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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宝确实是王星焰的同学，准确地说他们同了一年的学，但是那一年他们之间经历的事却让王星焰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王星焰那年十二岁，上小学六年级，跟哥哥一起住在他姐姐家里。本来王星焰是跟父母一起下放的，小学快毕业那年，王星焰回到城里，住到姐姐家。

王星焰回到城里后遇到了许多不适应，比如说话。王星焰在乡下的时候，普通话比老师还标准，所以，一旦学校有什么活动，站起来说话的总是王星焰。但是，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王星焰说的是“乡下话”，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学会了说“乡下话”。其实，王星焰说的还是普通话，只是普通话的尾音带了一点点乡下话。不要小瞧了这一点点“尾音”，就是它，让同学们把王星焰排斥在外。

首先遭遇排斥的是演样板戏。那时候机关、学校、工厂、农村甚至是部队都排革命样板戏。因此，排样板戏不是什么新鲜事，王星焰在乡下的小学里就排过，不但排过，而且是主要演员，演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中的郭建光。巧了，现在在城里的学校也排《沙家浜》。按说王星焰以前排过这个节目，并且担任过主角，所以这次的排演应该少不了他，但是他不但被排斥在主角之外，甚至还被排斥在配角之外。这么说吧，连个普通战士甚至是匪兵都没有让他演。

王星焰不服，觉得他们太小瞧人了，甚至是太欺负人了，于是，王星焰主动找到老师，当着办公室许多老师的面，拿出自己在乡下演《沙家浜》时候的剧照，给董老师看，并且说：“我演过《沙家浜》，演的是郭建光。”

王星焰这样一说，当然是语惊四座，几个老师还有一两个同学马上就围过来，看王星焰拿出来的那几张剧照。

“真的呢。”其中一个说。

“我唱得比他好。”王星焰说。说着，王星焰就唱起来。奇怪，王星焰一唱起来，乡下的尾音就没有了，而且确实比那个同学唱得好。

“我看他唱的是好一些。”教音乐的罗老师说。学校的音乐老师也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具体负责人，当然也是排样板戏的具体负责人，所以罗老师的话自然有一定的权威性。

“我还会翻跟头。”王星焰说。说着，径直走出办公室，一个小助跑，当场来了一个侧手接后手翻。

“我看他行。”罗老师说。罗老师在这样说的时候，还特意看看董老师，仿佛是专门征求董老师的意见。

结果，真的让王星焰演郭建光了。但是此后不久，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罗老师突然被抓起来了，是工厂的民兵来抓的。那时候学校归工厂管，工厂的民兵小分队相当于现在的治安办，但是比现在的治安办权力大，可以抓人。

罗老师被抓起来之后，《沙家浜》自然就停排了。又过了一段时间，罗老师又回来了，但是回来之后她就不教音乐了，而是劳动，什么事情都干。其中有一件事情王星焰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刷旗杆子。那时候的旗杆子是木头的，被刷成白色。罗老师身上挂了油漆桶，先爬上旗杆的顶端，然后再开始刷油漆，从上面往下刷。刷一截往下移一截。

本来罗老师可能是不想爬上去的，但是工宣队李师傅不知道说了一句什么话，突然之间让罗老师有那么大的胆量、那么大的能力，居然还真的爬上去了！爬上去之后，旗杆突然摇晃起来，吓得罗老师在上面哇哇大哭，惊得其他几个老师赶快跑到旗杆下面，使劲抵着旗杆，仿佛这样就能保住旗杆不摇晃，或者保住罗老师不从旗杆上掉下来。王星焰记得几个老师当中就有董老师，而且董老师当时的脸上也挂了眼泪。王星焰当时不明白董老师为什么也要哭，但是董老师流眼泪的形象却永远铭刻在王星焰的心中。

王星焰还记得班长田东升当时也夹在几个老师当中。田东升没有哭，一脸的严肃，像个大人。其实田东升本来就比王星焰他们大，个子大，年龄好像也大一些，不然不会叫他当班长的。

许多年之后，准确地说是王星焰大学毕业正式参加工作之后，王星焰又一次碰到田东升，说起这件事情，田东升还骂王星焰。田东升告诉他：罗老师就是因为他才受的那些苦，因为被王星焰顶替下来的那个“郭建光”是工宣队李师傅的儿子，叫李文宝。

不知道是不是受罗老师漆旗杆那件事情的激发，王星焰突然有很多东西想表达，但是又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可以表达，最后想到了写日记。为了写日记，王星焰还专门去商店买了一个笔记本。那时候王星焰身上已经有了零花钱，自从离开父母来姐姐家生活之后，他就有了零花钱。零花钱是母亲给的，每月一块。这每月一块的零花钱主要用来理发和看电影，或者是偶然买一根甘蔗之类。王星焰现在就要用这一块钱来买笔记本。

王星焰已经去商店里看了三次了。他看上了两种笔记本，大小和纸张的质量也差不多，一种是牛皮纸封面的，一种是塑料套。塑料套的当然好看，但是要卖七毛钱一本，而牛皮纸封面的是每本四毛一分钱，差不多要贵三毛钱。三毛钱，是两场电影和三个乒乓球的钱。最后，王星焰还是买了牛皮纸封面的笔记本。

晚上，当王星焰把那本崭新的牛皮纸笔记本展开的时候，心里一阵激动，突然之间感觉自己是个大人了，甚至是个伟人了。王星焰立刻就想到鲁迅，想到雷锋，还想到王杰、门合、刘英俊、欧阳海、蔡永祥等一大批英雄人物，他们好像都是写日记的。

王星焰在崭新的笔记本上写下年月日之后，头脑中马上就浮现了罗老师爬上旗杆的情景。王星焰就想写这件事。于是，他就写了：“前几天教音乐的罗老师爬上了旗杆，罗老师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要向罗老师学习。”

虽然只有几个字，但是总算开张了。因此，再见到同学的时候，王星焰感觉自己高大了许多，心里想：我都写日记了！当然，只是想想，并没有说。

但是，只想不说是难受的。王星焰骨子里还是希望自己的秘密被同学发现的。于是，总是把日记本带到学校里，想显摆。

这一天课间休息的时候，同学们在教室里面打闹，一不小心把王星焰的日记本从桌子上面碰到了地上，并且这个碰的人不是别人，恰好是李文宝。是李文宝就算了，碰了也白碰，谁都知道李文宝的爸爸是工宣队的李师傅，大家都让他几分，不但同学让他几分，连老师都要让他几分。于是，王星焰就自己弯腰从地上把日记本捡起来。如果王星焰就这样弯腰捡起来，而什么话都不说，那么或许灾难就过去了，但是就在他自己弯腰把日记本捡起来之后，突然意识到这是一次机会，具体地说是一次向同学们显摆的机会。于是，王星焰说：“别把我的日记本弄脏了。”听起来是随便的一句话，其实是在向同学们宣布：我王星焰写日记了。

“日记本？”李文宝问。

“日记本。”王星焰说。王星焰说的声音蛮大，仿佛不光是说给李文宝一个人听的，而是要说给全班的同学听，特别是说给龚广琴这样的女同学听。

果然，王星焰的话引起了同学们的注意。王星焰甚至已经感觉到那边的几个女同学往这边看了。

“不是吧。”李文宝说。李文宝这样说，主观上可能是不愿意在王星焰面前认输，作为学校工宣队李师傅的儿子，李文宝不能老是在一个从农村转学来的同学面前认输，上次在演郭建光的事情上李文宝已经输一次了，这次肯定不能再输，所以李文宝肯定要极力否定和贬低王星焰。但是事与愿违，李文宝这样一说，反倒帮了王星焰。

“你看是不是，你看是不是。”王星焰说。边说还边把日记本打开，让大家看他手里面到底是不是日记本。

当然是的。只要打开一看就知道确实是日记本。

那一刻，王星焰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因为几乎全班的同学现在都知道王星焰写日记了，而且是用钢笔写的。

正当王星焰有点得意忘形的时候，麻烦来了，大麻烦来了。

“好啊！”李文宝大声说，“你拿自己的日记冒充毛主席语录！”

李文宝的这句话像一声炸雷，当场将班上炸得鸦雀无声，除了王星焰的心跳之外，其他声音立刻全无，仿佛空气突然被凝固住了。

“反革命！”李文宝说，“反革命！现行反革命？”

后来据田东升说，王星焰的脸刷地一下像一张白纸，就像突然之间被人抽干了血一样。

是的，李文宝说得没错，按照当时的情况，王星焰是现行反革命，因为王星焰居然给自己的日记本的牛皮纸封面上套了一个毛主席语录的外壳，这就等于是拿自己的日记来冒充毛主席语录，这难道不是现行反革命？

王星焰被带到工宣队办公室之后，几乎已经傻了，大脑当中一片空白。

谁都知道，工宣队办公室是坏学生去的地方，好的学生是不会被请到工宣队办公室的。直到事情过了这么多年，王星焰还是没有想通当时学校的工宣队到底相当于什么。像保卫部？政治部？工作组？纪委？特派员？好像都有点像，又好像都不像，总之真的说不清楚，只能说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一个特定的组织。那时候每个学校都有工宣队，具体到他们这个学校，大概是太小了，所以所谓的工宣队其实只有李师傅一个人，并且这个人还属于他们这个小学和旁边的一个中学一起的，按照现在的理解，就是当时往中学和小学一共只派了一个工宣队，队部在中学那边，这里只是一个点，这个点上就只有李师傅一个人。但是不要小瞧了这一个人，就是这一个人，还具有代表性，代表工人阶级已经占领这个上层建筑了。也是，连一个小学都进驻了工宣队，还不是整个上层建筑都被占领了吗？

李师傅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进驻学校之后，虽然也抓了一些事情，但是这些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比如像罗老师，家庭出身富农，本人又不好好改造，还追求资产阶级的情调，日记当中写了一些风花雪月的东西，凭这些东西当然可以先把她抓起来，也可以强制她做一些像油漆旗杆这一类足以让她威信扫地、当众出丑的事情，但这些都不精彩，都不足以让人津津乐道。而属于同一个工宣队领导的那个中学，到底是工宣队队部的所在地，工作就有声有色，不仅查出老校医是国民党残渣余孽，而且查出一个老师居然拿扫地的扫把在伟大领袖的画像上面掸灰。一下子，历史的、现行的都有了，用当时的话说，就叫一下子就把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开了。那是多大的成果呀！所以，李师傅一直瞪着大眼注视着学校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就像饥饿的狼在黑暗中寻找猎物一样，眼睛都放绿光了，这一下好不容易抓住了一个，兴奋得都不知道从哪里下嘴了。

“你说怎么办？”李师傅问。李师傅显然是问王星焰的，因为当时工宣队办公室里面就他们两个人，其他人都在外面，前后窗户上全部都爬满了看热闹的学生，但是在办公室里面的就只有王星焰和李师傅两个人，既然只有他们两个人，那么李师傅当然是问他的。

“你自己说怎么办？”李师傅又问了一遍。当然还是问王星焰的。

王星焰显然是吓傻了，吓得已经听不懂李师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王星焰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这时候，董老师来了。董老师是慌慌张张地赶来的，脸上的表情仿佛是她自己干了坏事。

“你看看，你看看。”李师傅说，“你看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董老师平静了一些，或者说是努力使自己平静了一些。一脸严肃地接过日记本，先翻过来调过去看了看表面，然后又打开里面，一目十行地扫描起来。扫着扫着，脸上恢复了一点血色。

“写的倒是革命日记。”董老师说，“写革命日记当然是好事，但是你为什么要用语录本的封面套在上面呢？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知道吗？！如果你爱惜革命日记，完全可以买一个带塑料皮的日记本嘛，干吗这么小气？你要好好检查！好好斗私批修！”

董老师这样说着，就毕恭毕敬地走到李师傅的身边，把展开的日记本给李师傅看，边给李师傅看边说：“算小，要狠狠斗私批修，先在班上做检查，然后开批判会，您要不要亲自参加？”

董老师说得声音很小，仿佛是跟李师傅在说悄悄话，有意不让王星焰听见。

“他父母是做什么的？”李师傅问。

“没有父母。”董老师说，“他跟他姐姐、姐夫生活，上海人，小气，所以才干出这种事。”

董老师的后半句说的声音更小，但是显然是已经与李师傅找到了共同语言，因为罗老师就是上海人，李师傅不喜欢罗老师。这时候李师傅听董老师这样一说，仿佛明白了一个道理：难怪罗老师要这小子演郭建光呢。明白了之后，李师傅就有了一种发现真理之后的高兴，脸上也缓和了不少。

李师傅的脸上是高兴了一些，但是王星焰却更加糊涂了。我怎么是没有父母呢？怎么又成了上海人呢？王星焰想不通，想不通就使劲想，使劲一想还真想通了。“没有父母”是父亲交代的，父亲送他和哥哥来姐姐家的时候，就特意向他们交代了，说他们到学校报到的时候，就说自己没有父母，是跟姐姐、姐夫生活的。说“上海人”大概是大姐跟老师说的，父亲新中国成立前是在上海，大姐就是在上海生的，所以大姐说自己是上海人当然没有错，但是王星焰是在这个小城市生的，根本就没有去过上海，总是说要去，但总也没有去成，既然连去都没有去过，怎么能说是“上海人”呢？王星焰想不通。

“他姐姐、姐夫是干什么的？”李师傅问。

“工人。”董老师说。董老师在说出“工人”两个字的时候，声音明显提高了不少，仿佛理直气壮，就像如今深圳的一些老姑娘，好不容易找了一个男朋友，你问她男朋友是做什么的，她说“老板”一样，理直气壮，气壮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