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实的故事——照我所听到的一字不差地叙述
一个真实的故事——照我所听到的一字不差地叙述
那是一个夏天的黄昏。我们坐在小山顶上一户农家的门廊里,雷切尔大娘在我们那一级台阶下面很恭敬地坐着——因为她是我们的女仆,而且是黑人。她的身材高大结实,虽然六十岁了,但视力并不模糊,还很有力气。她是个乐天派,笑起来一点儿也不费劲儿,就像鸟儿唱歌那么自然。像平常天黑以后一样,她又落入我们的火力攻击中了。也就是说,大家毫不留情地拿她开玩笑。她也乐在其中,不时地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然后双手掩面,笑得前仰后合,浑身颤抖,直喘不过气来。就在这时候,我心里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我说道:
“雷切尔大娘,你这六十多年来,从没有过什么苦恼吗?”
她停止了抖动,待了一会儿,默不作声。她回头望着我说:“克先生,您真的这么认为吗?”她的声音里连一点儿笑意都没有。
我大为吃惊,同时态度也严肃起来。我说:“怎么,我以为——我是说,我的意思是——你不可能有过什么苦恼呀。我从来没听你叹过气,也从来没见过你的眼中不带着笑意。”
她几乎完全转过脸来,露出一种十分严肃的神情。
“我是不是有过苦恼?克先生,您自己想想吧。我出生在奴隶中间,我知道那种滋味,我自己就当过奴隶。嘿,先生,我的老汉——就是我的丈夫——他对我很好,就像您对您的妻子那么好。后来我们有了孩子——七个孩子。我们很爱他们,就跟您爱您的孩子一样。他们都是黑皮肤,可是不管上帝让孩子们长得多黑,他们的妈妈还是爱他们,不肯丢掉他们,你拿世界上的任何东西跟她换,她都不会这么干。”
“先生,我在弗吉尼亚长大,可我的母亲是在马里兰长大的。哎呀,如果招惹了她,她可真够厉害的!我的天,她会大吵大闹,弄得鸡犬不宁。她发起脾气来,老爱说一句话。她挺直身子,两手攥拳,叉腰说:‘你们要知道,我不是生在什么下流地方,不能让你们这些杂种开玩笑!我是老蓝母鸡的小鸡,可不含糊!’你知道吗,马里兰出生的人就这么形容自己,他们对此很得意呢。是的,她就是这么说的。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因为她常说这句话。有一天,我的小亨利摔伤了手腕,碰破了脑袋,正巧伤在前额。当时那些黑人没有马上去关照他,她就骂开了。他们一回嘴,她就马上站起来说:‘你们这些黑人要知道,我不是生在什么下流地方,不能让你们这些杂种开玩笑!我是老蓝母鸡的小鸡,可不含糊!’随后她就收拾好厨房,给那个孩子包扎好伤口。所以我被人惹火的时候,也说这句话。”
“唉,后来我的老东家说她破产了,她不得不把庄上的所有黑奴卖掉。我听说要把我们送到里士满去拍卖,啊,上帝!我可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雷切尔大娘说得兴起,渐渐站起身来,高高地站在我们面前,背朝着星空。
“他们用链子把我们系在一起
,放在一个看台上,就像这个台阶这么高——二十英尺。人们就在下面站着,一群又一群人围着看台。他们一上来,就上下打量我们,拧我们的胳膊,叫我们走动,然后他们会说‘这个太老’‘这个腿不行’,或者‘这个没多大用处’。后来,他们就把我的老汉卖了,带走了他。他们又要卖掉我的孩子,带走他们,我就哭了起来。那个人就说‘闭上你的嘴’,还伸手照我的嘴巴打了一巴掌。后来都卖完了,只剩下我的小亨利。我拼命地把他紧紧抱在怀里,站起来说:‘你们不能把他带走,谁动一动他,我就跟谁拼命!’可是小亨利悄悄地说:‘我会逃跑,还能赚钱赎你。’啊,上帝保佑这个孩子,他总是这么孝顺!可是他们拉着他——他们拉着小亨利,那些人就是这么干的。我抓着他们的衣服,撕破了好些地方。我拿链子打他们的头,他们也揍了我一顿,我根本不在乎。”
“唉,我的老汉就这么走了,还有我所有的孩子,我的七个孩子——其中六个到今天我再没见过,到上个复活节,已经过去二十二年了。一个新伯尔尼人买了我,把我带到那儿去。一年又一年过去,后来打起仗来。我的主人是南方军的上校,我给他家做饭,所以北方军打下那个镇后,他们通通跑掉了。我被丢在那儿,和别的黑人住在那幢大得要命的房子里。那些北方军官就搬进来住,他们问我愿不愿意给他们烧饭。‘天哪,那还有什么说的,’我说,‘我就是干这行的呀。’”
“他们可不是那些低级军官,您知道,那都是些高级军官。他们高兴叫那些小兵怎样,小兵就得怎样。那个将军叫我当厨房的头儿。他说:‘谁要是捣乱,你就叫他离开,你可别害怕,现在你是跟朋友们在一起了。’”
“我心里想,要是我的小亨利找到机会逃走,他一定会去北方。所以有一天,我跑到那些军官待着的大客厅里,为他们祝福——就像这样——然后向他们讲起了我的亨利。他们认真地听我说,就好像我是白人一样。我又说:‘我来问问,他要是跑到了北方,到过各位长官所在的地方,你们也许见过他。那你们就可以告诉我,我可以把他找回来。他很小,左手腕和前额都有疤。’他们突然显得很难过。将军说:‘他们带走他多久了?’我说:‘十三年了。’将军说:‘他现在不会再那么小,他已经是个大人了!’”
“我从没想过这一点!我老想着他还是个小个子,从没想到他会长大,会长成大人。可是现在我明白了。那些长官应该都没碰见过他,所以无能为力。那些年我不知道实际情况,亨利的确跑到北方去了,很多年后,他还成了剃头匠。后来打起仗来了,他说剃头剃够了:‘我要去找我妈妈,除非她死了。’所以他就卖掉家什,跑到招兵的地方,为一位上校做事。他跟着军队到处打仗,打听他的老妈妈的下落。真的,他就伺候这个军官一段时间、伺候那个军官一段时间,直到把整个南方都找遍。可是你看,当时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些。我怎么会知道呢?”
“有一天晚上,我们开了一场士兵舞会,在新伯尔尼当兵的常常开舞会。他们就在我的厨房里开,不知开了多少次——那房子很大。他们这么干,我就不高兴了。因为我那个地方是为军官服务的,普通小兵在那儿乱蹦乱跳,我就很着急。可是我也不管他们,舞会结束后,我就收拾收拾。有时候他们惹我生气,我就叫他们打扫厨房,可不含糊!”
“有一天晚上——星期五晚上——一下子来了一整排人,是从守卫这所房子的黑人卫队里调来的——这所房子是司令部。您知道,这下子我可来劲儿了、疯了,简直高兴坏了!我兴高采烈地转到这儿,转到那儿,浑身都活动起来,只想叫他们带着我跳舞。他们都在开心地跳舞!他们玩得可真痛快!我也跟着兴奋起来,越来越兴奋!不一会儿,有一个衣着体面的黑人小伙子在屋子一角跳着跳着就过来了,他搂着一个黄皮肤的姑娘。他们俩跳得很好,有种喝醉酒的那股劲儿。他们转到我身边,一会儿跷起这条腿,一会儿又跷起另一条腿,还望着我的大红头巾笑,开我的玩笑。我就冒火地说:‘滚蛋吧!杂种!’那个年轻人的脸色一下子就有些变了。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笑起来,像先前那样。就在这时,来了几个黑人。他们是乐队里的,没有音乐,这些黑人就像玩不起来似的。那天晚上,他们刚演奏出调子,我就给他们捣乱!他们大笑着,这让我更冒火。别的黑人也哈哈大笑,这下子我可真生气了,我站得笔直,就像这样——跟我现在这样,我差点儿就够着天花板了——我攥着拳头,叉腰说道:‘喂,你们这些黑人要知道,我不是生在什么下流地方,不能让你们这些杂种开玩笑!我是老蓝母鸡的小鸡,可不含糊!’这时,我看见那个年轻人愣住了,瞪着眼睛一动不动,好像在想什么却还想不起来。我就朝他们那边冲过去,就像一个将军一样。他们都跑开了,滚到门外去了。这个年轻人出去的时候,我听见他对伙伴说:‘吉姆,你回去告诉上尉,我明天早上八点才能回去。我有点儿事要办,今晚睡不着。你先走,别管我了。’”
“当时大概是夜里一点。差不多七点的时候,我起来给军官做早饭。我在火炉前面弯着腰——就这样,好比您的脚就是火炉,我把火炉的门打开了——就是这样,把它这么关上,就像我推您的脚一样。我手里端着一盘热面包,正要抬起头来,突然看见一个黑脸蛋伸到我的脸下面来了,一双眼睛盯着我的眼睛,就像我现在这样从底下望着您的脸一样。我就那么站着,一动不动!仔细地看了又看,手里的盘子直抖。我一下子明白了!盘子掉到了地上,我抓住他的左手,把他的袖子往上捋——就是这样,就像我捋您的袖子一样。我又抬头望着他的前额,把他的头发往上推,就像这样。我说:‘孩子!如果你不是我的亨利,手腕上哪来的这块疤,头上哪来的这块疤呀?谢天谢地,我又见到我的孩子了!’”
“哦,这没什么,克先生——我从来没什么苦恼,可也没什么开心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