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学熙之巨擘善舞
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有两位著名实业家，人称“南张北周”。“南张”指的是功盖东南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北周”指的是华北新式工商业的开拓者周学熙。
作为山东大学首任校长、袁世凯最为信任的财经大管家，周学熙曾经两次出任民国财政总长，但他最终选择了退出政界，全身心地投向实业。他呕心沥血，创建华新棉纺厂与耀华玻璃厂，以天津、唐山为中心，在中国北方苦心经营起一个庞大的周氏企业集团。周氏集团资本金额高达4 000多万元，在当时这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
楔 子
1895年4月的北京，紫藤花开，柳絮飞扬。自从清廷割让台湾给日本并赔款20 000万两白银的消息传出后，整个京城的空气中就充满了不安。此时，18行省上京参加会试的举人正在等待放榜，他们还没从让人窒息的科考中喘过气来，就被这个消息激得血脉贲张。
5月2日，周学熙与一位同考前往宣武门外的松筠庵，参加各省举子们的大聚会。会上，广东来的康有为、梁启超最活跃，他们不仅起草了18 000字的请愿书，而且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鼓动大家同赴都察院请愿。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开始上演。
“夫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凡一统之世，必以农立国，可靖民心；并争之世，必以商立国，可侔敌利，易之则困敝矣。”
这些年，周学熙一边钻研八股，一边观察时局，他深知科举之途并不能救民于水火，但苦于找不到济世妙方。康、梁的这些话就像拨开了迷雾，让他心头一亮，看到一条崭新道路。
后来，有人报告说皇上已经在和约上盖了国玺。眼见大势已去，举子们便一哄而散。公车请愿未遂，但周学熙却下定了弃举业就实业的决心。这位29岁的官宦子弟，决定尽快赶往安徽建德（今东至县）老家，与回籍养病的老父好好地谈一谈。
弃 考
周学熙的老家在安徽建德县梅城纸坑山，祖屋旁的兰溪河从东南山涧奔泻而出，环绕梅城后汇入长江。周家在纸坑山定居已上千年，但让家族真正显赫扬名的，还是周学熙的父亲周馥。
当年为躲避太平军带来的战乱，周馥只身一人乘船逃往安庆，因缘际会，受知于李鸿章，从而成就一生功业。
1862年，湘军刚刚打下安庆，曾国藩为了倾听民声，就在府衙门外挂了一个意见箱，收集各方意见。一个朋友请周馥代笔写了一份意见书，曾国藩看到后，对其文采大加赞赏，便让李鸿章把写信人找来做文案。这时候，李鸿章正在筹备淮军，经打听，得知意见书为周馥所写，于是他就把这位26岁的安徽小伙子找来。两人一谈话，李鸿章就发现这个小伙子不简单，日后可堪大用，因此，就将他留在了身边，而没有上报。当时李还是曾国藩的幕僚，每月薪水不过五六两银子，但他却分一半给周馥养家糊口，这种战友情谊保持了终生。
从军后周馥初任淮军大营的总文案，不久即兼署天津兵备道，协助李鸿章办理洋务，治水、理军、办学、兴商，后来官至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成为李最得力的助手之一。甲午战败后，李鸿章遭受弹劾暂时下台，周馥也自请开缺，返回老家养病。
周馥自己不是科举正途出身，因此，特别渴望儿孙金榜题名。周学熙昆仲6人，他排行老四。1895年时，大哥、二哥及他本人均已中举，但老父希望儿子们更进一步，能进士及第。因此，周学熙深知，要想走实业救国之路，首先要说服的就是自己的老父亲。
与同龄人相比，周学熙的科举之路可谓更曲折，更苦涩。
1880年，15岁的周学熙独自一人，肩背书籍行囊，翻山越岭，徒步到池州府去应童子试。当时的池州督学孙毓汶是一个饱学之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孙翰林十分喜欢这个自己走了一百多里路来的学生，得知他的父亲是一个很有政声的道员以后，更对这个丝毫没有纨绔之气的官宦子弟有了好感，经常给他开小灶。
1881年，周学熙赴省城参加科考，轻易取得了科举资格。这个大山深处走出来的少年秀才不由得踌躇满志，以为青云直上指日可待。不料天意弄人，此后，周四少竟然连续5次落榜，直到1893年第6次应试后，才递补为顺天乡试第18名举人。
看起来，这科举之途竟然比当年的山路还要崎岖。此时已是12年过去，历尽磨难的周学熙以为今后应该是否极泰来，进士及第为期不远，不料世事无常，苍天偏负有心人。
1894年，周学熙第一次“会试既中，仍以额满见遗”。这一回（1895年）再次高中，却被心存偏见的主考以“书经题文有两句引用《说文》”为由，把这位甲午败将之子从榜上除名。
榜单出来后，周学熙非常寒心，科场的风风雨雨真的让他受够了。落榜第二天，周学熙就离京还乡。一路上，他都在琢磨如何说服望子成龙心切的老父放自己一马。
受周馥洋务思想影响，周学熙平时并非一心只读圣贤书。多年来，他对天文、地理等格物之学及声、光、电、化等先进科技知识也兼学并读，这也让他决定放弃举业时多了几分底气。
回家不久，父子二人即进行了一场人生对话。
“父亲，孩儿不打算再赴京会试了！”周学熙郑重地告诉老父。
“为什么？”儿子本次落第，全因受自己连累，周馥能理解孩子失望的心情，但猛听此言，他还是大吃一惊。
“如今，国是衰微，官场黑暗，纵然中了进士，又当如何？目下中国缺少的不是进士，缺的是干实事的人。况且，孩儿现在已有五子一女，家累渐重，我打算用分家所得的银两，弃举业而改习实业，这样于国于家都有好处。”
沉吟半晌后，周馥说道：“也罢，你毕竟已年近而立，该是当家做主的时候了。但搞实业非常艰难，李中堂及为父的遭遇，你都看得很清楚，只希望你今后好自为之，不要半途而废。”
时过不久，周学熙写信给儿女亲家张翼，在张主管的开平矿务局谋了个监察的差事。凭着这个台阶，周学熙开始了自己一生的实业之旅。
小周的第一份差事，一开始，应该说干得不错。在开平矿务局，几年间这个小小的监察就干到矿务总办。这一方面得力于张亲家的提携，另一方面也是周学熙自身努力的结果。这三年多的历练，让他得以真正熟悉与掌握现代工矿企业的管理运作，并成功地从一个科举士人转型为现代工商管理人才。在这段时间，周学熙低调务实的做事风格日益凸显，这种个性影响并贯穿其一生。
如果不出意外，小周也许最终会接替张翼成为开平矿务局的一号人物。不幸的是，义和团运动打断了他的职业生涯。1900年义和团造反时，英军借故以信鸽通敌为由逮捕了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其实，这是一个蓄谋已久的圈套，英国人的目的是骗夺开平煤矿。
在英国佬的威胁欺骗下，怕死的张翼竟然监守自盗，将开平煤矿私自盗卖。张翼还拉着周学熙，让已升任总办的他也在卖约上签字。不愿同流合污的周学熙岂肯签字，他实在无法与这位无耻亲家再共事下去，愤然辞职南下。
在这出盗卖中国官方资产的丑剧中，一位名叫胡佛的美国青年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正是胡佛以技术顾问的身份，哄骗张翼在盗卖合同上签字。多年后，依靠在中国积累的大量资本，胡佛当选美国第31任总统。
造 币
道不同不相与谋。
在开平矿务局被盗卖这件事上，周学熙表现出一位士人宝贵的风骨，但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不仅是与亲家闹不愉快，还失掉了一份薪资丰厚的工作，而此时的他，却正处于一个男人养家糊口任务最重的年头。
失业的滋味当然不好受，闲居沪上的周学熙，一度想公开揭发张翼的卖国行为，但遭到父亲的反对。久经宦海的老周劝诫儿子：“无职无权，在中国是什么事也干不了的。开平方面的事，早晚会东窗事发，不用你去当恶人。你先跟着我一段时间，找机会站住脚，到时候自然有事做。”
1900年秋，周学熙跟随父亲进京拜见李鸿章。李相爷很欣赏小周的洋务志向，亲自将他派往亲信袁世凯担任巡抚的山东省试用。袁当时正在山东推行教育改革，废科考，倡“实学”。行伍出身的袁大帅，武斗杀人行，文治却差点火候，当时正发愁山东大学校长的人选呢！接到老上级的推荐信后，袁世凯心头不由一乐，真是想啥来啥，这不是一个送上门的人才吗？小周虽然没有国内最高文凭（进士），但好歹是个举人；老战友周馥文采飞扬，他的儿子应该也不错，更重要的是信得过！
袁世凯的眼光是很毒的，他一向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周学熙到山东后，袁世凯就将教育改革这一摊子事儿全部交给他，由着小周自己折腾。
周学熙也出手不凡，这位山东大学首任校长办事干练，敢于创新，大力推行“新知识”与“旧道德”的结合。在当时国家动**、风气日下的环境下，他的做法有相当大的积极作用，尤以《山东大学堂章程》在当时的影响最大，成为各地书院改办学堂所效法的榜样，为袁巡抚争得很大脸面。老袁在高兴之余，情不自禁称赞：“老周的儿子果然不错，还是李相慧眼识才，缉之（周学熙，字缉之）称得上当代奇才呀！”
值得一提的是，周学熙的五弟周学渊于1906年出任山东大学的第六任校长。虽然时间不长，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但同胞兄弟先后担任一所大学的校长，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是不多见的。
山东教育改革一炮打响，这奠定了周学熙一生功业的根基。
1901年，李鸿章病逝，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喜洋洋地从山东移师北上。到了天津一看，袁大帅的心一下凉了半截。
此时的天津，由于八国联军的疯狂掠夺，不仅乱民遍地，而且穷得一塌糊涂，市面现银奇缺，连府库也分文没有。当时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整顿金融，这件事不解决，袁世凯这个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没法干下去。
“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没钱啥事也做不成，看来不把这钱业整治好，咱们在这天津卫就站不住脚啊！”袁世凯对身边的人说。
府库无钱，袁世凯试图空手套白狼，用商人们的钱盘活市场。因此，下马伊始，袁大帅就屈尊邀请各家钱庄的董事们商量救市办法。绅商们也不傻，见势不妙，谁也不愿出头。会上，不管袁世凯如何笑脸赔尽，虚心求教，大家就是一声不吭，一毛不拔。
袁世凯转而求助外国银行，也遭到拒绝。急迫间，老袁大兵哥的脾气又发了：“他娘的，要不是顾及影响，老子真想把这些钱串子抓起来统统毙掉！”
这时，周学熙出面劝道：“慰帅（袁世凯，字慰廷）息怒，这些人回头收拾不迟。依卑职看，求人不如自救，咱们何不以官方名义成立一个银元局，自己铸钱，自己发行，不仅可以平抑银元贴水，压低物价，稳定市场，还能赚不少钱呢！”
“嗯，这倒是个办法，老子不用求人，受那帮钱串子们的鸟气！就这么着，缉之，还是你来操办吧！”他马上委派周学熙为北洋银元局总办。之后，袁总督就前往保定处理公务，他相信小周不会让他失望。
救市如救火。袁世凯走后，周学熙马上四处勘察，利用一座废墟的寺庙，修建厂房，招募工匠，改造机器，亲自设计铜元的式样，仅仅用了73天，就建成了造币厂，铸出铜元150万枚。
由于式样新颖，便于携带，加之官方强力推行，北洋铜元的流通区域不断扩大，既满足了市场流通的需要，也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同时也打击了投机奸商。
金融市场平稳了，那些以往靠汇兑贴水而大发横财的钱庄、票号几乎断了生路。钱串子老板们慌了，转而向老袁求救。心中有气的老袁才不管他们的死活，甚至希望他们都死掉才好，因此，当时天津的钱庄纷纷倒闭，只有部分实力雄厚的钱庄与票号熬了过来。此时，周学熙适时提出创建天津银行。这一回钱串子们再也不敢自大了，而是争先恐后响应，很快就筹到100万两白银的股本。但袁世凯这一方却想一毛不拔，结果，北洋色彩很浓的天津银行就这样胎死腹中。于是，钱串子们不动声色地小小报复了老袁一把。
没有一家自己的银行做融资平台，北洋集团就不时面临财经困境。为此，袁世凯派遣周学熙去日本考察，希望他能从日本军阀那里取到“真经”。这趟东瀛之旅，让周学熙眼界大开，尤其是日本的教育体制和金融体制的确立，给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四十多天考察的所见所闻，写成《游日记》，第一次完整形成了“振工兴商，富民强国”的观点。
考察回来后，周学熙积极筹建直隶工艺局，扶持民族资本投资各类实业，从而开创了华北工业的先河。在此基础上，他建议以北洋银元局为基础，吸收社会游资，创建直隶官银号，实际上就是一家北洋银行。这一次，由于周学熙长袖善舞，直隶官银号终于得以成立。这样北洋银元局、直隶工艺局、直隶官银号互为支撑，三位一体，形成支撑北洋集团的核心金融架构。
最为担心的财政问题能被周学熙圆满解决，袁世凯极为满意，他再也不用三天两头求人告贷了。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做不到的，这小周看来还真不简单！自此，周学熙成为袁世凯心目中最得力的财金干才，担当起北洋集团的大管家。周一生能官、商两道通吃，根本原因在于深受袁世凯赏识，并和他结为坚定的利益共同体。枪杆子与铁算盘就这样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北洋集团的核心所在。
按照不少学者的说法，中国近代像袁、周这样紧密的政经核心，至少有三代。第一代是李鸿章与盛宣怀，第二代是袁世凯与周学熙，第三代是蒋介石与宋子文。总的看来，第一代是商为官用，第二代近似于官为商用，第三代则几乎完全是官商互为利用。这三代官商利益同盟，实际上也是当时的权力核心，他们分别主导了清末、北洋以及民国时期的政局，深刻影响了清末民初时期中国的发展进程。
挖 煤
1902年11月，张翼私自盗卖开平煤矿的内幕终于曝光，这不仅惹得舆论大哗，也让袁世凯极为震怒。毕竟，这种事发生在眼皮子底下，而自己却被蒙在鼓里，让这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脸面往哪搁呢？因此，袁大帅连上三道奏表弹劾张翼。
一天，袁世凯召见周学熙。一进屋，袁便将一份邸报扔到他面前，并充满嘲讽地说：“你看看贵亲家大人办的好差事吧！”
张翼的事周学熙早已心知肚明，只是碍于情面没有揭发而已。火气过后，袁世凯又安抚了小周几句，请他理解自己的心情，接着两人便开始商量如何收复开平煤矿。
由于和慈禧太后是拐弯亲戚，张翼实际上没受什么追究，清政府只是让他到英国打官司追回煤矿主权。这种被收买的败类，哪里能讨回英国人已到嘴的肥肉；而清政府早被洋人打趴下了，哪里敢得罪英国。折腾了几年，除了花掉清廷几十万大洋，闹出国际笑话外，张翼一无所获。
眼看开平矿权回收无望，张翼也逍遥法外，袁世凯咽不下这口气，就授命周学熙在开平盆地另开一个滦州煤矿，与开平煤矿公开竞争，争取以滦收开。于是，近代经济史上著名的“开滦争夺战”就此拉开帷幕。
1908年，滦州煤矿陈家岭附矿首先出煤，当年产煤12 648吨。1909年滦矿产量达到231 731吨，开始在天津市场上与开平煤矿争夺市场，引起开平煤矿的极大恐慌和愤恨。开平煤矿天津销售部主任紧急向上司呼吁：“滦州煤矿这种竞争，影响到一向是我们最赚钱的市场，我们不能放任不管！” 自此，开平公司对滦州煤矿展开了疯狂围剿。
外资公司打压中国本土公司主要有3招：逼政府出面施压，收买汉奸捣乱，靠资金、技术优势挤压。这次开滦之战，英国人也不例外。
首先，英国人收买、利用因盗卖开平煤矿而被袁参掉开平督办之职的张翼，想让张翼出来说话，使英国人占据开平矿务局合法化。但周学熙不买张翼的账，这对儿女亲家就此结怨。见张翼说话没用，英外交部就亲自出面，以滦矿侵占了开平矿界、影响开平煤矿权益为由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将滦矿停下来。在周学熙义正词严的申辩下，继任的直隶总督陈夔龙断然拒绝了英公使的抗议。
眼看威胁不成，英国商人施出了最后一招——凭借着本国财团的大力支持，挑起一场煤价大战。1911年年初的天津，几乎成了开平、滦州两大煤矿激烈较量的战场。
开平煤矿动用了资本主义市场中惯用的高压、封锁、收买、联合和大幅度降价倾销等种种手段，把每吨煤的价格降低了几乎一半，而且还根据销量附赠礼品，企图以此挤垮滦州煤矿。
滦州煤矿被迫降价销售，所售之煤的价格大大低于成本，双方均损失惨重。但是，开平煤矿具有完整的、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手段，又有骗占到手的沿海港口及铁路优惠；而滦州煤矿的煤产量不及开平煤矿的三分之一，成本也高出许多。
开平煤矿可以用长江中下游地区煤炭市场的销煤盈利来弥补天津市场上的损失，而滦州煤矿却只能在矿区周围销售，在天津市场上的损失无法弥补；开平煤矿有强大的国际资本作为后援，而滦州煤矿急需的资金却无从补充。
双方厮杀之中，滦州煤矿资金周转出现困难。周学熙到处活动，希望能从有关方面借贷到一笔资金来。在英国人的威胁下，国内无一家银行愿为此而冒风险，向外国银行借贷也遭到拒绝。
在强大的压力下，软弱的清政府首先屈服了，外务部致函直隶总督：“英公使意斩词绝，势难任其决裂，转饬从速中止(竞争)，免滋事端。”满腔义愤的陈夔龙辞官而去，孤立无援的周学熙处境更加艰难。
经过了近一年的价格大战后，开滦双方两败俱伤，于是英国商人改变了策略，开始大肆鼓吹“开滦合作”。而滦州煤矿的一些股东，也因为公司亏损、无利可图，转而赞成合作。难怪很多人说，“商人眼里只有利益，没有祖国”。
就在此时，辛亥革命爆发，北方港口各国军舰拉响警笛，11年前庚子事变的凶险景象似乎重现。眼看战乱将至，滦州煤矿的股东们生怕开平煤矿被骗夺的悲剧重演，匆匆同意合并。
1911年11月，开平、滦州达成协议，同意合并成中英开滦矿务有限公司，股权对等平分，利润则由开平得六成，滦州得四成，管理权由英方把持。不久，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被任命为开滦矿务总局督办。从此，收回开平矿权的问题再没有人去谈论了。
收回开平煤矿始终是周学熙的一大心愿，但在他的有生之年却始终未能实现，成为他一生最大的憾事。
烧“灰”
1903年年初，眼看开平煤矿收不回来，袁世凯很郁闷。看到老板不开心，周学熙决定做些亡羊补牢的事。他调来有关开平矿务局的所有案卷，反复研究，希望能找出英方的破绽。这时，一位名叫汉斯的德国人找上门来。汉斯是周学熙的一位老部下，他这次来是送还唐山细棉土厂的文案资料的。
唐山细棉土厂与开平煤矿一样，都是著名买办唐廷枢当年奉李鸿章之命督办的官营企业。只是因为烧洋灰（生产水泥）的原料要从广东海运过来，成本太高，这家厂子从创建后就一直赔钱，后来就停办了。1898年周学熙担任开平矿务局总办后，就着手筹划复建，并聘请汉斯担当技术总监。
汉斯不仅有真才实学，而且很正直，周对他非常信任并给予了优厚的待遇。汉斯上任不久，就在唐山附近找到储量很大的优质黏土和石灰石，解决了原料难题，同时也打开了赢利的大门。但就在这时，义和团起事，社会一片混乱，唐山细棉土厂不得不再次歇业。
不久，英国商人骗占开平煤矿。汉斯对这种卑鄙行径十分痛恨，面对英方重利**，他明确答复：“这是中国的企业，所有的文件资料都属于中国人。我受周学熙先生的礼聘，绝不能背叛雇主而牟取私利！”因此，英国人虽然占据了唐山细棉土厂的地盘，但一直没有取得这个厂的产权。
现在汉斯主动上门归还这些资料，让周学熙非常惊喜。高兴之余，周学熙疾奔袁世凯家报喜。
“慰帅，开平煤矿看来暂时是收不回来了，但另有一处官产可以收回。”
“怎么回事，你快说说！”袁世凯一听，顿时来了精神。
“唐山细棉土厂。”周学熙告诉袁老板，“因为档案资料在手，收回唐山细棉土厂希望很大。”
袁世凯听后，高兴地拍着周学熙的肩膀说：“缉之，我就知道你有办法嘛！开平矿一时收不回来，先收回一个细棉土厂也是功劳一件，对朝野都有一个交代。这事还是你经手我最放心，我们还是老路数，你拿方案，我来批！”
英国人一看周学熙这个老对头插手唐山细棉土厂的事，马上意识到大事不妙。开平煤矿代表纳森仔细盘算后，觉得事情的关键还是在袁世凯身上，只要袁不支持，周学熙能奈我何？于是，他马上派人邀请袁世凯的亲信、时任天津海关道的唐绍仪来家中打麻将。
其实，为了探听北洋政府决策的内幕，纳森早对袁世凯身边的人下了不少工夫。作为袁世凯最重要的外交帮办，海归官员唐绍仪就是他的重点关照对象。纳森拉拢唐绍仪的主要手段，就是在牌桌上输钱。因此，每逢被邀打牌，唐绍仪都是高兴而来，满载而归。这一次也不例外，赌场得意的唐绍仪第二天即面见袁世凯。
“慰帅，强行收复细棉土厂可能会引起外交纠纷。只要我们不收回该厂，英方可以每年给北洋财政提供一大笔钱，您看能不能再考虑一下？”
“少川（唐绍仪，字少川）哪，张燕谋（张翼，字燕谋）误国的事可是前车之鉴，我们这回可不能重蹈覆辙呀！厂子再小，也事关国家主权，收回该厂，已成定局，今后就不要再提了。”
临了，袁世凯提醒唐绍仪以后少打牌，这让唐当时很下不来台。但这个人媚洋的秉性始终未改，多年后因投靠日本人而被军统暗杀。
1906年8月，经过一再交涉和斗争后，唐山细棉土厂终于回到了中国人手中。周学熙带着工人在厂门口大放鞭炮，庆祝这一胜利。
细棉土厂收回后，为了迅速恢复生产，周学熙又奏准袁世凯，从直隶官银号和淮军银钱所各借支50万银元作为长期低息贷款，用于购置生产水泥的国外先进窑磨设备。
1907年7月，袁世凯告诉周学熙，他可能很快要内调外务部尚书。为避免因官场变化而发生的产权风险，周学熙立即向社会招收商股100万银元，将官银号原定10年的优厚借款悉数还清。自此，唐山细棉土厂与官款再无任何关系，成为完全商办的股份有限公司。
这年9月，唐山细棉土厂更名为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袁世凯与周学熙家族都是启新的大股东，其余股东也多为朝廷大员，可谓“顶戴花翎，比比皆是”。他们身居要职，拥有很大的权力，为启新取得了很多便利和特权。比如，周学熙控制的滦州矿务公司售给启新的煤，价钱只有市场价格的十分之七；北洋把控招商局后，启新海运费用一律从优；至于政府工程，那更是接了又接，像京张、京汉等铁路建筑使用的水泥，政府更是指定使用启新产的马牌洋灰等。
从创业的角度看，启新洋灰公司是周学熙的第一桶金；对于未来的周氏企业集团来说，启新则是一个范本。启新的这种模式此后被周学熙和他的子侄们多次复制：政府投资，官僚庇护，私人得利。即：首先用公款并购，然后靠特权经营，盈利后以商代官，最后成功私有化。这条路数看上去非常眼熟，因为它至今依然是不少人白手起家的捷径。
启新成立不久，日本商人为了争夺中国水泥市场，与其展开了一场殊死的价格大战。
日本水泥产量高，质量好，日本又离中国近。为了挤垮启新公司，日商孤注一掷，拼命压低价格，以每袋亏损2.47两白银的代价进行倾销。周学熙及时采取了应付措施，将每桶水泥由2.25两白银降到1.55两白银，袋装水泥由1两白银降到0.7两白银。这种自杀式的倾销，最终拖垮了日商。之后，启新公司垄断中国水泥市场达14年之久，市场占有率在92%以上。
清末民初，类似的中国民族工业与外资的经济战争几乎无日不在发生。从盛宣怀的招商局轮运、卢作孚的民生轮船、张謇的大生、荣氏兄弟的纱厂，到范旭东的重化工业、严裕棠的机器制造，再到陈光甫的上海银行、马应彪的先施百货，几乎没有一个行业不发生类似的商战。这种斗志斗智斗势的综合性较量，虽然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民族产业的发展，但也让一大批中国企业及商人在商战中得到磨砺并快速成长起来，因此，也不是一点进步意义都没有。
入 阁
有人评论说，袁世凯一生有三怕：一怕枪杆子拿不稳，二怕日本人打进来，三怕经济跟不上。在清朝,像袁世凯这样无科名的汉人能登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样的高位,仅此一例。袁世凯的权力是依赖手中的军队和对高官显贵的贿赂建立起来的。
袁世凯的军事基础是北洋六镇,北洋六镇不仅军费充足,官兵军饷高于其他军队,而且配备最好,枪炮弹药都是外国最新式的。袁世凯治军是典型的家长制，各级军官都是自己的亲信，各营队都供着袁世凯的长生牌位。每天早晨出操集合时，官兵们都有一番例行问答。
长官：“咱们吃谁的饭？”
士兵：“吃袁宫保的饭。”
长官：“咱们替谁作战？”
士兵：“替袁宫保作战。”
在这样的长期训练下，北洋官兵只知有袁宫保，而不知有大清朝廷。
进驻天津后，袁世凯的军事实力猛增，自然遭到清朝贵族的忌恨，不少人建议寻机解除袁氏兵权。为保住帅位，袁世凯极力讨好慈禧太后，大肆贿赂庆亲王奕劻、太监李莲英及其他官员。据说，袁世凯每年送给奕劻的银子就达40万两。
上述这些巨额的花费，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袁世凯委托周学熙筹集的，其中不少依靠北洋集团的企业提供。因此，袁世凯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能纵横自如，有周学熙很大一份功劳。袁世凯也确实把周当做自己最贴心的亲信，随着袁世凯官运亨通，周也跟着步步高升。
1912年6月,周学熙刚办理完开滦合并事宜便被袁“责令入都,面商国是,敦迫就道。更以明令任财政总长,辞不获已,8月到京就职,兼充税务处督办”。1915年3月至1916年4月，在袁世凯的强拉硬派下，周学熙第二次出任财政总长。
当时民国政府穷困到极点，据说孙中山就职时国库里仅剩10块大洋。到袁世凯接手时，财政早已赤字。财政无钱，袁任内的内阁几乎都是短命鬼。对于袁世凯政府来说，财政困难是他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当时，由于百业凋零、国库空虚、外债累累，国家经济已陷入绝境。
被袁世凯“抓伕”的周学熙，虽然是硬着头皮上任，但他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一上任他就像一架机器一样迅速地运转起来。不到10天时间，他就向国会提交了《财政政见书》。
在两任财政总长任上，周学熙作出了不少开创性的贡献。为使国库充裕，周学熙大胆地进行了多项改革。
就第一任来说，周学熙最大的贡献是实行分税制，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在各省建立国税厅。他首先指出当时税制紊乱的三个原因：一是穷者纳税繁重，二是富者不纳税，三是地方截留税收。他采取了集主要税源统归中央的办法：把大部分财权收归国家，建立新的财政管理体制，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区分国家税和地方税。为落实中央与地方依标准分权收税的规定，他在各省设国税厅，分属财政部，以综理国家税收。随着中央权威的增长，民国二年国库收入增多了。
周学熙解决财政问题的很多办法在其后的几十年中为各届民国政府所采用。例如他曾带领财政部的部员们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编制出全国预算分表47册，在此基础上造出民国二年的年度出入总预算。自此以后，民国财政部开始了每年的预算表册的编制。
在第二任上，他毅然开中国烟草专卖之先河，实行官督商销，开辟新税源。
1915年6月1日，北洋政府颁布《全国烟酒公卖暂行简章》，特设全国烟酒公卖总局。囿于列强的抵制和当时背景，烟草公卖将卷烟排除在外，其范围仅包括土产烟叶和烟丝。
当然，周学熙任财政总长期间,最受全国注目也最令他感到棘手的便是所谓的“善后大借款”。
大借款始于唐绍仪组阁时期，唐由于与袁世凯在向外国银团借款上存在分歧,于1912年6月辞职出走。在这紧要关头,袁世凯急召周学熙进京接手，足见其对周的极大信任。
周学熙出任财长后,不得不重新与美、英、法、德、日、俄六国银团继续交涉。经过艰辛的谈判,1912年12月,周学熙与六国银团将借款条件谈妥,并定于1913年2月29日签字。不料巴尔干战争突起,欧洲银根吃紧,银团要求在5厘利息之外增加半厘。
周学熙考虑款巨期长,增加半厘所亏非浅,决定暂不签字。恰在此时，宋教仁被刺，国民党指责袁世凯为幕后凶手，开始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自知战事不免,而打仗就是烧钱，因此，袁大总统敦促周学熙尽快与外国银团妥协。
就这样，磨蹭了近一年的“善后大借款”谈判很快敲定。当年的4月26日，周学熙与当时的总理赵秉钧、外交部部长陆征祥一起，在宪兵的保护下，秘密在北京东交民巷英国汇丰银行同英、法、德、俄、日5国银团签订了一项2 500万镑的所谓“善后大借款”。
那天，正是宋案证据宣布的日子。几乎与此同时，周学熙受命给黄兴发了一份电报，电曰：“黄先生为首创民国之元勋，一言为天下重。学熙奉职无状，敢不行咎自责，唯有肉袒面缚，敬候斧钺而已。”
这封电报的霸道是不言而喻的，其无异于北洋政府对南方革命党人的宣战书，自此，南北战争的导火索点燃。
1915年3月第二次就任财政总长后，因周学熙反对帝制，周、袁两人关系开始疏远。
一开始，袁世凯希望以私人感情打动周学熙。他说：“缉之，我已经老了，我的先代没有活过59岁的，我已57岁，看来离大限也不远了。我一直想摆脱艰巨的责任，归隐于洹上，安度晚年。可是又没有合适的人选来接替我，人民把国家重担交给我，我不敢因私废公而推卸责任。现在举国上下，到处都有人推戴我做皇帝，我实在是无此打算，我给你说句心里话，皇帝，我是不要做的。”
停了一下，见周学熙猛地抬起头，眼里放出希望之光，袁又连忙说：“不过，民意不可违呀，我也是十分为难。可大家不听我的，非要我做皇帝，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周学熙的目光又渐渐黯淡下来。
在这种情形下，周学熙度日如年，他请求辞去财政总长的职务。袁世凯不许可，他就请长期病假，袁不得已，只好批准他到北海养疴。
从 商
第二次任财政总长期间，周学熙发现，由于欧美国家忙于一战，一向大量进口的棉纱、棉布锐减，导致它们的价格飞涨，纱厂的利润倍增。
见经营纱厂有利可图，周学熙即授意他的亲信——山东盐运使杨味云等具呈袁世凯拟创办华新纺织有限公司，计划在天津、郑州、通州、石家庄、青岛设厂，纱锭共10万枚，资本总额1 000万元，官股4成，商股6成。
呈文要求官方股息8厘，由政府保息5年，并请求在直、鲁、豫三省专办30年，所购机器料物及棉花等原料请求免除一切捐税，制成纱布只完出厂税一道，通行各省概不重征，并发交财政部酌拟保息免税办法。这套做法与启新洋灰、滦州煤矿初创时的思路几乎全无二致。
华新五厂中先建津厂。在商股招募中，周学熙利用职权先从财政部拨款80万元订购纺纱设备，并让周学辉(周的胞弟)为该公司督办。
1916年3月，袁世凯称帝失败，周学熙也辞去财政总长职务。眼见时局不稳，天津纱厂商股股东们对办厂开始抱观望态度。
不久，农商部一个叫陶湘的官员，突然向当时的内阁总理段祺瑞上书：弹劾华新公司督办周学辉，说他办事不力，所招商股资金迟迟不能到位，以致纱厂长期不能开工，造成官方出资无法收回。因此，他建议裁撤周学辉的督办之职，改由财政部接手，全部官办。
这一突然袭击让华新公司的商股股东们大慌手脚，他们急忙连夜开会，集体向返津居住的周学熙讨主意。周学熙久经宦海，当然知道陶湘这个无名小卒不过是受人指使，背后的主谋另有其人。这个人，就是时任财政总长的曹汝霖。
曹汝霖这个海归财务总长虽有卖国之嫌，但对战争期间纱厂获利的前景却也看得非常清楚。于是，他就想以商股股款未交齐为由，借题发挥，摘走华新纱厂这个马上就要获大利的“肥桃”。
为堵住曹的嘴，商股股东主动“请裁督办，举周缉之主政，同人各勉力凑办股款支撑局面”，并派王筱汀、言仲远到北京见总理段祺瑞进行疏通。周学熙也及时请总统徐世昌出面说情，“劝当局以同是北洋中人，不可自相倾轧”。
经过疏通，财政部收回成命，商股创办人趁机紧急筹款。周学熙兄弟各认股20万元，王筱汀认股3万元，并由王筱汀将恒丰公司存款40万元挪借过来拨充资金，将来由股东认还，这样一阵忙乎后总算匆匆忙忙将天津厂的股款募齐。
自1919年1月正式生产后，华新天津厂即获得高额利润，当年获利高达140万元(该厂资本200万元)。从1919年到1922年年底4年间共获利413万余元，超过资本一倍以上。由于纱厂利润甚高，因而华新公司又在青岛、唐山、卫辉陆续建立了3个纱厂。
同一时间，这种成功在张謇、荣氏兄弟那里也在上演。之前，外国资本困于一战而无法东顾，成为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段。因此，他们的成功，与其说得力于人和，不如说是受益于天时。
纱厂走上正轨后，周学熙曾四处周游，放松一下长期紧绷的身心。1916年，周学熙来到了北戴河，开始创建趣园。在北戴河，周学熙每日寄情山水，吟诗弄画，但并不是完全消沉隐退，他的主要精力仍然放在了实业上。
当时玻璃已在中国广泛使用，但国内玻璃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玻璃基本全靠进口，每年大约要花费600余万两银元。而早在1914年，世界第一座采用弗克法生产的玻璃工厂就在比利时建成，此后，该项专利权售给希腊、德国、日本、美国等12个国家，玻璃制造业在西方国家风行一时。
周学熙与比利时素有交集，当他了解到用弗克法生产玻璃质量优良、生产效率高时，即有心引进此项技术，筹建中国自己的玻璃厂。耀华玻璃于1922年3月成立，股本定为120万元，中比各半。比方用专利权作为股本，中方的60万元由滦矿新事业基金中拨付。
这种以购买专利的方式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的方式，在当时还不多见，算得上是周学熙的另一项创举。
首先，与其他各国相比，中方买得弗克法专利权的价钱并不高，而建厂起至1936年，盈利远远超过专利款项。其次，耀华购买后，比方不得再售予任何国家或个人在华建厂，而耀华则有权在中国任何地方另建新厂。这种买断专利权的做法对耀华的发展和中国玻璃工业的前途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924年2月，周学熙建议成立了实业总汇处。该处是由周学熙直接领导的滦州矿务公司，启新洋灰公司，华新津、青、唐、卫四个纱厂和周学熙的儿子周叔迦管理的普育公司(机器制造厂)联合组成的，分设机要、稽核、统计各科，是各公司“筹划及考核”的机构，类似康采恩式的联合企业的总管理机关。至此，周氏企业集团正式成型。
毋庸置疑，周学熙是华北地区兴起工业化的主要奠基人，正是因为他的不懈努力，天津得以与上海、武汉三足鼎立，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主要的三大工业中心。因为出身相似，亦官亦商，周与下海经商的末代状元张謇并列，人称“南张北周”，但从对时局与整体经济的影响而言，周事实上是要胜过张的。
归 佛
因为种种原因，实业总汇处仅仅搞了一年就宣告结束。其中，曾有这样一段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
一次，启新公司股东开会，身为大股东之一的袁世凯家族也派人参加。会上，周学熙与袁家八公子意见不合，对方竟然掏出手枪来拍了桌子，而这个人还是自己的妹夫。
这件事让周学熙很受伤，不久他就宣告引退，不再过问北洋实业的事务了。
纵观周学熙一生，其纵横政商两界，不仅仅是依赖自身务实的能力与个性，还因为他本身就是北洋这个庞大利益集团的一分子。其父周馥在政商两界庞大的人脉几乎全数为周学熙接手并整合利用。事实上，这是一个圈子，一个关系错综复杂而又相对封闭的贵族圈子：一群出身晚清官僚，身兼商人、文人和官僚身份的中上层知识分子，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把持了清末民初的政、商、学界。他们互相通婚，成为世交，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后来北洋政府的核心力量。
但是，随着老一辈的不断离世和新一代官僚的不断上台，周学熙觉得自己对这个圈子的影响越来越力不从心。这也许才是他最终主动激流隐退的根本原因。周学熙一生是辉煌的，到了晚年他觉得心力交瘁，最后选择主动放弃，这样的放弃是明智的。
这年夏天，身心疲惫的周学熙到北戴河避暑。年近花甲的周学熙参透了人生的起落浮沉，面对着奔流不息的海浪波涛，回想自己几十年的流转生涯，突然顿悟“世间万物空如洗”，心中油然而生隐退之念。下面这首写于北戴河的小诗，真切地反映了他当时的心境：
“昔营小筑东海上，倏忽寒暑已十更。数椽茅屋虽云陋，千树槐柳午荫清。问余胡为甘寂寞，自来幽趣无人争。放眼不触尘埃障，侧耳不接市井声。槛外凌波沧溟小，杯中倒影星辰倾。”
隐退后，周学熙就在天津孟庄三多里的周公馆隐居。周公馆始建于1915年，紧靠墙子河岸边，约10亩余，是一组极能体现房主人风格的中西合璧的建筑。这座公馆不仅伴随了周学熙的晚年时光，还给清华大学学生曹禺带来了创作灵感，创作了著名话剧《雷雨》。
1935年8月，在天津师范学校的礼堂里，首演了这部名叫《雷雨》的话剧。这部话剧一上演，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个发生在周公馆的故事，立刻让天津市民联想到了当时在天津乃至全国都赫赫有名的周学熙。其实，周家和剧情毫无关系，曹禺只不过是借用了一下他们周公馆很大的古老房子形象。
退隐后，周学熙为家乡做了大量的好事，如捐资兴建农校，发展家乡教育事业；出资让乡民开发荒山，种树种茶；开办商业讲习所，学员学成后送到他亲手创建的北京自来水公司工作；开办医院，免费救治乡民。这些善事义举，让东至人至今受益。这一点，“南张北周”倒也很像，只不过这方面张謇却要胜过周许多。
周学熙不仅是大实业家、金融家，还是一个大收藏家。
1908年，周学熙获得了一部南宋孝宗年间的坊刻本《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简称《杜陵诗史》），周学熙爱之如子，以红木匣子精心收藏，并在红木匣子上刻上得到本书的经过以及自己的考证心得。这部《杜陵诗史》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属宋版宋印，而且汇集了宋代文学家王禹称、王安石、沈括、苏轼、秦观等70余人的注释和评语，遍钤明清两代藏书大家的收藏章和鉴赏印，以其资料之珍贵令学界震惊和欣喜。况且印本本身确为“字大如钱，纸洁如玉”，是藏书家心中的极品，又是孤本，所以视之为“价值连城”并不为过。后来，这部书几经折腾，“文革”时期转手到了苏州市图书馆善本室，成了该馆的镇馆之宝。多亏周学熙当年识货，将其收下，成就一段藏书佳话。
周学熙最早的佛缘，来自母亲早年的教诲。那一年，周学熙第4次落第，心情极为失落。27岁的周学熙自觉前程无望，平日里未免有些浮躁不安。
一天，周老夫人把周学熙叫到跟前，开导他不要急于求成。不料，周学熙脱口答道：“娘说得极是，可儿子担心德浅福薄，无法光耀门楣。圣人云，‘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话还没说完，就被老娘一声喝断：“胡说，圣人这句话可不是让人什么都不做。德和福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靠自己修来的。你这样说就是心还没静下来，不静就无法空，没有空就没法悟。我看你现在最要紧的不是死读书，倒是随我念念经，等有所悟的时候，再去读书也不迟。”
从此，周学熙除读书外，又多了一门随母亲诵经的功课。周学熙最大的一次佛缘，结于安庆迎江寺。
一次，周学熙乘船去武汉，船过安庆，想起老母亲的嘱托，便信步上岸，一路寻访到迎江寺。住持月霞盛情留餐，周学熙无法推辞，只得入席就座。两人交谈时，听见远处客轮鸣笛离港。不得已，周学熙当天只好在寺中住下。
第二天，电报发了过来，那艘客轮当夜在九江附近触礁沉没，船上乘客多有伤亡。周学熙惊出一身冷汗，对迎江寺对振风塔对月霞方丈也更多了一份感激。1918年，周学熙回到家乡，自己带头出巨资，并动员地方官员及绅商捐助，对迎江寺进行了大修。
正式隐退后，周学熙在家中专设佛堂。在木鱼声中，伴着缭绕的香火，周学熙享受着独处带来的孤独与快乐。他的后人似乎也追随着他归佛的脚步。20世纪30年代，周学熙让自己的三儿子周叔伽去武汉办机器厂、学做生意，结果这个同济大学化学系的毕业生在3个月内赔了几十万银元，干得一塌糊涂，从此在青岛闭门3年，通读《大藏经》，成为一代佛学大师。
1947年８月，周学熙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北平（现北京）的寓所病逝，终年82岁。去世前，他曾题诗一首，警示子孙：
祖宗积德远功名，我为功名误一生。但愿子孙还积德，闭门耕读继家声。
周家此后近百年的命运，正是按照周学熙临终的设想发展的——“闭门耕读继家声”。周学熙的子侄辈、孙子辈出了大量的有学问的人，几乎可以开一所大学。
有人这样为周家总结：第一代人做官；第二代人亦官亦商；第三代人经商兼做学问；第四代人因时代之局限，多以收藏度日；第五、六代几乎全是大学问家，真正实现了中国人“家学渊源”“代有人出”的传统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