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忠诚与“皇族内阁”

清廷的改革，不论是行政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无疑都会有不能逾越的政治底线，他们的这些改革都是为了修正旧体制，改变旧体制中不合乎社会需要的东西。但改革从来不意味着统治者从权力体系中自动退出，更不意味着满洲贵族、皇族放弃对大清国的所有权，保中国不大清始终是满洲贵族和皇族的心头之患，任何有可能伤害他们权力的改革，自然不会被接受。

我们后来者在总结清廷最终失败教训时，一般喜欢指责清廷在最后时刻不知让权不知权力共享，特别是满洲贵族、皇族到了最后时刻依然斤斤计较反复折腾。假设这些皇族、贵族在改革中不是加强对权力的控制而是逐渐减弱对权力的控制，君主立宪或许应该像九年规划或后来调整的五年规划那样顺利实现。

历史当然不能假设，而且这个善良假设也有不合情理的地方。大清国就是这些皇族和贵族一起打下来的，现在改革了，要君主立宪了，原本就是要让大清国更加好，凭什么要让他们这些达官显贵皇亲国戚退出政治？而且，既然在预备立宪时就要实现满汉平权，既然立宪了，除了皇室，再也不存在什么皇亲国戚皇族贵族，那么他们这些政治舞台上已经站了位子的人为什么不能一如既往继续站下去？至少这是一个既成事实，何况在过去几年时间里，他们这些皇族贵族在预备立宪运动中也是中流砥柱改革先锋。

还有一个重要事实是，在预备立宪几年过程中，以袁世凯为代表的那些庶族出身尤其是汉大臣也确实毫不掩饰对权力分享的高度觊觎。1906年关于军机处存废等问题的一系列争论，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满汉之间或许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庶族出身的汉大臣愈是表现出对权力的急切与渴望，愈使这些皇族贵族心里不踏实，愈觉得这些汉臣居心叵测，好像政治改革本身就是一个阴谋。这种情形在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在世时当然问题不大，皇太后几十年与汉大臣打交道的经验和光绪帝亲政以来的经历，使他们有办法让这些庶族出身的汉大臣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所以能够在1908年达成君主权力至上的改革共识，能够宣布那个后来引起争议而当时却获得大家一致认同的《钦定宪法大纲》。

然而到了1908年之后，光绪帝不在了，强势的皇太后也不在了，强势的权力中心被弱势的摄政王监国载沣和隆裕皇太后组合所取代，不论是汉大臣还是满洲贵族还是皇族，似乎都对这个变化缺乏心理准备和调适，特别是稍后的外部危机尤其是日俄不断在东三省挑起的外交危机，使满洲贵族和皇族在对权力的看法上产生了严重错觉。换言之，如果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继续执掌政权，满洲贵族和皇族心里可能比较踏实。对于摄政王，他们好像心里并不是太踏实，总觉得自己有责任出来协助渡过危机。所以在摄政王接收权力之后第一步，这些满洲贵族为了防止汉大臣利用机会攫取更大权力，首先找到一个机会和借口，将袁世凯开缺。在随后的改革中，有意无意让满洲人加强了对军权对中央权力的垄断，皇族中的载涛、载洵在政治上逐渐进步，获得重用。这一方面说明摄政王在政治上的信心越来越弱，不似前朝那样重视汉臣重用汉臣了；另一方面必然使汉臣尤其是那些逐渐失去权力的汉臣，在头脑深处生出一种反叛意识，至少不像先前那样忠心耿耿了。君为臣纲，原本就是一个相对的关系，君爱臣，才能让臣爱君。既然皇权中心不再像前朝那样信任这些庶族了，那又怎能指望这些汉臣继续效忠呢？先前早已消失的满汉官僚阶层的心结，在1908年之后突然明显了，皇族、满洲贵族逐渐上位，占领一个又一个权力要冲，而汉大臣则随着袁世凯出局逐渐受到冷落。154

如果从政治忠诚度来说，满洲贵族和皇族无疑对体制更加忠诚，他们所鼓吹的变革，所期待的君主立宪，一定是改善满洲贵族对中国的统治，而不是取消或者削弱满洲人对中国的统治。这是一个根本原则问题。庶族汉臣对于中国未来肯定没有满洲贵族和皇族的这些忧虑，无论这些汉臣比如袁世凯对大清国的政治体制多忠诚，多么坚持君主立宪既定立场，但在他们思想深处，一定是想着国家好，只要中国好，就是大清国好；只要大清国好，就是皇上好。至于满洲贵族，大约真的不在汉臣或那些立宪党人思考范围中。

从真正意义的君主立宪说，这些想法是对的。君主立宪的实现，就是皇室之外的皇族、贵族退出政治。于是，这就发生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冲突，任何朝着君主立宪原则走去的变革，在满洲贵族和皇族看来，都是对他们既得利益的剥夺。所以到了关键时候，到了将要进入君主立宪新时代的时候，清廷宣布成立第一届责任内阁，十三名内阁成员中竟然有九名不是来自皇族，就是来自满洲贵族，这就在预料之中了。这就是满洲贵族、皇族对自家之外的人不信任。在他们的概念中，对体制最忠诚的人，一定还是自己的子孙。