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金融业的光环和困境
2011年，金融业的“好日子”备受瞩目，但高光中的“不厚道”也饱受质疑，银行业尤其突出。
金融业，属于强管制、垄断性行业。也因此，长期被误解为“低端边缘”的服务业中，研究者们往往忘记了对金融服务的关注。金融业的高利润、从业人员高收入的光环，时刻提醒着金融是服务业中不一样的存在。被羡慕，也容易招黑。2011年，“银行利润太高不好意思公布”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算是对这么多年来银行“好日子”的戏谑式诠释。这也引发了各界对银行侵蚀实体经济利润的广泛讨论。“只会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的息差模式受到实业的普遍“攻击”。
也是在2011年前后，我国进入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大资产管理时代，人们发现了非标资产、资管嵌套、资金池中的巨大利益空间，影子银行肆意生长。几年之后，资管新规(1)出台，一众金融机构必须去解决金融创新和“去杠杆”之间的难题。在“四万亿”的刺激下，信贷大规模快速扩张，银行的不良率也在这一年出现上升苗头，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等外部力量强势崛起，传统银行有些慌张地进入了下半场。银行业前程大好，也跌跌撞撞。服务实体经济、服务消费者个体的本质如何回归，新的服务模式如何建立，成为此后多年传统银行不断寻找的答案。
2011年，金融业正经历着重大变化，这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此后金融业的发展方向。
银行业的三重门
2011年，在一次论坛活动上，民生银行行长董文标发表了一个诚恳的观点：和制造业的困境相比，银行利润太高不好意思公布。这句大实话很快走红。银行业亮丽的数字，与尚未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的中国制造业所面临的资金压力，形成强烈对比。
这一年中国企联发布的中国企业500强榜单，给出了佐证。这500家中国最大的企业所实现的净利润总计为2.1万亿元。其中，最大的5家商业银行的净利润高达6 745.49亿元，占比为32.2%，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中272家制造业企业的利润占比仅为25.04%。
此前，在中国企业500强中，银行业的利润占比持续高于制造业，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这次呈现出的是，5家银行和272家制造业之间利润的巨大差异，引发了人们对实业部门与商业银行部门效益“鸿沟”的广泛讨论。长此以往，资本必然流出实业部门，流向金融部门，我国制造业也必然出现“空心化”趋势。这成为大家共同的担忧。
产、学、研、政各个领域，都为这个难题绞尽脑汁。这样的诟病和“官司”甚至都摆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于11月1日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2019年2月14日，中办、国办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俗称“金融服务民营企业18条”，“震动”了不少人。熟悉政策制定的人都知道，对一个具体的安排，动用“两办”如此高的规格，实属非常规操作，这既彰显了高层的决心，更是在诉说融资的难解。
过去几年，我有幸参加了国务院组织的几轮关于“融资难、融资贵”的调查、核查和督查工作。有一个强烈的感觉，企业资金危机和债务暴雷，不少都源于在宽松货币政策下，企业不能坚守主业，肆意多元化投资所致。经济在高速发展期，用“新账还旧账”还有操作的空间，但当经济出现波动，银行在风控的要求下，就会以闪电般的速度，一刀切式地将某一个行业或者区域划入“黑”名单，企业的资金链遭遇突然“袭击”，危机爆发难免。而一张多米诺骨牌的倒下，甚至会引发一个地区的风波，2012年的温州担保风波，以及之后几年的山东债务风波莫不如此。换一个角度来看，那些一门心思做主业、强主业的企业大都活得都还不错，并在危机中更加显示出它们的优势。然而，必须承认的是，这些优质企业很多时候也要面临着银行主动送上门的贷款，同时还要配一些存款的无奈。企业的战略定力，显得十分重要。
客观地来讲，风控要求以及存贷比的考核，决定了银行对企业“雪中送炭”的确困难。而企业面临银行的“锦上添花”的“**”，也确实难以冷静和理性地应对，从而将“过剩的流动性”投放到了企业的多元化上，埋下风险的祸根。银行和企业之间的良性循环需要彼此的克制。
这是银行的第一重门。
银行除了经受着高利润光环的拷问，还面临着另一大考验。那就是2011年前后，银行业开启了新一轮的不良周期，金融系统性风险出现苗头。随着地方债务和僵尸企业的出清提上日程，防风险成为中央工作的重点。
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政府拿出四万亿救市方案，央行的印钞机开足了马力，一笔笔贷款流向基础设施、房地产、重化重工等上游产业，信贷大规模快速扩张。
一组数字：
2008年年末，M2（货币供应量）总额分别47.5万亿元，2011年年末M2总额为85.2万亿元。三年间，M2扩张规模为37.7万亿元，同期GDP增长规模仅为16.9万亿元。M2规模增幅是同期GDP增幅的2.2倍。
2007年，社会融资规模仅为5.97万亿元，2012年社融规模高达15.8万亿元，五年间规模翻了近3倍。
在金融一侧，大资管时代也正在到来。早在2008年，央行印发的《金融业发展与改革“十一五”规划》就做好了规划和铺垫，“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并鼓励金融机构以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开展跨产品、跨市场和跨机构等创新活动”。
2011年前后，一行三会及财政部密集颁布了一系列新法规，政策闸门全面放开。
证监会首次允许基金公司进入股权投资（PE）领域，鼓励证券公司开展资产托管、结算、代理等业务，为专业投资机构提供后台管理增值服务，一举突破了长期以来私募证投基金综合托管业务由商业银行垄断的格局。券商资产管理业务从无到有，政策发文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突破了2万亿元的大关。“阳光私募基金”终于获得合法地位，很快，一大批公募基金里的明星基金经理纷纷离职，创建起自己的私募基金。
保监会也不甘示弱，同意保险公司将保险资金委托给符合条件的投资管理人，开展投资业务，“保险委托投资”的业务大闸开启。
银监会首次允许设有基础资产的现金流质押的证券化产品发行，同时商业银行设立证投基金管理公司的门槛放宽，这将推动数十万亿级的储蓄资金向资本市场的有序转化。
监管机构相继放松了对券商资管、保险资管、基金的监管限制，推动着金融的混业经营，中国迎来了资管行业的大时代。同时，“非标资产”“资管嵌套”“资金池”等模式在表外大肆发展，一度神秘，逐渐成为高达百万亿元规模的影子银行。
地方政府用城投公司大肆发债扩张，狂奔的房地产、大基建支撑着信托计划和理财产品的高收益，并成为“非标资产”的重要标的，“资管计划”为并购业绩和市值管理的“坐庄”循环提供着巨大的支持。资金一端，在“刚性兑付”的保障机制下，个人对理财产品积极投入，流动性充裕的企业正愁着有钱没地花。于是资产端和资金端各取所需，几年间“加杠杆”变换着模样横行，在证券、银行和基金、信托中反复嵌套流转，泡沫肆虐。
2008年“四万亿”的刺激，2011年之后金融混业创新的快速发展，让金融系统性风险很快就摆在了决策者面前。政策层面进入强监管的节奏，很快“去杠杆”被列为中央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
2013年，银监会发布8号文，开始清理银行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随后银行的同业业务、非标业务、理财业务等不断被规范，商业银行过往的诸多业务和模式被冲击。此后，银行游走在了不断上紧发条的监管和跃跃欲试的金融创新中。
这是银行的第二重门，也是风险偏好最高的一重。
任何事物都是一体两面，金融业也不例外。当银行传统的业务模式备受争议，在创新边界的游走中寻求转型的答案时，互联网金融、Fintech（科技金融）先后兴起，新兴力量进场。以支付宝为代表的互联网“宝宝们”茁壮成长，当然也有不断异化的P2P挣扎在失控和崩溃的边缘。无论哪一种，这场由技术驱动的金融革命，对银行业都形成了不小的冲击。
面对着外部日益活跃，并不断壮大的新生事物，银行从业者们也开始摩拳擦掌，在金融科技中试水，在诸多业务中增加了“科技”和“大数据”元素。但在员工数量众多、分支机构庞杂、分级管理等级森严的金融机构，由“边缘化”的科技部门和数据中心来驱动产品迭代、驱动银行转型，效果可想而知。
除了平安和招商等少数突围者，在个体零售业务中渐近佳境；大多数银行仍旧依照政策的安排，将一笔笔贷款输送到那些需要被扶持的产业中，也似乎是遵从监管的部署，不断在“产能过剩性”产业，有“风吹草动”的企业中抽贷、限贷和断贷。
这可谓是银行将要跨越的第三重门，关乎进步和未来。
从1993年下半年的金融秩序整顿到1999年的不良资产剥离，再到2001年入世后的国际竞争；从2004年的公司化改制到2009年以后的金融创新，再到2011年“去杠杆”和“加科技”的双重压力：中国银行业，从诞生至今，一路跌跌撞撞，也光环加身，但改革的脚步也从未停下。如今，政策强监管和科技扑面而来，在创新和逐利的裹挟中，银行业进入了下半场。此后十来年，这个侧影更加清晰。
“宝宝”军团欣欣然起来
每一种新兴力量的崛起，都少不了与传统力量的对抗和竞争，而“宝宝们”和银行的恩怨是从合作开始的。
在淘宝问世之初，为了解决交易中的信用问题，阿里推出了担保交易模式，即买家在下单之后，先将钱打到淘宝网在银行的对公账户上，淘宝网收到付款信息后，通知卖家发货，买家收到货物并确认收货时，淘宝网再将钱打给卖家，就是支付宝的雏形。
在当时，匹配买卖双方信息，跟踪双方交易进程需要工作人员用笔进行记录，而任何一方给出的信息出现问题，交易便会被迫终止。国家金融层面也尚未形成规模性的支付系统，跨行转账涉及各种复杂的信息证明，这非常容易导致用户因为体验不佳，放弃使用支付宝。
好在此时大银行们正在寻求电子银行业务的施展场景，工商银行杭州分行西湖支行认为与电商网站合作，或许是种全新的尝试。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工商银行率先帮助淘宝网提供网上支付的接口，提高交易效率。随后，支付宝又以网关支付的形式相继接入国内十几家重要银行网银。用户购物时，可以直接用网上银行向支付宝账户转账，完成付款，支付宝在使用范围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用户结算时要先选择银行卡的种类，再跳转去发卡银行的网银界面，但各家银行的要求各不相同，有的要输入卡号和密码，有的要插入U盾，还有的要动态口令，使用并不流畅。当时支付宝做过统计，每多跳转一个页面，客户支付流失率就增加5%。那个时期淘宝为了迅速扩大用户规模，投入大量广告费招揽用户，但是很多客户在进入购物流程后，因支付失败而流失，这在淘宝看来是无法忍受的。
这是2010年支付宝的样子。在这一年的年会上，马云怒斥支付宝烂到极点，原本准备愉快玩耍的年会变成了反思大会。年会后，当时支付宝CEO彭蕾带领着支付宝8级以上员工召开了为期四天的骆驼大会，白天交流业务，晚上喝酒吃饭。在支付宝的发展历程中，每一个重大转折都是由一些闭门的务虚会开启的。三年之后的莫干山会议，余额宝、芝麻信用、网商银行等重大产品，一一确立。
骆驼大会后，支付宝与银行达成“代扣”协议，用户只需要将支付宝和银行卡进行绑定，便能开通代扣付款流程。快捷支付面市。这种做法在最初遭到了银行的反对。在对风控要求极高的银行眼中，只通过用户在银行预留的手机号码对持卡人身份进行确认，这样的做法风险太高。谈判的结果是，支付宝承担支付过程发生的风险，并向银行提供存款或预付手续费。银行可以提前锁定部分收益，同时控制资损率。
双方达成交易。
便捷的支付，让支付宝获得了爆发式发展。借助商业的力量，支付宝建立起了用户、支付宝、银行三者之间的信任机制，为中国的移动支付奠定了基础。
支付宝快速发展起来，然而极少有用户愿意往支付宝账户里充钱，具有庞大用户的支付宝没有账户价值。
波动小，收益稳定的货币基金成了解决方案。在基金界排名第九十多位的天弘基金看中了互联网渠道。余额宝诞生。
这次合作，将基金最低投资门槛的100元，降低至1元；突破传统基金的申购赎回规则，做到实时消费支付。对传统基金的颠覆和给用户带来的便利，几天时间，余额宝的用户就突破了百万。天弘基金也一举进入基金行业的头部。同为弱势的双方，抱团改写了货币基金的运行方式，成为一段佳话。
更受命运垂青的是，2013年6月，余额宝推出之际，中国货币市场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钱荒”，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利率急剧飙升。余额宝通过大量投资于协议存款的方式，使得年化收益率一度达到了6%以上。
余额宝的高收益唤醒了民间对于理财的定义，不少人将银行的资金转入余额宝，这很快在中国各大互联网公司引发“共鸣”。此时央行已经发出了40张支付牌照，汇添富、华夏、海富通等基金公司开始寻求和这些具有互联网色彩的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推动了一批“宝宝们”的诞生。微信的理财通、百度的百赚百发相继入局，京东小金库、苏宁零钱宝、网易收益保、新浪微财富等产品紧随其后，亦欲借互联网金融的风暴上前分一杯羹。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不断被拉高，一度达到年化8%。
这显然触碰了传统银行的商业利益。于是，银行系统联手下调了快捷支付的限额，扼住了第三方支付的咽喉。
银行与“宝宝们”的恩怨和纷争达到高点。马云私下逐一拜会了几大行的董事长，支付宝和银行之间的关系才逐渐得到修复。
除了对支付、理财领域的变革外，阿里还推出了芝麻信用分，建立起了一套消费征信体系。这在未来的共享经济“免押金”服务中得到很强的应用。以大数据和征信体系为基础，阿里也不能“免俗”地进入了消费金融和小额贷款领域，推出花呗和借呗，赚得盆满钵满。以上就是逐渐丰满起来的蚂蚁金服，也是互联网金融的典型代表。2019年，蚂蚁金服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独角兽企业，以每秒12万笔的处理速度，超越全球支付巨头VISA。
不断异化的P2P
在另一个极端上，金融创新也确实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被“玩坏”了，比如不断异化的P2P。在不久的将来，规模巨大的P2P暴雷事件，牵扯了亿万家庭。
P2P，即Peer to Peer Lending Platform，出借人和借款人一一对应。这是互联网在广泛应用过程中，民间借贷的线上版，也因此被称为网贷平台。平台发挥信息中介作用，居间撮合，早期因为信用问题，并不被看好，但先创者还是熬过了艰难的萌芽期。到2011年时，已经有10家平台相继成立，中国第一家P2P平台拍拍贷为人所熟知，宜信、红岭创投也位列其中。大洋彼岸的美国，全球知名的P2P平台Lending Club也已经成立。有了先吃螃蟹的示范效应，再加上“宝宝们”的发展带动了人们对于网络理财的重视程度，在互联网金融的风口中，P2P被树立为典型，很快数千家P2P平台成立。仅在2011年至2012年这两年中，就有2 000多家平台上线，平均每天成立3到4家。此后几年增长速度依旧凶猛。银行、风投、国资、民营等各类资本纷纷入场，P2P成了新金融里的头号角色。
P2P平台密集出现，竞争很快白热化。又恰逢互联网思维吹遍神州大地，优化产品体验，不断提高收益率成为P2P的制胜法宝。P2P们的胆子大了起来，优化的内容由表及里，甚至有些魔性。
比如将万元大标拆分成百元小标，降低投资门槛；将两年期借款拆分成八个三月期借款，让短期投资也能享受高利率；引入债权转让机制（产品活期化），提高产品的流动性。又如垫资给借款人放贷，再把贷款转让给出借人，降低借款人的等待时间。有的平台甚至先发几个假标把资金占上，再去寻找借款人或者可以投资的项目，这就是在随后整顿大幕中重点打击的“超级借款人”和“资金池”模式，这些与非法集资、无牌放贷在本质上别无两样。
这显然违背了政策的监管许可。
2016年，以e租宝为首的P2P公司出现了一系列跑路事件，引起了监管层的警觉。很快，政府密集出台了系列网贷平台的管理文件，开启了对P2P的强监管。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限期内强制备案。而这重要的前提是对P2P的界定。文件中再三强调，“网贷平台，就是金融信息中介，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地吸纳存款资金，不得非法集资”。
那些高息允诺，甚至将业务优化过度的网贷平台，自然不能大大方方去备案。一部分平台无奈地选择了转型消费金融、汽车金融、供应链金融等领域。那将更会是一场场脱胎换骨的硬仗。投资者们、出借者们也闻风而动，抽资、挤兑、跑路、暴雷、围攻，在这个曾经高光的行业频繁上演。
2006年，我国出现第一家P2P公司，历经十来年草莽生长，进入合规管理阶段，P2P经历了从萌芽到衰落的典型产业周期，其中不免惨痛的教训和代价。
恶性竞争中，P2P承诺的收益越来越高。在**面前，很多人都忘记了“事出异象必有妖”的常识，还是前赴后继地投入到了P2P的怀抱，当起了出借人，甚至拿出了全部身家。终有一天，泡沫被刺破，人们对P2P的围攻和呼天抢地已无意义。
实际上，P2P仅仅是跟在银行后面，捡着原本被银行风控筛选下来的次级资产而已。因为数据不充足，绝大部分网贷平台识别信息真伪，准确评估贷款人的信用等级并非易事。而事实上，P2P们除了承担信息中介，还扛起了信用中介的大旗。这才是不断放大的风险敞口中随时会被引爆的雷。最为突出的例子，可以说是大学生这个群体了，有些甚至还走向了“肉偿”的恶性事件。互联网大平台，真正能运用大数据手段分得一杯羹都尚且不易，一般的网贷公司更是困难。
于是，一端是优质资产不足，风控不足，征信不足的底色；另一端是从信息中介，到信用中介，再到资金池的不断异化的表象。终于，监管和清理整顿的大幕开启，我国绝大部分网贷平台资金链断裂，在密集暴雷、跑路后，P2P成了历史。
从全球P2P看，曾经首屈一指的美国Lending Club，曾创造IPO后一周内股价连续上涨，市值轻松破百亿美元的佳绩，也不过就是在2013年出现过极其短暂的盈利，之后持续亏损，股价仅剩发行价的1/4。
很多人说，P2P的鼻祖要追溯到20世纪，穆罕默德·尤努斯为孟加拉贫民开创的无抵押小额贷款模式。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它所依赖的正是当时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内部创立的格莱珉（意为“乡村”）分行。单纯承担信息中介，缺乏体系化支撑，缺乏大数据和大资金支撑的网络平台走这条路一定是充满荆棘的。
企业做大，终是金融？
也是在此时，企业做大，终是金融的认知也开始深入实体企业的发展战略中。
我和冯立果博士曾做过一份统计。在中国企联发布的2011年中国企业500强中，有272家企业都参股或者控股了金融业态。在这272家企业中，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等金融企业合计数量仅为22家。这意味着，超过半数的中国非金融大企业要金融加身，发人深思。
是缓解融资难题的有效路径，还是产融结合已经深入中国企业的骨髓？抑或这只是资本对金融高利润的自由选择？每一个都足够有说服力。
或者很多大企业进军这个领域的最初想法，只是希望以金融手段盘活留在账面上的闲置资金。2011年，现金流极度充裕的国酒茅台迎来了新的掌门人袁仁国。也是从此开始，茅台开始了金融布局，准备打造一个横跨贷款、保险、金融租赁和资产管理的金融业务实体，并希望金融成为茅台的第二大业务支柱。
无论是哪一种，金融控股集团都成了流行的公司称谓，而金融牌照也成为各家比拼的焦点，在此后的几年中，产业跨界到金融越来越成为一种时尚。
金控老三家——中信、平安和光大不断革新做强，新的金控企业也跃跃欲试，中国人寿控股广发银行，长城、信达、东方、华融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也在朝全牌照方向努力，这是具有金融基因的金控平台。另外一侧，中航工业、中石油、华能、五矿为代表的央企产业集团，广州越秀、天津泰达为代表的地方融资平台，恒大、复星、万向为代表的民企集团，和腾讯、阿里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等四类产融系金控平台的格局逐步形成。
央企对参与成立或者转型成为金控平台充满热情，未来会有2/3以上的央企陆续开展金融业务，中油资本、国网资本、华能资本、五矿资本均位列其中。
央企金控平台的设立，有利于盘活分散在央企集团内部各处的资金，支撑集团主业转型发展，这是央企做金控的初衷。规模段位和众多中央兄弟集团相比并不突出的中粮资本，因为突出了农业金融的特色，通过粮食银行、订单农业、代储代烘等途径，支持中粮集团做通从田间到餐桌这条产业链，而成为国资委系统的典范，颇受监管层好评。当然大部分央企热衷金融业务都离不开做强做优做大的目标，以贸易起家，中国最大的钢材流通商五矿集团将重新建立起一个新的金融主业，也颇具有典型性。随着未来独立上市，五矿资本金融全牌照的优势，会显著放大。
从国家战略层面，央企布局金融将会是一盘大棋，绝不仅仅是对金融本身高利润的“贪食”，更是“不断增强国有资本控制力和影响力”这一长期任务的重要抓手。几年之后，监管层将转变思路，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步轰轰烈烈地展开，这不仅是将民企灵活的机制引入僵化的国有企业中，国有资本也可以投资民营企业，政府管理层意在通过这种双向混改的实践，来探索混合所有制作为有效发挥两种资本优势的一种有效形式。
另一层面，在持续多年的兼并重组做大做强中，央企数量不断减少。以资本为对象进行管理或者以资本为手段对国民经济命脉和重要产业进行“控制”，于监管层或将是良途。阿里巴巴和腾讯这样的巨无霸平台的出现和发展，国有资本无论是从孕育中的资本支持、收益分红还是“影响力和控制力的发挥”都没有出色的成绩，于监管层多少是一个遗憾。未来的产业大势中，金融资本天生所携带的逐利性没准儿可以冲破体制机制的天花板，培养出一些BAT。
相比而言，民营金控最为神秘。种类众多的业务，错综复杂的股权关系，外人往往难以明白。复星系、海航系、泛海系、万向系、中植系、明天系、杉杉系、宝能系都是手握众多牌照，产业和资本深度融合的金控平台。民营资本系也成为在资本市场上可以和国资匹敌的一股力量。当然它们背后的掌门人也是一群真正的隐形富豪。后来人们也更愿意用“××系”来表达一个公司甚至是一个人的势力范围。
广为人知的海航系，资本运作伴随了海航自诞生以来的全部成长历程。流传的故事是，海航创立之初，创始人陈峰在启动资金仅有1 000万元的情况下，硬是说服银行给刚刚诞生的海南航空贷款，而担保对象就是还没有买到手的飞机，然后海航再把手中的飞机抵押给银行购买第二架飞机，就这样不断再抵押购买更多的飞机，海航巧妙地利用资产杠杆获得了快速发展。
海航的疯狂扩张是从2003年开始的。彼时因为“非典”，航旅业务受到重创后，海航开始了多元化的战略布局，用并购的方式开始了迅速扩张。一路“买买买”中，海航总资产一路飙升，达到万亿元规模，一度闯进世界500强。通过多年令人眼花缭乱的国际并购，海航的业务遍布航空、地产、酒店、商品零售、旅游、金融、物流、船舶制造、生态科技各个领域，海航也成为一个让外界越来越看不懂的公司。海航集团董事长陈峰将此解释为“货通天下”。
海航创造出来的金融体系、资本市场工具，则为其一路扩张提供了支撑和服务。在进军金融领域之初，海航就拿下了非常珍贵的金融租赁牌照。这为此时还处于航空重资产阶段的海航在业务扩张中提供了强大的支持。而后在保险、信托、券商和银行领域的布局，让海航有了全面扩张的底气。与此同时，高负债自然也成为打破海航“借贷—并购—再借贷—再进行更大的并购”这一循环的最大变量，一旦宏观经济和企业经营有风吹草动，上面的循环模式将随之崩塌。
追求产业整合者的复星系，直接和间接控股的公司已超过了100家，投资范围涉及生物制药、房地产、信息产业、商贸流通、金融、钢铁、证券、银行、汽车等领域。
明天系和安邦系相对神秘，隐藏的力量令人惊叹。
根据新财富统计，高峰时期“明天系”控参股44家金融公司，涉足银行、保险、信托、证券、基金、租赁、期货等，覆盖了金融业全部牌照，其控参股的金融机构资产规模高达3万亿元。
安邦系，东窗事发，爆出来的诸多细节令人瞠目。根据公诉人在法庭上的介绍，安邦集团共有6名个人投资者，用5.6亿元的资金，以虚假出资、循环出资投资于49家，号称总注册资本达到24亿元的企业，再以“蛇吞象”的资本游戏，撬动对安邦98%的股权、600多亿元的注册资金和超过19 000亿元的资产。“安邦事件”所暴露出的金融乱象，将金控关联交易风险推到众人面前。金控公司组织结构上的复杂性使得关联交易隐蔽性增强，投资者、债权人，甚至控股公司最高管理层都难以清楚了解公司内部各个成员之间的授权关系和管理责任，对公司的整体风险的判断和衡量很多时候存在缺失。
多年后，金控领域也面临了强监管。央行甚至从注册源头上开始实行禁入，明确表示，未经人民银行批准不得注册金融控股公司，不得使用“金融控股”“金控”“金融集团”等字样。
金融的创新和监管平衡
金融机构的核心功能是将社会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中介。2011年前后，我国从储蓄到投资，从居民到企业，都面临着新的变化。这在根本上推动了金融业态的革命和创新。
2011年，我国人均GDP达到5 400美元，步入世界银行划分的中等偏上收入行列。居民已不满足于固定的低储蓄收益，大量的高净值人群积极寻求多元化资产配置，这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甚至是P2P的非理性繁荣。企业端，还未走出金融危机阴霾的制造业极度缺钱，另一侧的金融业高利润又极具有**力，自我救赎、逐利**相互夹杂在一起推动着实业企业走向金控平台。而对传统银行而言，除了面对舆论的压力，还有想“革命”的“宝宝们”带来的业务分流竞争，以及不久之后拿到牌照的10余家民营银行开启的新经验和新做法。
这一切，都让金融业面临着重大革新和转折。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血液，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举足轻重，在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中的占比更是高达15%左右。金融稳定也是一个国家经济稳定的最后一道防线，1997年触目惊心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并不久远的2008年次贷危机，大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社会经济萧条，一些国家甚至政权不稳。这都在告诉我们，金融稳定和金融监管的重要性。而这似乎与金融创新所内含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不相融。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之间旧的平衡在打破，在新的平衡构建中，金融业也正在不断发展、进步。
(1) 2018年4月27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联合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被业界称为“资管新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