黑帮的头领一看，自己的人伤了好几个，就大声喊：“停止，先救人。”他的手下也停止了攻击，想就此收手。谁知道“恶少帮”的那帮人杀红了眼，根本不理这茬，继续冲杀，这一下老牌黑帮受不了了，一下子又被对方放倒了十几个。剩下的人一看不好，于是扔了家伙，拼命逃掉了。至于同伴的性命，现在没有人管得了了。
当时有群众报警，城关镇派出所的民警开着警车，来了四五个，但是，他们看到那些人掂着长刀、钢筋，把对方撵得抱头鼠窜，地下躺了几十个人，也不知道死人没有。
派出所的民警也害怕了，不敢上前。旁边的老百姓看不过去，说：“你看你们警察都是干什么的？！打群架也不管？”
有民警回答说：“怎么管？他们双方伤了那么多人，要送到医院治疗，医药费谁出？我们管不了，他们谁的人谁自己掏钱治。”
结果这一仗“恶少帮”大获全胜，在县城里的众多黑帮中一下子站稳了脚跟，声名鹊起。许多成气候的黑帮对这帮不知道轻重的孩子们充满了畏惧。许多人不理解，问为什么他们这些老江湖现在倒害怕起这些孩子来了，那些人说：“你们不知道，江湖有江湖的规矩，谁更狠，谁不怕死，谁就是老大。我们这些人年纪大了，有家有口的，谁还会学那帮小青年，不要命啊！所以，我们斗不过他们了。长江后浪推前浪，这帮狗崽子，都是他娘的不要命的主，打起架来玩命地往上冲，像当年的八路军打日本鬼子似的。”
靠打打杀杀，“恶少帮”在县城里异军突起，成了一股谁也不能忽视的力量。他们的领头大哥管天、管地兄弟，一两年就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整天带着一帮子小兄弟出入高档娱乐场所，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他们除了向商家定期收取保护费外，还控制了一些涉世不深的女孩子，逼迫她们到各个娱乐场所从事非法交易。
“恶少帮”的管天、管地两兄弟，这两年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曾权，请他吃饭或者送些礼物什么的，这让曾权觉得这个“恶少帮”不懂规矩。你作为黑恶势力，不在公安机关内部寻找保护伞，你以为你很牛是吗！到时候叫你后悔都来不及。
对于“恶少帮”的劣迹，聂一兵也是有所了解的，只不过江左县的黑社会很多，“恶少帮”只能算是一个小虾米，还摆不到他的桌面上去。这一次顺便把他们收拾了，也未尝不可。
聂一兵说：“好吧，你明天晚上安排人把他们收拾了。”
曾权说：“好的，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