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1894年夏天，我在肖托夸参加了美国聋人口语教育促进会举行的会议。会议安排我去纽约的赖特哈马逊聋人学校学习，于是1894年10月，我在苏利文小姐的陪同下去了那里。专门挑选这座学校，是为了让我获得最先进的声音文化和唇读训练。除了这些科目之外，我在那里的两年中，也学习了算术、自然地理、法语和德语。

我的德语老师里米小姐会使用手触字母，在我掌握少量词汇后，我们只要有机会，就会用德语交谈。几个月后，我就几乎能听懂她所说的每一件事。第一学年结束之前，我就已经能怀着极大的喜悦阅读《威廉·退尔》(1)。事实上，我认为我在德语上取得的进步比其他所有科目都大。我认为法语要难得多，我的法语老师奥利维耶夫人不会手触字母，她的责任是用口语授课。我无法轻易读懂她的唇语，所以进步就比德语慢得多。不过我设法又读了一遍《屈打成医》，书非常有趣，只是我对它的喜欢比不上《威廉·退尔》。

我在唇读和讲话方面取得的进步不如老师们和我自己的预期。我的理想是能和其他人一样讲话，老师们认为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尽管我们按照计划付出了努力，却没能达成目标。我想是因为我们把目标定得太高，所以失望在所难免。我依然认为算术就像一系列陷阱，只肯在“猜测”的危险边缘徘徊，不肯走下推理的宽阔山谷，给自己和他人带来无限麻烦。当我不想猜的时候，我就直接跳到结论那一步，这个缺点，再加上我的迟钝，更增加了我的困难，而这原本既不正确，也无必要。

尽管种种失望有时会让我感到非常沮丧，但并不能消减我对其他科目，尤其是自然地理的兴趣。学习大自然的奥秘令人愉悦，比如用《旧约》一般生动的语言，描述风是如何从四个方向吹来、蒸汽如何从大地的尽头蒸腾而上、河流如何被岩石截断、山峦如何倾覆，人类又是通过怎样的方法战胜比他自身强大得多的力量。在纽约的两年我过得很快乐，现在回头看去，我依然发自内心地感到愉悦。

我尤其记得每天我们所有人都会一起去中央公园散步，那里是这座城市中唯一与我意气相投的地方。在这座庞大的公园中，我从来都不会感到丝毫的不快。我喜欢每次进入公园，别人向我描述的场景；它的每个方面都是美丽的，而它的层次又非常丰富，所以我在纽约的九个月中，它每天都有不同的美。

春天，我们游览了一些风景名胜。我们在哈德逊河上扬帆，在它青翠的河堤上漫步，那里是布莱恩特(2)喜欢歌颂的地方。我喜欢河边岩壁原始的野性之美。我还去了西点军校，参观了华盛顿·欧文故居塔里墩镇，在那里步行穿越了“睡谷”。

赖特哈马逊学校的老师们总在思考，怎样才能为学生们创造听力正常的孩子们所享有的条件——如果是小一些的孩子，怎样才能充分调动他们为数不多的爱好，充分利用他们的消极记忆——引导他们走出狭小的生活环境。

在我即将离开纽约的时候，原本晴朗的天空却被悲伤的阴云所遮蔽，除父亲去世之外，我从未感受过那样深刻的悲恸。1896年，波士顿的约翰·P.斯波尔丁先生去世了。只有最了解他、最爱他的人才能体会，他的友谊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对苏利文小姐和我最是和善温柔，他会用优雅而谦逊的方式逗每一个人开心。只要想到他的慈爱，知道他在关注我们的情况，哪怕有再多的困难，我们也不会灰心。他的离去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了一个永远也无法填补的空缺。

(1)　《威廉·退尔》（Wilhelm Tell）：德国作家弗里德里希·席勒　（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于1803—1804年创作的一部戏剧。

(2)　布莱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 1794—1878）：美国新闻记者和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