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岩波先生新作《地下交通站》

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的《地下交通站》，是著名作家岩波先生的第十三部长篇小说。

看着书名，第一次对岩波作家的小说未读先疑——第一，小说离不开人物，人物离不开性格，从事地下工作的人物应该是多面性格，或者是在他的行为表现中要带有“演员角色”的成分。这样复杂、多元的人物性格，你该怎样表现呀？第二，建国以后，反映中国共产党员战斗在敌人心脏忍辱负重出生入死的文学作品已经各领**，近几年的“谍剧”也被影视明星们饰演的出神入化，你怎么能再创新、突破？第三，华北是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之一，抗日故事和英雄的原型，被前辈作家们挖掘、表现的差不多了，你还能有“米”做“炊”么？

如果说，以上这些疑问是一团迷雾，那么，拜读的过程，就是迷雾逐渐消散的过程。

开卷，从“题记”领悟到作家的创作初衷。题记引用了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合力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由于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实。”作家就向读者表明了“尊重那段历史事实”的创作初衷。

《地下交通站》描述的是天津及其华北民众在国难当头时抗击日本侵略者、不当亡国奴的共同理念和行动，既有国、共两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浴血奋战及其地下工作者深入敌穴的里应外合，也有普通百姓以不同的方式支持抗战，还有伪政、伪警人员的良心驱使，还有青红帮、下九流之辈的血统使然。更值得点赞的是，直书国民党正面抗战及其城市隐蔽战线的历史事实，是以往文学作品笔锋不曾触及的。所以《地下交通站》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合力抗战的客观真实写照，作家担当了“小说还原历史”的大任。读者仿佛倾听一位亲历者娓娓道来，在倾听的过程中了解了津门社会各界民众凡是中国人的共同良心、抗战到底的决心，尤其是当时大学生们，不管属于哪个党派，都发挥年轻、知识的双重优势，融入全民抗战的洪流中，同仇敌忾，奉献出聪明才智乃至生命。

读到接近尾声，迷雾散尽，感慨澎湃。此《地下交通站》非以往的地下交通站。以往的以抗战为题材的反映我党地下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可歌可泣故事的小说，都是共产党员在党组织严密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敌我阵线分明，非红即黑，即便是那些表面上应付日、伪而实际上为抗日奔走的“红心白萝卜”，读者也一目了然。岩波先生的《地下交通站》不然，当是第一部描写、歌颂中国各界全民抗战、各界都有抗战故事的小说。这是岩波先生对自己创作生涯的突破，是同类题材小说的创新发展。作家通过《地下交通站》，对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从日寇入侵中国以及中国人民抗战的“历史事实”做出了还原、恢复。起初有包括党派、团体、个人的“许多单个的意志”，不同党派根据自己的意志做出对抗战局势的分析、前途的判断、方针政策策略的选择以及践行，在抗战的进程中大浪淘沙，“历史结果”归属于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

《地下交通站》即是岩波先生对自己创作生涯的突破，再一次脱颖，又是在本世纪初创作同类题材小说的标新，一个新亮点。

一、《地下交通站》突破和标新的表现，在于“新角度”的选取。从三个角度可以印证。

一个角度是没有以往文学作品那样把日寇的烧杀抢掠重笔浓墨，而是将日寇以“顾问”的身份对天津（实际是日本“以华制华”的总方针）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的全面渗透、干预乃至控制，目标就是实现他们的侵略目的，在“大东亚共荣”的幌子下征服亚洲。侵略者的这种手段，比三光政策亡我之国更危险。

另一个角度是挖掘了在日方以“顾问”名义下控制的官居天津各界人物在抗日问题上的立场、态度和行为，他们在乱世求生存，有些行为可能有悖常理，但上升到人性层面，他们尚有国人的良知，人之初的本善。《地下交通站》以文学形式印证了一个世界性的理论真理，即当民族矛盾上升的时候，阶级矛盾相应下降。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打败日本侵略者。

再一个角度是普通民众对日本侵略行径的态度。他们起初未曾有什么“组织”领导，也没接受过什么理论性的教育，但在他们与生俱来的或者潜移默化中形成的“家”、“国”理念，也就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信仰，国难当头辨忠奸，我以我血写轩辕，表现出民族大义，展现了炎黄风骨。其中精英以后或加入国民党坚持抗战，或与代表中国革命进程主流方向的中国共产党靠拢在一起，与全国人民一道迎接抗战胜利，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也印证了一个历史事实——一百多年来多少西方列强妄图侵占中国都没有成功，何来？那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独立于世界之林的决心、能力和不畏列强、不怕牺牲的民族精神。

岩波先生虽然在“后记”中说，《地下交通站》“不是纪实文学”，但是笔者认为，他由于哲学硕士专业的优势，丰富的阅历，熟悉中华古今历史，也由于他为人民群众代言的作家高度的责任感，才容易被主人公原型感动下迸发出创作灵感和动力。为此，他又翻阅了全部天津地方志史，把原始的第一手材料输入大脑加工产，进行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判断推理，用“心”创作了这部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文学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