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老人与海》和现代管理学都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在许多中国学者眼里,它们分别在各自的领域代表着一种令人仰望的高度。

我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作家。跟那些哈洋族学者相比,我是一个很中国的另类。我承认,《老人与海》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关于这些,你们可以从本书中找到我的论述。人生好像一片苍茫的大海,你我都是久经沧桑的老人。《老人与海》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在一片苍茫之中隐约透露了某种神秘的暗示。我曾经多次拜读这部小说,对小说中的那些暗示感到痴迷,并且情不自禁地翻译了自张爱玲、余光中以来的又一个中文版本。

但我要说明的是,那些哈洋一族的中国学者跟我不一样。他们之所以推崇美国文化,不是因为那些暗示,而是因为他们的围城困境。何谓围城?按照钱钟书的说法,乃是城里城外两种奇怪的心态,即:城外的人因为憧憬想进来,城里的人因为厌倦想出去。由是也,人们总是在追求一种想象中的快乐生活。老婆似乎总是别人的好,反之亦然。家乡的美总是要等着别人来发现,在这种美被发现之前,许多人早已看腻了,甚至怀着对远方的向往而远走高飞。在哈洋一族的学者们眼里,外国的月亮也似乎总是比中国的圆。

《老人与海》所描述的是一种人生的困境。从本质上讲,现代管理学的困境,其实也就是这种人生的困境。美国人有美国人的困境,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困境。尽管中国人的困境有可能数倍于美国人,但我依然想弱弱地问那些哈洋族学者一句:这种陷在困境中的现代管理学,能够解决中国人的困境吗?大约在10年以前1①,当同行们还在把那些从欧美引进的管理学理论奉为经典的时候,我开始冷静下来,希望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为现代的人与企业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

在我看来,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史,其实也是一部管理学的发展史。文化对于社会组织的作用,其实就是管理的实效。颇为幽默的是,人们往往热衷于谈论文化的表现形式,却对它的本质视而不见。

我之所以如此潜心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因为经常有人跟我探讨人生的出路问题。他们包括被人们视为社会精英的企业家、经理人、白领职员,也包括普通的公司员工,以及即将进入职业生涯的新人类——毕业班的大学生们。他们像《老人与海》里的那位老人一样,生活在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现实世界里,一会儿踌躇满志,一会儿混乱不堪。他们面临着许多困扰已久的难题,例如:为什么企业越大越脆弱?为什么高薪请不到杰出的人才?

为什么忠诚的员工成了一个遥远的神话?为什么管理技术在不断① 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进步,管理难题却依然层出不穷?在所有的难题中,最大的难题是:为什么企业会成为老板和员工互相利用、彼此折磨的人间地狱?而我则以为,这些现代管理学无法打开的死结,却能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轻而易举地找到解决之道。

现在,我试图通过解读《老人与海》和对比中西方文化,来论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学。我的论述也许很武断,但我要说——我提供的不是一个必须接受的标准答案,而是一个有价值的参考意见,跟来自欧美的现代管理学一样。

请不要用批判的眼光看我,否则你看到的只是一大堆等待批判的资料,却错过了我给你的参考和启示。让我们一起来谈论快乐,谈论爱与创造,谈论一系列生命的奥秘。我们谈论的这些,其实都与真实的人性有关。企业的困境说到底是人的困境,企业的出路说到底也是人的出路。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谈论,为管理学提供一种返璞归真的方向。因此,当你进入本书之后,我希望你能够忘记你的批判——你应该透过那些直言不讳的讲述,对尘封已久的中国历史和文化有一种全新的看法以及许多恍然大悟的了解。

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名叫张僧繇的画家,在金陵安乐寺的墙壁上画了四条龙。这些龙画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简直就像真的一样。人们往来观看,都称赞他画得好。

张僧繇却不以为然地说:“这些龙虽然栩栩如生,也不过是龙的画像而已,有龙的形状却没有龙的神韵。

一旦它们有了那种神韵,就会变成真龙飞去。”

人们问他:“它们如何才能拥有那种神韵呢?”

张僧繇说:“难道你们没有发现这些龙都没有眼睛吗?如果我为它们点上眼睛,它们就会立即闪耀出那种神韵。”

人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嘲笑他吹牛。张僧繇微微一笑,举起画笔,为其中的两条龙点上了眼睛。

顷刻之后,那两条龙的眼睛里果然闪耀出探照灯一样的光芒,然后,它们张牙舞爪,动了起来。就在人们惊慌失措之际,它们昂起头来,大叫了一声。一时之间,雷电交加,狂风大作,那两条龙破壁而出,飞入了层云密布的天空。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也是中国人的象征,然而,如果没有眼睛,就会徒有龙的形状而没有龙的神韵,只不过是一条似是而非的龙。当有了自己的眼睛之后,才能变成一条真龙,才能破壁而出,在那茫茫云海之中恣意遨游,活出自己的精彩人生。

有眼睛的龙才是真龙,这是中国成语“画龙点睛”的典故。

现在,请带上你的眼睛,进入这本书。不要批判,要发现。批判者无法发现真理,批判者只能自以为是,批判者只能故步自封……而在你的发现之旅中,却充满了一连串的惊喜。

2005年仲夏初稿于北京

2012年春天修订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