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纳粹的他
一、关于纳粹的他
认识拉贝先生，我们可以逆时进行——
1945年，当伟大的苏联红军占领法西斯老巢——希特勒的所在地德国柏林时，对所有德国纳粹分子进行最严厉的惩罚和清洗。有人向苏联红军报告：约翰·拉贝也是纳粹分子。于是此时仍在柏林西门子当普通办事员的拉贝先生被红军逮捕。
审讯是严格的。审讯的目的是为了清算希特勒为代表的纳粹分子的所有罪行与党余残孽，但拉贝获得比任何纳粹分子都要好的命运——他被无罪释放。
苏联红军的理由是：你是一个对反法西斯斗争作出特殊贡献的德国公民，你在日本法西斯残酷统治下保护了中国南京数以万计的平民。
拉贝由此重新获得了一般德国人很少能获得的工作机会。1945年苏联红军和盟军占领下的柏林，一片废墟，几乎见不到一座像样的房子。西门子公司作为纳粹制造战争工具之一的企业也不例外地被红军和盟军的将士们作为清洗和报复的对象之一。然而，为了给同样受难的德国人民有一个生存的机会和可能，红军与盟军还是保留了这家“百年老店”。这样，一部分没有参与纳粹战争的工人和市民被留在了工作岗位，拉贝可能是唯一有纳粹身份而重新获得工作的有特殊贡献的德国人，西门子公司以极大的热情保留了他的工作岗位。
西门子所在地位于柏林西北区，属于英国军政府接管。德国重建工作极其繁重，可以重用的德国人对苏联红军和盟军来说，并不太好找，而拉贝这样的人便成了英国人比较放心的少数德国人之一，他被英国人雇用为首席翻译。但由于重建德国中所遇到的一个特别难解的问题，即到底谁是最危险的人，德国内部也出现了巨大的困惑，因为战后的德国人彻底放弃了任何与战争相关的欲念，纳粹和希特勒分子都必须接受清洗和惩罚，所有政府部门和重要企业，一律不得有纳粹思想和纳粹背景的人参加工作，更不用说到重要工作岗位。于是意见不一，拉贝最后还是被英国人解雇了。
出于对拉贝的尊敬和照顾，他提前退休后仍会在西门子公司做些零工。据熟悉拉贝的人讲，拉贝回到德国后的日子非常艰难，全家六口人没有任何收入，就像他在南京所负责的二十来万难民一样，有上顿没下顿，可谓饥寒交迫。为此中国方面后来曾设法帮助这位“活菩萨”，可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拉贝晚年的心境与生活都极糟糕。
心境不好和生活困难等多重压力下，拉贝突然中风不起，最后不治身亡。即使这样，他也算是体面地离开了人世，相比其他德国人战前战后的命运，他还属于有尊严地闭上了眼睛——德意志人非常讲究这一点。
拉贝是1938年4月5日回到西门子公司的总部柏林的。之后的十余年时间里，他一直生活在柏林，但日子并不好过。原因有两个：一是他因揭露日本法西斯在南京的暴行而受到希特勒政府的多次迫害；二是战后他又因为纳粹党员的身份，被战后非纳粹化的新德意志社会歧视，生活艰辛又加心理压抑双重之苦。
拉贝是个信仰和行为具有双重性的德国人。他并没有背叛自己的国家，甚至没有背叛他心目中的国家理想主义，对纳粹党领导下的国家也保持了独立的作为一个德国人的那份坚定，因而他必然遭受来自敌方和自己国家内部的双重挤压，压抑的辛苦导致了他失去身体上的最后支撑。
在拉贝回国之前，正值德国法西斯与日本法西斯、意大利法西斯同盟轴心国家联手对付世界和平的白热化国际环境时。1938年2月23日，在柏林总部的西门子公司显然受到了来自纳粹政府的重压，给身在中国南京的拉贝发出回国的指令。
拉贝在这之前的三个多月时间里，经历了南京大屠杀的全过程。但这也是他人生中最杰出、最伟大、最闪光的一段经历，他由此成为中国人民永远怀念的好朋友和国际爱好和平人士心中的英雄。
在南京的日子里，拉贝是个圣人，我们中国百姓称他是“活菩萨”。但拉贝毕竟是个德国人。德国人的性格不允许他彻底背叛自己的民族与信仰。作为人的拉贝，他的善良、正义和爱心，使他成为伟大人物，在异国他乡拥有千千万万拥护者，每年朝圣他的纪念雕像（当年拉贝居住过的南京大学校园内的房子前）的伟大人物；而作为德国人，他具有受当时德国社会、政治文化及民族影响所带来的心理和信仰上的缺陷——并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他个人政治品质与人格上的问题，但这确实是导致他晚年悲剧命运的主要因素。
拉贝确实是个纳粹党员，可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纳粹党员都一定是坏人，就像当年中国大革命时期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一样，拉贝加入纳粹党一方面是出于他对自己国家在上世纪30年代初希特勒刚上台时所推行的政策的本质没有认识清楚，身为西门子公司海外职员的他，以其德国人严谨而有些古板的民族意识，恪守着要“为国家服务”的信仰，同时还因为有个特殊的原因，促使拉贝在并不了解国内政治和希特勒到底是何许人也的情况下，于1934年3月1日在南京加入了国社党（即后来的纳粹党）。
这一年，已经在中国工作了二十多年的拉贝，为响应和配合德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建立良好关系的政策（事实上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与当时的德国政府关系一直不一般，在南京大屠杀前后，蒋介石身边的军事顾问基本上都是德国军人，而与日军决战的中国军队的重兵器和精良武器，基本也是德国人卖给中国的），因此拉贝作为西门子公司在中国首都的负责人，他在南京创办了一所德国学校，这学校主要是让在南京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德国人子女有读书的场所。身为中国地区的德国学校理事长，拉贝在海外办学，必须得到国内当局和执政党——希特勒的国社党的批准，这样才有可能申请政府给予的教学经费。
拉贝在这种情形下加入了纳粹党。
国社党的全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如此名称由长期在海外工作、对国内情况基本不太了解的拉贝看来，这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而且拉贝也看过许多作为这个党的领袖希特勒的讲话，这样一位正直的德国人完全相信了他的主观判断：
国社党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领袖希特勒是“好人”。拉贝的入党与对纳粹党的信仰便是如此，简单而直接。法国历史学家克莱斯勒女士，在其研究“纳粹主义在中国”的过程中，证实了像拉贝这样的人并非是因为真正信仰和崇拜希特勒而在远离本土时加入纳粹组织的。根据克莱斯勒女士的调查，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每一个德国人办的学校的理事会里，都有一个国社党的党员在代表德国国社党行使领导职权。这位专家因此认为：“一位德国的外交官、记者或者是国家企业在国外的代表，是很难避免不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克莱斯勒《在中国的纳粹党员名单》第27页，1998年版）
应该承认，拉贝先生对自己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身份颇为看重，并且在如何维护“党”的形象的某种信仰问题上具有自觉意识。正如他在1937年9月21日的日记中写的那样：“在我的潜意识里终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不是重要的，对我是理所当然的原因，使我坚持留在了这里。我是一名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是有职务的，甚至当过短时间的地区小组副组长。”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拉贝看重自己的党员身份，其内心也存在着一种必须维护“党的荣誉”的自觉意识。
拉贝一生有三十年时间在中国，期间有两次回国经历，但时间都很短。对国内的情况和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希特勒到底是什么样，其实根本不清楚，加入纳粹或者仅仅出于对国家和工人阶级的特殊感情所种植于头脑中的那份自我酝酿的“爱国心”而已。
从拉贝加入纳粹党开始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都显示出他对这个其实并不了解的党的认识和天真的信仰。远在东方的拉贝，他对自己国家内部的事和他所加入的党的了解仅仅是靠一些从上海转到南京的英文报刊上获得的极其有限的零星文章。这些文章和新闻中的内容，多数是希特勒在上台初期时蒙骗德国人民的东西，当然这样的东西也蒙骗了远在东方的拉贝这样的海外德国人。拉贝从心底对自己加入的党和希特勒怀有特别天真的态度，这可以从他日记中看出——
是的——
我们是劳动者的士兵，
我们是工人们的政府，
我们是工人们的朋友，
我们不会抛弃困境中的工人（穷人）。
这是拉贝日记中所写的诗句。像所有德国人一样，拉贝富有革命的激情，他对自己成为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怀有崇高和神圣感。也正是这份“崇高和神圣感”，使得他终究没能认识到纳粹的本质。因此拉贝在离开南京之后所做的一系列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暴行后所受的种种“背水”命运，连他自己都弄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首先是回国之前，拉贝在上海举行了第一场记者招待会。这场招待会上，拉贝首次在公开场合把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暴行公诸于世，且是以他极其有力的所见所闻形式进行的。这对让全世界认识日本侵略者的真面目起到了其他人所不能代替的作用。
拉贝始终认为这是他作为一个“有良心的和有责任感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必须做的事。事实上，拉贝到上海做的这次揭露日本侵略军暴行的行动也得到了包括当时德国驻中国大使的赞赏。一般来说，拉贝对别人的赞美并不沾沾自喜，从他的日记里面所写的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十分质朴、忠厚、谦逊和纯粹的德国人：
现在，我已在上海舒适而暖和地（像树与树皮之间的一条蠕虫）坐着，觉得很像是“胜利部队进入柏林后的吹牛家”。每个人都相信我是一位英雄，这使人十分难堪。因为我看不出自己身上或者在内心有什么堪称英雄的东西。每当有人唱起赞歌时，我就会一再想起一首美丽的诗歌。这首诗歌是说有一个汉堡少年，他救了一个快要淹死的伙伴的生命。晚上被救者父亲去拜访他（他已经躺在床上），感谢他救了他儿子的命，他说：“救了命？嗯，没有的事！”满不高兴地又翻身去睡了。（见《拉贝日记》第699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他的朋友也几乎一致这样认为，拉贝是一个“质朴的人，只要能做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他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他乐于助人，谦逊可亲，充满理智，诙谐幽默。这后一点尤其体现在艰难困苦的时期，他总有办法让自己心平气和地与别人达成共识。他从不高高在上，而是相处随和。”当然，拉贝也像其他德国人一样，“虽然谦逊，但有时也会表现出一点儿虚荣心，例如身着燕尾服，胸前别各种奖章，在柏林名摄影师的镜头前摆弄姿势表情”。这样评价拉贝的人是拉贝的德国朋友埃尔温·维克特。
“质朴忠厚，以仁爱之心待人，工作严谨而热情，富于强烈的同情心”，这些典型的德国人优点使拉贝受到朋友们的一致赞赏和信任。维克特说：“拉贝在中国生活了近三十年，他的家乡与其说是德国，不如说是中国。他属于那种富有传奇色彩的老中国通，说一口纯粹的英语，但不会说中国话，和中国人打交道却用洋泾浜英语。”洋泾浜是上海的一个地名，那里有外国人在中国的租界地。拉贝他“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思维，理解中国人，而且欣赏和热爱中国人”。这也是后来拉贝为什么在日本军队残暴对待中国公民时能够挺身而出保护他们的重要原因。
拉贝在中国看不惯太多富人欺负穷人、强者欺负弱者的事，所以他在偶尔回到自己的国家时，也十分反感这样的行为。
1930年，拉贝回到柏林时在街头看到西门子公司工人上街罢工时，有军队用机枪架在街头镇压，令他极其愤怒：
我对家乡的政治局势一无所知，因此也就看不出个所以然。后来我才明白，当时德国的实际情况比我自己感觉的要糟糕得多。我的左边是施泰因广场音乐厅，里面是帝国国防军；我的右边是乌兰德大街的跑马场，里面驻扎的是共产党人。到了晚上，双方交火对射，我只好和家人从卧室跑出来，在走廊上过夜。柏林的日子很不舒服，那一段时间正好是总罢工，技术救援组织到处出动，填不饱肚子的女大学生沦为娼妓，歌剧演唱家图几个施舍任人包唱，投机商囤积居奇造成商品短缺，买
荤油要凭票，西门子内部甚至还有专买皮靴后跟的票券。我是该领的票都领了。布伦德尔是我西门子的同事，也是我的朋友，他有一次告诉我，城里有个地方可以买到各种豆子，价格便宜。我买了两大袋豌豆想带回家，但偏巧赶上下雨，一路上又没有有轨电车，慢慢地袋子被雨泡软了。结果到家的时候，豌豆只剩下了一半。我是一点也不适合于在柏林生活！
在电车上，一个姑娘饿昏过去了，我把我的食物分给了她一部分。在那个人人日子都不好过的困难时期，还有一件事情在我的脑海里一直记忆犹新，西门子在上海办事处的会计布朗先生回国休假，邀请我和布伦德尔，还有其他几个朋友一块儿去波茨坦广场旁边的普绍酒馆喝杯啤酒，就酒吃的是他从老家巴伐利亚带来的小吃——白面包、香肠和黄油。当时在旁边有一个八岁左右的小姑娘，用围裙捧着火柴，每盒要一个马克。我们酒足饭饱之后，布朗把剩下来的食物全部送给了这个小姑娘。小姑娘突然大声哭了起来，将围裙里的火柴全部抛撒在地上，如获至宝地捧着食物奔向正在门口等候的母亲。我们的啤酒顿时索然无味了。
当我得到消息，可以重新回到中国发挥我原有的作用时，我不禁轻舒了一口气，我想别人不会为此而责怪我吧。（见《拉贝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第709页）
事实上，长期在海外的德国人拉贝，其思想和意识里，已经对自己的国家根本没有多少了解了，曾有的一点儿的印象也纯粹是内心的某种虚幻的理想主义色彩。正是基于这一点，故1938年初，刚刚经历人世间罕见的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拉贝，他的意愿如同他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拯救中国难民的强烈心愿一样，是让全世界了解日本法西斯所犯的罪行。而这也注定了他对同为法西斯的希特勒德国从渐渐失去崇拜与幻想、到彻底决裂的命运。
拉贝天真地以为他在中国南京的善行和义举可以在自己的国家获得同等待遇。他肯定是想错了。
不过，起初并非如此。因为1938年的德国和希特勒还保持着很多假象，与中国的关系仍处在“半热恋”状态。读者也应当清楚一个时间点：这时的德国法西斯还是比较隐蔽的，而它跟日本、意大利成为法西斯轴心国是两年多之后的1940年。这阶段的希特勒，不仅蒙骗了像拉贝这样质朴而单纯的德国人，连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这样老练的政治家都被他蒙骗了。
说离开南京后的拉贝对希特勒怀有信任感就断定他骨子里有纳粹血脉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
1938年4月15日，经历近一个月的海上旅程，拉贝与妻子一起回到了自己国家的首都——柏林。
毫无疑问，此时的拉贝已经是除日本国之外全世界都公认的英雄，报纸上的宣传和他在上海、香港等地举行的几场公开揭露日军在南京的血腥暴行的活动震惊了国际社会，而他在南京的义举也受到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普遍赞扬。
离开中国时，中国政府授予他一枚蓝白红绶带玉石勋章。德国外交部也授予了他一枚红十字功勋章。
回到德国后的拉贝，忙于到处作报告，介绍和揭露日军在南京大屠杀过程中他的“国际安全区”内所发生的真相。这些报告会引起了德国朝野的巨大反响，甚至让德国军方都十分感兴趣。5月25日，拉贝被邀请到国防部作报告，反响仍然很好。德国军人最感兴趣的是拉贝带回的由友人约翰·马吉先生拍摄的日军士兵在南京施暴的影片，拉贝后来明白了他的国家的军人们原来已经悄悄地视法西斯军队的日本侵略军为自己的“榜样”了。
很快，拉贝就收到了纳粹党大区党部负责人的口讯：你不能再到处作报告了。
为什么？拉贝不解。
你的报告内容涉及影响到我们与日本国的关系问题。人家这样告诉他。
拉贝沉默了，也开始痛苦。
“先生的经历和这些珍贵的影片资料，应该让元首了解和知道。这也是你的责任。”这时有人向拉贝建议。
“确实我应该这样做了。”拉贝觉得自己在这个时候回到德国，能够有机会亲自向“元首”汇报中国正在发生的事的真相，就是他的使命。之后的时间里，他在充分作了准备后，于1938年6月8日将平时作报告的文稿，寄给了希特勒，并且还附了一封信：
元首：
我在中国的大多数朋友都认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份完整的有关南京真实情况的报告面呈给您。
在此附上的是我所作报告的文稿，其目的不是为了公开发表，而是为了履行我对身在中国的朋友们许下的诺言，即向您通报南京的中国平民遭受的苦难。
如果您能让我知晓，此份文稿已面呈给您，我的使命也就此完成。
在此期间，我已被告知，不得再作此类报告以及展示相关的照片。我将谨遵此项规定，因为我并无意和德国的政策以及德国当局唱反调。
我保证坚定地追随并忠实于您。
拉贝
然而，事与愿违。正当拉贝一心期待有“元首”带给他的好消息时，一天，他的家里来了几个盖世太保，告诉他：“你被捕了！”
两名盖世太保官员搜寻了他的家，并且带走了拉贝的六本日记本和约翰·马吉的影片资料。
在警察局里，拉贝被审问了好几个小时。
我有罪吗？拉贝非常生气。
从此以后你要保持沉默，不许作报告、不准出书、不准违反一个党员的纪律和责任。在此前提下，我们会马上释放你。先生能保证吗？盖世太保盯住他的眼睛问。
拉贝沉默片刻，点点头。
就这样，他被释放回家。四个月后，他被扣的日记还给了他，马吉送给拉贝的影片资料则被永久地扣留（这套极其珍贵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影片资料在战后被发现并成为今天证明日军犯罪的有力证据之一）。此后的他，直到柏林解放，一直在他自己的纳粹党监视下过着不自由的生活，远在南京的中国人和“国际安全区”的朋友们所期待的他回到金陵城的希望彻底破灭。
一直到去世，拉贝没有离开他其实并不熟悉的自己的国家。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