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天下最后一代的孝子忠臣

【作者：孔雀胆与青龙珠】

第一次看《代人受过》的时候，没能看下去，看了几章，好象是两兄弟的故事，却又归在耽美类，自然有些狐疑。接着被汉威挨大哥汉辰的那一顿毒打吓上一跳，——其实后来在《天下风雷》中看到汉辰和杨小七遭受的夏楚捶笞，才知道汉威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无论如何，封建军阀家族这些不把子弟当人待的严酷家法确实令人印象深刻，几乎便要以为作者弄的是SP文。再接着扯出幼弟的身世之谜，又以为是家族恩怨的戏码，于是便扔在了一边。怎么着第二次起头看了起来，已经记不大准，好象是看到小七叔的往事那段，有了些感觉，然后胡孝彦出场，故事逐渐从豪门恩怨走上了一个广阔的历史舞台，才发现作者远不是讲一个家族故事那么简单。再后来，格局见大，气势亦见沉重，杨汉辰的风采越来越夺目，及至“正气歌”，眼泪终于涌出，到最后“南高峰对北高峰”、“便凌云去也无心”，辛酸的滋味一直贯穿至小说完结。从那时起就想写一篇评，可是却总感觉无从下笔，好象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昨天在仪陇参观朱德故居纪念馆，却不知怎的想起了这个小说，也许是因为听到讲武堂，也许是想起了成王败寇，也许是记起有人说过，那段历史我们只记住了进步的共产党和反动的国民党，却忘记了还有一些夹在中间的历史风云和挣扎往事。于是回头来又翻看了一次《代》文，还是觉得小说写得好。都知道民国文其实不好写，沉重不说，囿于当代历史观教育的单线条，也很难写出“曲径通幽”的创意。但《代人受过》和《天下风雷》这对姊妹小说却可算是另辟蹊径的作品了。

《天下风雷》的开篇，军阀家的大少爷与奶妈的女儿私奔，打算投奔自由与革命的故乡法国，这就是一个出走的“娜拉”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在两人第一次的争吵中嘎然转向：秋月要求汉辰登报声明“与军阀大帅脱离父子关系”，而汉辰却守住了这条血脉的底线。历来革命精神、进步青年，都要求与封建家庭决裂，否则就是懦弱、不坚决甚至虚伪——秋月就是这样指责汉辰的。而在小说中，那些让人胆战心惊、不把人当人待的家法折磨也在为主人公们的离家提供了充分依据。事实上，从杨小七、汉辰、汉威等杨家子弟到子卿大少爷，都曾经离家出走过，小七逃家数年，汉辰更是激烈地抗争过，甚至悲惨地以死寻求解脱。他们不是没有反抗过，只是最后都没有成功。可如果就停留于一场失败的反抗，那就不过是又一个被封建家庭吞噬的“觉新大哥”而已。

一切都因为他们特殊的身份，使这场反抗与屈服具有了不一样的含义。《代人受过》和《天下风雷》两文属于架空类型，但作者的金庸式笔法其实是对历史的一种私人解读。两文的时代背景从北洋军阀割据时代绵延至民国抗战年代，其中的人物除了“龙城杨家”其他基本都是典出有型，他们是一群十年内就可能执掌一方大权、手握重兵、“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北洋军阀世家子弟，他们被称为“少帅”，被称为“民国八公子”。这烙刻在他们骨血上的标记，使家与国、忠与孝、责任与桎梏微妙地联系在了一起。这就是小说的立意特殊之处。

中国向来是民族国家，立国的根本从来不是什么信仰与主义，而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血脉联系。因此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家与国向来是一体的，在三纲五常的伦理下，父子之情与君臣之义一脉相承，正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如小说中顾无疾常说的“自古求忠臣必出孝子之家”，古代帝王以“孝”治天下，其实就是以治家的方式治国，以君父对子民。《代人受过》中何文厚（蒋介石原型）治国即如《天下风雷》中杨大帅治家。“家国天下”，正是这两部小说的立足点。

这种家国天下的伦理下，君父对子民的要求最主要就是二点：一是忠贞，二是责任。关于忠孝，中国的文化有时候是矛盾的，既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又说“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但总体来说，儒家的伦理文化仍然是一种要求忠贞、憎恶背叛的思想。平常时候，也许可以考虑“良禽择木”，然而一旦面临家国危机之时，忠贞总是获得最高礼赞，所谓“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而在传统文化中受到高度推崇的“正气”亦与伦常紧密相关，文天祥《正气歌》里说道“是气所磅礴，凛冽万古存，……三纲常系命，道义为之根”。关于责任，中国的国家概念是父权文化的体现，家国的君父对子民具有无上地位，而子民对家国更多的是强调义务而非权利，强调承担责任而非个人情感（当然也会因为教育之故使责任上升为情感），这种责任同样特别表现在内忧外患之时，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小说中的几位年轻主人公就是生在这种“疾风知劲草，板**识诚臣”的时代，多少年的教育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这个家国面临存亡危机的时刻去逃避。即使家族和国家留给他们的都是苦难的回忆，家族里的夏楚加身、家法凌辱，国家里哀鸿遍野、焦土硝烟的现实，都是令人窒息的，人如同在苦海里挣扎不到岸。

但是，走到哪里都无法摆脱黄皮肤黑眼睛的血脉桎梏，以及因之而来的沉重责任。于是在家族危亡、外侮压境的时刻，他们都不可能有别的选择：所以杨小七甘受家法折磨回来解龙城之危，杨汉辰一肩担起家族与龙城的责任，胡子卿（原型张学良）也回到东北军的帐下，他们放弃个人的自由来扮演他们在这个历史舞台上应该扮演的角色。

因为戏份重，责任大，所以一切对他们的苛责过甚、严酷到不近人情的家法锤炼就都有了几分附丽的依据。除非有一天，四海升平，海清河晏，人人过上平静的日子，再没有生死存亡的争斗，那时候怕就没了这么多血泪，也就没了这么些莫名其妙的责任。但是在此刻，身为长子的责任，家国的期望，从小接受的教育，终于限制了一代贵族子弟内心深处付出一切也想要去追寻的梦想。

而在这个舞台上，他们作为家族长子、国家顶梁柱，注定都是要去唱压轴的“角儿”，要是唱砸了，那就倒台了。用胡子卿的话说，他们注定“被人生生扯了桅杆做成了大船上的帆，被无端的挂到高高的桅杆上，若生来是块儿寻常的布，给人做衣裳，绷不住劲儿，顶多漏个窟窿不好看，补补也无大碍；若是做了船上的风帆，绷不住劲儿扯了，就是船毁人亡的大事。再若赶上个大风大浪的光景，怕是全船人的性命和整条船都要毁在这帆上。”

他们并非没有接触过新鲜的理论，杨小七曾经留学美国，胡子卿从小混迹于基督教会，杨汉辰偷偷读过《新青年》等进步杂志，而杨汉威更是看过各种“赤色”资料，但正如杨小七所言：他们仿佛站在一扇门中，放眼外面的世界，明明知道美好的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甚至也知道该如何去做，但脚步却始终无法迈出那道门槛。身份和多少年的教育决定了他们在两种思想的夹缝中无望挣扎，成为一代悲剧人物。

所以身为军阀世家子弟的小七虽然暗中帮助孙文的南方政府，但终究不会背叛杨家，子卿虽然为抗日大业计发动“西安事变”，却又自甘以半生自由去赎背叛之罪，而汉辰虽然在龙城战役中与“赤党”密切合作、宁可自刺双目也不愿打内战，但却在何长官退守台湾之时毅然跟随，他们都放弃了“良禽择木”的机会。因为对他们来说，自古英雄如美人，也是要讲忠贞的，这同“自由”、“民主”无关。

说是悲剧人物，但却也是一众形象鲜明的英雄人物。杨小七、杨汉辰、杨汉威、胡子卿，虽然不完美，却每一个都极具风采，分不出更喜欢哪一个。《代人受过》一开始，懂事可爱的小弟汉威就深得所有读者的喜爱，而古板残暴的大哥汉辰则几乎被唾沫星子淹没，随着历史的画卷渐渐展开，汉辰极具男子汉坚毅隐忍气概的古典风采竟越来越夺目，最后的结局更赚尽无数眼泪；

对胡子卿的写法同样采用了“先抑后扬”的方式，以懦弱窝囊的败军之将形象出场，以大仁大勇的英雄形象灿烂毁灭，以历史人物为原型既尊重了历史事实又具有独特的个人化阐释，令人印象深刻；杨小七，在《代》文中以背景出现，寥寥数笔给人无限倾慕与遐想，及至《天下》一文，从虚走向实，打破完美，却更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更加鲜活的小七叔。

个个都是英雄，却又个性迥异，不觉念及小说的文眼“天上每颗流星都是世上的一位英雄，这些流星会随了英雄的生命陨落，然后落到一个不易寻到的地方变成一座座山峰，所有现在很多的奇峰，都是历代的英雄陨落变成的。”还有文末引明代黄星周的一首竹枝词：“山川不改仗英雄，浩气能排岱麓松。岳少保同于少保，南高峰对北高峰。”更是点明了小说立足的英雄观。

至于要彻底冲出家族桎梏，则恐怕只有等到小亮儿一代了。此外便是秋月，黄秋月这个角色很有意思，作为汉辰的初恋爱人，在《代人受过》中只有寥寥几笔，到了前传的《天下风雷》，却是千人盼中出场，万人骂中退场，我认为作者应是刻意为之。其实黄秋月是当代意义上完全的正面形象，如果以新文学的角度不啻就是另一个“青春之歌”。

她和小亮一起代表了与小说中诸位男主角都不一样的“新道路”，他们同样地爱国，却没有或不愿背负家族沉重的负担与责任，因此他们有机会追求个人的自由和理想，并决然与家族血脉等私密亲情决裂。

这种决然和“无情”代表了另一种爱国的伦理，只是这种伦理与小说本身立足的儒家基础在情感上格格不入，尤其是两人对汉辰的感情“背叛”，使得偏爱汉辰的读者在面对亮儿的决裂信和黄英的一声“同志”时，如同汉威一样不自觉地感到了一阵寒心。

作者自言，写作此文曾经受到《剑桥中华民国史》的启发和影响，而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有一段话如此说：“军阀是形形色色品流混杂的人物，其个人品格和所实行的政策，一般的概括也难以避免许多例外。在袁世凯死后的两三年间，一时的风云人物都是原来清军的高级将领，一般都能恪守儒家的社会准则……

……大多数军阀是守旧的，和传统的社会准则是很协调的。自相矛盾的是，他们所促成的不统一和混乱却为思想的多样化和对传统观念的攻击提供了大量机会，使之盛极一时。”从这里可以感觉到，小说中作为军阀少帅的贵族子弟，他们是夹缝中的最后一代，是儒家文化中“家国天下”最后一代的“孝子忠臣”。而到了冲破家族桎梏的一代，便是有国而无家，或可说是，从此便只有国家而不知有家国了。

要命啊，要限字数的评论，只好这么阉割着写了……

真好呀，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